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利益的公平分配
导读
Foreword
承诺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初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引起社会问题。对科技行业的一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创始人的过激个性和可疑行为上，另一些则在强调算法和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我在硅谷一家成功的初创公司里工作了19个月，这家公司我称之为AllDone（“全部完成”）。在这里我没有发现有毒的领导者或疯狂运行的算法。相反，我近距离观察了风险投资人是如何设定美国乃至全球的技术创新议程的。
在AllDone，我观察到迫切希望大幅提高初创公司估值的风险投资公司是如何推动这些公司开展不停歇的测试以尽快提高估值的现象。持续不断的变化造成了组织问题，管理者们通过算法系统与拉斯维加斯和菲律宾的低薪工人来解决这些问题。
该公司92%的员工是由这些不在场的独立承包商组成的，由于他们的报酬不包括股票期权，因此无法分享因他们的贡献所创造出的财富。与此同时，软件工程师在决定哪些创新和想法值得追求或忽略时，都会明确考虑到投资者对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偏好。因此，许多依赖AllDone软件的用户发现，随着公司为了满足风险投资人的期望而从一种商业模式“转向”另一种商业模式时，他们的生计就会受到威胁。
这段经历让我对如何重组创新，使其产生的收益得到更加广泛的分配产生了好奇。以下节选自我的新书《创业背后：风险投资如何塑造工作、创新和不平等》（Behind the Startup: How Venture Capital Shapes Work, Innovation, and Inequality），描述了如何遏制风险投资的影响，并为其他融资模式留出空间。这不是要扼杀创新，而是要为其他人留出空间，让他们对技术的未来拥有发言权。
——本杰明·谢斯塔科夫斯基
技术、组织和制度都是人类的创造。当前这个技术变革的时代促使我们展望不确定的未来，并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团结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新技术带来的危害，同时更广泛地分享它们带来的益处。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问题，它还包含了我们如何在经济结构中进行创新等更广泛的问题。
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促使企业进行不懈的创新，以迅速提升企业的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尽管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和上市公司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关注活跃在科技行业较小利基市场的各种资本可以让我们看到技术发展的其他模式和政治运作。
在社会层面，是时候丰富我们的创新投资组合，并寻找更好的方式来投资我们的未来。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简要调查表明，还有其他为创新提供资金的方式有可能为工人和社会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还能确保由遍布全球的创新人才网络创造的大部分收益不会被一小撮经济精英所垄断。私营科技公司、非营利公司和平台合作社等实体可以在支持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更广泛地分配通过创新带来的收益。
在线公告板craigslist由私人所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部投资。正如传播学者杰莎·林格尔（Jessa Lingel）所言，“craigslist违背了许多关于如何成为一家成功的科技公司的最基本假设”。自1995年推出craigslist以来，创始人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和首席执行官吉姆·巴克马斯特（Jim Buckmaster）很少改变网站的用户界面或政策。两人以林格尔所说的“最低利润政策”经营网站，向某些（可能是较富裕的）用户收取少量信息发布费用（如某些城市的房地产广告或招聘信息），但除此之外，他们一直保持着保守的增长轨迹。与其他在其出现后数年内建立起来的流行平台不同，craigslist一直避免为提高参与度而不断对其服务进行测试，也从不发布广告或收集用户信息并将其出售给广告商和数据代理商。
craigslist的案例表明，当私营科技公司面临的来自外部的利润最大化的压力较小，则不太可能不断更新其系统并实施损害员工和用户福祉的做法。因此，craigslist的持续存在和生命力表明，避开风险投资的创业者有可能建立成功的科技公司，在追求利润与公共服务精神之间取得平衡。然而，支持craigslist最初发展起来的那个生态系统——在科技巨头主导当今互联网之前，部分是通过收购和复制竞争对手的产品——对于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私营公司来说，是一个更为友好的环境。如果我们在等待仁慈的创始人带来更好的科技生态系统，那我们可能要等很久。
非营利平台可以为那些希望将用户福祉置于投资者利益之上的企业家提供另一种模式。Amara是一个于2011年推出的非营利翻译和视频字幕平台。其Amara On Demand服务允许客户向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支付翻译和字幕费用。由于摆脱了利润最大化的束缚，Amara支付的工资高于许多营利性数字劳动力平台（美国有经验工人的时薪约为15美元）。与亚马逊的Mechanical Turk等流行平台不同的是，Amara On Demand允许工作人员相互交流并就项目进行合作。
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是风险投资商业模式的另一种选择。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不是由外部投资者、董事会和高管管理，而是由依靠其赚取收入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和经营。Up & Go是平台合作社的一个例子，它允许纽约市的客户订购家庭保洁服务。Up & Go是在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下成立的，该组织帮助一家现有的线下合作社企业建立了数字预订界面，以便与像Handy这样获得风险投资的保洁服务平台竞争。通过Up&Go平台产生的收入中，95%都支付给了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几乎都是从拉丁美洲移民到美国的女性；其余5%则用于支持该应用的运营。劳动者们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22.25美元，比当地平均水平高出约5美元。由于平台合作社对劳动者而非投资者负责，它们更有可能以稳定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方式进行创新。但平台合作社也面临着挑战，许多这类企业很难找到启动平台的初始资金，也很难在强势的老牌企业主导的市场中吸引客户。
上述每种模式——私有制、非营利组织和平台合作社——在改变科技行业的潜力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可能减少创业者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从而减少外部对企业的控制。由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公司旨在“扩大规模”，通过把具有不同需求和兴趣的大量用户纳入同一计算系统，从而尽快实现增长。此外，风险资本家在法律上有义务最大化其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当技术专家抵制“规模化思维”时，他们更有能力着手解决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用户能够被视为个体，而非可互换的单位，权力更为分散且可以被分配，从而形成更大程度的参与和动员。
学者和活动家们正在共同努力，建立知识和法律基础设施，帮助初创企业创始人超越通过企业收购和首次公开募股实现有利可图的“退出”。支持者认为，创始人应该考虑通过把企业转变为由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的公司、信托、合作社或非营利组织“退出社区”。消费者、劳动者、活动家和政府可以通过促进和投资具有替代所有权结构的企业，挑战风险投资的赢家通吃技术创新模式。这样，我们就能创建更小、更本地化、更专业的平台生态系统，这些平台能更好地响应使用它们的人们和它们所在社区的需求。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等联邦机构，以及许多州政府已经为创业者提供赠款和贷款，以支持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等目标。这些政府项目利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创始人把他们的想法商业化并创造私人财富。这些项目可以要求接受政府资助的创业者承诺通过设定价格上限或建立利润分享机制来支持公共利益。还可以设计公有的投资工具，让公民对技术变革的方向有发言权。支持科技“孵化器”的市政府可以成为受益于其支持的公司的权益合伙人，这样他们产生的部分利润就会回流到国库。在魁北克，工会建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来支持工人的养老金，只向那些能够通过“社会评估”（包括企业的工作条件、雇佣关系以及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的初创企业提供权益。单靠这些替代方案，都不太可能挑战风险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更广泛地采用类似战略，可以为创新融资的新实践和新理念留出空间，从而更公平地分配技术变革的利益。
社会还可以通过抑制金融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支持风险投资范式之外的商业模式和制度生态系统。20世纪70年代末颁布的公共政策变更，包括允许私人养老金经理将风险较高的投资纳入其投资组合的条例，以及大幅削减资本利得税税率，都刺激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这些政策的逆转可以为其他参与者提供资金，并从初创企业的发展中获益。一个较小的调整也很简单：如果立法者取消税法中的“附带权益漏洞”，那么风险投资公司从投资者那里获得的佣金将作为收入而不是资本利得征税，而资本利得的税率通常较低。
旨在加强劳工权益的立法、法规、法律行动和反垄断执法，可以遏制最具主导地位的科技公司的影响力，也能为其他方法创造可能的条件。例如，拜登政府积极提起反垄断诉讼，反对科技领域大型垄断企业积累经济实力。立法者可以支持新的立法，确保公司不能以新技术为借口侵犯劳工权利。这些潜在的解决方案并非旨在遏制创新，而是试图确保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得到更广泛的分享。
当围绕技术的主流叙事假定只有算法和人工智能在推动变革时，把资本在科技公司活动结构中的作用放在中心位置，有助于提醒我们，技术设计问题实际上往往是政治经济问题——谁有权决定议程如何设定、资源如何分配，谁将承担风险、谁将获得回报。即使是最有才华和善意的技术专家，也无法开发出能够绕过这些社会条件的系统。当我们观察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和接收情况时，如果不牢牢盯住资本，我们就会忽视资本对技术未来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其他选择的想象力。
本杰明·谢斯塔科夫斯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隶属于沃顿商学院人工智能和数字文化与社会中心。谢斯塔科夫斯基的研究重点是人工智能时代工作、技术、组织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时报、Axios和世界经济论坛相关刊物都曾报道过他的研究成果。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4年6月11日
原标题：We Need to Diversify Our Innovation Portfol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