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振武(1963—),男,辽宁大连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平(1993—),男,山东临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的非洲文学”专题研究
主持人:朱振武
主持人语:“二战”以后,作为“非主流”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文学特别是非洲英语文学逐渐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学共同体。文学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对非洲英语文学进行全新的美学探析和学理审视,以及文化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刊登的《瘟疫书写的终极关怀———以南非英语小说<瘟疫之墙>为中心》和《西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偏离及其在非洲本土的疏离》两篇研究成果均紧密围绕非洲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讨论。前者紧密联系当前疫情,对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说《瘟疫之墙》的当下意义进行了阐释,旨在说明信任和尊重对于消弭不同文化、政治、地域、种族和信仰之间的偏见和歧视,对于共同面对人类危机和未来至关重要。后者对西方学界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话语建构和阐释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深入反思。殖民话语所建立起来的研究方法明显呈现出了一种对非洲英语文学本体的偏离,它过多关注非洲英语小说中的政治主题,而忽视了非洲英语戏剧的本土文化和非洲英语诗歌的人文情怀。认识到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知和阐释非洲英语文学并在此基础上摆脱西方话语的桎梏和藩篱,以期实现最终的平等对话很有意义。当前,我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明显问题,一是过度聚焦少数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稍稍冷落了其他作家;二是较多跟风西方的批评话语和定性论说,不能多方位立足本土视角,缺乏中国学者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因此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需要增强本土意识和文化自信,提高批评自觉,力求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尽绵薄之力。(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国家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首席专家)
摘 要: 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说《瘟疫之墙》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作品从欧洲瘟疫书写传统中汲取灵感,批判了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小说以瘟疫为寓言,通过探讨中世纪时期人类面对黑死病的种种行为,映照出当时南非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作者试图借助人们面对“瘟疫”所产生的共同痛苦和创伤,在南非社会塑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以期对即将到来的民族和解有所裨益。白人作家力图通过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黑色书写”为受压迫的黑人群体发声,从而消弭长期以来的偏见和歧视,而这种对共同体的认同及守望相助的信任在全球大流行病肆虐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瘟疫;隔离;种族;爱情;责任
疫者,乃鬼神所作也。在先民的意识里,疫病常被看成是上天降罪的工具:在《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的女祭司,招致了太阳神盛怒,因而希腊联军饱受瘟疫横行之苦;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中,也恰是因为俄狄浦斯犯下了杀父娶母的罪行,才导致天降瘟疫于忒拜城。这种造成群体性灾难的流行病往往被看成是对个体道德败坏或整体社会腐化的审判惩罚,瘟疫也由此获取了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隐喻,而基督教的出现无疑让这二者的联系在西方变得更加紧密。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医学事件,还是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当然也是一个文学事件。作家正是看到了瘟疫所具有的破坏性和隐喻性,所以通常将其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西方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瘟疫书写的传统,所谓瘟疫书写,具体指作家通过瘟疫这一背景,探求人类在极端境遇下的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或借助瘟疫这一隐喻来表现人类的某种生存困境。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从毛姆的《面纱》到加缪的《鼠疫》,瘟疫或作为背景,或作为寓言,其身影一直在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接续。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1935-2015)在其小说《瘟疫之墙》(The Wall of the Plague,1984)中就承接了这一书写传统,并以瘟疫为隐喻,来反映当时南非社会的种族隔离制度。布林克才华横溢,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也三度入围曼布克奖,但由于其多采用阿非利卡语进行创作,所以我国国内对其作品的译介相对较少,这也是《瘟疫之墙》至今没能得到应有关注的主要原因。布林克虽是阿非利卡语作家,但也发表了许多英语小说作品,在南非出版审查制度最严苛的时期,他采用了双语同时进行创作,《瘟疫之墙》这部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瘟疫书写:承袭中的变奏
布林克与纳丁·戈迪默和约翰·库切齐名,三人被誉为当今“南非文坛三杰”。虽是齐名,布林克在世界文学上的影响却不能同另外两杰相比。然而布林克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而且还是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都致力于推动南非文学的现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其小说作品以人道主义为导向,为被压迫的边缘群体发声。这部发表于南非最紧张时期的作品,旨在批判种族隔离这一“政治瘟疫”,并积极呼唤南非民族和解的到来。小说虽对薄伽丘等人的文学作品有所借鉴,在欧洲的书写传统中汲取了灵感,但却始终关注的是南非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这也与大多数非洲文学作品一致,虽使用了欧洲文学的“乐器”,演奏出的却是别具特色的非洲声音。很明显,布林克受到了《十日谈》的启发。被誉为“人曲”的《十日谈》采用了嵌套式的故事结构,在佛罗伦萨大瘟疫的背景下三男七女躲在郊外别墅里讲述各自所听闻的故事,布林克却在借鉴这部文艺复兴时期巨作的时候反其道而为之。《瘟疫之墙》这部小说发生在现代背景下,而主人公却在追寻并探讨中世纪黑死病这一话题。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女主人公安德莉亚在为其情人保罗的一部关于黑死病的电影进行考察研究,她横穿普罗旺斯,旅途中她一边整理关于瘟疫的笔记,一边又不自觉地回想起曾经在南非的生活。在此期间,保罗将来自南非的黑人活动家曼德拉派去协助她,而曼德拉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故事的走向。小说背景设置在欧洲田园风光之下,且涉及瘟疫这一主题。布林克显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绕不开薄伽丘、笛福和加缪等人的瘟疫书写,所以索性就以这些作品作为自己创作的根基,并将自己的小说与之进行比照。此外,他还将安托南·阿尔托、菲利普·齐格勒等人关于瘟疫的研究作为保罗创作电影的笔记收录到小说中,在作品开放的对话环境中对其进行考量。通过阅读这部小说,可以明确发现,《瘟疫之墙》虽然植根于欧洲瘟疫书写传统,但却成功做到了旁生斜枝,且这条斜枝又借助南非社会这一肥沃土壤得以落地生根,就像榕树的繁殖一样。探讨这部小说与欧洲瘟疫书写的联系,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看到作家关于民族和解的尝试以及对南非建立新国家可能性的思考。在小说《瘟疫之墙》的卷首,布林克依次摘录了加缪的《鼠疫》、安托南·阿尔托的《戏剧及其二重性》、薄伽丘的《十日谈》、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以及齐格勒的《黑死病》中的重要段落,而这一做法无疑是希望读者在阅读中体会这部小说对以上几部作品的扬弃。在《十日谈》的开头,面对肆虐的疫情,一部分绝望的人整日饮酒放纵,这一点与我国魏晋时期服药饮酒的文人颇为相似,末日狂欢的放纵如不是对生命的无可奈何,谁又会一死生,齐彭殇。但大多数人做出的其实是这样的选择: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仍然健康的人中间引起许多疑虑恐惧,到头来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相当残忍的措施:尽量远离病人和他们的物品,认为这一来就可以保住健康。与大多数人一致,那讲故事的十位年轻人为求活命,也逃离了原有的生活,逃离了城市,逃到了郊外。可见,薄伽丘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逃离主义的哲学,《十日谈》中的主要人物代表的是逃亡艺术家的形象。布林克笔下的人物保罗虽有着几分逃亡艺术家的气质,但却与薄伽丘笔下的三男七女有着本质的区别。保罗虽然置身欧洲,但却始终存有社会良知,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人们的观念,从他资助曼德拉从事革命活动一事亦可管窥其内心深处的政治责任感。薄伽丘认为在黑死病的背景下,任何人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布林克却主张,无论在何种境遇下,反抗总是有意义的。面对瘟疫,个体或逃离或坚守的选择正是其思想的外化,而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采取何种方式防疫则是其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体现。在新冠肺炎成为新的全球大流行病的当下,英国那富有争议的防疫策略或许可以从丹尼尔·笛福那里找到其“个人主义”的文化基因。笛福的《瘟疫年纪事》细致地记录了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那场大瘟疫。笛福笔下的叙事主人公鞍具商H.F.是一个朴素的个人主义者,当瘟疫来袭,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选择留下来守卫自己的财产,将生死交给了上帝。伦敦进入紧急状态时,H.F.对“房屋封禁政策”下人们种种行为的观察无疑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看到和瘟疫牺牲品一起被封闭起来的那些人事实上被判以某种死刑,面对这种恐怖他禁不住战栗发抖”。由于当时没有一套完善的配套资源组织工作,那些被隔离的人,他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这种高压政策下,笛福对那些失去自由者的描绘吸引了布林克的关注,因为他所要在其小说中探讨的就是在种族隔离这一“政治瘟疫”下人们的价值选择。瘟疫虽然带来了混乱和毁灭,但在法国先锋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看来,这种毁灭性同时伴随着创造性。他将戏剧与瘟疫相提并论,认为:戏剧和瘟疫都具有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促使人看见真实的自我,它撕下面具,揭露谎言、懦弱、卑鄙、伪善,它打破危及敏锐感觉的、令人窒息的物质惰性。它使集体看到自身潜在的威力、隐藏的力量,从而激励集体去英勇而高傲地对待命运。而如果没有瘟疫和戏剧,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瘟疫所到之处就如同放了一把火,具有洗涤作用。这种用残酷来对抗残酷的方式,布林克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的,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安德莉亚的行为就体现了这一点。当时南非的法律禁止跨种族发生性行为,这就将不同的肤色隔绝开来,在人群中建造了一座隐形的高墙。而安德莉亚却用自己叛逆的性行为一次次跨越这座高墙,当她冲破了这一界限之后,发现最简单最原始的真相其实是:在这种越轨的行为中只有男人和女人,而不是白人和黑人。对布林克的瘟疫书写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加缪的《鼠疫》。当时正值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之际,这部存在主义的作品将瘟疫叙事与民族抵抗联系在了一起。加缪笔下的人物同样面对想念亲人和渴望自由的问题。然而,在里厄医生的领导下,他们认识到了接受医疗检疫的必要性,并帮助医生实施医学检疫。加缪的日常英雄通过培养一种民族归属感来缓解隔离的痛苦: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他们选择保持一种我要战斗的精神。在绝望之中看到希望,在极端境遇下人类抱团取暖,这也正是布林克要在其小说中反映的主题。布林克笔下的非国大黑人活动家曼德拉就像里厄医生,他用自己的革命激情先后点燃了安德莉亚和保罗,让这两个因恐惧而逃避现实的人重新面对现实。布林克沿用了加缪将鼠疫作为寓言的方式,其瘟疫叙事是对极端社会的详尽而深刻的审视,在这种审视下,社会上的所有缺陷都会被放大和照亮。二、瘟疫之墙:隔绝中的结合
墙是隔绝的象征,将自己所恐惧之物隔绝在外,一堆石头便给予了人们实在的安全感。保罗曾在与他人的交谈中质疑位于普罗旺斯的那堵瘟疫之墙是否起到了阻止瘟疫的作用,在他看来,单靠一堵墙来对抗瘟疫无疑是十分荒谬的。其实,这种质疑背后是作家布林克借助瘟疫之墙这一现实意象来批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试图通过隔离政策来隔绝黑人白人等不同种族的交流无疑也是十分荒谬的。建立一道墙,是为了将自我与他者分隔,墙一旦建立,墙这边与墙那头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南非的“瘟疫之墙”将黑人与白人隔绝开来,这一政策更加剧了原本业已紧张的对立关系。布林克在小说创作中并未采用席勒式的方式急于抨击这道种族之墙,因为他知道与这种被建立的墙相比,更可怕的事情是自己主动建立一道墙,将自己与他者隔离开来。作家看到了现实中“墙”这一问题的普遍性,所以他在创作中紧抓这种二元的关系,探索主人公的墙内世界与墙外世界。只有个人迈出了自己的墙,摆脱了思想的桎梏,社会才能从隔绝走向融合。当然,在这时候,作家批判的主要社会问题也会因此迎刃而解。首先,在叙事技巧上,布林克采用了明显的二元叙事策略。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安德莉亚的考察之旅,而在这考察实践当中,所见却引发了所思及所感,意识流的手法将现实与回忆勾连起来。自从离开南非,安德莉亚就在极力压制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她努力安慰自己,用惬意美满的法国生活让自己沉醉,以为躲到保罗的怀抱里就能够逃避过去。安德莉亚为自己建立了一道时间之墙,将过去关在墙外。但是,随着电影考察的深入,以及对黑死病历史的追溯,这种追溯的研究方法也作用到了安德莉亚自身,她因此也不时陷入对自己过往的回忆中。安德莉亚意识流的回忆为自己渐渐寻回了那早先被她舍弃的过去,而曼德拉的出现则是将她的过去与现在结合了起来。曼德拉用自己直面问题的革命精神唤醒了安德莉亚的种族意识,因而在曼德拉被暗杀后,安德莉亚选择了勇敢地离开法国,结束逃亡式的生活,重回故国。安德莉亚离开时给自己的情人保罗留下了一封书信,而小说的第二部分便可看作是保罗对安德莉亚来信的回应。保罗在听闻曼德拉的死讯及安德莉亚的离开后,陷入了沉重的悲伤之中。悲伤之余,他也反思了自身的政治理想及价值取向。他发觉自己也始终在逃避,一直活在墙内,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黑死病电影剧本,转而去书写关于情人安德莉亚的小说。从整体来看,小说的这两部分可看作是安德莉亚与保罗的对话,而各部分之间又穿插着大量的“双声语对话”,这种对话一方面表现了墙内墙外的种种差异与隔阂,另一方面又暗示出二者试图打破阻隔,亲近沟通,从而悦纳彼此的尝试。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布林克也借助二元对照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但这种特点却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固态表征。保罗、安德莉亚和曼德拉三人身上有各自最突出的特点,但三人性格中又有相通交融之处,而这三人也在情爱纠缠中互相影响,发生改变。一个是离开南非定居法国的白人作家,一个是逃离南非辗转流离的有色女性,一个是为南非革命在欧洲奔走筹钱的黑人活动者,三者互为对照,又互相渗透。当现实过于残酷时,人往往寄情于艺术以求获得慰藉。保罗以艺术自由为理由留在欧洲,其实是在逃避南非严苛的政治制度。如果说曼德拉是一个激进的行动派,那么保罗则更像一个逃避的艺术家,但是他的这种逃避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他的早年经历紧密相关。从那之后,保罗就由一个行动者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他在思考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他想从思想的层面上来改变这一切。因此,他想以黑死病为突破口,从历史上的问题入手,可是他的创作却难以推进。他不止在艺术上受挫,在现实生活中也不能很好地处理两性关系。他频繁更换伴侣,性爱分离的生活恰恰从侧面说明了他不轻易让别人走进其内心。他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艺术创作中,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残酷的社会现实。但是,逃避责任并不会带来自由,在与安德莉亚和曼德拉的相处中他愈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将自己隔离在城堡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虽然远离瘟疫的侵袭,但却将自己变成了囚徒。保罗与曼德拉的人物形象是一组对照: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一个逃避现实,一个激进暴力;一个代表艺术的哲思,一个代表身体的力量。曼德拉与保罗虽是对立隔绝的两种代表,但却又有相通之处。保罗在曼德拉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为革命理想奔走呼号,所以他不仅出资帮助曼德拉,而且还在曼德拉身处危险之时提供庇护。他虽然已知晓曼德拉和安德莉亚的亲密关系,但当得知曼德拉的死讯后仍旧为曼德拉感到痛惜,他在感叹曼德拉死亡时,其实也是在感慨自己的“死亡”,正像他所梦到的:我开始产生难以言说的恐惧,因为他的尸体上出现了黑点还有坏疽之类的东西,他的腋窝和腹股沟则满是瘟疫的疖子。我的目光沿着他的身体向上,从脚看向头,伴随着我的目光移动,我也变得越来越害怕,因为当我看到他的头时,我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曼德拉,而是我自己。梦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曼德拉被暗杀一事让保罗再一次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他知道只躲在书斋里研究形而上的艺术是无用的,也是可耻的。面对种族隔离这种“政治瘟疫”,没有一个人可以免受其害,不止安德莉亚和曼德拉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像保罗这样的阿非利卡白人同样也被种族隔离制度所束缚,虽被保护起来,但是却变成了“囚徒”。他不愿继续做“被保护的教皇”,转而更加关注现实,关注南非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后来转向创作关于安德莉亚的小说恰恰反映了曼德拉对他的影响,“不要一味地做萨特和马尔库塞那样的思想者,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像法农和格瓦拉一样做个行动者”。与保罗和曼德拉不同,作为小说中与二者互相影响的女性角色,安德莉亚身上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和包容性,而这一特点也与她混血的身份相关。作为一个“异邦流散者”,安德莉亚在欧洲这种异质文化环境下,首先面对的就是其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南非,由于肤色的隔绝,她被迫与白人男友逃亡欧洲,带着对故国的恨意,在异国他乡,她甚至不愿见来自南非的同胞。在法国,由于她的肤色较浅,很少有人关注到她的肤色,因而她也很快学会了刻意去忘记她的种族身份。虽然她很努力地克服了语言、习俗等差异,但是她却难以真正融入法国社会中。抛却了原有的身份,但却迟迟未能在异质文化中建立新的身份,吾乡不得安身,安身之处却是异乡,无处安心的安德莉亚就像浮萍一样漂浮在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地中海上。一个深处异乡孤苦无依的女子,只得选择依附于男性。安德莉亚的几位情人都是白人,布林克的这一设置有特殊意义,法农就曾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专门探讨过有色人种妇女与白人男子的关系问题。与白人男子日复一日的相处,安德莉亚逐渐忘却了自己有色人种的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安德莉亚与白人男子的床笫之欢可看作是她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叛离与报复,她用自己流动性的肉体攀过了坚固的隔离之墙。
身体行为是思想的外现,安德莉亚的意识也是流动变化的,而这流动之间又呈现出一种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包容性。安德莉亚身上既有保罗的避世意识,又兼具曼德拉的干预精神,这两种思想共栖于她一身,并相互博弈。初遇保罗时,安德莉亚根本不能认同保罗的创作,因为她想不通当人们面对瘟疫时,“为什么不选择直接去救治那些患病者,而是躲起来写这些受难者的故事”。但听到了保罗的早年经历后,她很快认同了保罗的行为,甚至后来主动协助他去完成这一剧本创作。从对保罗的质疑可以看出,安德莉亚一开始存在着明显的主体意识,但随着其身体和思想对保罗的日益依附,她放弃了这种主体性。当曼德拉与她同行时,他看到了安德莉亚的逃避和放弃,一直试图唤醒她的黑人主体身份。曼德拉用几近嘲讽的方式提醒安德莉亚不应作为别人的附庸,他批评了安德莉亚甘心做保罗附属物的行为。曼德拉对自由选择的言论直击安德莉亚内心,通过与他的相处,安德莉亚也逐渐醒悟了:她依附性的生活并不能让她内心得以安宁,她根本无法与自己的过去割离,她之所以这样游离而无所归属,是因为她将选择的权利转移给了他者。他理解保罗因现实残酷而逃避的行为,但最后却更加认同曼德拉奋起抗争的精神。在曼德拉被暗杀后,她毅然选择回到南非,去找回自己的身份,去面对自己应该面对的生活。安德莉亚最后的勇敢决定,也为她漂浮的身心找到了一个踏实的着陆地。
不论是在叙事策略上,还是在人物塑造上,布林克都采用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男人与女人,黑人与白人,个人与国家,选择与责任,通过设立这些对照来表现极端环境下人们的妥协与挣扎。种族隔离制度像一座高墙将人分离,面对这种“政治瘟疫”,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逃跑只会让自己的灵魂受损,而唯有反抗才能让南非人真实感知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存在,而这也正延续了加缪在其小说《鼠疫》中所传递的那种存在主义思想:我反抗故我存在。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懦夫和英雄并非天生,而在于“自我选择”。勇敢地走出自己为自己建立的保护墙,才能找到同伴,才能团结一致,才能逾越种族隔离制度这一高墙,才能在这种抗争中更确定地感知自身的存在。
三、制胜之策:守望相助中的共同体
当下,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之际,中国再一次遭到西方的污名化对待,甚至有西方媒体将此次造成疫病流行的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与此同时,海外的华人也遭受到某些歧视和谩骂。追根溯源,这其实是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借着瘟疫的力量再一次抬头,即便是今日,以布林克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所批判的种族主义也并未根除。借助瘟疫这一隐喻,布林克在小说中所批判的“高墙”并不是指医学意义上为对抗瘟疫所采取的必要的医疗隔离,而是在文化层面上因瘟疫所产生的恐惧、偏见和排斥乃至迫害。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产生确实有疫病的现实因素,但产生后又恰像瘟疫一样给南非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白人见到黑人如同见到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种极端的法律制度严重地扭曲了人性。布林克采用的是欧洲的瘟疫书写传统来隐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所以不采取非洲本土的瘟疫故事,恰是为了说明这一“政治瘟疫”是伴随殖民而来。如果同样也给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欧洲找一个传统,或许这并不是一件难事,种族歧视、排斥犹太人、宗教迫害以及宗派间的龃龉等种种历史存在,恰是危害人类社会和造成文明对抗冲突的“瘟疫”。
苏珊·桑格塔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瘟疫产生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寻找一个替罪羊,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便是将自我与他者隔绝开来的过程。种族隔离制度的产生有传染病的现实因素,殖民者最初怕染上原住民的疾病,将自己的生活区域与原住民隔绝开来。但久而久之,黑人就变成了传染病的替罪羊,虽然事实上黑人也同样遭到了白人殖民者所带来的结核病的侵袭。在小说中,当保罗告诉安德莉亚“南非至今仍然是鼠疫的高发地”时,安德莉亚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像安德莉亚这种来自南非开普敦乡下的人,清楚地知道当地的卫生条件,白人将黑人和有色人种赶出城市,使他们生活于卫生条件极差、医疗水平落后的聚集区,这就导致了疫病多发的风险。在欧洲,寻找替罪羊的思维同样存在,当人们面对烈性传染病时,他们习惯将这种罪责归咎于犹太人、异教徒以及外族人。在对抗瘟疫的同时,欧洲人也同样对替罪羊痛下杀手,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不仅不能帮助对抗瘟疫,还反而使自身的文明受到损害。这种对“他者”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思维是瘟疫带来的次生灾害,而这种思维在今日也很常见,《瘟疫之墙》中的白人就是如此。小说中那个看到曼德拉和安德莉亚的法国妇女抱怨:“今天的法国需要的不是一堵墙来抵御黑死病,需要的而是一堵墙将外国人拒之门外。”事实上,威胁文明的并不是移民,而是偏见、排斥和种族主义。
三十多年前,随着宗教冲突的减少,犹太人得以安置,柏林墙被拆除。在这种大背景下,南非反人类的种族隔离制度势必将废除,而布林克的思考,则是在这堵高墙拆除后南非如何建立新国家的问题。他从加缪那里得到了灵感,为对抗鼠疫,法国医生和阿尔及利亚人齐心协力,而在这寓言的背后,反映的深层问题则是:为对抗法西斯瘟疫,法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除此之外,萨特关于犹太人的研究也给予他启发:
因为这证明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个犹太人的联合,而这个真实的联合并不是由于在一个历史的故乡集合着犹太人,而是由于行为,由于文章,由于那些并非通过一个祖国的观念而产生的联系,或者是不多几年以来一向与一个故乡有关的联系。
犹太人的建国基于他们的苦难记忆,基于他们曾被法西斯瘟疫所伤害的历史。而布林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一直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创作来为南非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论黑人和白人还是有色人种,生活在南非这个国度的民众都难逃种族隔离的瘟疫,而这种被伤害的共同记忆正是团结一致的根基。的确,当人类面对瘟疫时,寻找替罪羊和相互指责只会造成人类之间更严重的不信任与不团结,结果弱化了人们的防疫抗疫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命运是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国与国之间密切联系,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成为安全的孤岛,隔岸观火式的抗疫策略终会引火烧身。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然是应该共同持有的,国家之间展开更加紧密的多方位合作的时候早就到了。
面对重大灾难,西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策略可以从诺亚方舟那里找到其文化基因。由于资源的有限,只能救助经过选择的少数人;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大禹治水的路线,排除万难,全力投入,不断书写着一个又一个的集体主义神话。布林克和他笔下的人物保罗一样,作为一个阿非利卡白人,面对种族隔离的时候,他其实是那个被选择安排到方舟上的人。但布林克不愿意做一个“被囚禁的教皇”,他一心关注着其他受难者,这一点与中国古人兼济天下的胸怀颇为相似。“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人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特殊理想的目标,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布林克所采取实现这一价值的方式就是用书写来对抗不公,虽然是一个白人作家,但却在进行黑色书写,为那些“被羞辱、被边缘化、被侵略、被压迫、被扭曲的人代言”。白人作家的黑色书写现象在南非并不罕见,不止布林克,还有戈迪默和库切等作家,面对种族隔离制度,为不能发声者发声,这显然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人性。但是,这种写法又存在着合法性的问题,即白人作家能否代表黑人书写,或白人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黑人。而这就涉及一个信任的问题,布林克等白人作家凭借他们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书写博得了黑人民众的信任,因为在南非这一国家共同体中,种族隔离这一“政治瘟疫”不只对黑人和有色人种造成了危害,同样也对守望相助的国家体系造成了伤害。
守望相助的信任和共同体的意识使南非实现了种族和解,成为彩虹之国。在全球大流行病肆虐的当下,信任对我们来说同样如黄金一般珍贵,因为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偏见、歧视、猜忌乃至种族主义只会助长病毒的气焰,只有患者信任医生,民众信任政府,国家之间相互信任,尊重生命、尊重文化和种族的种种差异,消除文化、政治、地域、种族和信仰的偏见,团结一致,精诚合作,方可取得对抗瘟疫这种人类共同敌人的完全胜利。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文章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