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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由也要归属感,运营驱动下的“面向未来的律师事务所”
Original
卫新
新则
2024-08-26
一家面向未来的律师事务所,应该有自由的个体,也有温暖的运营。
来源|开言第八季·日新为道
演讲 | 卫新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
卫新律师在开言第八季·日新为道的演讲视频
各位开言的朋友,下午好。我是卫新。很高兴来到开言,和大家分享一下星瀚的故事。
前几天,我在上海和一位红圈所的合伙人交流,他问我:卫律师,为什么你选择在30岁的时候自己开一家律师事务所,而不是简单地换个平台?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竟然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我想这个朋友可能正面临职业选择,想听一些过来人的经验。但是,他的问题却是对我的拷问——人生总会面临一些底层的、深刻的、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它会引起内心深处的自我探索。
星瀚,已经成立了十三年,但要坦诚地回答为什么创办星瀚,得从我的职业生涯说起。
2002年,我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当时拿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offer,在正式开启法院的工作前,我想找一份短期实习,很偶然的情况下,我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正在招聘法务,这是一家刚刚开始创业的公司,如果算上我,全公司也才7个人,但就是这种创业的氛围打动了我,我后来决定放弃法院的offer,加入这家公司。
到底打动我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和传统、严肃的法院相比,我更向往创业公司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可以说,年轻气盛、自负骄傲的我,放弃了一条充满确定性的法律人成长之路,而选择了充满不确定的自由之路。
在按部就班与自由之间,我选择了自由。
我在这家创业公司工作了三年,见证了它从最初的7个人发展到几百人的规模,我自己也从公司的法务成长为副总,公司的运营管理,包括市场、人事、行政、IT、法务乃至财务,都由我分管。
但在2005年,我决定回归专业,辞职去做一名律师。为什么要放弃了非常稳定的职位和高薪?因为创业公司已经是成熟公司,作为高管你要履行职责,但很多事情你无能为力,尤其是业务的选择和作为,你能做的,就是不停的协调沟通。
我觉得,我正在失去那个主动清晰的自我。而做个自我拥有、靠本事吃饭的律师,可以让我找回自己,找回动力。
2005年,一进入律师行业,
我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自由
。
我当时有个很惊讶的观察:同事们居然可以在上班时间商量点奶茶,然后选一个人跑腿去买?这可是工作时间!这样的事情,在公司文化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律所,没有人管你,没有报表、没有横向的部门沟通,没有繁琐的制度、流程、表单。业绩为王、搞定客户为王。我觉得我的带教律师不够专业,我就可以独立。我觉得律所的平台不好,我就可以换个律所,只要你业绩好,你就可以是合伙人,独立的合伙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我,就是那个业务做得很好的合伙人。
2010年,我离开了那个给我很高自由度、让我过得很舒适的律所,创办了星瀚。
我的这次选择,不再是为了自由,因为一旦按下了创业的开始键,就陷入不再随心所欲的深渊,这是我一开始工作时就见识过的不自由模样。我想,在座的很多主任,也同样知道。
但是,这次我为什么要这样选呢?因为,
那个充满自由的律所环境,我并不喜欢
。自由主义创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群人,每个律师都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对公共事务冷漠,做好自己的业务就行了,没有人真正关心别人的需求,你的声音也很少被人认真对待。
自由很好,但个人主义带来的忧伤、失落、孤独和冷漠也如影随形。
我开始怀念在公司里的生活,那种整体感、归属感在律师行业显得弥足珍贵。
同时,我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我希望我的团队成员是个紧密的社群,有共同的愿景、密切的链接、彼此的责任。我不希望,我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也是孤独的存在,随时可以斩断关系,扭头离开。但在当时的律所里,我看到很多合伙人,几乎每年都在失去助理。
就这样,在律师执业后的第五年,我创办了星瀚律师事务所,我把她定义为
一家面向未来的组织
,我想在一个新的起点实践我的很多理想,那时候,并没有“运营驱动”这样清晰的表述,我定义这是一家“
员工幸福、部门健全
”的精品所,充满了归属感和连接的情怀。
我的职业经历,一定不是个案,是沃泽尔教授说的“后现代的自我”,代表了现代年轻人的困境。年轻人追求自由,把个人主义作为信仰,即使自由有时候让人陷入相对主义、自恋主义的泥潭。但我个人坚信,集体主义战胜不了自由主义,尤其是咱们的律师行业。
现代人要面临的困境,是
我们不能放弃自由,但同时又必须面对和处理自由带来的那些问题
。我的职业选择,就是这种困境的缩影。最终我选择了去
重构一个组织形态,以实现年轻人“既要、又要”的理想
,这构成了我创业的底层动力。我认为,任何组织的战略都要回答和处理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从星瀚的运营实践来谈谈我们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运营塑造新的分工
刚才讲到,律师上班时间能出去买奶茶,真是自由啊。但当时我也有个疑问,
为什么是律师出去买?这样的工作难道不是应该秘书做的吗?
我做律师的第一家律所,只有一个非业务人员,行政兼出纳。所以,我进律所的第一个月,就是建议招人,我把我之前公司的秘书小谢推荐给律所主任,我说,我来推荐一个前台,可以做很多事,关键工资要求也不高。实际上,她在给我当秘书时的职级和薪资,比律所前台高出很多。但我告诉她,我个人会给她补贴,这个行业需要她。
小谢后来成为了我团队的法务秘书,2010年我成立星瀚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小谢是星瀚的第0号员工,律所每一个员工都是她经手招聘的。我记得,有位加入星瀚的同学曾经分享,当时她已经拿到了其他律所和银行的offer,而她决定毁约加入星瀚的原因,就是人事通知她来面试的那通电话。
当时她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一个商场里,周围很嘈杂,她听不清楚,但人事小姐姐特别耐心,连续说了好几遍,还问她要不要等会到安静的地方再打。之后还给她发了通知短信,有具体时间和路线。面试当天的早晨,她又收到了提醒的短信。这个同学说,她当时就觉得这家律所不一样,特别周到、细致,业务肯定不会差。
2010年我们招的第一批实习生,后来都成为了星瀚发展的骨干力量。而那时候,无论是知名度、业务量,星瀚未必有实力招到这样的人才,但是因为有了专门的职能团队,把公司里招聘职能的基本要求迁移到律师行业,星瀚的人才招募就获得了加持。
我们以为,在律师这个行业里,作业方式天然是个体的,是高度依赖人的专业技能的,业务的专业化和分工,背后需要推动律师放弃选择权。而
运营的协作,本来就是律师行业的短板和空白
,律师要么很少做,要么做得不专业。而运营职能的加入,比如星瀚成立时就有的市场人员、IT人员、客服人员塑造了新的分工,天然地丰富了组织的连接和依存,让星瀚展现出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在同行眼里,充满了活力和新鲜感。
运营创造共同资产
首先,要说一下星瀚最大的律所资产,就是我们的运营合伙人宋佳。
她不做业务,却是星瀚拿点数的高级权益合伙人。目前,她是星瀚最红的人,智合、律新社的运营培训,她都是重磅讲师,我记得大鱼找宋佳直播对谈的次数,也远远超过我。
宋佳就是我们从2010年招聘的第一批华政实习生中自主培养的,毕业时她已经拿到世界500强公司的高薪offer,是被我的“理想主义”+“忽悠主义”留在了星瀚。宋佳在星瀚10多年,做了很多创新,比如建立了星瀚的自媒体矩阵。
我记得微信公众号刚刚出来的时候,宋佳找到我,说要做“星瀚微法苑”,一定要坚持周一到周五发原创文章,而且不发律所新闻,只发干货研究文章。必须形成稳定输出,让关注的受众觉得有价值。
这对于当时我们只有20-30人律所,是极其困难的。于是,宋佳带领的市场部就参与到每个业务部门的培训、律师对外的讲座、部门的案例讨论会等活动中去,有时活动一结束,培训讲课的内容就成了一篇干货文章,不需要律师自己再写。
这些年,星瀚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大大提高了星瀚的美誉度、也给我们带来了实在的案件。星瀚的市场部有一套具体打法,这里不细说了,大家可以请教宋佳。
这里还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运营体系和业务部门共同研发的“
内控和反舞弊
”法律产品,这个产品是星瀚目前在市场上最有影响力的业务。
星瀚每年都要举办内控反舞弊行业峰会,而且是付费的,今年是第五届,报名的企业有500多家,我们最后筛选了350家来到现场。这个活动是星瀚的自主IP,不需要任何第三方机构加持,每年还会有不少科技企业赞助,整个活动完全由星瀚运营体系自主完成。不仅如此,我们还建立了相关社群,都是由星瀚自主运营。
目前,星瀚的内控反舞弊业务高速增长,单一客户付费超千万。而这个产品从设计、营销、渠道到资源整合,都有运营的参与,有不少头部客户也是运营直接对接和转化的。
律师追求自由的趋势,带来了原子化的个人发展,它源于律师行业极高的流动性——律师换所是非常容易的事,律师与律所的关系不具有稳定性,可以随时解构。
而要让这种关系稳定,就需要形成
共同的资产
,就像夫妻之间有了孩子,就有了羁绊和归属感。这种资产不是一笔入股金,而是结构化的、新生的。
如果说律所运营的1.0是从无到有,提高分工的效率,那么律所的运营2.0时代,就是共创律所的共同资产
,这里面运营的作用是主动的、引领性的、不可分割的。就像我们的内控反舞弊产品一样。
运营构建价值标准
星瀚去年加入了一位年轻的合伙人,他离开原来的律所,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招聘不到优秀的人才。
他是做涉外业务的,业务正在起步阶段,他说,这些年律所业务收入还行,但是已经收不到“五院四系”的简历了,他好不容易去母校多方推荐找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同学,实习三个月下来也非常好,想要留用。但是他觉得留不住,原因是办公室里氛围不行,没有积极向上的年轻律师,他的助理每次留在律所加班做业务都显得很孤独,没有年轻人可以交流。而他作为合伙人哪怕一直在办公室,也不能解决小朋友的归属感。
他觉得,优秀上进的年轻人不会选择他,这是他个人再努力塑造小环境也无法改变的。而他自己,同样也需要一个更加有归属感、积极向上的环境。
我们引进这个合伙人之后,他的助理迅速和同期留用的应届生形成了小圈子,她参加了律所新人培训,有不同的专业律师进行指导,晚上加班有小伙伴一起去吃饭,互相探讨专业问题。他们这一期同学还引领了律所的飞盘文化,每个月星瀚的奇思妙想会、家庭日、社团活动,她都来参加,感受律师的另一面。
我想,每个组织都在树立自己的文化。但在高度自主化的律师行业,这种组织文化常常显得“假大空”,因为追求自由的律师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其他律师合作,只要他觉得对,就可以了;服务客户,只要他觉得自己尽力了就可以了。律师可以铁肩担道义,可以选择隔岸观火,可以充满实用主义,也可以彰显英雄主义。
个人主义的标准,尼采和萨特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自己负责就好了。哪怕是别人并不认同,还可以选择离开,这不是规章制度可以约束的。但人生下来就具有社会性,我们是父母的儿子,是学校的学生,是组织的一员。
我们无法完全摆脱对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关系、深刻的归属感的向往。
就像我们参加新则的新空工坊,也是找一种组织的归属感。
查尔斯.泰勒教授说,个人标准不可能凭空产生,因为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并不是在孤立的内心中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我们与他人的对话,和对话中的反思。
所以,我认为,
组织的文化,实质就是这个社群的背框架景和价值标准
,如果没有人员去塑造、没有资源投入、没有有形的对话和对话中的反思,最多是一种自欺和传销。而星瀚的运营,就是这个价值标准的构建者。
星瀚的运营体系,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星瀚人塑造了一个鲜明标签:热爱法律的技术派。这体现在星瀚所有的对外输出上,包括每个律师的名片背面,也体现在对内评价、合伙人晋升、业务取舍中。
这位新加入的合伙人很快就融入这样的背景与价值标准中,正因如此,他已经和数据合规、金融方向的合伙人形成大量合作,业务比加入前增长了1倍。
一家律所的运营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可以是各种非业务的职能,在比较优势的经济规律下,给律所带来更成熟的分工,提高效益和产能。
它可以是根植于法律行业后的新的创造能力,是那个与律师组合后能够产生更大收益的特殊变量,它给行业赋能,也在悄悄改变行业的格局。
它更可以是在追求自由的律师行业中,克服个体的内卷、冷漠、迷茫、孤独的所在社群的背景与价值标准,是孤独的法律人寻找归属感的努力,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说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我想,一家面向未来的律师事务所,
应该有自由的个体,也有温暖的运营
。
自洽与纠结
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是一个特别追求意义感的人,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理想主义如我,一定要为现实中的行动编织一个自洽的意义。如果没有意义,没有“应该如此”,我就无法说服自己去做那些事。
现实中,我又是纠结的,我既热爱自由,又追寻认同。
我希望用理念去影响世界,又必须实现商业上的成功。
外界都觉得星瀚的运营很有特色,都希望和星瀚一样,打造一支运营团队,赋能律所品牌、助力律师发展。
道理都对,然而,运营给律所带来的是成本还是效益、运营的边际贡献如何衡量、如何重构传统的利润分配格局,依旧是难题和痛点。我们的行业还很不成熟,要形成理念的共识谈何容易。如果把时光退回2010年,如果能提前知道做了十几年,知道将会面临如此艰难的局面,我还会不会去开一家理想主义的律师事务所,而不是选择一条更简单的路线?
当我回顾这些从事律师和创办律所的日子,欢笑、失意、成功、挫折,前尘往事随风散尽之后,留下的竟然还是如云锦绣——我是多么幸运。
我很幸运,能够遇见星瀚的合伙人,抛下高薪和安逸,和我耐着寂寞一起创业。他们有人离开了又回来,成为我最重要的支持;有人说,不需要挖我了,只要我做律师,就会留在星瀚。
我很幸运,遇见星瀚的很多律师,心怀理想、彼此扶助,做热爱法律的技术派。
有人工作久了就有一种虚无感,感受不到意义。虚无的成因有二,一是将所做的事视为客体,二是花费的心血不够。然而你看,那些拥有自己天地的人,他们的王国从哪里来。他们是生活的主人,一路上都是心血。
所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我的工作不是客体,它给我带来了意义感。人生的路,若是赛道,赢是很重要的事。但人生是一场比赛吗?如果我们太在意竞赛,也许就本末倒置了。
“本”才是最要紧的事,你心里有了这件要紧事,就不会感到纠结了。
“本”就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歌德说,理论是苍白的,但生命之树常青。如果要赢,就要用理想主义赢下来。做一个有实践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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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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