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英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与台湾各界开展广泛深入协商，推进政治谈判，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两岸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谋统一。新时代推进两岸协商谈判的思路主要有：促使更多台湾同胞成为认同和支持两岸协商谈判的坚实力量；沿着“民主协商—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政治对话与协商—政治谈判”的路径逐步推进；增强军事实力为推动两岸政治谈判提供坚强后盾和坚实保障；提前做好应对台湾方面关切的敏感问题的预案；有步骤、分阶段、分层次地开展协商谈判；采取灵活多样的协商谈判方式；坚持“化整为零、积零为整”的协商思路；择机推进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适时升级“九二共识”为两岸政治谈判预作基础准备；以“聚同化异”取代“求同存异”作为两岸协商谈判的新指针。【关键词】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协商谈判；国家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1）这一段论述清晰地表明：大陆仍一如既往地希望台湾同胞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大势，主动与大陆展开协商，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化解政治分歧、实现两岸统一。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发表2023年新年寄语时指出，大陆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2）此处提出与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展开协商，是新情势下大陆为突破协商困局而对台方协商主体所作的微调，进一步体现了大陆继续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当前各种矛盾交织叠加的国内外情势下，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尽管通过两岸协商谈判实现统一面临重重阻力，但大陆仍表示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那么，如何克难前行、推进两岸协商谈判，就成为当下摆在政界和学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一、1979年以来大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的努力与成就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3）自此之后，大陆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随着中共领导集体的世代更替，相应地经历了四个时期并形成其代表性的政策主张，即邓小平同志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江泽民同志的“八点主张”、胡锦涛同志的“六点意见”、习近平同志的“五点主张”。这些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均包含有两岸协商谈判的倡议和具体设想，也都为推动两岸政治协商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经验与智慧对于当下推进两岸协商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摘要太空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能够影响国家间的力量格局，而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和利益博弈也会反过来影响太空领域的互动关系和国际秩序。卫星互联网作为太空竞争与合作的一个新兴领域，不仅会对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各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加剧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关键词】太空竞争；国际格局；太空秩序；卫星互联网按照国际航空联合会的规定，太空指的是距离地面100公里以上的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外层空间部署的人造卫星和天基武器可以克服地理距离和地面条件的限制，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全球通讯和精确打击。美国太空政治学者多尔曼甚至断言：“谁控制了绕地轨道，谁就控制了太空；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陆地表面；谁控制了陆地表面，谁就能支配人类的命运。”同样，人造卫星、空间站、太空旅行以及对其他星球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英国《国家太空战略》报告预计，全球太空经济将从2019年的约2700亿英镑增长到2030年的4900亿英镑。2019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着眼和平利用太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太空合作，加快发展相应的技术和力量，统筹管理天基信息资源，跟踪掌握太空态势，保卫太空资产安全，提高安全进出、开放利用太空能力。”2020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太空政策》则不加掩饰地强调美国要维持太空霸权，“在这个太空探索复兴的时代，美国将扩大其领导地位，与拥有民主价值观、尊重人权和经济自由的国家并肩作战”。俄罗斯、欧盟、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也纷纷出台本国的太空政策。太空领域的能力博弈塑造国际格局在探讨太空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时，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太空技术的新发展对于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战略意义。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各国不能指望有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维持和平、实施法律，因此它们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包括“太空竞赛”在内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去。另一方面，在“太空竞赛”中胜出，掌握更多的太空资源，也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安全的提升以及国际威望的获得。决定国际政治博弈结果的根本因素是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太空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会导致国际格局的变动，进而塑造国际体系的方方面面。但“太空竞赛”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若将过多资源投入到“太空竞赛”引发所谓的“安全困境”和过度竞争，最终反而会影响本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美苏双方的“太空竞赛”从一开始就具备非常强的战略和军事含义。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军事关键技术清单》将约95%的太空技术都列为两用技术。二战结束后，苏联从纳粹德国手中获得了大量的火箭技术和科研人员，进一步加速了苏联在航天工业上的技术进步。苏联发展航天工业有两方面的目标，其一是安全目标，即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增强苏联的核威慑能力；其二是政治目标，即通过航天工业的发展，展现苏联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将其放入太空轨道，拉开了国际社会“太空竞赛”的序幕。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的“东方一号”宇宙飞船进行了环绕地球的第一次外层空间飞行，历时1小时48分。虽然苏联方面在太空技术和探索方面领先一步，但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在“太空竞赛”中后来居上。1960年4月，美国发射了人类第一颗气象卫星；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搭载三名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1981年4月，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试飞成功。导航卫星系统是美国太空优势的一个典型案例。不管是在军用还是民用领域，人造卫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军用领域，人造卫星可用于侦察、监测、核查、预警、通讯、导航等军事任务。“太空竞赛”对于美苏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战争形态的变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85年，美国政府立项开发“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其中就包括一个摧毁敌方卫星的“反卫星计划”。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研发导航卫星系统，其在海湾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第一次让国际社会了解到定位技术与精确制导的可怕效力，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GPS提供的精确制导导弹还只占8%，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已达到68％。尽管俄罗斯也组建了自己的导航卫星系统，但全功能工作的卫星数量、定位精度上明显逊色于美国的GPS系统，这个情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民用市场的推广方面，俄罗斯的导航卫星系统更是远远不及美国的GPS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形态，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太空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太空领域的利益博弈塑造太空秩序在太空领域的博弈中，技术领先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太空资源，例如通过首先登陆月球、火星，或者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利用太空技术优势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等。但是，太空领域的利益博弈不完全取决于各国的实力对比，还受到有关太空领域相关秩序规则的影响。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各国对特定国家采取联合还是排斥的政策，本质上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利益关系。如果双方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等方面存在战略竞争，那么在太空领域也倾向于竞争为主的关系。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远超其他国家的太空力量，自然也希望在太空领域遵循“先到先得”的自由市场原则，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实力的限制，更倾向于将太空资源作为人类共同财产，服务于所有国家的利益。围绕太空秩序的这种利益冲突使目前的太空利用规则显得不够全面和系统，而这种太空秩序的状况总体上是更有利于太空强国的。在地区和双边层面，太空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受制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战略关系友好甚至结盟的国家，更容易在太空领域进行密切的合作；而战略利益存在冲突的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关系则以竞争和排斥为主。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均在太空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尽管苏联在太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借此向全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从长期来看，苏联对太空领域大量的资源投入，不利于苏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且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客观上加剧了太空“安全困境”。美国开始改变原有的将导弹技术和火箭项目分开的政策，凭借雄厚的财政和科研力量，逐渐在“太空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战略利益关系决定国家间在太空领域中的关系基本面，但战略伙伴之间也可能会有一定的竞争，战略对手之间也可能进行一定的合作。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对技术扩散的担心，美国长期反对中国参与太空合作。随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推进，太空领域的合作成为中俄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仅仅是由于本国的科技优势，也与其和盟友之间的产业分工、科技合作是分不开的。例如：哈勃空间望远镜于1990年发射之后，已经成为天文史上最重要的仪器，而它是美欧太空合作的产物。欧盟着眼于民用市场研发了伽利略导航卫星系统，并且与中国就这一系统的研发进行过长时间的合作。即便是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也在禁止在外层空间核试验、太空飞船对接等方面进行过合作；冷战结束后，随着美俄关系的改善，双方联合研发和运营了第一个人类国际空间站。因此，在太空领域的国际关系中，竞争与合作是可以并存的。在全球层面，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围绕着太空秩序的构建展开，以期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太空强国和弱国之间达成一定的利益均衡。由于美苏之间存在大致的均势，以及在太空秩序构建中获得其他国家支持的需要，美苏和其他大国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太空规则。196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美苏等国家获得了自由探索的权利，但也强调太空探索和利用应该是“为所有国家谋福利”。按照该条约，“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不得由国家通过提出主权主张，通过使用或占领，或以任何其他方法，据为己有”。而《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规定，月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所有缔约国应公平分享这些资源所带来的惠益，而且应当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以及各个直接或间接对探索月球作出贡献的国家所作的努力给予特别的照顾”。但并不是所有的太空资源都采取这样一种分配方式，例如，在太空轨道和频谱的分配上，国际电信联盟采取的就是“先到先得”的原则，这样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抢先占据大量的频段和轨位资源，巩固其技术和实力优势。太空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以卫星互联网为例相比卫星导航和定位技术，卫星互联网同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实质性地创造出了一个地球村。离开互联网，全球信息沟通和要素流动的效率将大幅降低。卫星互联网突破了地面互联网传输的基站和光缆限制，以人造卫星作为中继站，具有全覆盖、高带宽、网速快等特点。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的2020年十大突破性技术中，卫星互联网就位列其中。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埃隆·里夫·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计划在2019年至2024年间，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以提供互联网服务，其中1584颗将部署在地球上空550千米处的近地轨道。2022年5月22日，“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的测速结果显示，该服务下载速度达到了301Mbps。马斯克宣称，“星链”将能够提供1Gbps带宽的高速互联网服务。这已经远远超过当前全球互联网的一般网速。SpaceX公司计划追加发射3万颗近地轨道卫星，从而使得“星链”卫星数量达到4.2万颗。该公司的卫星生产采用商业化、标准化的卫星部件，发射采用一箭多星技术——目前已经达到1箭60星，进一步降低了卫星生产和发射的成本，并且降低了对单个卫星的可靠性要求。卫星互联网在提供宽带互联网方面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同时在政治、安全领域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卫星互联网已经成为同时涵盖了太空领域和互联网领域的一个竞争热点，一些国家纷纷发力，力图建立本国的卫星互联网系统。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看，卫星互联网对于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卫星互联网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对于偏远地方的宽带接入、飞机客舱宽带接入、海事宽带服务、车联网、石油开采和金融服务、智慧城市等都可以提供有竞争力的上网服务。在卫星互联网市场上获得优势，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也意味着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同时，卫星互联网技术有可能对现有的5G应用构成一定的冲击。尽管5G技术在时间延迟方面目前具有优势，但随着卫星互联网中卫星的增加和技术的改进，其可能在自动驾驶等需要低时延服务的领域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卫星互联网将来有可能实质性地改变互联网服务的现有格局。卫星互联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可以提供卫星通信、遥感、成像、导航、云计算等多方面的服务，尤其是在缺乏地面互联网服务的地区。SpaceX公司一直和美国军方有着密切的合作，探讨将“星链”系统和军方通信系统相互融合，这必将进一步增强美军的全球态势感知、灵活机动部署以及无人作战能力。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来说，卫星互联网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渗透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工具。按照马斯克的说法，该计划要结束当今世界存在的网络封锁，因为其不需要受到地面基础设施的限制。至少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卫星互联网的竞争将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力对比中的差距。当然，卫星互联网目前也存在一些发展短板，主要是成本较高，应用的市场情景相对有限，因此最好是与现有的5G系统进行融合，从而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增强本国的互联网实力以及发挥卫星互联网的独特优势。从太空秩序的角度来看，卫星互联网的发展构成了大国间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各国基于相互的战略利益关系进行竞争与合作，而围绕这一领域的治理规则的构建还在进行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出现，太空领域的军事化不断加强，卫星互联网领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势。卫星互联网军事价值的凸显，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已有的大国冲突和战略竞争。美国及其盟友在卫星互联网方面正在展开深度合作，但也存在一定的竞争。目前，SpaceX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获得了商业运营许可。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投资了总部位于美国的“太空网络宽带服务公司”（AST

作者简介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内容提要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是一国决策者依据国内外形势节律性调整轨迹发展的速度与波动程度的动态过程。在内外因素的约束下，战略节奏变迁呈现加速或延迟、平稳或起伏、断裂或延续的非线性变化特点。在特定时间内稳定发展的对外战略节奏可能在偶然的外部冲击下急剧变化并偏离原有轨迹。间断均衡理论认为，外部冲击反馈与大国竞争程度两大变量驱使战略节奏发生“平衡—冲击—间断—平衡”的变化。根据外部冲击的正负反馈与竞争程度高低，可将战略节奏分为激进变革、积极进取、时机顺应与拖延观望四种类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环境下，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节奏呈现出渐进稳定与剧烈变化交替叠加的趋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呈现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形态。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开始反思与调整拖延观望的战略节奏，加紧对华战略制衡。而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与中美竞争大背景下，莫迪执政下的印度积极把握印太变局下的发展机遇，其战略节奏呈现激进变革的形态。面对中美印竞争关系的复杂联动，中国外交须审慎平衡大国竞争与外部冲击的双重约束，在奋发有为的战略节奏中坚守战略定力。【关键词】战略节奏；间断均衡；“

作者简介张道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四辑

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邀请，美国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文安立（Odd

作者简介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四辑

作者简介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四辑

作者简介丁宇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20世纪前期德国地缘政治学代表人物卡尔·豪斯浩弗在他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印太战略并由此展现出了他的国际秩序观。豪斯浩弗印太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一战”后的德国寻找到一种新的生存空间，即他创立的印太战略就是在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基础上为德国向海外扩张奠定理论基础。豪斯浩弗印太战略的核心，是要求德国通过整合“欧亚之陆”和“印太之海”，从而来推动欧亚跨大陆集团与印太季风国家联合向“欧亚—印太联盟”演化，以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抵消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和美国）主导性地位的国际格局。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豪斯浩弗的印太战略虽然有其自身价值，但同时也深深体现出德国地缘政治学固有的地理决定论倾向和强权政治色彩，这种倾向也使得豪斯浩弗误解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海洋主导性地位的本质，这也是后世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必须时时加以警惕的教训。【关键词】：卡尔·豪斯浩弗；地缘政治学；生存空间；印太大战略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德国地缘政治学一直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诞生与发展不仅直接催生了与之相对立的法国维达尔传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主要包含两大主题，一是为“一战”结束后处于凡尔赛体系重压下的德国，寻找摆脱外在枷锁以及适合其成长为世界强国的道路，二是为德国能够成长为世界强国而教育民众，从而使他们具有与世界强国地位相称的空间意识。尽管战后一直遭到各种批判，但这并不能抹杀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卡尔·豪斯浩弗（Karl

作者简介王达，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国际体系中，都曾一度出现时至今日仍产生巨大影响的基于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的高度有序的“国际社会”时期，并建构出了较为成熟且能够有效运行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但是，在体系发展的末期却出现了和英国学派理论预测背道而驰的情况，国际体系的“社会性”没有在互动中进一步增强而是走向了衰弱和消失，即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本文尝试通过批判性借鉴既有的英国学派理论并结合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区域国际体系走向衰退的史实，构建一种可以分析此类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新理论框架。通过进一步明确国际社会衰退的理论内涵、时间界定和产生标志，该理论框架将衰退这一视角引入了英国学派的理论谱系之中。同时，本文认为大国围绕霸权展开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国际社会走向衰退的主要原因，这也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案例中得到了部分印证。【关键词】：

李世祥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表达——自由观念在民国初年的演变逻辑及其本土化进程

作者简介杨雪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四辑

作者简介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笔者谈谈欧盟的世界秩序观，讲三个问题：一是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进行解析，二是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三是现在欧盟面临的世界秩序困局，并做一些展望。

作者简介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辛松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中国对人类政治普遍性的卓越贡献不应被长期埋没或抹杀，在中国发现政治普遍性是中国政治学的新使命。作为人类政治普遍性一种基本形式的国家政治形态，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心主义国家与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非中心主义国家。从时间和结构互嵌的意义上看，一方面，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明显的区隔和竞争，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某种互鉴互补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二者不仅在人类政治史上体现为长期的对应性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意识形态二分和政治制度诸多二分的某种超越。二者的长期共存彰显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统一性中的基本差异性。历史地科学地总结和阐释这种政治普遍性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心主义国家政治形态的普遍意义，对丰富当代政治学理论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政治普遍性；国家政治形态；中心主义；非中心主义；历史政治学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超大型国家，中国无疑是文明体意义上的人类政治普遍性的卓越贡献者。但长期以来，以发现政治普遍性为己任的政治学，对此却形成了两种学术景观：西方政治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漠视乃至抹杀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将其排除在他们发现的所谓政治普遍性之外，并视其为这种政治普遍性的异类和对立物；而借鉴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中国政治学也欠缺应有的学术自觉和自主性，更多地重视和强调所谓中国的特殊性，却忽视了这种特殊性中的普遍性意义。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的集体性反思和新觉醒为从中国发现政治普遍性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中国发现政治普遍性可谓中国政治学的新使命。为此，我们拟以历史和理论相结合、时间和结构互嵌的历史政治学为研究进路，通过宏观历史比较，梳理和分析人类政治普遍性的两种国家政治形态—中心主义和非中心主义—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演化及其主要特征，阐释中心主义国家政治形态对于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价值，以期更好地理解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人类政治实践，并助益中国政治学的新发展。一、政治普遍性和国家政治形态的理论阐释作为政治学基本分析单元的国家，人们对其有着多维度多视角的分类和认知，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二分或对分。从现代化视角看，有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二分；从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视角看，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二分；从国家结构形式看，又有单一制抑或中央集权制国家与联邦制抑或地方分权制国家的二分。当然，还有诸如君主立宪国家与民主共和国家、总统制国家与议会制国家等等区分和二分。这些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对国家的认知，在不同维度不同程度上阐释和展现了国家的内在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普遍性，构成了既有国家理论的基本要素，为人们理解政治与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认知存在特定维度和视角上的局限：它们或者是从国家政权外部的社会变化、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价值观对国家做不同维度的直接审视，或者是从国家政权内部的特定结构和制度对国家的直接审视。这些认识只是对国家形态尤其是国家政治形态特定维度的二分而不是基本二分，严格一点说，其中的一些认识应是国家形态和国家政治形态基本二分之后的再认识，普遍性意义和抽象层次要低于对国家形态和国家政治形态的基本二分。换言之，这些认识未能在国家形态尤其是国家政治形态最一般的普遍性之下，基于国家形态和国家政治形态产生的内在机理和基本结构即社会和社会结构，就如何产生国家形态、如何形塑国家政治形态，来对国家政治形态的普遍性加以进一步分解，从而使以这些认识为基础的国家研究局限在这些理论和框架之内，难以实现新的理论突破。据此，在既有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基础上，我们试图借助政治普遍性和国家政治形态的概念，基于国家形态和国家政治形态产生的内在机理和基本结构，通过中国和西方的宏观历史比较，建构对国家政治形态新的二分，形成对这一人类政治普遍性的重新发现，尝试为国家理论提供新的学术增量。

作者简介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三辑

作者简介马嘉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内容提要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进程中，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数字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分析也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领域。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思想和方法运用于对数字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可得出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更深、剥削机制更复杂、剥削形态更隐秘的结论。建立数字劳工的自治组织，加强相关立法和社会监督，建立不以市场和利益为导向，而以公众利益为旨归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数字资本主义的破坏作用。【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政治经济学1999年，美国学者丹·席勒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1）在数字资本主义提出之后的20余年里，人们见证了网络信息技术对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据正在成为关键生产要素”（2），对数据的生产储存和运用也广泛地参与到更多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并昭示着全新的前景。因此，在当代中国思考和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世界而言都尤为重要和迫切。

作者简介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标识性概念。围绕这一概念，英国学派不断丰富扩展其内容，并以此思考世界秩序。笔者试图通过与英国学派做一个对接和反思，考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思考国际秩序问题。一、国际社会及其扩展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在他1977年撰写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做了非常经典的定义，学术界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基本来自这个经典的定义。布尔认为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受到一条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起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虽然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政府，国际体系在形式上是无政府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在这个体系单元互动中就不能共享一组规则或规范，这就给现实主义粗糙的无政府逻辑以外增加了社会的因素。在布尔看来，以前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讨论的是一种国际体系，社会成分稀薄，国家间有互动但彼此并未形成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布尔同时认为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康德所论述的世界社会将个人、非国家组织和全球人口的整体当作全球社会认同的理念过于激进和超前。英国学派承袭了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霍布斯）、理性主义（格劳秀斯）和革命主义（康德）传统把国际体系看成是一个线性演进的过程：从国家间无情地争权夺利的现实主义场景（体系主导），到国家的共存、合作甚至融合的更加秩序化的场景（社会主导），再到国家不再处于主导地位的场景（世界社会主导）。《无政府社会》一书主要研究的是格劳秀斯式的国际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决定的世界秩序，霍布斯和康德的传统只是英国学派进行研究的一种对照和定位。可以说，英国学派找了一条研究国际社会的中间道路，处在霍布斯和康德的两端之间。英国学派关于秩序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国际社会扩展的过程进行的。在扩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建立秩序或推广秩序碰到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扩展更多的是欧美社会如何扩展到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怎样变成国际社会的一员。英国学派主要采取了两种叙述策略研究国际社会的扩展。第一种是英国学派的历史比较叙述。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马丁·怀特1977年发表的《国家体系》和亚当·沃森1922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的演进》：《国家体系》主要关注的是国家体系历史变化和类型，用案例对古典国家体系进行比较；《国际社会的演进》主要考察了从文明初始到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国际社会的历史，具体描述了古苏美尔、亚述、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乃至拜占庭到伊斯兰体系等国际社会。通过历史比较研究阐释国际社会概念的适用性及其解释力。第二种就是国际社会的扩展叙述。这一叙述策略也有两本代表性作品：一本是布尔和沃森1984年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其中讨论了很多国际社会扩展的案例，即欧美或者欧洲文明怎么扩展到全世界。这部作品基本沿袭《无政府社会》的逻辑，追溯了早期现代欧洲基督教国际社会的产生、发展到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社会的形成，最后变成一个全球的国际社会扩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叙述模式呈现的是非西方如何进入西方的国际社会而被改造的过程。另外一本是江文汉1984年写的《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他特别研究了国际社会中蕴含的规范和理念标准，主要是指主权标准和人权标准。在早期国际社会遵循旧文明标准或者说是主权标准，即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讨论了新文明标准即人权标准，意味着国家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必须遵守人权标准、对人权进行保护。国际社会不同时期的“文明”标准旨在化解早期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与殖民地之间的紧张，以及欧美国际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矛盾冲突。“文明”标准反映了一种排他性，即符合这个标准以后，你就在我的圈子里、是我们中的一员。以主权国家的身份为例，如果你不是主权国家的话，如早期的所谓殖民地，你就没有资格跟我玩主权国家游戏，早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剥夺了殖民地的权利。阿诺德·汤因比曾指出，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些现存文明或者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的过程当中。人权亦是如此，以西方的人权标准为标准，不符合要求的就是不文明国家或者对其污名化。这里就体现出英国国际社会内容的两副面孔：一副是对自己内部来说，欧洲主权国家里有一套游戏规则，另一副就对它的社会外部来说，对待殖民地和其他地方时奉行另外一套规则，比如对殖民地的侵略、征服和屠杀，对很多事情的思考采取双重或者多重标准。这种排他性实际上也是西方世界观中自我—他者二元对立在国际社会理念中的体现。文明的标准除了排他性以外，还有很强的等级性。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的扩展明确表达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所以文明

作者简介何增科，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三辑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015年、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曾经两次就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集体学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我们党的意志和使命，也成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说，面向未来的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责任将越来越重大。一、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安排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为了治理全球问题、管理全球事务而创设的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原则规范、条约协定等形成的整体系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变化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制约全球治理成效，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总体上看，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普遍最广泛的政治安全组织和最重要的全球治理体系还缺乏强有力的权威，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还未能实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还受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严重干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还没有能够得到足够重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依然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逻辑，利用北约等冷战产物维护自身强权地位，阵营对抗特别是大国博弈的风险上升；国际文明对话体系被严重扭曲，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不同文明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持续发展。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如何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发挥好联合国的核心作用，使得全球多边治理真正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和服务，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与挑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

作者简介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世界政治的变迁过程，可以发掘更多的角度，借用不同的学科工具。笔者注意到，地质学、天文学、宇宙发生论等自然科学里面，有一种叫“层化”（英文“Stratification”，也称“层理”）的学说，内容颇为有趣、或可加以利用。“层化”的原意，是指岩石沿垂直方向变化所产生的层状构造，这种构造通过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和颜色的突变或渐变显现，表现出各种沉积岩的不同年代、生成环境、沉积作用和结构特点。具备沉积岩特征的岩石，在内部各层面之间构成特殊的分界面（也即层理面）。层理的形成与沉积物结构和成分的变化有关，或由沉积间歇、沉积季节的变化所致。例如，火山碎屑物在其爆发和降落过程中，由于重力、颗粒大小和风的影响，成岩时也会形成具有分选性的层理。若火山灰落在湖泊或海洋中，则可形成类似于沉积岩的层理。沉积岩层的原始形态多是趋于水平的，地质后来的变动使其倾斜、直立、弯曲甚至发生破裂，形成褶皱、节理、断层、劈理等形态。对于地质工作者，是否存在层理，是区分沉积岩与普通岩石的关键。常见于火山岩等沉积岩的层理，提示了地球地质构造变形及其演进史。地质的“层化”过程漫长曲折，使得今人看到的沉积岩层理重叠交错和多式多色。在各类层理中，比如，有所谓“水平层理”即由平直且与层面平行的一系列细层组成的层理，多在比较稳定的水动力条件下——如河流的堤岸带、闭塞海湾、海和湖的深水带——从悬浮或溶液中缓慢沉积而成；有“平行层理”即主要产于砂岩中，在外貌上与水平层理极相似，往往在较强的水动力条件下，高流态中由平坦的沙床迁移、在床面上连续滚动的沙粒产生粗细分离而显出，一般出现在急流及能量高的环境，如河流、海滩等环境中，常与大型交错层理、底冲刷相伴生；有“粒级层理”，又称“递变层理”或“粒序层理”，其特点是成岩物质颗粒粒度由底至顶变细，其间无明显界线，但相邻粒序的层理就不会相同；有“斜层理”，可分为“单向斜层理”和“交错层理”，其特点是细层理大致规则地与层间的分隔面（主层理）呈斜交关系，上部与主层理截交、下部与主层理相切，其间又包含了“单向斜层理”“交错层理”“波状层理”“递变层理”“块状层理”等等层理。各种层理的成因、表象、关系各不相同，地质学家们对其细化分类加上总貌解说，不仅展示了地球地质构造及周围大气空间环境的独特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还折射出整个宇宙发生及演化的规律。做好世界政治的“层化”（层理）分析，也许有新的创意与超越。首先，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传统层次分析法，那是一种受20世纪50-60年代科技革命和系统工程论激励出来的相对机械与静态的层次划分，有关世界政治的“层化”研究，将更加注重成分（要素）——诸如国家、政府、军队、外交部门、各种非政府组织（NGO）、跨国行为体和个人等微观单元——的动态及其关联，它不仅需要细致辨识不同层次的形状与成因（诸如政府间谈判、企业的交易、社会组织的活动），还应关注它们的叠加效应和主体间性（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交叉、霸权国和主要大国的兴衰、技术与科学促成的创新之类）。如同物理学中量子学说指出的波粒二相性，世界政治变迁的“层化”探讨，是对“层”的解析和对“化”的感知的辩证，既离不开微观单元（例如个体的情感）的观测，又不可脱开宏观结构（譬如说当代世界政治的单极霸权、两极格局和后冷战进程）演进的把握及概括。这里，（譬如说）世界政治终极目标等宏论离不开一个个的微观分析，单独的微观焦点若脱开大历史的视角就无法呈现世界政治变迁全貌。听上去，“层化”分析与我们比较熟悉的系统（结构）分析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注重局部与整体、行为体与系统的关系等方面，然而，与譬如说沃尔兹的结构主义方法不一样，这里讲的世界政治的层理分析，借鉴了地质学意义上的生态活性，强调不同时期行为主体（如“利维坦”或“国际社会”）的情感色彩与自主性，看到叠加的构造（阶层阶级集团等成分的权重改变）所包含的有机演化，比相对机械的系统论更有弹性和延展空间。其次，“层化”分析的一个好处是，促使人们思考在不同领域和问题之间建立共同知识。在地质学内部，层理的研究并非单一使命，而是许多分支学科从各自专业推进的任务，这些分支包括同位素地质学、数学地质学、遥感地质学、实验地质学、地球化学、结晶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质建造学、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等。遵循着现代科学发展由分科走向综合，由个别转向总体的趋势，地质学从全球乃至宇宙发生论角度，将物质研究、地壳与整体地球构造研究以及地球历史研究融为一体的板块构造学、海洋地质学、行星地质学等新增长点，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不过，无论什么分支或具体问题，譬如说研究板块构造的机制、洋中脊的物质组成、测定岩石的年代、寻找矿物资源等，所有地质学者的共同兴趣与对话基础，都会涉及地球的物质组成、构造及其演化历史，乃至行星和宇宙的物质组成、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不管有多么差异的个体兴趣，所有地质研究者须大体掌握晶体光学与地球化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结晶学与矿物学和资源地质学、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地球科学概论等基础知识。应用到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在极大促进各种单独偏好发展的同时，“层化”学说将会鼓励各种兴趣的交流、各个领域的通气、共同知识平台的打造，例如什么是各地域之和的“世界政治板块”？什么是“世界政治”引导下生成的各区域一体化？什么是构成“世界政治”的最小单元或微观单元（阶级阶层还是集团政治或大国领导力）？什么是“世界政治”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什么是研究“世界政治”的学科基础（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历史学/区域主义/等）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学科分支（权力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贸易政治学/帝国主义论）等？亚非拉反殖民主义的个案研究与西方列强殖民中心主义的追踪如何在学理及命题方式上加以比照？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一般学说与文明冲突论的特殊命题之间能否相互批判与对话？哪怕暂时难于取得广泛共识，朝向建立世界政治研究的特殊知识与共同话语之交流平台的长期努力，将带动学术范式的持续更新。第三，既往的国际关系理论里面，有不少从世界政治的进化或退化角度做出的分析，它们的优点是走向明确、进退易判，例如进化论者提到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逐渐扩展至全球各个角落”“国家战争行为在当代受到更多国际规制约束”等，退化论者谈论的个别大国单边主义的“退群”行为、西方民主渐增的“赤字”现象等。这类分析的缺点，是对于研究对象的两面性乃至多重性难于展现，命题容易失之简单和单向度，有时导致政策部门的应用通道狭窄、操作简单。比如，讲国际形势时要么把当下定义成“科技进步与国际多边主义潮流不可阻挡的年代”，要么说成是“民粹主义四处泛起、民族主义日益盛行的年代”，让有关决策部门的干部无所适从，不知外部形势究竟依然存在“和平发展机遇”，还是趋于萧条和严峻化；就学术工作而言，单向度的“进化/退化”认知框架，也令实际上感受的模糊区带和不确定性难以被容纳和表述。好的“层化”研究比较中性，不做单纯的价值判断，重点在于发现专门领域和问题的独特性质与特点，把它（们）与总体的格局加以对照。这样可能避免过于强势和武断的结论，在大的进化或退化概念之外提供不一样的多彩画面，新的观察角度促使研究人员避免单向度的、线性的思维，保持想象力和多元主义包容态度。放开眼量不难发现，当代世界史演进显示，以往那种多半是民族国家政府特别是少数西方大国主宰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转型变为包含更多中小国家、各种弱势群体及其政治代表、各类大型企业与跨国经营者、非政府非营利团体、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宗教分离对抗势力在内的新世界政治局面；面对这种持续的改观，国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工作假使仍束缚在被少数传统主流范式定格的框架下，是很难做出更有创造性、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成果的。相形之下“层化”分析路径提供了更多选项与可能性，激励切口更小、挖掘更深、内涵独特的小层理，从而使得世界政治构造及其变迁议题更像一个待开发的“富矿”。举几个事例，说明“层化”思路的应用。其一是主权的研究。众所周知，主权定义很简单，指民族国家政府在国内的至高统治力和在国外不受他者支配的权利。然而，实际生活里，主权早已越出最初的法理边界，不仅宏观层面它从早期的教廷垄断权、君主专制权变成民族国家的身份象征，进而由政府主导、再到有人民主权意涵和区域架构并行（如欧盟）的多重权利配置形态，主权观念逐渐分出政治主权、安全主权、经济主权、贸易主权、文化主权、领土主权与非领地主权（如使领馆、太空装置或本国在公海的船只）等不同分支，实际应用中更细分出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享有权的分类（包括类似股权的共享主权）等类型。主权范畴在纵横各个方向出现错综复杂的嬗变及应用。沿着这个思路解说主权，不仅有趣而且实用。多年前，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时，面临减免关税和让渡部分经贸管理权的“入世”条款，国内于是有质疑声音出现，关键时刻有学者提出将政治主权与经贸主权分开对待，对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适当保护、逐步放开其他领域的建议，为更灵活的政策空间做了提示。这里，主权分置的思路，就是层化研究的一个样本。再看一个案例。众所周知，美国官方对其他国家在海洋领域的活动经常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自己却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种“双标”言行受到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不满与抨击。然而，用“层化”方法仔细梳理美国各个层面的海洋存在和利益结构、涉海法规与执法过程、军事与民用不同领域的海洋行为与态度，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既是当今世界海洋领域的最大利害攸关者，也是海洋法体系强力的制订者和执法者；白宫和国会没有签署和批准海洋法公约，不代表这个国家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卷入乃至支配海洋国际关系，如美国海军在全球各个海域的基地及其威慑作用，纽约港对各国油轮防泄漏船体结构建造的影响，大量美国商船货轮及船员在公海及他国的停泊带来的诸多法务法规，美国各级政府和法律机构在处理海难、打击海盗和各种海上犯罪的尺度及索赔方式，美国跨国公司和私人在国际海底的资源开发利用时沿袭的协议默契（Protocols），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间不仅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宪章层级的条文落实，更多关乎海洋领域日常的各种硬法软法、成文法习惯法的推进及效能。研究判断这个超级大国的海洋行为，绝非仅仅抨击“双标”那般简单，而应看到其中包含“霸权”“王道”的杂糅，看到其多面性复杂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海洋大国来讲，学会拒绝对手蛮横无理的同时，借鉴其有理有利的成分。笔者近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研究”，也在尝试用“层化”路径推进。出发点在于，中国作为超大国家和多元社会，人口幅员规模相当于国外几十个中等强国，制度与观念形态丰富，含有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来自发展中世界唯一常任代表和核大国、接近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承担国内国际双重改革使命等多重身份。所以，外交能力须是多层面、跨领域、分阶段的范畴，学术工作也应与之适合。新外交看重国家间政治向世界政治的转型，强调参与主体的多样与创新。在中国，尤其中央外交与地方外事的关系存有大的潜力：近一半省区地理上涉疆涉边，外事职能具备显著区域特点，地方外事干部的素质与能动性在相当程度上拉动整体对外交往活力，许多涉外事务非中央部委能包办代替，如国界勘界及维护、跨界非法移民处置、跨境水资源利用、毒品走私打击，以及周边水域及公海渔业纠纷、海上犯罪和各种海难的应对等。地方外事积极性的发挥和手中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调动，是事关全局的大课题。此外，大国外交能力不止直接与外交部、中联部、国际开发援助署等主管部门的协作机制有关，还越来越多牵扯所谓“多轨”的铺设与角色设定，如国际间的友城网络、各国岛屿间交流与公共外交、体育和文化外交、多渠道的经贸外交、央企在海外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外事活动，乃至大学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中学阶段学生国际意识的早期教育、商务机构民间社会参与的中国国际公务员输送等。做好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研究，既要洞察传统外交“核”的关键角色，又要前瞻大外交“金字塔”的营造方式。几年下来笔者的一点感受是，“层化”视角拓出的景观无限、价值多多。笔者以为，对世界政治变迁和全球格局的研究，不能只有宏大命题和历史长周期讨论。不难见到，现阶段不少研究机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色彩较亮但易于重合的“光谱波段”，相对冷门、专精、细小的“波段”则无人问津，导致一方面不少项目结题成果新意不彰、重复度高，另一方面学术视域不宽、知识进步缓慢。借用地质学的术语，原本质地不错的沉积岩本，打磨得比较粗糙、过于“大样”，层理和纹路解析不够。笔者看过一位少数民族博士生写的论文，探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历史与解决方式，以及这些因素的世界政治现实意义和国际关系理论价值。论文用详实的史料及数据表明，在面对边界形成、跨界族群身份、人口跨国流动等事务时，一些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中央王朝戒令和汉族习惯的态度及考虑，有富于当地特色及习俗的安排与灵活性。他的一个结论是，对于国内外主流叙事下的主权和边界、身份及其认同，存在各种值得研究有待发掘的有趣差异。笔者觉得这个发现很有启迪。它提示我们重视一些属于中国特色的现象，比方讲，为什么中国与周边国家不存在难民纠纷？其实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邻国数量，也有大量的跨界人口流动，他们中很多人按照欧美的传统理解就是所谓难民，更要严格甚至严厉对待。中国的少数族群以特有的方式，为世界这一通用难题的“软着路”做出了实际贡献；理论上，它让学术工作重新审视“边疆即边陲”的旧时观念，“新边疆”“高边疆”形态的渐出，充实、改造了“中央—边区”“核心—边缘”的关系。笔者强调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者与各国同行的对话，乃至创造性介入全球思想界的过程，尤其应珍惜和吸纳类似元素。“层化”研究或能助力这一过程。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开栏的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总体设计、作出系统部署，并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自身特色，关键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更强支撑力、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获得更大主动权。即日起，本刊推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专栏，邀请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围绕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探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进等，以期对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竞争力有所助益。在一定意义上讲，国际社会科学就是各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叙事。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相对滞后，很多时候人们还在以外源性理论来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结果出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式现代化急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而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没有自主的方法论，就不可能有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外政治学发展历程表明，政治学知识体系通过政治学原理体系集中体现出来。时代呼唤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原理从古到今，任何政权都需要自己的“政治学原理”。中国几千年的经史之学就是那一时代的政治学原理。近代以后，经史之学渐被西方政治学取代，从晚清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治学，方法论上流行的是源自欧陆的制度主义。追问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政治学的传统。到19世纪欧洲普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体论传统在政治学方法论上演变成制度主义，而制度主义方法论背后的历史观（或世界观）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以扎根于西方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和历史观去评判中国政治的对错与好坏，这样的政治学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张力不言自明。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得以展开系统化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也开始被触及。但是，尚未建成自己原理体系的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在猝不及防之中遭遇美西方政治学，其所受美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之大人所共知。在方法论上，二战后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影响巨大。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就是把个人利益至上论加以学术范式化的包装，理性选择主义无疑深根于美国这个“天然的个体主义”文化之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理性选择主义所表达的历史观，即实现个体价值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就是美式代议制民主。以这样的历史观去衡量中国政治，学科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明显。120多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资源而建立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化程度亟待提升；另一方面，在中国并没有思想根基的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化程度很高，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影响深远。这对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正如有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才产生了西方政治学。也就是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前提，是要有属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历史政治学的涵义与功能历史政治学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实践的一种学科性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德国曾有发达的历史学派，有一千年历史的英国至今延续政史不分家的传统，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拥有历史传统。几千年的政治史所塑造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影响深远，其所蕴含的政治理论资源，无疑是有待发掘的富矿。因此，历史主义方法论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鲜见。同时，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其追问的是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并以此发现理论。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是理解历史政治学的几个关键词。历史本体论重视历史的本质属性，社会史属性的历史和政治史属性的历史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历史连续性是说任何属性的历史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具有时间性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所谓“时间空间化”，空间化形式的当下政治都是历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些关键词是解释性概念，不但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自我“汉化”，也能说明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还可以用于比较分析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研究不同，后者主要聚焦于“事件史”，即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说清楚，属于历史学范畴；历史政治学旨在回答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发现理论，属于政治学范畴。历史政治学也不同于西方流行的历史社会学，后者是从社会史出发回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两大主题，而历史政治学则是从政治史出发寻找大一统国家延绵不断的内在机理。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首先具有论述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有了历史政治学，对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群众路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就会有新的理解和看法。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但按照从制度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的西方政治学所输出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民主集中制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存在”，而在历史政治学这里，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传承的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大一统。又比如，在历史政治学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下观的一种自然延续，而在西方政治学那里根本不存在，他们更愿意相信基于实力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见，本土方法与外来方法对于中国政治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论。简单地说，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性质迥异的历史政治理论，因此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具体而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多统”的社会史，它决定了“多统”之间为生存而争夺资源的对抗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对抗性的，而且是以个人权利为宗旨的，比如以三权制衡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理论。与之不同，基于国家统一的中国政治史发端很早，大一统国家的制度变迁重视的是致治而达成的民心，即便是在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主要王朝追求的还是通过致治而实现大一统。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以民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可见，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流程，生产以概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不一样的是，历史政治学还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具有理论辨识功能。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这样的理论体系、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这样的方法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但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为普遍主义。有了历史政治学，很多流行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都可以得到检验而达成新的理解。比如，被奉为“历史终结论”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社会史演绎的对抗性制度变迁的一种制度安排；反过来，过去以“多统”之争、今天以党争民主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到头来又可能加剧社会史的多统之争、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因实行代议制民主而出现无效的治理、美国出现政治极化。还比如，美西方为何热衷零和博弈？这同样可以追溯到历史起源上的社会史属性所演绎的“多统”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资源分配方式，由此造就的政治观或文明观就必然建立在对立和冲突之上。历史政治学有助于理解我们时代诸多问题的政治起源。基本概念重述与政治学原理的重构按照知识诞生的时间性逻辑，政治学原理由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政治、权力、国家、政府、政党、科层制、民主、治理等“概念集群”构成。流行的概念演化为观念，观念演变为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目前中国政治学原理中的上述基本概念的解释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产生于社会史的西方政治学，因此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概念重述以达成新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政治学原理体系。历史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辨识功能有助于概念重述，因此它也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础。例如，关于政治，西方政治学把政治定位为利益分配并以此而形成制度安排，这显然是基于对抗性制度变迁而产生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理论；但国家史开启很早的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强调民心的重要性，为此必须实现“致治”和社会和谐。关于国家，西方政治学讲的都是战争制造的民族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但大一统的中国是由文明史观塑造的国家，天下大同是其最高追求。关于政体，西方政治学一开始就将之定义为权力的组织形式，但中国自西汉就开始讲“治体”即如何维护大型政治秩序的价值、制度和方法，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与“治体”有直接关系，与只强调政权组织形式的“政体”理论关系不大。关于政党，现代政治中的很多制度诞生于古代，但作为组织权力的政党则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政治。尽管如此，在西方政治学那里，政党依然不过是对抗性资源分配中的利益集团型组织，这显然不能解释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属性。在中国，政党是拯救国家并组织国家的一个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学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类似的，科层制、民主、治理等概念都通过历史政治学得到新的解释。政治学的知识统摄性和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学科地位决定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必将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进而在实践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了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正在稳步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世界政治研究》征稿启事《世界政治研究》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协办的学术出版物，自2020年起每年出版四辑。创刊的宗旨是推广“大政治学”的概念，倡导以世界视野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两大学科群的交流和整合，并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世界政治研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重点刊发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区域和国别政治等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鼓励思想创新和学术争鸣，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尤其欢迎实证研究的稿件。来稿应为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并须注重原创性和规范性。来稿正文字数一般以1.5-2.5万字（不包括注释）为宜。来稿须提交4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和相对应的英文摘要以及3-5个关键词，并提供作者简介和联系方式。《世界政治研究》在编辑过程中严格遵照“三审三校”的流程，确保发文质量。收稿后会在两个月内通知审稿结果，在此期间请勿一稿多投。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送样刊两本。本刊仅接受电子投稿，投稿邮箱为sjzzyj@ruc.edu.cn。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总第十六辑）目录笔谈：世界秩序的转型与重构

Review)杂志的共同主编；访谈人：杨端程，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康张城对本文初稿的文字整理亦有贡献，对此深表感谢。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二辑

作者简介王献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二辑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二辑

作者简介蒋尊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以欧债危机的爆发为关键节点，欧元区成员国的发展失衡引人瞩目，欧元区北方国家拥有较好的制造业竞争力并有效地控制了债务，而南欧成员国则缺乏制造业竞争力并陷入了债务危机。后危机时代，以德国为首的债权国集团与法国领导的债务国集团就欧元区制度改革的方向问题存在分歧，债权国集团追求稳定为导向的欧元区，而债务国集团尝试增加欧元区宏观经济制度的干预能力。本文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通过考察欧元区的比较政治经济基础，解释欧元区成员国分化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欧元区成员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存在多样性，每种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上形成了与其发展需求相匹配的货币制度。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偏好稳定性的货币制度，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偏好干预性货币制度。法国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有干预性货币制度传统，在欧元区创设阶段尝试转向稳定性货币制度，又在欧债危机后再次追求干预性货币制度。欧元区的矛盾是结构性的，货币联盟只能提供一个“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框架，但单一的货币政策框架很难满足成员国多样性的货币政策需求。由此，出现了欧元区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兼容性问题。欧元区货币制度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匹配程度不同，因此诱发了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失衡，并最终危害了政治团结。【关键词】：欧元区；资本主义多样性；制度互补性；货币制度；欧债危机货币统一是欧洲一体化战略进程中的必要一环，承载着建立一个和平与繁欧洲的战略愿景。在理想状态下，欧元区应该促成成员国之间的共同繁荣，但遗憾的是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欧元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欧元区北方国家较为顺利地应对了危机冲击，而南欧国家经济陷于持续的困境，如今欧元区正因内部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而备受困扰。本文将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发展的困境归因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在共同货币区中的兼容性问题，尝试从不同成员国的货币制度需求入手，探求为何欧元区通过共同货币促进成员国经济共同繁荣的愿望会落空。一、问题提出：欧元区为何没能促进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欧元区成员国将货币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共同使用欧元并遵循欧洲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这一条件下，能否促进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是欧元区良好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能够实现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则各国宏观经济行为足够相似，不同成员国对货币政策的需求较为相近，单一货币政策的成本容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如果成员国经济差异显著，不同成员国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则在欧元区的单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容易出现政策偏向性，一部分成员国适应欧元区政策而另一部分成员国难以适应，这种情况下，成员国共同受益的难度加大，单一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欧元区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纷争。如今欧元区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重要的根源在于欧元创设之初促进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计划的失败，与欧元区创设者的想法相反，欧元并没有引导成员国经济走向趋同，而是造成了发展的失衡。欧元区建立之初，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差距就显著存在，但欧元区的创设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予以克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前需要完成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数“趋同标准”，作为加入欧元区的门槛。更为重要的是，在欧元区的设计理念中，市场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只要政治家们努力扫清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障碍，欧元区各国就会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重新配置资源，具备完善理性的经济行为体会听从市场信号的引导调整自身行为，适应欧元区新的制度环境，而成员国之间发展模式最终也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走向趋同。这一理念突出体现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90年10月发布的《一个市场，一个货币》报告中。报告认为落后地区的成本优势将会在加入统一大市场后得到充分的发挥，先进地区资本和企业有外迁谋求利润的动力，辅之以共同体政策弥补落后地区资源和禀赋方面的不足，会助力于落后地区的追赶进程，最终实现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的实质性趋同。在欧元区正式运行的前十年，以市场力量推进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的愿景取得过阶段性的成功，欧元区南方国家名义经济增长率快于北方，欧元区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被认为显著缩小。在庆祝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运行十年的报告中，欧盟委员会认为推进欧洲经济趋同是欧元十年的主要成就之一：“欧洲货币联盟为参与追赶进程的成员国带来了重大利益。宏观经济稳定和低利率的环境，加上凝聚政策及其结构性和凝聚性基金的支持，为加速追赶创造了条件；国家金融市场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发展和一体化，加强了健全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然而，欧债危机打破了这种趋同幻觉，欧元区的经济失衡问题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呈现出了显著的南北失衡。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北方国家，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集中于银行业，其造成的不良影响总体可控。但是，南欧地中海沿岸国家则陷入了严峻的流动性危机，并最终因政府对银行业的救助而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危机提示研究者关注欧元区成员国发展轨迹的差异，欧元区前十年所实现的经济趋同更多只是名义经济增长数据上的接近，事实上，欧元区存在严重的经常账户失衡，北方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而南方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如果从经济运行方式来看，欧元区北方国家维持住了自身生产竞争力，能够支撑产业创新和出口导向性发展，而南方国家的经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依靠消费市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攀升，并因此陷入了经济金融化，积累了巨额的债务。在欧元区建立的前十年，北方国家的盈余通过资本自由化浪潮流向南方国家，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充足的低息贷款，支持了南方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因其金融市场警觉，北方廉价贷款提供者选择谨慎观望时，南方基于国际廉价贷款的经济繁荣戛然而止。危机治理进程进一步恶化了欧元区经济失衡的局面，紧缩政策的推行使得南欧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欧元区以北方国家为代表的债权人集团和以南欧国家为代表的债务人集团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北方国家坚持建立一个以稳定文化为中心的货币联盟，担忧对债务危机国家的纾困和援助将助长道德风险，因此主张严格一致地执行欧元区规则，让南方盟友自己承担不负责任的财政和社会政策的苦果。陷入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则在法国的领导下形成了另一阵营，这一阵营呼吁一种灵活务实的立场，将债务问题界定为临时的流动性问题，强调建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重要性，呼吁由盈余国家向债务国提供贷款，认为债务救助问题的早日解决对于整个欧元区的良好运转是一件好事。在欧债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南欧债务国被迫接受了以内部贬值为核心的紧缩政策，需要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并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些措施造成了南欧国家长期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资产价格通缩和经济衰退，这使得欧元区南北失衡问题更加严峻。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问题的持续发展意味着欧元区创设时期市场自由主义设想的失败，市场自由主义逻辑假设了每个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的宏观经济调整的同质性，认为市场力量将天然地造成欧元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如今，伴随着欧元区经济发展的持续失衡，这种图景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的，而如何理解欧元区经济的分化发展则成为理解欧元区治理困境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必须考察各国经济的异质性，才能理解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经济的分化发展，应该从欧元区成员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基础入手，理解单一货币政策框架对不同成员国的不同影响。关键的一环在于解释为何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需求存在深刻差异，这种差异没有因加入欧元区而改变。二、分析框架：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视角下的欧元区本文从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出发，研究欧元区成员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异和加入欧元区后发展轨迹的分化，其核心的关注点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识别差异。欧元区成员国中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模式对应的货币制度需求不同，由于资本主义模式存在惯性，这些货币政策需求并没有因为加入欧元区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其二，从制度变革视角出发，研究欧元区带来的国际国内制度变革冲击对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意义。欧元区以统一的货币制度取代各个资本主义模式的传统货币制度，并因此产生了制度环境重塑问题，欧元区新的货币政策在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嫁接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不同资本主义模式解决内部协调问题的方式不同，模式的差异植根于制度配置之中，具有制度互补性的制度框架赋予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以差异化的比较制度优势和模式惯性。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提供了一个以制度互补性概念为核心的比较政治经济理论框架，其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充满了多重制度的相互嵌套，相互匹配的各种制度之间存在功能互补性，共同决定了经济中的基本协调模式。由此，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隐含了一种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由于制度配置内部的制度之间相互结合产生作用，某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特性难以通过局部制度变革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模式的基本协调模式具备惯性，进而，从比较维度上看，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异难以轻易走向融合。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比较制度优势分析方法，资本主义模式被视为支持某种系统性经济行动“逻辑”的制度组合，不同的制度互补性组合会为不同的优势经济行为提供制度环境支持，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因此会对应不同的专业化分工。霍尔和索斯凯斯突出强调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协调资本主义的区别，自由市场经济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建立制度互补性，制度比较优势是对可转换资产的投资以及孕育突破式创新，而协调市场经济以博弈论式的战略协作的方式建立制度互补性，制度比较优势是对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以及孕育渐进式创新。以霍尔和索斯凯斯为代表的第一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提供了以制度互补性界定资本主义模式的基本视角，但其理论内核着眼于追求制度组合的功能匹配和最优效率，这种基于静态功能最优化的思路有其缺陷，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类型的理解局限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协调资本主义的二分法，难以动态的考察现实世界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也不利于理解为何无效率的制度会存在。为了克服这种静态化和片面化缺陷，第二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通过与历史制度主义和演化思维的融合，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解动态化，并强调了历史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对于考察欧元区发展失衡问题而言，理解现实世界中欧元区成员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差异，考察欧元区成立后的动态发展分化，以及认识到欧元区在功能上存在缺陷至关重要，因此，需要第二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更具历史感的视角。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后，制度互补性研究更多的关注历史中形成的制度配置的真实情况，而非片面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与强调行为体自利和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第一代理论不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行为体的行为是由经验中习得的，而制度的建立和维系依赖于分配性矛盾中形成的政治妥协。制度互补性并不一定会因对协调效率的追求而自动形成制度间的功能匹配，因为不同制度领域可能被同政治联盟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克服政治联盟之间的冲突，寻求政治妥协才有可能实现制度互补性。协调问题的政治化着重于理解制度互补性体系的起源及其发展变革，资本主义模式的协调特征通常来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政治妥协，决定了制度建立的基本导向和制度服务的对象，而制度功能问题需要在制度创设之后进行事后考察。应该从资本主义模式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关键节点着手，考察资本主义模式中主要体现出的系统协调原则。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制度互补性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互补性能够帮助研究者超越单一制度研究的局限性，通过对经济不同领域制度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探究理解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在逻辑。历史进程中的制度互补性并非出于对效率的追求，而是在多领域制度共同演化进程中产生的，是反复的试验和试错的结果，制度互补性通常是事后发现的而非由制度设计中得出的。现实世界中的制度之间很难做到完全契合，历史进程中可能形成或强或弱的制度互补性，因此，从历时性视角考察制度互补性真实的建立过程对于切实理解经验案例十分重要。制度互补性视角提示研究者，不能以孤立的方式来考虑制度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而是要考量制度的共同影响。因此，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何欧元区国家引入了相同的货币制度，却产生非常不同的发展结果。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应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具有基于国家历史的独特特征，而不是同质化的市场。欧元区发展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于货币联盟内部存在差异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系统协调原则不同，并在内部具备不同的制度互补性框架，难以轻易走向趋同。制度互补性机制赋予了欧元区各类资本主义模式独特的模式惯性，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多重制度领域互补性越强系统的协调功能就越好，这意味着制度互补性体系具有路径依赖倾向，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更倾向于与那些与政治经济中固有的协调能力相辅相成的货币制度相匹配。欧元区带来的货币制度变革是货币制度领域的局部变革，不仅意味着超国家层面采取固定汇率并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同时意味着各成员国国民经济制度配置的重大变革。在这一进程中，欧元和欧元区的货币制度取代了各国原有的货币体系，而与原有货币体系相互补的其他各种经济制度因此面临着调整的压力，欧元区以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的中性货币制度需要与各国各具特色的制度互补性体系相适应。从欧元危机所反映出的结果看，欧元区货币制度扩大了成员国的初始差异。欧元区制度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一种不对称，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中引入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冲击是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货币制度需求与欧元区制度匹配后产生的制度激励存在差异。三、欧元区的三种资本主义模式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要求首先界定欧元区成员国的类型学特征，认识欧元区内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异，最终服务于比较分析和互动分析。每种类型的建构都需要从资本主义模式奠基的关键历史节点着手，分析模式协调原则确立的政治经济背景，进而分析模式中的制度互补性，最后说明这一资本主义模式的货币制度需求。简而言之，欧元区内部存在北方的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南欧的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和法国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三种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货币制度需求，这构成了欧元区日后分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一）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长期主义协调与稳定性货币制度需求欧元区北方的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有效维系生产竞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其核心特征是能够通过雇主联盟和工会等社会团体组织自下而上的谈判，协调和维系有效长期承诺，建立社会团体间战略合作关系，在提高生产力的社会共识基础上维持高质量多样化的生产体系，支撑出口导向制造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市场运行无法保证平衡时，强大的雇主协会和工会有能力通过自组织的方式达成协调和稳定，因此公权力干预工具在经济运行中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在货币制度方面偏爱稳定而非干预。德国是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联邦德国建立了独立于政治的中央银行，坚持低通胀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也存在紧缩主义传统。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框架主要是以德国货币治理模式为蓝本，强调欧洲中央银行独立和以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目标，故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与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匹配。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协调原则建立在秩序自由主义理念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上。二战后，秩序自由主义理念成为引领德国经济秩序重塑的基础性理念，秩序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经济和政治权威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自由源于国家的政治构建，自由放任无法促进和维持竞争性经济，需要切实和有组织的强制力量保障市场自由有效运行。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弱国家理念不同，秩序自由主义理念主张以强大国家保障市场自由，认为市场需要一种社会政策来维持，这种政策促进自由和责任，提供道德框架来确保社会凝聚力，让公民具备自我负责的企业家精神。在秩序自由主义理念下，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实现稀缺资源优化配置和人类福祉最大化的最优手段，但自由经济的运行需要国家承担提供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以及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为了保障货币稳定，德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被赋予独立的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这主要是吸取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动荡导致货币政策失控的教训，独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会因政治选举周期和社会运动的干预而发生大范围波动，联邦德国央行坚守低通货膨胀为准的货币政策理念，保障货币稳定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这一货币政策传统也成为欧元区建立谈判时德国提出的关键条件。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是雇主协会和工人组织等社会团体优秀的自组织能力，很多准公共物品是由社会团体协商谈判提供的，在筹集和分配资本、调动足够资源、发展技术创新和培育高水平技术工人方面都能够自发达成有效的协调，这成为生产竞争力的关键来源。社会团体之间广泛的协调合作基于一种长期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以质量竞争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团结的长期主义关系能够促进对于特定产业技术的持续专研，行业协会和工会都被深深地绑定在特定的产业中，只有其产品在同类型竞争品中质量卓越才能够获得高水平利润，进而同时改善劳资双方的境遇。行业协会网络促进了先进技术在行业内的转移，长期雇佣使得工人愿意培养自身职业专用型技能从而形成精湛的生产技艺，这些因素相叠加促成了产品的高质量和优越的出口竞争力。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互补性服务于维系社会团体间的长期战略关系，支撑高质量多样化生产。行业协会制度支持了企业间战略关系有助于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技术转移并最终服务于高质量生产，银行根据企业在行业协会中所积累的声誉做出的战略性长期投资，长期投资保障了企业能够着眼于长远发展并做出对工人的长期雇佣承诺，长期雇佣关系下劳资谈判和工会参与公司治理塑造了按照技能水平决定的工资标准，这激励工人提高自身专用型技能，而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学徒制使得工人提升技能的进程有路可循，最终劳资双方都能够在高品质生产所塑造的质量竞争力中谋求共同利益并维系长期关系。对于在高质量多样化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被淘汰的产业工人和低技能工人，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失业保险和提前退休等方法进行了适度的补偿，从而缓和了产业升级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些制度中，着眼于共同利益和长期关系的劳资谈判制度应该被视为制度互补性体系的核心，高度组织化的雇主协会和工会以战略协调取代了市场机制，促成了长期主义和质量竞争为主的生产方式，并与独立央行和低通货膨胀为特征的货币制度相辅相成。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服务于维系社会团体之间的长期关系，其典型代表是德国，以独立中央银行推行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德国央行的技术官僚掌控着货币政策，独立于选举政治波动和政府政策干预，在长周期中建立了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声誉。可信的低通货膨胀政策降低了劳资双方达成工资合意的交易成本，由于不存在货币政策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所以不必担心名义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意味着工会方面没有必要因通货膨胀预期而在工资谈判进程中追求过高的名义工资增幅，由此，工会将更大的精力放在争取高就业率、保障工作条件和提高培训质量方面，而能够以有确定性的方式控制工资成本也有益于雇主方的经营管理。独立央行的低通货膨胀政策助力了德国劳资谈判制度的顺利运行，对于提高德国生产竞争力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汇率方面，德国基于低通货膨胀政策和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建立了一种非操控性的汇率政策模式。一方面，非操控性汇率是低通货膨胀为核心货币政策的副产品，为了保持国内低通货膨胀，德国需要减少汇率干预行为，因为如果中央银行为了干预汇率买入外汇，其资产负债表会自动扩张，而这种扩张会导致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故而干预性的货币政策与德国的低通货膨胀追求相矛盾，没有成为德国的选择。另一方面，德国以质量竞争为主的出口行业不需要通过贬值来争取市场，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帮助联邦德国在1971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成功推动了马克的国际化。在需求端，德国高端制造业凭借其质量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卖方市场优势，消费者对德国商品具有依赖性，因此，德国不需要使用汇率贬值措施来促进价格竞争。在供给端，凭借产业链高端的优势形成了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力。需求端和供给端双重优势使得联邦德国的议价能力很强，凭借这种议价能力优势，德国拥有了在本国进出口贸易中选择计价和结算货币的权力，20世纪80-90年代，联邦德国出口产品以马克计价的比例在80%左右波动，德国马克也借此成功跻身第二大国际货币地位。国际层次，低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为联邦德国马克赢得了良好的货币信誉，国际市场对于德国中央银行的行为有稳定的预期，也因此更愿意使用马克。在欧洲范围内，伴随着德国马克世界货币地位的提升，马克成为欧元诞生前欧洲汇率机制事实上的锚货币，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都将本国货币与马克之间建立盯住关系，由此减少欧洲伙伴国家之间的汇率波动并像国际资本市场证明自身货币的稳健性。这种盯住关系赋予了德国国际货币权力优势，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跟进德国中央银行的政策，但德国没有义务对这些钉住国负责。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激起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反弹，谋求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以平衡德国的国际货币权力，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以高度组织化的劳资协调制度为核心特征，具备服务于高质量多样化生产的制度互补性，偏好独立央行推行的低通货膨胀政策，且在汇率问题上奉行不操控策略。欧元区的货币制度主要是移植了德国央行的货币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欧元区建立过程中，欧元区北方国家在超国家制度层次移植了与自身资本主义模式相匹配的货币制度。（二）南欧的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庇护主义协调与干预性货币制度需求与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不同，南欧资本主义中庇护主义协调方式盛行，造成生产竞争力不足，不得不奉行以内需导向性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干预性的货币制度。庇护主义协调方式的突出特征是庇护者（The

作者简介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内容提要世界政治研究试图探索政治思潮、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为思潮并塑造国内外秩序的状况各不相同。17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为英国确立了小政府和间接统治的帝国模式。18世纪末，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和法国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孕育更多的政体选项，冲击了欧洲的均势体系。20世纪初，新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两套整体性的转型方案，同时将国际秩序塑造为“三个世界”。20世纪末至今，保守自由主义回归，世界政治从三分变成了所谓的自由秩序与非自由秩序的二元对立。综而观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大领域的核心概念均诞生于不同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其未来也将取决于自由主义思潮的走向。【关键词】：现代世界政治；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一、引言作为一个旨在打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方向，“世界政治”（world

开栏寄语Introduction青訪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上学术舞台，发光发亮，成为政治学界新涌起的“后浪”。他们既保持开放的眼界，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拥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又怀有崇高的学科使命感。他们在政治学各个领域聚焦，在国内外顶级政治学刊物荣膺桂冠，引领新一代前沿学术风向。为此，学人专访特推出“青访”栏目，专访在政治学领域有突出建树的青年学者，探讨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走进青年视野下的政治学。本期人物

作者简介任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冯晨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二期

《世界政治研究》征稿启事《世界政治研究》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协办的学术出版物，自2020年起每年出版四辑。创刊的宗旨是推广“大政治学”的概念，倡导以世界视野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两大学科群的交流和整合，并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世界政治研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重点刊发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区域和国别政治等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鼓励思想创新和学术争鸣，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尤其欢迎实证研究的稿件。来稿应为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并须注重原创性和规范性。来稿正文字数一般以1.5-2.5万字（不包括注释）为宜。来稿须提交4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和相对应的英文摘要以及3-5个关键词，并提供作者简介和联系方式。《世界政治研究》在编辑过程中严格遵照“三审三校”的流程，确保发文质量。收稿后会在两个月内通知审稿结果，在此期间请勿一稿多投。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送样刊两本。本刊仅接受电子投稿，投稿邮箱为sjzzyj@ruc.edu.cn。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三辑（总第十五辑）目录“新发展三角”：国家能力、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政策

作者简介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二期

王献华比较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市政治学视角的思考——对话青年政治学学者张玥《中国政治学》简介《中国政治学》(Chinese

作者简介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Napoleon

报酬递增、大国竞争与美国对外战略田野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大国竞争成为了国际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解释大国竞争也成为了当下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对大国竞争的进一步研究需要考量报酬递增的机制。对大国竞争根源的现有研究主要可分为安全困境说、地位焦虑说、理念差异说以及国内驱动说四种代表性观点。既有文献为理解大国竞争的根源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但仍然存在三点不足：首先，既有文献缺少对跨越不同时段并覆盖多领域的大国竞争的系统研究；其次，既有研究过于关注容易转化为冲突的竞争，相对忽视了难以转化为冲突的竞争，更没有为两类竞争提供统一的解释；第三，很少探讨当期结果如何改变未来的报偿结构，基本上聚焦于有关国家对对方目标和环境约束的即时反应。基于此，对各领域大国竞争的共同根源的研究需要从报酬递增的角度进一步展开。包括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在内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多都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采用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集中关注报酬递减机制的影响，忽视了报酬递增机制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科学中报酬递增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斯密—杨格定理中提到的“自我累进的变化”正是报酬递增机制的体现。在此基础上，阿瑟提出了协调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报酬递增的具体发生机制。作为理性行为体，国家将在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上争夺初始优势并将其转化为长期优势。相较于其他领域，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的初始优势比其他领域中的初始优势更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从地理区位层面来看，区位差异反映出的暂时性优势会被锁定，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带来不平衡的发展；从技术层面来看，某项技术一旦获得了初始优势，就很容易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从而形成技术锁定，并将其他技术淘汰出局；从制度层面来看，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成本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形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使其在长期的、总的方向上难以逆转。作为报酬递增的具体发生机制，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在大国竞争的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作用。协调效应指系统间互动关系会使单个系统在演进过程中带动相关系统的协同变化，其会广泛作用于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以及国际制度竞争中；学习效应指有关系统严谨的知识需要结合脱胎于旧系统的实践经验才能为行为体所掌握，其主要在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中发挥作用；适应性预期只作用在国际制度竞争中，其类似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主观上发挥焦点作用和正当化作用。通过多样化案例研究的方法，可以对报酬递增机制在大国竞争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跨时空的检验。过去数十年以来，美国发起或参与大国竞争的对外战略体现了报酬递增的逻辑。在地缘竞争层面，由于对一个特定区位的控制能够使国家向周边地区辐射影响力，并转化为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美国在与苏联和俄罗斯的竞争中均注重对关键地理区位的控制。在二战后初期与苏联的竞争中，美国着重考量了挪威及其附属岛屿、格陵兰岛、冰岛以及亚速尔群岛的重要战略意义，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的过程中强调了挪威及“垫脚石”国家参与的必要性。苏东剧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供了向东欧拓展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机会，并由此在东欧地区开始了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报酬递增进程。北约通过多次东扩实现了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在技术竞争层面，在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的作用下，技术创新不仅来自于旧技术的积累，还将会触发一系列组织方式和生产体系的改变。美国在与苏联和日本的竞争中就对两大特定的技术领域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在美苏太空竞赛中，由于人造卫星的技术开发不仅属于需要大量前期研究支持的系统工程，还能够将技术产品向下游民用领域快速拓展，美国不断加强了对空间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出口管制，从而使得自身的空间技术优势在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放大。在美日半导体技术竞争中，对于具有高兼容性和高扩散性特征的半导体芯片技术，美国同样采取了对内扶植和对外遏制的措施，以打压来自日本的技术赶超趋势，从而使得美国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技术领先地位。在制度竞争层面，国际制度不仅具有相互关联的网络化特征并产生相应的专用性资产，还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影响参与者对世界应该如何的看法，这使得美国将自身的偏好尽力反应在新的国际制度设计上，从而通过制度锁定对己有利的利益分配结构。在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过程中，美国通过“怀特方案”确立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取代了英国在全球金融的中心地位，并通过制度安排使体系参与国逐渐生成了专用性的技能和程序性资产。在此基础上，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整体框架具有密切的联系，美欧各自倡导的模式具有一定互斥性，双方的较量暗含着规范竞争的逻辑。因此，双方在利益和认知层面均有非常深刻的分歧，这也导致了美欧正在通过拉拢更多的国家支持己方，以便在未来的全球投资治理结构中占据先发优势。综上，无论是对手间竞争还是盟友间竞争，报酬递增始终是驱动美国对外战略的一大核心机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报酬递增的逻辑既可以为不同领域的大国竞争的根源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又可以为大国间非冲突的良性竞争提供更大的理论空间，还可以为大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机与领域选择提供学理上的基础。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要主动培育和形成自己的先发优势，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世界政治研究》主编，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注：本期简报是根据田野教授于2022年12月23日在第4期人大美国研究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内容提要追求承认的斗争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国家的本体性安全、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也是一种人性的基本诉求，即希望获得自由与平等。因此，追求承认的斗争构成了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根本动力。追求承认的斗争会导向更加分散化的社会体系和国际秩序，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兴起。在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带来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变革，以及围绕大国地位的斗争，最终导致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在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造成了强调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但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等正在挑战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政治认同的地位，导致国家和国际政治中出现日益严重的“极化”现象。【关键词】：追求承认的斗争；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与技术革命、资本力量等因素一样，追求承认的斗争是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根本动力之一，它根植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心理之中。世界政治需要关注人、群体和国家的各种诉求，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欲望的存在。正如中国著名政治学者杨光斌教授所指出的：“世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在人类的各种诉求中，精神层面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为自身认同的合法性与地位而斗争。认同的英文是“identity”，有些时候也翻译为“身份”。作为名词的“认同”和“身份”带有微妙的差异。认同可以是一个名词，指的是个体或者群体所持有的某种观念，例如女性主义者强烈坚持“男女平等”的观念、美国自认为是“民主世界的灯塔”。而“身份”一般指的是整个社会或者群体对其中的某个个体具有的共同认知，这种认知可能与该个体的自我认同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美国自认为是一个“仁慈的霸权”，可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美国具备这样一种身份。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为了捍卫自身的认同，就必须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承认。获得对等承认（reciprocal

Hau)，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译者：施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校者:

作者简介孔新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弘扬，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

作者简介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内容提要维护中央的权威，是现代中国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中央权威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内部外部前所未有的重重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论证，使得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有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即实现了政治理念全面系统的创新，表明中央权威在层次上实现了完整化。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前相比，在维护中央权威上显然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关键词】：中央权威；挑战与回应；“三个代表”；新境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速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迈进。但是，这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国土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显著的条件下开始的；也是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的环境下进行的；又是与利益多元、权力分散、观念多变等相伴随的。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如何保持和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关乎这一民族复兴伟业成败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新世纪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从根本上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中央权威的问题，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一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中央权威作为主权的体现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何谓中央权威？从概念的属种关系和中央权威一词的结构上看，要想弄清中央权威的涵义，首先就要解决何谓权威、何谓中央的问题。权威（Authority）是从拉丁文auctoritas（威信及创始人）一词派生出来的。从霍布斯、斯宾诺莎、恩格斯、韦伯、孔德到帕森斯、汉娜·阿伦特、丹尼斯·朗等作过各种各样的界说，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权威的概念一再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它具有很多意义上的差异和模糊。”作为一个关系范畴的权威，简单地说就是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是命令和服从的统一。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也认为“命令与服从是权威的sine

作者简介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王雪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朱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魏子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资产价格却节节攀升。本文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美、欧、日央行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QE）推动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脱节，且风险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普遍大于安全资产。疫情背景下，美联储QE对资产市场的影响与以往基本持平，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短期影响为历史最高水平；欧洲央行QE提高资产价格的能力较以往显著增强；日本央行QE的影响力不及此前部分时期。2020年年末—2021年年初，美、欧、日资产市场对QE的响应强度普遍达到阶段性峰值。资产价格上涨产生财富再分配效应，在经济体内，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占比都有所提升，而中间40%家庭的财富占比却出现萎缩。在国际层面，从资产收益率的角度出发，中国是财富再分配效应的受损者。【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量化宽松政策；资产价格；财富再分配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分析了美、欧、日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对资产市场的影响及其财富再分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疫情以来，美、欧、日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升了资产价格，对股市和房市的拉动效果比债市更加有力，也更有持续性。第二，疫情期间，美联储QE对资产市场的影响整体上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近，但由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共振，QE对股市和房市价格的短期提振效果增强。得益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缓和、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激进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洲央行QE抬升股市、房市和债市的能力显著增强。而日本央行基本没有采取大幅度、超市场预期的行为，2021年，日本央行与QE相关的资产规模甚至出现了黑田东彦任期内的首降，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对资产市场的影响整体弱于以往多个时段，尤其弱于黑田东彦就职初期。第三，2020年年末—2021年年初，美、欧、日央行对资产市场的影响达到峰值，随后普遍回落。第四，量化宽松政策借由资产市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财富再分配效应：经济体内层面，中间40%家庭是主要的受损者；国际层面，从海外资产收益率的角度出发，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国和大额顺差国是主要的受损者。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积极关注美、欧、日央行超预期收紧货币政策的风险。在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均采取了加息措施，对资产价格形成冲击。建议持有海外资产的投资者在关注美、欧、日央行的利率政策外，也应关注各央行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关的资产规模，更好地把握央行货币政策导向并及时调整资产结构。第二，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考虑财富再分配效应，配合定向货币政策给予受损者一定的补偿，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构建橄榄形分配结构。第三，适当调整外汇储备在中国海外资产中的比例。在QE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相比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持有大量安全储备资产，海外资产收益率较低。中国可以考虑适当调整海外资产中外汇储备的比例，谋求更高的海外资产收益率。文章来源：《国际金融研究》2022年第10期本文为全文节选

作者简介段德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

“新时期的中美关系：从现在到未来”学术研讨会综述2022年11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国际交流处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的人大美国研究论坛“新时期的中美关系：从现在到未来”学术研讨会通过线上方式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围绕着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作者简介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陈丽，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

作者简介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国际对华舆论日益分化。2020年6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介绍：“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朋友更‘铁’了，朋友圈更大了。”

勿忘国耻中美科技关系的演进：挑战与机遇丹尼斯·西蒙（Denis

作者简介张跃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

铭记历史

作者简介吕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刘天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

《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总第十三辑）目录政治学理论“亚洲价值观”——东亚政治文化述评

2022年11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协办、《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明德国际楼408室成功举办。本届对话以“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校内外近900名师生以现场和网络参会的方式共同参与了本届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首先致辞。杨光斌教授指出，世界秩序始终是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研究的主题之一，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世界秩序的相关研究。杨光斌教授以“三百年、三个民族、三个叙事”为主线谈了对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的几点看法：过去三百年的时间里，世界秩序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俄罗斯人为主导分别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而面对当前的世界秩序，中国人的到来将改变以西方为主的对抗性资源分配，并有助于终结霸权时代。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致力于全球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演绎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这有可能改变过去三百年形成的国际秩序。本届对话包括四项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李巍主持第一项议题“转型中的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以“国际关系中的进化与层化：几点思考线索”为题进行了发言。王逸舟教授认为，对国际政治进化或者退化的现有研究都较为线性，而地质学中的“层化”概念有助于以一个更加丰富的视角理解全球政治和世界政治。“层化”概念在原始意义上指沉积岩的一种特殊结构，用来描述一个多形态、高复杂性的长时段地质演进过程。在研究当代世界政治重大命题的过程中，“层化”的视角能够对这些命题加以深化和延展。王逸舟教授以主权、外交和海洋法的演进为例，说明了这几个范畴正朝着更加多元、多维、多层的金字塔形状发展。王逸舟教授认为，“层化”的观念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世界政治中的细小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以进一步落实学科内的宏大命题，从而使得新时代的世界政治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以“扩展国际社会的理念：对世界秩序的反思”为题，从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对话的角度，阐述了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看法。袁正清研究员回顾了以布尔、怀特和沃森等学者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概念的研究，指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更加强调共同观念和共同意识。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的扩展明确表达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自我和他者的框架来理解世界的二元对立图式。基于对英国学派的反思，袁正清研究员进而探讨了当前如何看待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当前对国际社会的扩展需要批判吸收西方的经验教训，除了探讨对国际社会的存量互动，更要探索如何对国际社会进行增量供给。中国应该改变原有国际社会的排他性、等级性和唯一性，提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教授以“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为题进行了发言。方长平教授对比了布尔的秩序观和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认为二者都强调了均势、合法性（或正义性）以及权力的重要性。虽然布尔的秩序观基于欧洲均势，而基辛格的秩序观基于美国霸权，但二者都具有共同的西方价值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在此背景下，方长平教授提出了世界秩序观演变的三重逻辑：第一，冷战结束前的世界秩序主要聚焦战争与和平，行为主体主要是大国，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体现了这样的秩序观；第二，冷战后世界秩序聚焦治与乱，参与主体既有大国，也有中小国家，G20机制体现了这样的秩序观；第三，新冠疫情以来国际社会对人的安与危高度重视，世界秩序需要考虑人的安全问题。在中国崛起、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未来的世界秩序观既要考虑大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要考虑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治理问题，还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安危问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教授以“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路径与动力”为题，阐述了他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思考。孙学峰教授阐述了既有对秩序界定的几种思路，并认为秩序本身更加接近于布尔提到的行为模式。从这一思路出发，地区安全秩序是在这一地区或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或相关行为体在维护自身或地区安全的稳定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又可以分为均势和权威两种基本类型。冷战后的均势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塑造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关注大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发生了一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大国竞争的非极端化和由此导致的中小国家选择空间的扩展。孙学峰教授还认为，对于中小国家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是未来国际关系学同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之间的学科交叉点和潜在的合作点。第二项议题“大国与世界秩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韩冬临主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就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美俄世界秩序观和战略选择进行了发言。达巍教授阐述了中美俄对于世界秩序看法的共性：三个国家都认同当前的世界秩序面临着新的改变，都认为自身处在被挑战和受威胁的状态中，并且都认为未来十年会是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和俄罗斯对于未来的战略认知是较为清晰的：美国试图维持一个有边界的自由国际秩序；俄罗斯则更加坚持一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力图保持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中国的战略认知却相对模糊，需要进一步明确期待何种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庞大鹏研究员以“欧亚空间与地区秩序”为题，从大欧亚、小欧亚这两个概念出发讨论了俄罗斯的秩序观。庞大鹏研究员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从大欧洲到大欧亚的发展历程。大欧亚概念与俄罗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反映了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即西方主导时代即将结束；现有体系不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需要建设新的世界秩序。俄乌冲突实际上是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延续。庞大鹏研究员认为，小欧亚概念与俄罗斯国家安全相互影响，反映了俄罗斯的欧亚秩序观。俄罗斯在小欧亚地缘空间的对外战略面临三组关系的挑战：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独联体内部独和联的关系及“俄罗斯世界”与“去俄罗斯化”之间的矛盾。庞大鹏研究员认为，从俄罗斯秩序观的发展变化看，第一，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优先于发展利益；第二，与西方首先是欧洲建立某种形式一体化关系的前景最终消失；第三，俄罗斯对于欧亚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在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赵晨研究员讨论了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困局。赵晨研究员提出，自由国际秩序至少涉及国内政治层面、国际经济层面和国际合作层面三重含义。冷战时期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强调主权原则的1.0版本，当前的自由国际秩序是淡化主权的2.0版本。欧盟的自由主义秩序观在近年来呈现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综合的、宪政式的自由主义，其相较美国有更强的嵌入性。当前，欧盟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了内部民粹主义、“非自由国家”崛起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的挑战，这使其会有三种可能的前景：要么可能会从弱化主权的2.0版本重新回到主权优先的1.0版本，要么可能会重新回到保守的欧洲壁垒，要么可能会走向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赵晨研究员认为，无论哪种前景，在当前的多极化背景下，欧盟都没有做好成为世界一极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勇以“日本秩序外交的国内根源”为题做发言。张勇研究员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体系层次，而对秩序外交研究更加集中单元层面的行为。张勇研究员辨析了日本秩序外交目标的几种观点，包括将国际秩序视为工具、作为中等强国的战略实践、追求多极格局的确定性以及在西方国家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等。日本语境下的秩序外交是在特定的国际秩序偏好下的特定国家行为，将秩序视为一种应然性愿景，以国际秩序的名义介入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然后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用于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从外交实践上看，日本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非一个被动的承受者。这一秩序外交的国内根源在于日本的历史传统、战略需求以及国内政治要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尹继武主持了第三项议题“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就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进行了分析。他的发言包括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变化和未来展望的趋势以及基于外交学视角的思考四个部分。首先，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体现为国内工作重心的连续性、领导集体的连续性和对外政策连续性。其次，中国外交的变化体现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和大国外交理念的发展。第三，未来中国外交发展具有五大趋势：大国外交更加自信、推进与现有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政策更加明确、大国担当更加积极、大国特色更加突出、强调斗争的外交风格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张清敏教授从外交学的视角对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提出了思考：大国外交需要大国心态，要摆脱“弱国无外交”思维惯性的影响；外交斗争需要遵循外交的本质和规律，在话语权上变被动为主动；在确定对外政策上明确判断“是非曲直”原则的依据，做好底线思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张胜军教授以“多边秩序的分层与网络化的中国外交”为题进行了发言。张胜军教授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已经呈现出了分层化的新趋势。基于生物学界的适应周期模型，目前的多边秩序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家分别居于第一层至第四层，四个不同的层级分别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张胜军教授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二层国家将随时间推移成为未来的主流。面对这样一个分层化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也需要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这种网络化的中国外交会对中国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赢得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二是让中国获得弱连带优势。由此，张胜军教授提出，中国当前践行的国际秩序并非建立在对抗西方的基础上，而是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的自然秩序，中国需要争取对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日强教授探讨了核武器与东亚秩序演变的相关话题。吴日强教授回顾了核威慑理论，从相互确保摧毁和核升级难以控制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推导出核大国无战争这一假说。吴日强教授探讨了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前提下，影响核危机的的决心因素和力量对比因素，并指出力量对比因素还可进一步分为常规力量对比和核力量对比两个方面。由此，在过去的核危机中，美苏的决心对比和力量对比实际上影响了历次核危机双方的战略行为。在当前的台海局势下，中美双方面临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决心对比都难以判断。吴日强教授强调了判断对方意图在中美未来互动中的重要性，对于双方意图的判断影响了中美博弈到底是一个安全困境还是会走向零和博弈。目前双方对于对方行为的吓阻都做的很好，但在保证层面尚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罗建波以“在世界变局中思考中国的方位与应对”为题进行了发言。罗建波教授阐述了当前中国外交所面对的身份压力，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所需要思考的战略价值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外交的杠杆，从而撬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展。但是，当前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现代化进程的倒转，这对学者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罗建波教授认为，中国在此背景下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而是需要换位思考，做好三组关系的统筹：积极进取和战略审慎的关系；中国倡导、中国主导和中国参与的相互关系；战略导向和市场导向的辩证关系。罗建波教授认为中国外交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这要求我们加深知识储备，抱有敬畏之心，真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国情和面临问题的复杂性。第四项议题“世界秩序与东亚区域秩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编辑左希迎主持。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题做了发言。吴志成教授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为了治理全球问题管理全球事务而创设的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原则规范、条约协定等东西形成的整体系统。吴志成教授指出，积极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国际力量的变化，全球治理的理念陈旧落后，现有全球治理的实际效能存在着不足。这些问题都迫切要求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其次，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话语权不足、高端人才短缺和规则设置能力有限等相关方面。再次，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负责任的体现，要系统优化全球治理战略的设计，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玲教授以“大国竞争、地区韧性与东亚可持续和平”为题讨论了东亚地区秩序的相关问题。魏玲教授认为，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东亚区域的和平与地区的战略韧性息息相关。这一体系的战略韧性类似于一种社会安全网络。魏玲教授提出，处于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秩序需要从合法性问题入手，以开放性的过程引导秩序建设，并基于特定地区本身的文化背景来完成主动塑造。在东盟的实践过程中，其至少有三个阶段主动塑造了区域秩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着不同的地区压力，东盟分别实现了不干涉规范和协商一致的地区方式的确立，强调包容性的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以及基于地区文化的国际合作的确立。魏玲教授由此指出，东亚的情况更加类似于一个“意大利面碗”式的网络，因此其开放性和平等性要更强，东亚地区需要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和多边秩序。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研究员以“东亚海洋秩序的历史及未来”为题进行了发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公元1500年以前，基本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海洋秩序，随着英国的海洋权力上升，单极海上权力在19世纪末达到了巅峰，而在1945年之后，随着技术发展和武器的进步，防御变得更加容易，单极主导的海上秩序变得更加困难。展望未来的东亚海洋秩序，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第一，东亚海洋秩序的维持和发展仍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特别是中美的海洋力量对比；第二，东亚国家在21世纪以来走向了群体性的崛起，东亚海洋力量得到了显著上升；第三，海洋问题的丰富性得到进一步拓展，在军事和渔业之外还增加了油气资源开发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第四，当前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满足海洋问题的现实需求；第五，中美以外的行为体也会对东亚合作的规范造成显著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以“新时期我塑造周边安全之需的思考”为题进行了发言。从必要性来看，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要应对包括QUAD、AUKUS等在内的周边环境压力，中国需要在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方面做文章，当前的俄乌冲突也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协调带来了挑战。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美俄两国都重视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也都注重对安全资源的投入，但美俄也存在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国对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权衡不同，以及对软环境及软实力的重视程度不同。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王俊生研究员对如何塑造中国周边安全秩序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中国应该持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二，中国应该增加在安全资源方面的投入；第三，中国应该综合运用安全和经济手段，坚持综合性安全、推动数字经济合作、加强产业供应链的融合；第四，中国应该塑造软环境和软实力。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主编田野做了会议总结。田野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归纳：第一，本届对话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对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作为社会科学三大核心要素在秩序研究上的反映，本届对话涉及的秩序包括作为观念的秩序、作为行动的秩序和作为结果的秩序；第三，本届对话从多个学科视角切入对秩序议题的研究，甚至不局限在社会科学学科，吸收了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营养；第四，本届对话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讨论了秩序，从而以理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式探索了未来可能的世界秩序。在热烈庄重的气氛中，本届对话圆满落幕。《世界政治研究》旨在从全球视野来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整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作为年度论坛，“世界政治前沿对话”已经举办五届，前四届的主题分别是“金融危机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