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和技术的认知，是中国与世界的创新差距

以汉诺威工业智造指数“为实验标准的“未来工业发展指数”编制，基于德国及欧洲、美国、日本、中国进行取样编选，欧洲（科学）、美国（技术）、中国（应用）构成”未来工业“的逻辑循环，日本（美国+中国）成为独特的样本。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科技进步，作者倾向于被媒体和大众低估，而不是高估。网上有很多文章，用事实和数据来评价今天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人均GDP和中国差不多的国家中，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是鹤立鸡群的。

但本文要讨论的是我们的差距：顶尖的科研成果，与原创的核心技术。为什么我们会有差距？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怎样缩小这个差距？

首先，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

科技在今天被连成了一个词，以至于大部分人不明白，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必须分开谈。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目的性，科学是为了认识世界，技术是为了改造世界服务人类。驱动技术发展的，是市场的需求驱动和资本的贪婪：驱动科学发展的，是科学家的兴趣和人类的好奇心。说实在的，科学虽然可以很有用，但科学家们搞科学，从来不是为了有用。技术开发者，可以获得利润作为回报；科学研究者呢？最多就是一个名儿。科学成果，很大程度是被全人类共享的。

比如，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半导体技术；半导体技术，离不开量子力学。但从没有人向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们（波尔、薛定谔等等）支付过知识产权费。量子力学给出了半导体器件的工作原理，是不要钱的；怎样生产半导体器件组成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怎样用半导体器件设计芯片，这些都是技术，都需要用钱来交换。

讲这些，是为了说：过多的功利心，对科学有害无益。

这里讲的是纯科学。至于接近技术的应用科学，留到后面讨论。

可见，一个国家如果不做纯科学研究，人民的生活也不一定太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只出了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外国的科学成果，不花钱拿来直接用，多好啊。反观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奖项目：屠呦呦的青蒿素，在全世界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但中国还真没有赚到多少钱。

当然，大批掌握现代科学的人才，和优秀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不懂科学，就无法掌握现代技术。这方面，中国一直做得不错，但近些年有退步的征兆，高考开始轻视理科了，需要警惕。

但是，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我们的诺贝尔奖那么少。这就带出一个问题，我该不该搞纯科学研究？

笔者搞过科学，也搞过技术，支持中国开展纯科学研究。因为首先，中国人已经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为全世界做贡献；其次，如果科学研究产生有应用价值的成果，我们可以在利用成果时候占得先机；第三，研究科学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技术人才。

那么中国人能不能搞好科学呢？

科学的体系和方法论，是在西方产生的。有一个李约瑟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长期经济比较发达，技术成就也很高的国家，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探讨，但有人把问题的探讨引申到说中国人不能搞科学，说什么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压制创造力，这就是胡扯了。还有一些自由派人士，鼓吹因为中国没有自由所以没有科学，这也是文科生似是而非的瞎掰，他们都不知道前苏联的科学有多好。在懂科学的人的眼里，这些谬论都不值一驳。

发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国家和社会要有闲钱养闲人。科学家需要自由，最需要的是财务自由，不需要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小孩上不起学操心，能够专心地做学问。

中国自古只重视技术，不要科学。近代面对西方侵略者，发现我们的技术被人家基于科学发展起来的技术秒杀，才开始学习科学。因此，国人倾向于把科学看成一个强大的工具，而忽略它的非功利性。

科学，是在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对数字和线段的内在逻辑的较真，在伽利略对重球还是轻球下落更快的求索中，产生出来的。这些都是我们当年觉得没什么用的东西。

以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是可以开展一些基础科学的研究的，不过也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
中国经济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已经超过了英国，但综合国力尚有差距。中国制造业和按购买力计算的GDP现在也已经超过了美国。但1900年的美国，早已建立了优秀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已经把留声机、电影、电灯推向了市场；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福特正在玩赛车，即将成立自己的汽车公司。美国已经开始在技术创新方面引领世界。

即使这样，当时美国的科学还是很落后。之后，二十世纪的前半叶，相对论量子论的物理学革命，也没有美国人什么事儿。美国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和整个欧洲打残，终于熬成了世界霸主；同时纳粹德国把大批的犹太科学家驱逐过来，才成为了世界科学的中心。

今天的中国，还不能在技术创新上引领世界。相对科技水平比1900年的美国，恐怕还有20年的差距。决策层最操心的，仍然是核心技术的掌控，以及应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

检讨中国的科学政策

当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她的工作竟然是在文革中完成的。然后大家历数共和国比较接近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比如合成胰岛素、层子模型等等），发现竟然都是前三十年的。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过很大的争论。

认识到科学的非功利性，这个现象就容易理解。那个时代不讲经济效益，人们也不像现在那么浮躁，这不利于技术进步，但对科学是有好处的。所以，尽管那时候穷，并且封闭，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不利于科学发展，但仍然产生了一些好的科学成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开开始不久，当时的赵总理到中国科学院说，国家没钱养你们了，你们需要自己去赚钱，于是科研人员纷纷下海经商。这一举动，让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停滞了差不多二十年。

当然不能说这个决策是错的。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解决让人民填饱肚子富起来的问题。中国的科研人员其实不少，需要让他们从事能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工作。下海的科研人员中有一些做成大事的，比如从中科院计算所出来的一批人，先是进口计算机倒卖，然后开始组装生产，最终做成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高科技公司——联想。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面对着中国和发达国家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但凡聪明一点儿的，大学毕业了肯定想办法出国，出国以后走上念书、找工作、拿绿卡混中产的路。到了新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对年轻人的行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不是所有的人都急于追逐财富了。同时国家投入到科研中的经费也渐渐多了起来，让一部分人能够沉下心做科学，新一代的科学家成长了起来。也许，未来他们中间，可以产生诺贝奖获得者。

总有例外的人，比如张益唐在美国找不到数学相关的工作，不得不到餐馆里刷盘子的时候，还在研究素数，后来取得了孪生素数猜想的突破。但宏观层面上，大部分人需要一个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才能够从事科学研究。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太好，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消减科研经费，已经有些外国的科学家来华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以来的出国潮，让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遍布于美国的各个科研机构、各个高科技公司，如果发生排华浪潮，中国科学的春天未必不能提前来临。

虽然条件好多了，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对于科学的认知，不利于取得一流的科研成果。
首先，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不同，应用科学领域非常混乱。

应用科学和纯科学的差别在于由应用驱动，青蒿素可以算是一个应用科学的例子，当时的中国为了治疗疟疾组织了科研攻关。科研需要钱，科学家们为了拿钱也乐意把自己的工作和应用扯上关系。但应用科学仍然属于科学，它的成果也不一定都有用，但每一个成果都需要用科学的价值观去评判。科学的成果通过发表论文展示，原则上别人要能够复制才会被接受。即便是应用科学，其成果仍然很大程度是全人类共享的。

有的研究所，做了一个国外早就做出来的芯片，或者用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几代的半导体工艺搞出了几个样片，就兴高采烈地宣布取得重要成果。

用科学的标准去评判，一个成果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才有价值，比如发现了自然界的新现象新规律，或者解决了一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很显然，这样的成果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如果把这些成果当成技术，那么只要能卖出去，即使是模仿别人，也有价值。但技术的开发应该交给有经济利益的实体。很多科研院所，他们的兴趣在于拿着这个成果吹吹牛通过了验收，再跟国家要一笔钱，做下一个项目。并且，不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开发，其成果通常离产品化相距甚远，没有企业会有兴趣。项目培养出的人才如果将来进了企业，这钱就算没有全部打水漂。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科学和技术都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研发。经过了上世纪末的几次下海潮，很多研究所已经转变为经营实体，或者开设了下属公司，可以直接开发产品。这当然是好事。但每年仍有海量的科研经费，花在了一些既没有科学价值也没有实现技术价值的所谓成果上。对咱们这个还不算最富裕的国家，非常可惜。

科学技术不分，还闹出了透明计算那样的丑闻。这个东西，压根儿就不能算科学成果，只是一项不很先进不很有用的技术，竟然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大奖，被国内的软件行业笑掉大牙。你让真正的科学家怎么想？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科研院所就应该专注搞科学。不要把用于科学的经费和奖金，浪费在不能实现价值的技术开发上。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对于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过分地依赖于论文的数量，对科研人员的激励，过分地依赖于项目申报。这样的制度设计，当然有利于生产出大量的论文，中国的自然指数这些年进步很大。但这样的制度设计，却不利于产生顶尖的科研成果。

从大学毕业，到突破孪生素数猜想，张益唐30年间才发表了第二篇论文。90年代初，神经网络计算是热门，但没能取得突破后很快冷了下来。Hinton等人最后在美国都拿不到经费，只能到加拿大继续从事研究。一直坚持了20多年，终于搞成了深度学习算法。这些算法现在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今天，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但你可能不知道，科学家们为此熬过了长达20年的寒冬！
顶尖的科学成果，大多来自十年寒窗后的灵光一闪，还真不是政府可以做计划，立个课题招标就能得到的。国家能做的事情，就是用闲钱来养闲人。试想，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想做开拓性的工作，可能几年都没成果，不但不能晋升不能改善生活，连生存都成问题；跟着别人做热门领域，好歹能出论文，你会怎么选择？

闲钱养闲人的原则，可能对很多其他的学问行业也适用，甚至有时候对技术创新也有帮助。当年，为了寻找希格斯粒子，欧洲核子中心聚集了大批物理学家。为了让全世界的同行更方便地共享数据和论文，有几个人发明了HTML语言，写了一个叫Mosaic的浏览器。刚开始的用户体验很差，同事们都笑这几个家伙不做物理闲着没事干，但万维网就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后来欧洲核子中心宣布放弃相关专利，和全人类共享这项技术创新，随后，互联网改变了整个世界。此外，物理学家发现加速器产生的海量数据，核子中心的计算机根本无法存储更无法处理；于是他们写了程序，自动调动全世界同行们的计算机，发明了云计算。

所以，高科技公司里，也不能所有人永远996。笔者带工程师的时候，喜欢在项目的间隙给他们一些空闲时间，有时候他们自己会搞出一些让人惊喜的东西。

但说到用闲钱养闲人，到底把谁养起来？总要有选拔和竞争的机制吧？怎样平衡这个矛盾，美国大学的制度可供参考。在美国，大学教授分成两类：临时的（助理教授以下）和永久的（副教授以上）。临时职位上的科学家，和中国的科学家一样，压力巨大，没成果拿不到基金就不续约。一旦挣到了地位，获得了永久职位，想做什么工作，甚至想什么都不做，没人管得了。引领科学的发展，还是要指望这批人。

这批人不需要太多，但国家要有机制把这些人培养和选拔出来，有环境把这些人吸引和留下来。
中国科学的第三个问题，也跟钱有关，但属于钱多带来的问题：没有钱当然无法搞科研，但科学家们还是需要远离金钱的诱惑，专心做学问。

在咱们这个诺贝尔奖都不够买一套五环以内房子的国度，想远离金钱诱惑并不容易。一位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物理学家，被人吸引回国来搞基金，不久前栽在了失败的投资上，非常可惜。
上世纪80年代搞的诸多改革中，其中一项就是不再让外行领导内行，科学家们不喜欢被一个大老粗党委书记管着。但几十年下来，内行管理内行的恶果开始显现。

现在国家各个领域的科技基金，都由专家把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下，内行管理就很不合适了。专家也是人，都有朋友、弟子和门生。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课题，出题的、评审的、竞争项目的，最后验收的，都是一伙人。不少领域形成了门阀，不是圈子里的，机会太少。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各种奖项的评选同样有问题，透明计算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说明我们的评价系统的问题非常严重。

在目前国内的薪酬体系中，研究人员，大学教授的基本工资很低。一个院士的工资，和一个在公司里干了五年的本科生差不多，其他科研人员的待遇可想而知，这实在太不合理了。但申报课题和项目的机会很多，大家都需靠项目提成来补充收入。一方面基本工资很低，另一方面捞钱的机会不少，不由得人心不浮躁。科研经费多了，国家自然担心腐败，监管得越来越严。于是，从申报课题到每花一笔钱都要填大量的表格，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都耗在上面，怨气冲天。

院士制度也开始异化了。本来这是给杰出科学家的一个荣誉称号。但现在，这个头衔可以带来大量的利益。前三十年培养起来的老一辈科学家，基本上还都能做到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新的院士就不好说了。现在的两院院士评选，常见大量的金钱运作和利益交换，连官员和资本家也来凑热闹选院士。

基本工资太低的问题，有的院校也试图改变。比如有的学校把所有教师拿到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用来给高级教授们长工资。教授们的基本工资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多不了。但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认可高级科研人员的价值？要说以人为本，要说人才重要，都没问题，但落实到政策上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已经进步了，倒退几年回去，国家科研资金根本就不能用来发工资和奖金，买设备，几百万几千万国家完全不心疼，全然不管没有人才，这项设备就是废铁。

这些问题，决策层已经察觉到了。最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个文件，标题叫《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学风和作风建设的意见》，指出了上面提到的以及很多其他的问题，要求整改。

但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决策层对科学有了正确的认知。有正确的认知，才能有合理的政策。你不能一面用制度去促使我们民族最强的大脑，花大量的时间去抢权争钱，一面又要求科学家们弘扬精神。要认识到过度的功利心不利于产生好的科学成果，搞科学要靠用闲钱养闲人。

用课题和经费调动积极性、引进竞争没问题，但不能搞得太过分。应该削减这部分经费，这些钱换来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夸大其词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弄虚作假的。

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待遇，让人家能够沉下心来做研究工作。

对于特殊人才，不但要给足能体面生活的待遇，经费也应该一次给够。不要规定人家做什么，不要让他们把时间浪费在填表写PPT上。科学突破靠得是少数人的灵感，基本上是不能事先做规划的。
重新考虑引进“外行”，或者专业管理人员来管理课题经费和基金。不要让一流的科学家去做管理工作。让科学家远离权力，是对他们的保护。已经当官的人，当老板的人，就不要再当院士了。

有了这样的环境，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以今天世界发展的大势，中国早晚会像日本那样，产生一个又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技术创新是有巨大成本的

讲完了科学，咱们谈技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拉近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我们还不能像美国那样，包揽全球大部分原始技术创新，让整个世界都跟着走。要爬这样一个台阶，目前我们全国上下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对技术创新，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很多没做过工程技术的人，认为创新只是想几个好主意，这太幼稚了。

技术创新，需要变成产品，才能算完成，需要在市场上取得利润，才算成功。一个好的想法，往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变成产品，才能取得市场成功。

中国从来不缺人，也不缺聪明才智和好主意，你看中国现在的专利申报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中国常常缺钱，有时候也缺耐心。

科学的突破，有可能靠少数几个聪明人完成。现代技术的重大创新，基本不可能只靠几个聪明人。人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资金的投入、组织管理、坚持的决心更重要。

创新的成本，不仅仅是钱，风险成本更大，因为任何创新都可能失败，钱可能会白花了。现有产品的小改进，风险很低，这是中国最常见的创新。技术跨度越大，风险就越大，原始创新的风险最大。因为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会不断低遇到新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成为一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就算千辛万苦地把产品搞出来了，全新的东西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事先也未必算得准。环顾那些跨国公司科技巨头，为了搞些新东西，十亿美金打水漂的案例多得是；致力于新技术的创业公司，倒下的太多了，成功登顶者，哪一个脚下不是尸骨累累。

所以，中国人基本上不做原始创新。你如果创业，说要做一个世界上还没有过的东西，风险投资商不会给你钱的。他不确定你能不能做出来，他会质疑你的市场是不是存在。而别人已经成功销售的东西，至少应该做得出来，市场也不用担心了。

就连技术最强悍的华为，不久前还声称不做原始创新（不知道现在或以后会不会改变想法）。

美国人胆子就大得多。90年代的铱星、全球星两个全球卫星通信系统，都是10亿美金以上级别的重大失败。现在马斯克的SpaceX公司，又开始发射，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星链计划。

国家也不支持原始创新，但决策层未必知道他们的政策不支持原始创新。但凡国家科技项目的申请表，标准格式是先让你论证先进性和可行性。这两个东西当然是互相矛盾的，真正原创的东西，谁也不确定它是否真的可行。唯一能保证可行性的方法，就是等别人已经把路走通了，我们跟在后面走，风险就小多了。

所以，别人还没做出来的东西，国家科技基金的管理者，根本就不敢立项；如果做不出来，怎么向上级交待？在现在的体制下，各级政府搞的科技项目，基本不允许失败。项目监管越来越严，验收的时候，一条一条地核对技术指标，有一条没达到，打回去重写报告。

不允许失败，还搞个哪门子创新？如果所有的所谓技术创新项目都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项目根本就没有什么先进性，二是很多结果在造假。第一种情况，反正现在很多的项目都是自己出题自己做，把指标写得低些，把要求写得可以灵活解释，到时候容易过关。第二种情况，中国芯片就出过被广为报导的造假丑闻，但那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也常见拿一个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去申请项目骗一笔钱，再看看用这笔钱可以做些什么。后一种现象国家也发现了，出文件严令禁止，但这已经是良心造假了。

造假固然不对，但不允许失败也不对。技术创新项目，大部分失败，才是正常的。硅谷的风险投资，也是从少数的成功项目中得到回报的。

现在流行一个词，你也许听到过，叫做“弯道超车”，这是一个带着欺骗性质的口号。它的意思是，当技术换代的时候，跟紧点儿，别吭哧吭哧地在老路上向前赶，一抬头才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已经被新技术淘汰了。至于超车，哪儿那么容易。别人披荆斩棘地开拓出了道路，身后的技术门槛也不是那么容易过的，更何况人家还会建好专利壁垒。实际执行起来，难度也大。如果转弯早了，最后发现人家那条路实际没走通，跟着别人浪费钱；如果动晚了，那就更不可能超车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会喊着弯道超车跟国家要钱，一窝蜂地上去。

中国弯道超车做得比较好的领域，就是人工智能了。2012年，Hinton等人把深度学习算法的图像识别错误率降低到了18%，并发表了论文，这在科学上是重要的突破，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还不能确定这东西真的能有实际应用。谷歌公司敏锐地看到了前景，很快地开始投入重金，用百万美金的年薪请来了大批人工智能专家。2014年，谷歌收购了英国的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2016年，DeepMind的阿尔法狗机器人击败了人类的围棋世界冠军。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前景，路算是被走通了，中国开始了大量的投入。一时间，无论是找投资还是申请国家基金，如果你的项目跟人工智能扯不上边，都不好意思开口。中国搞人工智能有一些优势，比如大数据的采集，中国人把成熟技术投入应用的能力恐怕还强于美国人。所以现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开展得不错，不敢说超车但也不落后很多。

总之，“弯道超车”的核心思想是不做开拓者，做一个眼光好的跟随者。这基本就是中国科技的现状吧。

不过在有些领域，中国人也能做到走自己的路。90年代的时候，军队对美国人没有的东西还毫无兴趣，但到了新世纪，中国不仅跟着美国人造出了隐形战斗机(走了自己的技术路线)，还搞出了美国人没有的弹道导弹打航母(他们不需要这种技术)；022导弹艇很有创意，虽然双体穿浪设计不是中国原创，但我们是第一个把它用在军舰上；美国人搞了又放弃了的电磁炮，咱们也弄成了。

只可惜，这样的领域还太少。如果说是制约中国科学攀登高峰的，是浮躁；制约中国技术走向前列的，就是保守。

科技工作者都是喜欢挑战的，只要给条件，他们肯定敢想敢干。关键要看决策者是否有胆略。在军工领域，模仿别人更加困难，但还是要赞一下中国军队的创新精神。

钱从哪里来？

讲了这么多，你会发现科学和创新的秘诀只有一个字：钱！只有能做到拿钱不当回事儿，才有资格谈论科学和创新。

创新的钱从哪里来？你看看当今世界上成功的高科技企业，都是用高额的利润支持产品研发，在新一代产品中继续保持领先，保持高额利润。这是一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正循环。

反观中国，几十年来产品研发主要动力是进口替代，这当然是一个免不了的阶段。无论论是官方的媒体，还是网上的作者，都喜欢宣传国产化把价格压低了多少多少。

如果中国制造永远只是比外国货大幅度地便宜，那么中国公司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模仿。

现在，华为的高端手机已经可以和苹果卖差不多的价钱，并且销量还很好，这才是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技术领先的信号。这很不容易，从技术积累到品牌建设，华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华为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可惜，中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差，进入利润带动研发正循环的企业太少了。很多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又不是靠的技术，对投入技术创新也不会有感觉。在炒一套房子比搞一家公司更赚钱的时代，谁会有兴趣搞科技创新？

这种现状不是一两年就可以改变的，怎样改变它也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畴。但改变要从我们的认知开始：技术创新不是为了降价，而是为了我们的科技公司有更多的利润，让这些公司的员工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进而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股票市场开辟科创板，是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个大举动。

在中国，企业上市的门槛很高，比如需要连续若干年盈利。而风险投资者的钱，是从土豪们手中募集来的，人家不是为了搞慈善，五年、最多七年，要求带着丰厚的利润拿回来。高科技的开发周期长，这个时间，通常不够一个创业公司达到中国苛刻的上市标准。为高科技公司的上市网开一面，让没有耐心的资本有一个提前退出的机会，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来支持中国的技术创新。

笔者虽然不相信市场万能，但它毕竟是一个有用的工具。科创板应该是中国领导层的一步好棋。不过，资本逐利，上市公司估值高，它才敢冒险。而企业的估值，从根本上取决于未来的盈利能力，盈利还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在美国，技术创新是由私人企业引领的。因此也有人鼓吹中国政府不要去管这些东西，要靠自由市场。这种意识形态优先的书生论调，全然不管实际国情。中国有几家公司，几亿元打水漂后会不心疼？

科学突破无法计划，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做规划的。后发国家中，政府参与技术创新常见，台湾今天取得了半导体行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得益于当年的工研院。韩国的半导体行业同样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可见的将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投入都会在技术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科技创新的政策，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首先要允许失败，否则没人愿意尝试有难度的项目。纳税人的钱怎么可以打水漂？搞政治正确就没办法做事了。私人风险投资的项目，一样也可能失败。这是技术创新必须付的代价。

对于失败的项目，只要检查项目单位花钱是否诚实就好了。企业拿国家项目的钱去填窟窿，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当然，如果把它当做给科技企业的变相福利，另当别论。

虽然允许失败，但一定要有成功的案例。对于技术创新，最终的商业成功才算真成功。如果所有国家项目的钱，最终都仅仅是变成一份份用来吹嘘政绩的报告，那才是对不起纳税人呢。

国家一直很在意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发现研究所没兴趣做市场，就要求国家项目产学研结合，高校和研究所要带一家公司一起搞，但有些企业还是会分到钱后去填窟窿，对是否搞出了成果根本没兴趣。国家又学聪明了，要求企业主导国家项目，你需要有自筹资金，国家配比，这下子我就能确定你是真心真意地搞技术创新了。但企业把一笔钱放在银行里说是自筹资金，它到底怎么花掉的，也没那么容易监管。

听着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有商业成功，是很简单的事情。主要是咱们的政府倾向于形式主义的政绩，不会像私人投资者那样一笔笔的数钱。比如一个项目两三年，这点儿时间你也不能要求人家卖多少产品，只能规定一个象征性的销量。项目验收的时候，很容易糊弄。官员们也希望你过关，大家脸上都好看。其实找个独立机构再跟踪这个企业几年，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多少，企业经营的情况，真金白银的东西，没办法造假的。

十个项目中，有一个伟大的成功，就是很好的政绩了，但要从长线看成果。

在国内的环境下，看长线并不容易。领导干部隔几年就换届，好像并没有长线的考核机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政绩怎么算啊？

不久前，遇到一个地方官，讲起他当初投资数亿元建了一条半导体生产线，接纳了一批来自中科院的创业者，四年过后，刚刚看到一线成功的曙光。他说道：“总要有人做傻事啊”

很感动，不知这样的官员现在有多少。

国家越来越认可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角，那么由研究所和高校主导的技术开发项目，门槛应该更高，就算不是世界最先进，原则上也应该是国内的企业没有能力研发的。

高校和研究所的项目，怎样做市场转化？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已经在一些地方实施，那就是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去创业。不是每一个搞技术的人都适合去当老板，但当年从台湾的工研院，走出来了台积电、联发科这些巨型的半导体企业。对高校，这种机制也有弊端，但总体是利大于弊。

国有资产流失了怎么算？只管政治正确就没办法做事了。各地对此似乎没有统一的规定，但让原来的事业单位占一定的股份，应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目前，这种机制已经有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比如和联想一样出自中科院计算所的人工智能芯片独角兽寒武纪。

总结

正在崛起的中国，从上到下，对科技的渴望是强烈的。这些年来，我们的进步是巨大的，政府也在不断地吸取教训调整政策。然而从上到下，我们对科技的认知还有偏差。没有认识到科学的非功利性，导致政策把一些科学家变成商人。没有认识到技术是用来实打实地赚钱的，让政府把常常把项目变成政绩工程。没有认识到创新需要付代价，才会有万众创新这样的幼稚口号。

端正思想，脚踏实地，再经过一代人的奋斗，中国的科技一定还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物理博士看天下 http://blog.sina.com.cn/phd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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