最近一些年，越来越多的私人基金会投资于改变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性别平等运动也开始为文化层面的努力提供资金，以改变那些从根本上剥夺女性权力的基本观念。
如本文所言，“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改变这项剥夺女性人权和尊严的操作系统。这种改变必须从文化的深层入手，通过投资于布局良好的改革推动者网络，从外部获得谨慎且战略性的慈善资助。”
作者呼吁，私人慈善事业可以在扭转性别与文化层面的观念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支持基层妇女权利组织网络和建立对话式的反思项目，逐步打破性别规范，并支持本土社会创新者网络来进行社会规范的变革性工作。
议题编辑：刘新童学术顾问：韩铃作者：艾米莉·尼尔森·琼斯、穆辛比·卡尼奥罗译者：曾欣校对：齐菁博
如今，当慈善家和营利性投资者在寻找社会变革的机会时，都喜欢使用性别视角来资助社会变革。当我和丈夫（作者Emily）在2009年成立我们的基金会——Imago Dei基金时，我立刻就被为妇女和女孩赋权的理念所吸引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一场改变慈善事业面貌的强劲运动。在设定新一轮全球性别目标的风口浪尖上，我们不禁想问：在“性别平等是全球进步关键”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的今天，性别平等运动将何去何从？答案在于要超越那些单纯的赔偿金、减缓行动、甚至某些女性赋权相关的方案。不是说这些方案不需要，而是说我们要更直接地资助文化引导工作，重新审视并改变那些根本上剥夺女性权力的基本观念。在我们看来，私人慈善事业为本土变革推动者网络提供战略性的支持，并在帮助其创造更深层次的性别规范转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将这种类型的工作称为 “观念性的社会创新”（belief-based social innovation）。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迄今为止全球在性别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变革的障碍，以及慈善家试图从根本上扭转有害性别规范的三条颇具前景的道路。从全球范围来看，2015年是评估我们在实现与性别有关的主要发展目标上取得进展的重要一年。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获得通过，这是189个国家的政府为制定明确和可实现的性别基准目标而制定的全球综合路线图。2015年也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领导下，于9月份举行会议，通过了以八项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为基础的一系列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千年发展目标一样，全球性别基准也将贯穿于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开幕式上说：“女性群体茁壮发展了，我们全人类都将得到发展。”这标志着自1995年《北京宣言》发表以来的二十年的进步。但是，纪念周年的报告上显示，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理想，甚至呈现出了一幅暗淡的景象，即进展有限且不平衡，秘书长将其概括为 "缓慢得令人无法接受"。最令人震惊的指标显示，尽管私人和公共部门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但在过去20年里,全球性别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三名妇女中就有一名妇女受到暴力侵害）。虽然性别暴力事件的概率只是一个指标，但它在其他方面的进展停滞不前，也证明了影响性别范式转变的难度。相比于帮助女性开立储蓄帐户或申请小额贷款，关了门后屋内的家庭状况更难改变。性别暴力只是男女之间权力对抗的一个动态结果，它植根于传统规范、观念和习俗，而这些传统规范、观念和习俗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中的角色、谁做决定、谁拥有和控制家庭资产、如何抚养子女、谁的舒适度和福祉被优先考虑，最重要的是，谁拥有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仍然被其文化和宗教视为不具备基本人权的人来说，赋权项目如何才能增强他（她）们的能力，让他（她）们平等地参与到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是 "房间里的大象"，无论是在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宗教机构，还是在家庭的庇护所内，都是如此。倘若我们要真正扭转全球性别不平等局面，慈善家们就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答案就是：在尊重其他文化和宗教主权的同时，想办法战略性地资助和增强基层变革者的能力，让他们在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下，去努力改变有害的性别观念和规范。尽管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但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和非政府组织正在试图寻找在文化上合适的，且具有变革性的方式，来改变阻挡人道主义进步的社会观念和规范。当前，有一批先驱者与全球观念和发展息息相关，包括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the Berkeley Center for Religion, Peace, & World Affairs）、基督徒支持圣经性平等（ Christians for Biblical Equality）、伊斯兰国际援助组织（ Islamic Relief Worldwide）等。
2015年的斯科尔社会企业世界论坛（Skoll World Forum）是一个面向社会企业家及其资助者的全球聚会。去年春天，斯科尔社会企业世界论坛以“观念”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在开幕式上，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向与会者表示，我们人类创造传统的能力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创造传统。她问道："在我们的集体观念中，有什么需要改变，有什么是永恒的、要继续传承的？”这些例子似乎有很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2001至2007年对67个国家中对家庭暴力的态度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大约有一半的女性受访者认为，在家庭中暴力行为是合理的，这样可以增强丈夫在家中的权威地位。在约旦，这一比例高达90%。在几内亚，年龄在15至45岁之间的女性中有85.6％的人认为，她们的丈夫在某些情况下动手是合理的。在尼泊尔，88%的男子和80%的女性表示，丈夫殴打妻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他主掌家庭的一部分。我（Emily）在柬埔寨参加的一次关于家庭暴力的小组会议上，一位女士说：“在柬埔寨这里，男人被视为‘一家之主’。所以，如果他不喜欢妻子打扫屋子或者烧饭的方式，他就有资格打她。”而我在南非遇到的一位老师邦圭·西巴伊（Bongiwe Sibayi）告诉我：“即使是年轻男孩也觉得他们有权利让女孩子为他们服务，叫她们把地上的烂摊子打扫干净，或者去打水”。在世界各地，我们从女性权利倡导者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说法：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女孩无权自己决定何时开始性生活的传统。性是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而不是她们自愿去做的事。一些全球发展组织，如Tostan、Beyond Border的SASA项目和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等，正在致力于改变这些有害的性别规范，因为它们并没有把女性视为拥有内在力量和权力的完整个体。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通过一个名为“性别希望之路”（Channels of Hope for Gender, COHG）的计划，正在影响家庭和社区中的角色定义过程，并帮助男性和女性树立新的规范。一位刚参加COHG的男士问道：“但是，如果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难道我的角色不就是管教他们吗？” 他参加了一次开放性的讨论，这也是该计划的第一步，旨在为男女双方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敞开心扉，了解应该如何对待对方。一位参加SASA社区对话的参与者说，因为这场围绕性别角色和规范的社区对话，他不再看到男人在社区中公开打老婆。并且，当人们听到一些像是关上家门使用暴力的声音时，已经开始会进行干预。这种毫不掩饰的公开交流，是实现真正变革的第一步。因为如果你不能谈论事情的现状，你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参与了一年的COHG谈话之后，这位男士说："在我参与COHG之前，我曾经把妻子当做我的奴隶一样对待，没有意识到打她是不对的。现在，我们一起做决定，一起分担家务活。"宏观上的变化是在无数个体心灵里的微观世界中发生的。我们无法快进人类变革的缓慢过程。资助这种类型的社会变革是具有相当大挑战性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有一些资助载体正在做这件事，而且有很大的推广潜力。资助者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支持各组织转变过时的性别观念和规范：
1 资助 "摇铃人"——基层妇女权利组织网络的先驱即便在最重男轻女的地方，也有基层女性组织领导着自己的女性运动。许多组织都是由充满激情、勇敢的女性开创的新兴组织，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倡导男女平等和女性安全。每一场社会运动都有它的“摇铃人”来唤醒人们对问题的关注。想想19世纪美国的改革家，比如说索杰娜·特鲁斯（Sojourner Truth）、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她们都为废除奴隶制和女性选举权而斗争。要找到并资助这样的组织绝非易事，但是人们可以向女性资助组织捐款，比如全球妇女基金（GFW），该组织向世界各地的女性权利团体提供赠款和技术援助。要了解全球妇女基金（GFW）有关改变有害的性别规范的方法，就应该见见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Immaculee。她说：“在刚果，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危机——虽然这是非法的，但在学校里打人是很常见的。这些殴打行为非常严重，最近有一名中学生被老师殴打致死。我正在开展一项由全球妇女基金资助的反对校园暴力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被强暴的年轻女孩。这些女孩被胁迫与老师发生性关系，否则就不能留在学校或者不能继续上课。除此之外，老师还会用暴力逼迫女孩子发生关系。当她们真的屈服于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对她们不理不睬，或者把女孩踢出教室以免被抓到。这些女孩中有很多都是被自己的老师弄得怀孕了。尽管她们自己也是孩子，却因为这些强奸而被迫离开学校，生下孩子。她们的家人往往会觉得丢脸而抛弃她们，因此她们不能获得任何支持，容易遭受到更多的虐待或强暴。”
2资助“性别平等主流人士”，以对话为基础的反思性项目，让宗教领袖参与社区主导的性别实践变革宗教往往是一系列有害的性别习俗的社会许可，这些习俗使女性遭受压迫。然而，宗教信仰也蕴藏着支持人类平等和致力于实现人人共享权利的种子。已经成立25年的组织Tostan（在西非沃洛夫语中意为“突破”）借鉴了20世纪初中国人制止少女缠足的改革模式，并将其改编为禁止塞内加尔切割女性生殖器（Female Genital Cutting , FGC）的做法。这一进程涉及到社区对话，它将社区内所有成员召集在一起，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进程中。这产生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变化，比如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已经作为一项社会性运动在许多社区中都被广泛接受。在塞内加尔，穆斯林伊玛目在正式确认这一全社会范围内的承诺，以及其在彻底摒弃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做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COHG采取的是一种与Tostan非常相似的模式，即，使宗教领袖及其配偶参与到关于性别、权力和信仰的安全性与改革性对话当中。这个项目首先是与社区领袖（通常是牧师）进行为期四天的引导性静修会，让参与者深入了解他们自己现存的性别规范，这往往会涉及到他们的童年的经历，比如看着母亲经常被殴打，以及婚姻中严重的权力失衡等，并使他们从这些方面进行反思和得到治愈。当这些领袖们在自己的家中、礼拜场所和多个社会部门进行讨论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扩展到更大的社区。该计划在持续的四年内普及到了整个社区，它采用的是一种充满恩典的、以对话为基本的方法，通过更深入、更开放地研究宗教典籍来转变人们的态度，从而揭示平等主义的讯息。在慈善家的帮助下，世界展望会正在将COHG的规模扩大到90多个国家办事处。
3资助“体制颠覆者”，即本土社会创新者网络，他们正在创办新企业或为现有组织灌输男女共同领导的道德规范Inspired Individuals是一个为受信仰启发的社会企业家提供支持的全球网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致力于进行围绕性别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态度方面的改革。多米尼克·米索洛（Domnic Misolo）就是其中一位社会企业家。他是一位英国国教牧师，现在转变为性别问题活动家，专门帮助牧师们阅读圣经，将婚姻观由重男轻女转变为伴侣关系。他说：“我是一个一夫多妻制家庭的第二个孩子。我的父亲有三个妻子，我的母亲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小时候，我看着她像个孩子一样遭到殴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以为男女不平等。然而，我在神学院学习期间读的一本学术期刊让我大开眼界。它让我明白了如何阅读圣经中更深层的信息，即男女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米索洛接着创办了一个名为Ekklesia性别教育基金会的组织，他称其为“上帝对我的呼唤”。他所做的是由西方主导的大型非政府组织（NGO）做不到的事情：铲除了几个世纪以来将女性归为被奴役者的传统观念。另一位颠覆者是康勒·威尔伯特（Consoler Wilbert），她也是Inspired Individuals的研究员。她在坦桑尼亚农村长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女孩，到了青春期时，她被卖掉从事性活动，并被多个男人剥削。社会性别规范把她塑造为一个低人一等的（less than human）、来自少数民族部落的贫穷女孩。但是在她人生的低谷期，她内心的声音使她想起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激励她摆脱这些社会规范，并采取行动来改变它们。威尔伯特创办了一个名为 “新希望女孩”（New Hope for Girls）的项目，来服务像她自己这样的女孩，现在她在教会社区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威尔伯特说：“因为我所创办和管理的组织做得很好，教会里的人现在都让我参加领导会议。但也正因此，我被视为异端，这太过分了，这让我不得不持续表达自己的想法、持续地发声。尽管我身边的男人还指望我去端酒水，并经常警告我关于‘恶鬼’（jezebel spirit）的危险性，也就是在人们看来太过霸道的女人。这让我很苦恼，但我仅仅是顺其自然，之后这些话他们就说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发现我能把事情办好。"像米索洛和威尔伯特这样的改革推动者遍布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组织（NGO）中，同时也存在在那些为其能力和影响力提供支持的网络当中。他们从有害性别习俗的残骸中崛起，下定决心不仅要减轻这种性别不平等之下的痛苦，而且要改变那种认可男女之间权力失衡，并使之正常化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他们在民间社会的各个机构中，通过非常实际而具体的方式来开展这项工作。因为他们了解并热爱自己的文化，所以敢于改变它。他们正在做的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做不了的事情——从内而外地破坏规范，实现性别平等，并在基层掀起变革的涟漪，而这些涟漪对于任何宏观层面的变革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便是最好的努力了。慈善家们轻手轻脚地踏入这个社会规范不断变化的文化和宗教敏感地带是有原因的。作为局外人，我们的工作不是试图进来改变别人的文化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帮助社区“带来希望与变化”的伙伴，那就有办法谨慎而又有意地支持本土改革者进行这项长期、缓慢的变革性工作。没错，我们仍然需要资助被性别犯罪侵害的女性，向她们提供基本的援助和救济。同样，我们还需要继续资助赋权计划来帮助她们。然而，即使有了最有效的赋权方案，如果规则不改变，女性也无法在这场权利争夺赛中获胜。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改变这项剥夺女性人权和尊严的操作系统。这种改变必须从文化的深层入手，通过投资于布局良好的改革推动者网络，从外部获得谨慎且战略性的慈善资助。私人慈善事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引起人们对这类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小型基金会可以介入其中，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大型机构并肩合作，支持这些“摇铃者”、主流人士和体制颠覆者。任何非政府组织，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纳入基于对话的反思性方案，促进对性别规范进行评估的变革进程。但是，这需要长期的资本投入，以及将无形的想法和更多的问题联系起来的技巧。值得庆幸的是，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社会创新者在崛起，他们正在致力于改变导致贫穷、不公正和暴力的恶性循环的性别观念。随着2015年后的全球基准评估的到来，让我们寻找新的灵感，调动私人慈善事业中的所有资产，投资于转变那些阻碍全球进步的、顽固却又易变的观念和规范。让我们各尽其责，让两性平等成为人们思考、行动和资助的现实方式。
原文首发于2015年12月8日；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网站；
原标题：Belief-based social innovation：Gender-Lens Next Frontier；
作者简介：艾米莉·尼尔森·琼斯（Emily Nielsen Jones）是Imago Dei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该基金致力于在世界各地促进人类平等、正义与和平。她也是 妇女行动基金会、妇女捐助者网络、“大爆炸”慈善组织和新英格兰国际捐助者网络的成员；
穆辛比·卡尼奥罗（Musimbi Kanyoro）博士是全球妇女基金会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该基金是最大的公开支持的捐赠基金会，投资于妇女领导的组织以促进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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