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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司法资源紧张、基层办案人员压力大，并非每个案件中的被害人都能获得相对公平的结果。律师作为「第二公诉人」，应当在刑事案件中保护被害人应有的权益。本文作者结合自己的实务办案经验，总结故意伤害案件中的被害人律师的工作要点，并在文末附上案件调查证据清单，以期为各位律师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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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庆瑞 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
在诸如电影的艺术作品中，时常能看到暴力性内容，针对这一现象，作家阿城曾说「隔着艺术的栏杆，我们希望看到狮子，而没有这个栏杆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看到绵羊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既想释放暴力，又想约束暴力，横亘在中间的是诸多栏杆，其中一个栏杆就是——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以刑法条文的方式，将抢劫、杀人这些犯罪中时常伴随的故意伤害形态隔离开来，它所捍卫的法益不是单纯的是非对错，而是不能肆意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
在刑事案件中，公诉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所以许多律师被「驱赶」到对侧，成为案件的辩护人，以为被告人脱罪为傲。可这注定不是一个只关注天平一端的故事，由于我国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基层办案人员压力巨大，并不能保证每个案件中的被害人，都能获得相对公平的结果。大多被害人对程序的茫然，加之身体遭受伤害，不仅对办案人员的工作不理解，更无法通过刑事程序真正让纠纷化解，这时律师需要扮演「第二公诉人」，在刑事案件中为他们争取到本应获得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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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案件的三个特点
1. 案发突然性
绝大部分是基于邻里、债务、情感纠纷产生，鲜少出现有组织、有预谋企图故意造成伤害的情形。这一情况变相说明了，在故意伤害犯罪中有很强的即时性，因此暴力行为的后续走势更加难以把握。
2. 手段暴力性
故意伤害作为一种暴力犯罪，并不像诈骗罪那样强调犯罪过程中的意识交互，而是以一定物理手段给他人造成伤害，但不同的暴力手段作用在不同受害部位，则会产生不同的受伤结果。
3. 个案差异性
故意伤害罪惩罚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造成的后果。同样都是一拳，青壮年可能毫发无损，而老年人则可能构成轻伤，基于被害人不同体质，决定了故意伤害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不同后果。除了受害人体质差异，在多人涉案的情形中，还可能产生多因一果、因果难证明等诸多复杂情况。
以上三个特点决定了故意伤害案件有别于其他刑事案件，它高频易出现在生活中、它急需处置又兼具复杂特点，这些共同导致了被害人在案发后的不知所措，不过正因如此，才有了律师介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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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主要辩护观点
通过检索裁判文书网站的案例，我们统计出大部分故意伤害案件涉及的辩护要点，并根据法院的采信程度进行了大概统计：
可以看出多数案件中，辩护人对于故意伤害罪的辩护理由，主要还停留在形式层面，鲜少对证据诸如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等提出有效抗辩，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一旦前期证据固定，被害人的损伤事实也就确定，辩护人只能就法定减轻条件做一些形式辩护，所以故意伤害案件的关键不在后期，而在前期处置，这一点不仅对辩护人意义重大，对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同样重要。- 3 -
案发后，被害人律师应如何开展工作？
执业以来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有不少被害人咨询过故意伤害的法律问题，但却很少看到被害人的律师参与具体案件承办中，我想如此反差并非被害人不需要法律帮助，而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引，导致很多律师不知该如何参与，所以只留下一句：你去报案吧！可是，如果律师能够越早介入案件，便越能在初期挖掘到更多「隐藏利益」，这些对日后维护被害人权益至关重要，以下介绍几种被害人律师具体的工作内容。1. 迅速建立信任基础——安抚受害人情绪
如前所述，故意伤害案件事发突然，受害人在身体受到伤害时，尚处于慌乱、愤怒的状态，其本能的反应是与对方继续对峙。在大量的基层治安案件中，受害人也会出现对办案民警工作有敌意，甚至认为办案人员与对方有关系、有倾向性的猜疑。这导致本来是与加害方的矛盾，逐渐转化为对办案人员的矛盾。此时需要律师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法律辅导，而是要建立信任。要在极短时间内对当事人完成心理疏导，以便日后开展工作。疏导大概可以围绕以下几个话题：① 关心伤势（例：你这都流血了，疼不疼啊？还有哪些地方不舒服，需不需要立即去医院？）
② 肯定受害人立场（例：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咱们必须得讨个公道。）
③ 消灭无效情绪（例：既然我们在理，我们就应该冷静，这时候着急的应该是对方，我们已经受害，千万不要再爆发冲突）
④ 试探询问诉求（例：我们作为受害者，如果想出气后续我们就拒绝和解，当然合理的补偿也是你该得到的。）关心与理解是拉近人与人距离的法宝，律师再专业，也需要委托人信任作为前提。当建立一定信任基础后，我们就要引导当事人对案情进行复述。2. 高效表达——指导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由于情绪激动在接受询问时，往往分不清陈述的主次，这时有三个「不重要」，不要浪费宝贵的沟通时间在这些非重要事项上：① 情绪程度不重要（我当时都气的不行.....）
② 个人评理不重要（我觉得这件事就应该......）
③ 主观猜测不重要（他一定是因为上次我说他，怀恨在心）之所以要规范被害人陈述，是因为办案人员在制作笔录时都受到过相应培训，一般来说要满足五要素齐全（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那么对于被害人而言，如果能在表达时尽可能贴合笔录制作规范，无疑会大大增加办案效率。在沟通的时候一般会引导当事人按照「5w」原则进行叙述，即why（事发起因）、who（谁打的）、what（发生了什么）、when（时间顺序）、where（案发地点变化），以此快速规范被害人陈述。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律师可以快速剔除掉次要信息，直抓案件事实主干，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被害人后续陈述的规范性，从侧面协助办案机关完成笔录。可以说，一份笔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事实还原程度的粗细。对办案人员来说，这样的陈述有主语、谓语、时间地点状语，也更容易与其他证据彼此印证。当然，为了避免信息减损，当确认「5w」后，律师一定要按自己的理解进行复述，由被害人再确认一次，以做到查缺补漏。3. 消灭信息差——与办案人员当面沟通
曾经办理过一起案件，被害人坚持认为对方踢了他，可办案人员却表示这份陈述与事实不符，此时案件的证据出现了彼此矛盾。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律师与办案民警当面沟通，因为沟通效率遵循「他人传达＜电话沟通＜当面面谈」的规律，各位不要小看当面的力量，它可能获得两个隐藏利益：第一，有些办案人员基于对律师的信任，往往愿意进行专业层面的交流，甚至可以让律师提前接触证据，观看案发的监控录像，此时就给了律师一个上帝视角，去客观地还原案件事实，当律师知道真实情况后，可以去劝说被害人客观、公正地进行陈述，甚至引导被害人陈述出此前遗漏的事实。第二，可以直接获取办案人员联系方式，为后续沟通奠定良好基础。基于心理学的「首因效应」，个体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会对客体日后的认知产生影响作用。重视初次的良好沟通，律师不仅可在接下来侦查程序中时刻关注案件动态，还能在后续案件办理过程中创造更多正面影响，为被害人争取更大权益。4. 铺垫鉴定基础——陪同就医
故意伤害罪在我国属于结果犯，即根据造成伤害的轻重结果来追究责任，而伤害结果绕不开鉴定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十八条，公安机关受理伤害案件后，应当在24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但在实践中，类似于骨折等外部观察并不明显的伤情，多数办案机关会让当事人先行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此时案发与鉴定之间就存在一个「空档期」，这个空档期恰恰是被害人首次就医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说首次就医的诊疗记录尤为重要？因为这份诊疗记录，将会是日后司法鉴定的主要依据。只有在初次检查后进行全面、客观的检查，才能更好地保障后期鉴定结果的准确。所以律师需要在这个空档期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需要注意以下四点：第一，选择恰当的诊疗医院。尤其应尽量选择三甲医院，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各级别的医院差距很大，医生水平千差万别，甚至用于检测的医疗设备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对于骨折伤情的判断，部分医院设备老旧，难以准确判断骨折伤势，因此应选择具备影像互认资质的医院进行就医，如果因为就医结果没能第一时间固定伤情，后续二次就医，被害人就难以证明伤害行为与结果的关联性。第二，帮助被害人正确主诉伤情。由于被害人就医时遭受伤势，第一时间不能正确表达自身受伤经过，必要时应帮助被害人合理、正确陈述伤势，以使得医生做出正确的诊疗判断。第三，待诊疗结果产生后，及时联系办案机关组织伤情鉴定。实践中伤情鉴定的提起，往往需要办案机关逐级上报，这就会导致伤情鉴定时间与案发时间相隔较长。对于那些无需持续治疗，具备鉴定条件的被害人，应立即协调办案机关进行鉴定，避免因鉴定不及时产生其他争议。第四，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将受伤部位类型化记忆。例如脸部，手臂、胸前这些高危受伤部位，律师可按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记住造成损害的立案标准，避免诊疗结果出现模糊不定的「门线争议」。5. 师出有名——合理建立委托
律师接受委托的方式多种多样，民事案件中，律师既可以采取固定收费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可在刑事案件中，绝对禁止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不能根据后续的结果关联报价，就像去医院抢救病人，你不能跟医生约定，抢救成了给多少钱，抢救不成给多少钱。这样的禁止规定，就会导致被害人律师开始介入案件时，因无法预测后续情况（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不受把控）而产生过高或过低的报价。而另一边，作为案件的被害人，普遍希望能够按后续维权结果付费。为了平衡这一矛盾，可以考虑按阶段分次报价，也可以采取「单次+全部」的收费方式，即先收取单次费用，待案件到达下一阶段时，根据案件发展、工作难度再整体报价。（参考依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十二条：律师受理刑事案件，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申诉各阶段分别办理。）6. 一份好文书的作用——关键问题书面化
一次完美的沟通，有时不能局限于言语表达，还需辅助必要的书面表达。比如，对于案件关键的程序性问题，除了当面与办案人员沟通外，也可以采取书面沟通的方式，向公安机关提供法律意见供其参考。《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四十条，明确了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应包含完整的卷宗，具体应包括受案、立案文书，询问、讯问笔录，现场、伤情照片，检验、鉴定结论等证据材料，审批手续、处理意见等。虽然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不属于必须应当附卷的内容，但会引起办案人员甚至分管领导一定的重视。- 4 -
故意伤害案件中的关键证据
故意伤害既可能发生在公共场合，也可能发生在密闭空间。基于不同案发场景，呈现出的证据种类也多种多样，常见的证据一般包括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视听资料。这些关键证据不仅影响立案侦查，更影响日后的审判结果，但对于不同证据种类，关注点却各不相同。1. 被害人陈述
常见问题：① 遗漏增加事实② 描述抽象、缺乏时空发展顺序性
在侦查期间，律师并不享有阅卷权，所以类似被告人供述这类证据，我们无法一开始就获悉，只能在审查起诉阶段获知。但有一类证据的形成，我们却可以积极的「参与」完成，这就是——被害人陈述。如前所述，基于被害人代理律师的身份，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帮助被害人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笔录，注意是帮助，而不是捏造。被害人作为案件中的受害者，在殴打过程中迫于防护，容易忽略案件发展事实，甚至可能因为恐惧、激动的情绪，错误描述时空发展顺序，把A打的说成是B打的，把打人的说成是拉架的。处于高压状态下的被害人在第一次做笔录时，很难做出完整、正确的陈述。所以，应考虑待情绪平稳后，再做复盘，然后与办案人员沟通补充笔录。但补充的笔录不能推翻，只能细化，否则会有篡改的嫌疑。至于如何细化可以参照如下表达：差例（粗）：当时他拿着棍子就冲过来了，然后就打我头几下，我就往后跑，然后他就过来踹我。
示例（细）：当时我记得他拿着棍子冲过来，朝我头部方向击打，大概有四五下，我就用手挡着，有几下打到头上了，也有打在手上的。我看他没有停的意思，我边挡边往后退，情急之下被绊倒了，然后他用脚朝我左边胸口连踹了四五下。可以看出在这段表述中，比前一段更有「画面感」。不仅描述的更加具体，更体现了故意伤害案件的关键信息。第一，对方如何击打的（徒手或持械）。第二，击打的部位（头面部、手臂、胸部）。第三，场景变化（如何摔倒的？摔倒以后如何击打的？）。如果当事人没有受到过表达训练，则很难分辨哪些是案件的关键事实，需要着重描述；哪些是次要事实，需要一笔带过。2. 被告人供述
常见问题：① 身份信息不一致（曾用名、绰号等）② 指供诱供现象突出，给犯罪嫌疑人翻供留下严重隐患③ 避重就轻、模糊供述、夸大起因、捏造事实「证据确凿、供认不讳」是刑事司法中最完美的证据链。但被告人在面临审讯时，由于担心承担责任，往往会避重就轻，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模糊表述，甚至虚构其他情节，并且在审讯中隐藏自己伤害的故意，称自身没有造成对方受伤的主观故意。对于该类证据的审查，不仅能提前预知辩护人的抗辩理由，也影响被害人律师后续附带民事诉讼的成败。经过多年司法实践总结，我们发现在判断被告人主观故意时，不能仅凭其供述或简单根据部分事实作出结论。还应当根据案件起因行为、发展过程、使用工具情况、行为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强度、行为时间地点、环境、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等综合分析判断。这不仅是认定伤害行为故意的要点，更是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等更严重犯罪区别的关键。那么如何从被告人供述中获知「故意」呢？答案在于：一份好的讯问笔录，是串联案件其他证据的黄金链条。由于基层执法水平尚不完善，部分讯问笔录中办案人员会出现「操之过急」的心态。比如有的办案人员会直接提问：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伤害”对方头部？这样的问题过于锋芒，不仅会造成被告人躲避回答的倾向，严重地甚至还会涉嫌诱供或指供。这样的被告人供述，在后续庭审中极有可能被推翻。办案人员不应该问「你看看是不是这把棍子？」，而要问「是什么样的棍子？」；不要问「当时为什么伤害对方？」，而要问「当时是怎么打起来的？」。因为「伤害」包含结果的认定，而「打」是一个客观状态描述，所以被告人相对更容易接受此类提问记录。有的案件案发现场并没有监控或证人，无法通过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案件事实，那么被告人就有可能故意模糊供述，而且往往由于证据越少，办案人员能问的也越少，就会导致被告人大段叙述，办案人员也就无法见缝插针。而对于这种模糊供述，可以从以下几点打开突破口：首先，重要事实应多次重复。重复不仅可以反复验证供述的真实性，还可以避免被告人翻供。当然重复不能是毫无架构的叙述，还是要满足讯问笔录的「五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其次，关键细节要言甚详明。如果被告人行凶时持有工具，那就不能只讯问这个工具是棍子还是菜刀，而要进一步询问关联细节，工具的长短、材质？如何击打的？案发后如何处置的？只有当这些细节颗粒度越高时，案件才愈发清晰，才能让被告人在描述时戳破模糊供述。
最后，利用特定细节反衬事实。曾经有一起嫖娼案件，男方将妇女带回住处嫖宿，案发后男方矢口否认，可在侦办中该妇女交代了一个细节：说男的家里梳妆台上有一个蓝色的灯，而且左边抽屉里有什么、右边抽屉里有什么都说的一清二楚。这些特定细节难以被他人熟知，后来男方遂承认了嫖娼事实。再例如被告人在行凶时，扬言早就想教训被害人，通过调取附近监控，发现被告人曾多次出现在被害人住处附近，这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被告人具有伤害他人的蓄谋故意。3. 证人证言
常见问题：① 证人表达瑕疵（未对关键事实进行叙述）② 证人不具备作证条件（视野角度）③ 证人倾向性陈述（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④ 证人不具备作证能力（醉酒、孩童、老人）任何纠纷的判断中，第三方的参与都至关重要。因为纠纷的当事方，会在案发后各执一词，为了还原案件事实，很大程度要依赖现场的第三方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但证人证言要满足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即符合常情、常理、常识。有勘察条件的，应前往案发现场模拟证人视角。有的案件案发时证人未必都清晰目击整个案件事实，可能由于视线遮挡或距离远近，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所以应明确证人在案发现场的位置以及目击范围，另外在案发现场还可以询问周围人，即便他们不属于证人，也可以获取额外信息。确定证人的作证能力。审阅证人的作证资格，年幼或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避免证人潜在立场。了解证人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对于邻里纠纷的案件，不免有的证人会与当事人一方存在利害关系，此时该份证据证明力应削减。其次要杜绝证人的评论、观点、推测或预测，既要警惕传闻证据，还要警惕品格证据，证人只能就自己亲身感知的案件事实作证，而不得陈述对该事实的意见或者结论，这也叫做意见证据规则。4. 鉴定意见
常见问题：① 鉴定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相关专业技术要求② 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和条件的③ 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④ 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⑤ 鉴定检材虚假或违规人们常说在刑事案件中，口供是证据之王，可在故意伤害案件中，鉴定意见才是证据之王。因为鉴定，鉴的是伤害结果，定的是罪。在对伤情的认定时，有两类证据十分重要。一类是以书证形式出现的诊疗记录，而另一类是作为鉴定意见出现的法医鉴定，二者互为作用，前者是后者判断伤情的重要基础。但法医鉴定与医学检查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医在认定伤情时秉持「批判怀疑精神」。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出于严惩「加害人」的心理，会在案发后夸大陈述，这就要求法医不能完全像医生一样，根据患者主诉的病情认定伤势结果，而应当批判性地做出筛选。一份合格的法医鉴定，要符合人类判断事物的标准，满足主、客观检查相一致这个原则，既要有人为判断，也要有医学设备检查等客观的检查结果，既防止机械判断，又要限制人为更改。其次，法医鉴定要关注因果关系因素，实践中受害人的伤情有的是原始伤情，有的则是继发伤情，甚至可能出现伪造伤、造作伤。对于不同类别的伤情应予以区分，以免出现错误鉴定。我们审查法医鉴定意见时，可以按照一个大致顺序入手，把握鉴定主体、鉴定程序，再对鉴定意见的构成进行实质审查。可以通过中国法律服务网司法鉴定机构平台：（http://12348.moj.gov.cn/#/publicies/identification/identification）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http://dwwtjd.court.gov.cn/#/indexPage/indexContent）查询，除全国查询平台以外，也要结合地方的查询平台进行审查，例如辽宁省司法厅公布的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https://sft.ln.gov.cn/sft/zwgg/gg/81A61A23ABBC4023916C90C8C95DA2AE/index.shtml）。以上这些公开渠道都可以查询鉴定机构及人员的准入资质。还要重点关注的是，在鉴定中对于鉴定人员的特殊要求，例如涉及重复鉴定的人员要具备高级专业职称，涉及对原鉴定进行补充鉴定的，不得更换鉴定人员等。鉴定程序可以重点关注鉴定时机、鉴定的委托以及鉴定检材。首先鉴定时机，并非所有伤势可以适用一个统一标准，对于轻微伤的鉴定，应该从快，因为这类损伤修复极快，若未及时鉴定则无法固定伤情；而对于容貌损害及功能障碍类损害，需要修复过程，所以则至少要90天后方可鉴定，因此要重点把握不同伤情的鉴定时机。另外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鉴定委托，个人委托可能造成鉴定程序违法，同理对于鉴定的检材（病历资料），也应由委托的办案机关提供，而不能由受害人进行提供，在部分案件中也存在检材来源违规。此时，作为律师应充分提示办案人员，避免因程序不合规使鉴定违法侵害受害人权益的情况。当鉴定完成后，还应当督促鉴定人员及时告知鉴定结果，该份结果不仅可作为办案人员接下来的立案依据，还关联相关当事人提出鉴定异议的权利，作为被害人的代理律师虽然无法直接参与案件，但却可以在证据收集方面，避免侦查瑕疵而导致案件证据缺陷。根据《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四十六条，完整的鉴定文书应包含标题、委托鉴定机构的名称、日期、基本案情、检材描述、鉴定要求、鉴定方法及过程、附件声明等。这些基本已经来到对鉴定意见实质审查的范畴，对于鉴定过程，应当客观、详实、描述鉴定活动发生的过程，不能只有对病历资料的检查，还应对受害人身体进行检查。而对于鉴定依据与方法，除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这些常用的法律规范外，还有具体的行业规范例如GA/T 1970-2021《法医临床学检验规范》、SF/T 0112-2021《法医临床影像学检验实施规范》等。对于反映检查相关的关键图片，则应记载在附件当中，以对鉴定意见进行印证。最后当我们审查鉴定意见时，不要陷入孤立的规范中，对于一个案件鉴定意见往往需要结合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其他证据进行互相验证。5. 视听资料
常见问题：① 监控盲区、多角度监控调取② 时间要连续没有篡改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监控视频的分布形成了一张天网，在这张天网下，曾经那些不为人知的案发事实有了被披露的可能。现如今，办案民警也会在案发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固定证据，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寻找案发现场的监控摄像头，监控录像作为视听资料这一客观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办案人员也时常根据监控视频的内容，再去补充对应需要的笔录。针对监控视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关于监控盲区发生的事实，应结合其他证据。因为各种案发场景不同，有的地方监控密布，而有些场景监控只记录了案件部分事实。这时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现场的证人、当事人的陈述对盲区部分进行「还原」，但还原的过程应该符合常理推断。对于已有监控的部分，也要尝试调取多角度的监控予以互相验证，因为不同监控视角呈现的事实各不相同，避免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如果监控涉嫌篡改，则要借助专业比对方法。一般来说，当我们审查监控视频时，可以先从最直观的感受进行验证，具体可以采用「自然规律检验法」，观察视频中的自然现象，包括重力（从运动轨迹判断篡改痕迹）、太阳光线（从光线判断案发时间是否对应）等。还可以利用不同成像设备，采取「相邻现场分析法」，对比不同手机拍摄的案发现场与监控进行比对。而对于更高级别的篡改，例如重投影（利用摄像设备对已有的视频重新录制）、帧操作（帧插入、帧删除和帧重排序）、超分辨率重建等，则要依靠监控视频底层数据分析法，一份没有被篡改监控底层代码应该完全符合压缩编码规则。- 5 -
办理伤害案件的程序技巧
1. 办案机关不立案怎么办？
在故意伤害案件里还存在一个棘手情况，就是办案机关不立案，导致无法启动后续程序，继而令被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针对办案机关不立案的问题，解决对策不可一概而论。针对某一机关的拖延，无非是通过内外部监督、上下级制衡这两种方式进行救济。在实践中也早就有比较明确的法规指引，即立案监督。概括来说是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来自外部检察系统的监督，比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当公安机关不立案时，可以向同级的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另一种是来自内部公安系统的监督，就是我们所说的「先复议后复核」，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当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时，可以先向办案机关申请复议，再向上级公安部门申请复核。以上两种救济方式各有优劣，要在具体案件中考虑制衡因素。然而，现实中的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因为没有哪个公安机关会以「我不想给你立案」这样明显的理由拒绝立案，往往都是事出有因，甚至有相应不立案的依据。这不得不提及一个并不起眼但重要的法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经公安机关商请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派员适时介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活动，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这一条文便是著名的「检察院提前介入制度」的缩影，即检察机关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活动，并对证据调取、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一项制度。该项制度设立之初便饱受争议，人们担心检察院会过分干预侦查活动，当检察权扩张的同时，也影响了检察院起诉阶段的主观判断。比这更大的问题是，在实践中部分公安机关为保护自身，而利用该条「转移责任」，当遇到案件复杂情况时，办案机关选择报请检察院，希望获取指导意见，可检察院也会抱着拒绝接锅的想法，而使案件在侦查阶段长期被搁置。此时案件掉进了公、检机关的缝隙中，在这样的缝隙里，是缺少足够的法律去规范的。
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如果想要推动程序的运行，要充分利用不同公权力机关的制衡，具体可以考虑此前说的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通过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方式，落实办案机关责任，加速办案机关对案件的处理。此外，针对漫无目的的拖延行为，我们也可以通过地方公安机关执法公开服务平台进行案件进展查询、投诉举报等。（如辽宁省http://gat.ln.gov.cn/zfgkfwpt）在第一种情形中，是办案机关主观上不立案，而第二种情形则是客观上不满足立案标准，比如不构成轻伤或者证据不足等。对于造成轻伤以下的案件，公安机关会作为治安案件，对加害人进行罚款或者行政拘留，此时由刑事责任降阶为行政责任，可如果被害人希望追究对方刑事责任怎么办？此时我们可以考虑「罪名转化」，既然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那如果伤害行为切实存在，但没造成轻伤以上结果，则可以考虑另一个情节犯的常见罪名——寻衅滋事罪。在此可以先对比下两个法条：
寻衅滋事罪前身源自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该罪名也被实务界戏称为「口袋罪」，即入罪门槛宽泛、定罪语意模糊，比如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这一情节，「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就与故意伤害罪的行为构造十分类似，二者的定性争议，亦是困扰司法实务工作者的难题之一。当殴打行为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结果，仅造成轻微伤时，办案机关以未达到立案标准不予立案时，结合寻衅滋事罪的「口袋特征」，则可以考虑转而以寻衅滋事罪追诉。但二者并非没有区别，当伤害结果确定时，更多要结合案发的环境来做出罪名的辨别。一般来说，可以考量以下三点：
因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以上罪名时，属于刑法中的想象竞合犯，应该择一重罪处罚。而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交融关系，取决于伤情的鉴定结果，如果伤情鉴定为轻伤或以下的，因寻衅滋事罪可能导致的处罚更重，而会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伤情鉴定为重伤的，因故意伤害罪可能导致的处罚更重，而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除此之外，随着通讯时代发展，即便简单的殴打行为，也会随着网络短视频传播而达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后果，这一变化也对罪名的认定影响颇大。可如果更改罪名，仍旧无法促使公安机关立案，被害人则只能考虑最后一个途径——刑事自诉。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不过在目前司法环境中刑事自诉的成功率并不理想，但不失为促成和解的必要手段。2. 被害人如何获得赔偿？
最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非两个走向，要么认罚，要么认赔。对于认罚的被告人，按照后续司法审查起诉、审判即可。而想要得到谅解的被告人，则会选择认赔，追求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脱离实际，空谈公平，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除了对被告人苛以刑罚外，被害人能够获得及时、充足的物质赔偿，也是代理律师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被害人如果想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获得赔偿，大概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后续审判中一并主张医药费等赔偿；第二种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以人身损害侵权为由主张民事赔偿；第三种则是刑事和解，即双方达成一致的赔偿金额，即时支付。前两者的赔偿数额要有明确依据，讲究一个「填平原则」，损失多少赔多少，被害人难以从中额外获利，另外即便胜诉能否执行到账也是一个问题。而刑事和解的优越性在于，不仅可以获得相对超额赔偿，而且还是即时支付，但代价是被告人会因赔偿减轻处罚。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刑事和解≠刑事谅解，二者的区别在于：首先，在减刑力度上，刑事和解最高可以减少法定基准刑50%以上，甚至免除处罚，而刑事谅解最高只可减少法定基准刑40%。其次，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是法定可以减轻处罚的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只适用于较轻的犯罪，而刑事谅解原则上所有案件都可以有被害人的谅解，无需嵌套在法定程序中。总结一下，刑事和解中必然包含被害人的刑事谅解，除此之外还应当有被告人真诚悔罪、对犯罪事实无异议等内容，而刑事谅解……只是刑事谅解。概括来说就是：刑事和解＞刑事谅解，是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由于刑事和解或谅解的高额补偿性，难免会引发一定道德风险，不排除受害人漫天要价的可能，这一行为不仅不利于化解纠纷，一不小心容易演变成敲诈勒索罪。作为被害人的代理律师要树立一个观念——扮演和解中的第三方。千万不要一味地只站在被害人一边，而要有自己的判断立场，有的受害人虽然遭受损害，但也可能是「真小人」，盲目地给予被害人信心，会使其不断抬高价格，最终破坏和解。这时律师就要从中调停，既要谈判被告人，也要克制被害人，以促成一个合理的和解金额。人们常说犯罪发案率的高低能侧面反映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在现代社会中，能为多少人提供有效辩护，使其得到公正的审判，被视为法治建设的成果，可有多少受害者的权益实质得到捍卫，也应该是宝贵的成果。粗鲁是弱者对力量的模仿。所以才有了「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的两难尴尬境地，相较于公平公正的宏观价值，做情绪的主人，管好自己的拳头，才是社会进步的切实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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