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美国研究简报 · 第8期 | 报酬递增、大国竞争与美国对外战略

报酬递增、大国竞争与美国对外战略

田野

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大国竞争成为了国际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解释大国竞争也成为了当下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对大国竞争的进一步研究需要考量报酬递增的机制。

对大国竞争根源的现有研究主要可分为安全困境说、地位焦虑说、理念差异说以及国内驱动说四种代表性观点。既有文献为理解大国竞争的根源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但仍然存在三点不足：首先，既有文献缺少对跨越不同时段并覆盖多领域的大国竞争的系统研究；其次，既有研究过于关注容易转化为冲突的竞争，相对忽视了难以转化为冲突的竞争，更没有为两类竞争提供统一的解释；第三，很少探讨当期结果如何改变未来的报偿结构，基本上聚焦于有关国家对对方目标和环境约束的即时反应。基于此，对各领域大国竞争的共同根源的研究需要从报酬递增的角度进一步展开。

包括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在内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多都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采用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集中关注报酬递减机制的影响，忽视了报酬递增机制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科学中报酬递增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斯密—杨格定理中提到的“自我累进的变化”正是报酬递增机制的体现。在此基础上，阿瑟提出了协调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报酬递增的具体发生机制。

作为理性行为体，国家将在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上争夺初始优势并将其转化为长期优势。相较于其他领域，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的初始优势比其他领域中的初始优势更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从地理区位层面来看，区位差异反映出的暂时性优势会被锁定，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带来不平衡的发展；从技术层面来看，某项技术一旦获得了初始优势，就很容易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从而形成技术锁定，并将其他技术淘汰出局；从制度层面来看，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成本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形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使其在长期的、总的方向上难以逆转。

作为报酬递增的具体发生机制，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在大国竞争的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作用。协调效应指系统间互动关系会使单个系统在演进过程中带动相关系统的协同变化，其会广泛作用于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以及国际制度竞争中；学习效应指有关系统严谨的知识需要结合脱胎于旧系统的实践经验才能为行为体所掌握，其主要在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中发挥作用；适应性预期只作用在国际制度竞争中，其类似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主观上发挥焦点作用和正当化作用。通过多样化案例研究的方法，可以对报酬递增机制在大国竞争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跨时空的检验。

过去数十年以来，美国发起或参与大国竞争的对外战略体现了报酬递增的逻辑。在地缘竞争层面，由于对一个特定区位的控制能够使国家向周边地区辐射影响力，并转化为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美国在与苏联和俄罗斯的竞争中均注重对关键地理区位的控制。在二战后初期与苏联的竞争中，美国着重考量了挪威及其附属岛屿、格陵兰岛、冰岛以及亚速尔群岛的重要战略意义，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的过程中强调了挪威及“垫脚石”国家参与的必要性。苏东剧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供了向东欧拓展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机会，并由此在东欧地区开始了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报酬递增进程。北约通过多次东扩实现了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

在技术竞争层面，在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的作用下，技术创新不仅来自于旧技术的积累，还将会触发一系列组织方式和生产体系的改变。美国在与苏联和日本的竞争中就对两大特定的技术领域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在美苏太空竞赛中，由于人造卫星的技术开发不仅属于需要大量前期研究支持的系统工程，还能够将技术产品向下游民用领域快速拓展，美国不断加强了对空间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出口管制，从而使得自身的空间技术优势在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放大。在美日半导体技术竞争中，对于具有高兼容性和高扩散性特征的半导体芯片技术，美国同样采取了对内扶植和对外遏制的措施，以打压来自日本的技术赶超趋势，从而使得美国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技术领先地位。

在制度竞争层面，国际制度不仅具有相互关联的网络化特征并产生相应的专用性资产，还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影响参与者对世界应该如何的看法，这使得美国将自身的偏好尽力反应在新的国际制度设计上，从而通过制度锁定对己有利的利益分配结构。在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过程中，美国通过“怀特方案”确立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取代了英国在全球金融的中心地位，并通过制度安排使体系参与国逐渐生成了专用性的技能和程序性资产。在此基础上，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整体框架具有密切的联系，美欧各自倡导的模式具有一定互斥性，双方的较量暗含着规范竞争的逻辑。因此，双方在利益和认知层面均有非常深刻的分歧，这也导致了美欧正在通过拉拢更多的国家支持己方，以便在未来的全球投资治理结构中占据先发优势。

综上，无论是对手间竞争还是盟友间竞争，报酬递增始终是驱动美国对外战略的一大核心机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报酬递增的逻辑既可以为不同领域的大国竞争的根源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又可以为大国间非冲突的良性竞争提供更大的理论空间，还可以为大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机与领域选择提供学理上的基础。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要主动培育和形成自己的先发优势，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世界政治研究》主编，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注：本期简报是根据田野教授于2022年12月23日在第4期人大美国研究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