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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修文:武汉让你变得更有生命力

看见武汉☞ HANS汉声 2023-09-01


李修文, 他是有成就的作家,是多部热门影视剧的编剧,是湖北省作协主席。

 

他也是接地气的武汉人,更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青年。他保持着警醒和痛苦,投入日常生活,敢于经历,看重勇气,激赏普通人身上丰沛的生命力,以下是他的口述。





 李修文/口述 




我是保送到武汉上大学的。我也考不上。我不光是偏科,我语文课也不好,我就是突然写了一篇东西,得了一个奖。
我对武汉的新奇感建立在上大学之前。很早的时候,我父亲来武汉开会,他会带着我来,记得第一次来武汉,住在循礼门饭店,有电梯,非常高的楼,就站在电梯眺望这个城市。
但我跟很多人的经历不太一样,我很小写作,得过作文奖,来武汉之前我就已经去过北京这些地方。武汉这个城市,尤其是市民社会,那种芜杂,那种强烈的生命力,每个人吵吵闹闹的,这个城市的气息就像一个掀开了盖子的蒸笼一样。
尽管每年到了夏天很酷热,但是事后多年一想,它也改造了你,它也让你变得更加有生命力。
我对整个武汉都充满了爱意,城市的这种盛大,这种时不时从饭局或者从某个街巷冒出来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对我来讲吸引力特别大。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讲,这个世界再可爱,这个城市再可爱,它也都是附着在这个城市的人身上。







我只要在武汉,就经常会和一个当警察的老朋友见面,他的那些日常感受和遭遇都够我写一本短篇小说集了。
得空,我会住到朋友的苗圃里头去,第二天早上去苗圃里听听鸟鸣,看看每一棵树。我非常喜欢树,不管什么品种。比如东湖边上,从博物馆开始,有遮天蔽日的梧桐。我对这条路特别有感情,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很多写作念头都是在这条路上诞生的。
我是一个作家,没有哪一份社交是无意义的,这些人有一天通过处理都会成为我写作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有效的社交就是抓住自己的主心骨,让自己的工作成为社交的一个途径和维度,而不是单纯地去发泄,去度过寂寞,去抱团取暖。我不需要去抱团取暖,因为我在我的工作中就已经能获得我想要的。





至于年龄,如今这个东西已经模糊了吧,一个公司里20岁的人也有,50岁的人也有,都在做同一个项目,年龄不那么重要了。
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我的危机也只有一个 —— 写作。创作上的焦虑,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才是最折磨我的。但我还是选择日复一日跟写作周旋好、相处好。所以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很专注。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用小红书,我没有用。但我刷很多短视频,我经常在抖音上看一个账号叫“我是珊姐吖”,我感觉他们镜头底下的武汉又是另外一种新的节奏在生长。
去年夏天我在汉口宵夜,那天晚上我小说改编的电影《捆绑上天堂》在旁边拍摄。我就看到有几个拍短视频的,听说在拍电影,他们就跑过去拍演员倪妮。刹那之间我分不清孰轻孰重,其实大家都是在创作。
不仅刷短视频我也看电子书。我现在有时会说一堆套话,当这种话说太多的时候,我会训练自己打住打住。我就每一天读一点诗歌,训练自己的语感。打开手机就能电子阅读,很方便。






这个时候要及时地调转方向。
一个人终身的功课,就是捍卫自己的天赋。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也可以一条路走到黑,可以“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这样。
我在辞职写小说之前是某报社的正式员工,在多数人眼里都是份稳定的好工作。那时候我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相信,觉得自己似乎可以,然后就裸辞了,在东湖风光村租个房子全职写小说。





我辞职的时候也没告诉家里面,没有必要。在过去,一个谋生的家庭,一个孩子长到18岁你就要出去谋生去了,这是非常自然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他跟家庭的依附关系太强烈,导致把家庭伦理带给自身的评价体系和尺度看得过于重要。
尺度也好规矩也好固然要让人听从,但它摆在那个地方就是要一部分人去冲破的。
裸辞两年后,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滴泪痣》出版。就算没出版也没关系,辞职前我仔细问过自己,是不是写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多么强的成功欲望,大不了去做别的事。从小到大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永远就是只要饿不死就行。






人在阶段性的时候需要某种目标和目的地。结婚买房子在我看来都不是目的地,除非说你的生命就等同于这套房子,等同于一点父母的满意,等同于社会对你的某种期待。
每个人自己也是焦虑的本身,要好好问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心智和能力去寻找到目的地。如果你拿物质作为自己做事情的目标,你的专业能力一定会丢失你对这个世界的复杂的感受一定会丢失,你会变蠢





而最后得到了所谓现实利益的人,往往是敢于“冒犯”标准的人,他在“冒犯”当中不断把自己逼到绝境中,有时候甚至还要甘愿成为别人的笑话。当我辞职时所有的人都在笑话我,说这个人太傻了,正经工作不要,跑去写小说,写小说是个什么职业。
我觉得一个年轻人想追求某种他中意的生活,都没有错。但关键是那条路是不是被他人所左右,是不是被审美幻象所虚构出来的,还是说通过认真生活和工作,让自己堂而皇之的走在这条路上。
说到底,你才是你的道路。






勇气。现在好多人太容易害怕了,太容易被他人所裹挟了。很多人别看他很年轻,他怕这怕那,怕没房子,怕没有满意的爱情婚姻,没有满意的车。不敢去竞争,不敢去失败。
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有生命力的狠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性去生活。钱、物质,有的时候你还要把它故意舍弃掉,把自己打破重来,才有可能会换来一个刹那间的自我解放。
过去传统的剧团里头,所有剧团的墙壁上要都挂一句话,叫「拳打脚踢先上台」,好多人都是坐在底下想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角,殊不知所有的角都是拳打脚踢当中诞生的。





我一直特别警惕所谓的精致。一个花店,咖啡馆姑且还可以说精致是它的调性,但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过于要求精致,往往是堕落的开始。
一个丰沛的生命,应该容纳得下污垢,应当有一种在污水沟里头找到钻石的禀赋。美非常脆弱的,精致也非常脆弱,而且它不难,是可以被量化和计算出来的,没必要去追求这种东西。
精致不重要,但是“美学”非常重要。有各种各样的美学。有乡镇结合部的美学,有咖啡馆式的美学,也有西北式的美学,祁连山式的美学,甚至也有襄阳牛肉面的美学。一个健康的生命应当可以包容不同的美学构成。
我有一个工作和美学创作上的密友,宁浩导演,近期我俩打算一块去趟陕西商洛/安康这一带,没有什么目的,就想去看一看秦岭。我们经常摆脱各自的场域,跑几千公里,就去看一棵树,在一棵树底下待一会儿。在别人看来匪夷所思,但对我们来讲可能还蛮幸福的。






我经常觉得有很多时刻很幸福。当我写完一部小说,当我和我的那些同学师兄晚上小酌,然后乘兴而归,或者我有了一个创意,对着微信里的自己说几句。我喜欢去外地去看朋友,也特别喜欢外地的朋友来武汉看我。也不安排什么行程,就是喝酒聊天,也是一种幸福。
我一年四季穷游。我跟宁浩导演两个人出去,从来都是住在小旅馆,每天早上找一个小店吃一碗面,晚上在某个小饭馆里头一坐。我们都在时刻提醒自己,人到中年之后,千万要捍卫自己“不去摆脱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能力。因为真正的一个写作的人,一点都不夸张,就是从人间烟火的七情六欲里头来的,把写作单纯的变成一种审美之后,非常可怕。





我以前有阵子睡眠不好,我朋友就让我去参加一个广东山里头的瑜伽训练营,不能带手机的那种。
去了之后发现非常可笑。一群失魂落魄的人,每天做一些古怪的游戏。说大家要互相连接,要感受对方的能量,甚至还要找什么前世。最后用绿色的草药抹一身,几个印度人旁边念念有词,好像咒语。为期20天的时间,我都快憋疯了,最后我朋友开车来接我时,我都快哭出来了,真是受了大罪。
但我后面去写一个中年女性,当她经历了个人生活的失败想去消解的时候,我有过前面这样货真价实的经历,其实也就有了一块描述的场域。






身处一堆麻烦和困境当中,然后不断去解决它。
拿我的工作来说,我是一个作协主席,要评奖麻不麻烦,评奖本身就是一件挺麻烦的事。评完奖要颁奖,颁奖有场地问题,麻不麻烦?接着要做一个赏读会,要把这些作家的作品搬上舞台,要跟导演组要跟做节目的人反复去沟通,也挺麻烦。这都不是一个作家创作那么直接的事,甚至昨天下午我还在参与定奖杯。这不是生活,是什么呢。



可能是互联网太发达了,人们对自己没有过的生活看起来也足够了解。但我们不去尝试过一种完整的生活,宁愿被各种碎片把我们限制,甚至在这样的地方去培养各种各样的个性(比如会做咖啡,会讲两个段子),但最终聚在一起又变成了一个非常苍白的集体。
我们从对方身上获得不了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自身在和世界的相处当中,没有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人。但像过去的农民,从撒下种子一直到收获,他经历了完整的劳作的过程,于是意义就会很自然的产生。





有一次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帮医生在新安聚会,反正也没别的事,不如去一趟看看热闹。
去了后,一个骨科医生在台上讲课,正讲得云仙雾绕的时候,突然对台下的人喊,“下面大家欢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上台……”,然后一束追光打在我的头上,没办法,只能上台龇牙咧嘴地躺在那示范床上,被医生东揉西揉,搞了半天。
但是到了晚上,大家下来喝酒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都非常的可爱,他们都还笃信着自己或者说家里还是有一套绝活的。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氛围,你说他是医生,他也不是,说他不是,他也是。喝完酒他们还要去拍小红书,拍那种造型非常拉风的时尚照片,每个人都来一张,要形成一种团队的力量。
这个事给我印象很深,它无关对错,也无关成败,它就是生命力本身,非常旺盛蓬勃。






我每天都有危机,这种危机更多来自创作上。如果今天能让我写出一部《红楼梦》,明天早上让我去死,对我来讲太幸福了。
《捆绑上天堂》之后我有将近10年没写出东西来,严重的挫败感。不断怀疑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时,也谈不上对这份工作有多喜欢。但我确信自己这辈子一点微薄的价值可能就在这里,所以还是在不断创作中慢慢修复自己。
最近,我有一个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写不下去,又只能先放在一边。一个作家看起来很正常地坐在你面前侃侃而谈,但实际上他可能是阴影里头走过来的,或者此时此刻都还在阴影当中,这绝对不是什么矫情。





说到这,写作或者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让人在经历这些麻烦和困境时,想起读过的作品里头,也有人和我一起经历过这样的麻烦和困难,带给我们必要的一些同情心和同理心。
当我认定了一个大哥,大哥把我出卖了,《水浒传》里头有这样的描述;当我爱慕虚荣,然后被世界当成笑话,有《包法利夫人》;当我想要获得某种权利求之不得时,有《城堡》;当我人生走了弯路,我像赌徒一样每天拷问自己到底应该去活还是去死,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我有危机时,你觉得我需要求助谁,拜什么菩萨?我不需要,我有写作,我就坐下求书架上的神,拜我自己。






武汉这个城市自从池莉之后,没有被一代人好好的书写过。当年池莉写《烦恼人生》,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我们一打开就知道武汉是怎么样的,我心目中的武汉也是从她书里开始认知的 。
武汉这个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我觉得武汉人骨子里头的那种生命力是没有丢的。





二十年前,我经常坐521公共汽车,车里总有一些描眉画眼的那些中年妇女,还有穿着花衬衫、特别细的西裤和白皮鞋的男人,这些武汉男人习惯胳肢窝里夹一包,吃饭啊打电话啊,干什么他都有本事把包夹着不掉下来。
那这二十年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很想知道。所以我一直挺希望今天的年轻作家、影视工作者,来多写一点,多拍一点武汉,最好是武汉本土的力量来拍摄武汉方言电影。



张一白导演去年在武汉拍《捆绑上天堂》,他跟我说武汉真的被影视界亏待了。电影的美术师翟涛提前4个月跑到武汉生活选景,他看到武汉的丰饶错落、辽阔包容,这种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而且,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从武汉出发,是向往去一个广阔的世界。现在我在广阔的世界中待久了,会迫不及待地想回来。只有回来武汉才意味着又来到了自身的骨血当中,才重新修复了能量。






@李修文

湖北荆门人,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尚先生盛典年度散文家奖等多种奖励。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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