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危机与可能——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人黄晨｜青访第004期

开栏寄语

Introduction

青訪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上学

术舞台，发光发亮，成为政治学界新涌

起的“后浪”。他们既保持开放的眼界，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拥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又怀有崇高的学科使命感。他们在政治学各个领域聚焦，在国内外顶级政治学刊物荣膺桂冠，引领新一代前沿学术风向。为此，学人专访特推出“青访”栏目，专访在政治学领域有突出建树的青年学者，探讨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走进青年视野下的政治学。

本期人物 · 黄晨

编者按：

政治思想史汇聚了历史上有关政治的伟大思考，是政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一。青年学者黄晨老师于2022年6月在《政治学研究》第3期发表《经验的归经验，规范的归规范——如何走出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危机》一文，反思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价值与学科定位，提出作为学科的政治思想史却面临着价值危机。本期青访，让我们跟随黄老师的思考，看看老师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发现了哪些危机？又提出了怎样的危机解决路径。

“只有‘经验的归经验，规范的归规范’，才能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建立明确的价值标准。”

“如果年轻人都不敢把真实想法说出来，看到什么都说好，那学术界不就没有朝气了嘛。”

“很多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的论文、会议、课堂上很少看见批评、修正，或者有批评也是‘立场之争’，甚至‘逢西方必反对’‘逢现代诠释必批判’。”

“如果期刊和课题放弃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会带来整个期刊和学科的肤浅化，助长无理论、无深度的错误风气。”

（专访现场）

政治学人：

1.黄老师您好，感谢您作为本期青访嘉宾与我们进行交流。您的论文《经验的归经验，规范的归规范——如何走出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危机》已在2022年6月份见刊《政治学研究》第3期，引发学界关注。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论文的核心观点？您如何发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的危机？又是如何找寻解决危机的具体路径？

黄晨：

在分享之前，我首先要感谢《政治学研究》对青年学者以及政治理论研究的支持。其次要感谢以“政治学人”为代表的政治学公众号，做了很多有利于学科建设的事情。最后还要感谢我们学科的前辈和青年朋友，因为我这篇文章涉及到大量的论点和例证，如果没有和他们多年的讨论、学习甚至“吵架”，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这篇论文我从2021年开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写作、报告、修改，本来是准备和我的师弟——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卫知唤老师合作完成的。然而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学科分野，即在“政治理论”二级学科中，纯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和经验规范混杂的“政治思想史”这两个三级学科完全不同，不能混在一起写。所以我们中途开始分工，我专门写政治思想史的问题，而他专门写了一篇《回归“政治”的规范研究：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与基本价值》，已经见刊（编者注：载《学海》2022年第6期，第41-51页）

我这篇文章的完整内容，可以请诸位师友关注“政治学人”之前转载的《政治学研究》见刊版，人大国关的公众号“人民大学国政评论”转载了例证更多、带注释的完整版本（编者注：点击蓝字跳转相关论文）。这里我可以为大家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文章的两部分内容：“破”与“立”。

本文的“破”，主要是在学术价值和学术标准的层面，由浅入深地总结了四种价值危机。说这些作品遇到了“危机”，并不是说是他们选择的思想家和议题不重要，也不是说它们的研究方法不好，而是说我们没有建立价值标准去判断他们的好坏。找到学科的基本价值，是我们正确选择方法和议题的前提。比如剑桥学派和福柯主义者号召大家运用历史方法，施特劳斯学派和罗尔斯门徒号召大家重视抽象理论，双方几十年来争执不下。显然，如果不讨论政治思想史到底要做什么，这种争论就永远无法解决。

第一种危机是“思想介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读书笔记”。这是最容易发现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介绍”是缺乏学术价值的。诚然，在中国政治学重建以来的前20年左右，我们介绍、翻译古今中西思想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对教学和普及而言，思想介绍也是必修课。但是到了政治学恢复重建40年以后的今天，对学术研究而言，介绍就不能称其为成果了。特别是当中西政治思想史一流思想家和问题被前辈介绍得差不多后，很多像我一样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就会面临极大的困境：要么重复研究一流思想家，要么找一个概念把此人再说一遍，要么只能做二、三、四流的思想家或者小问题。

第二种危机，用徐大同先生的话可以称之为“贴标签”，用业内流行的话又可以称之为“一种解”。所谓的“标签”和“解”就意味着这些作品已经进入了正式研究，而不仅仅是读书笔记。比如说对洛克等人做自由主义解、保守主义、共和主义解，甚至基督教解。这就是我们很习惯的一种研究方式，也有学术价值，但我为什么说这种价值容易重复呢？因为它有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斯金纳指出过的：如果要还原历史，那这些标签和解都是现代政治理论发明的，思想家本人在写这些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这些主义，也可能前后矛盾，没有形成连贯的体系。第二个问题是我在文章里指出的：如果要找规范启示，我们对每个思想家都贴几个标签，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化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规范理论。因为如要推进研究，就应该把重心放在了解这些主义的新进展，或者运用思想家来解答目前无法解答的问题上面。如果只给已知的思想家贴标签，让自己喜欢的阵营多一点，那个阵营少一点，其实很难带来知识增量。

第三种危机，我把它称之为“用一个概念虚构出一种思想史”。第三种研究雄心更大，难度更高，价值其实也更大。但是为什么目前缺乏学术标准呢？因为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研究，是把历史上讲自由、民主、民本、王权、天下的重要文本排列起来完成叙述。但是这种排列要成为信史，还缺少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要列举得比较完备，而不能只抽出几个熟悉的或者名气大的文本；其次要解释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从第一种用法到第二种用法之间的演进过程。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能称之为思想或概念的“史”，否则就只是“关键词汇编”，或者是在说自己熟悉的东西。

最后一种危机比较特殊，我称它为“用思想史研究替代政治史研究”。虽然我们知道政治思想肯定对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影响，但是目前我们习惯表现为两种错位。第一种错位是“建构性的错位”。比如我们熟悉的，直接用西方卢梭、黑格尔的观点，或者直接用中国古代孔子的道德主义、王阳明的心学来解释中国革命的诞生，甚至革命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实际上，如果要研究一场政治运动或者制度变迁，我们需要了解发动它的领导、参与它的群众的思想。其中有的人可能是文盲，有的人可能读的不是卢梭和黑格尔。即便这些思想家对中国革命有影响，也需要一环一环地论证思想与行动者之间的因果链条。第二种错位是解构性的错位。近年我们看到很多论著，通过考证一个政治史概念是怎么传入中国的，以此证明它不适合描述中国政治、中国传统，甚至断言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概念能不能够描述现实，不是思想史或者知识考古学能回答的。如果中国学者想推翻一个西方或者现代的经验性概念，就应该去做当代中国政治或者传统政治史研究，如果只是天天讲这是“西方名词”或“现代发明”，很可能没有学术意义。比如，“东方专制主义”是西方的词，如果要推翻这一说法，就必须研究中国的政体、国家-社会关系，皇帝-宰相分工等方面到底专不专制，而不是把目光放在考证它怎么传播、怎么影响现代学者上面。

本文的“立”，则是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出了两种独立的价值标准。因为产生混淆的根源就在于，政治思想史这个学科要比纯粹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复杂，“思想”是规范的，而“史”是经验的。因此，如果政治思想史学者是要改进思想，就应该有规范性的标准；如果是要还原历史，就应该有经验性的标准。

具体而言，经验性的思想史研究，要么是以政治思想为因变量，解释思想是如何形成、变迁或者消亡；要么是的以政治思想为自变量，解释思想影响了什么。因此，我在文章中区分了“思想-思想”“社会-思想”和“思想-社会”三种不同类型的经验性研究。举例而言，“思想-思想”研究适合解释“罗尔斯-诺齐克”这种纯粹的思想家对话；“社会-思想”研究适合解释像现代中国文化激进主义、反传统主义这种复杂思想的诞生，也要求我们详细考察社会语境；“思想-社会”其实就是研究思想怎么变成“思潮”的，这也有助于将“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潮”这两门不同的课程区分开。而无论是哪一种经验性研究，我们都必须填补过往研究中没有揭示的那一段因果关系和历史过程，才能称得上是有价值的思想史成果。

与之不同，规范性的思想史研究旨在从历史中发现对政治哲学有启发的东西。我在文章中按照政治哲学命题的结构，将这种“启发”分成两类：发现更好的概念；发现更优的论证方式。如何从思想史中发现好概念？可以提出新概念，比如现代平等；可以转化旧概念，比如忠君转化成爱国；也可以对现有概念进行排序，对不同的平等概念进行排序。而在概念已经很难创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通过思想史发现更优的论证方式呢？可以补充必要的论证环节，比如在民主选举之外补充公民资格认定、协商审议等不同环节，让民主的论证更有力；也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论证角度，比如传统中国道统制衡政统的论证，将道义论证转变为制度论证可能更具现代意义。而无论是哪一种发现，都必须与目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对勘，才能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发现。

一言以蔽之，我通过先破后立的方式提出，只有“经验的归经验，规范的归规范”，才能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建立明确的价值标准，帮助我们形成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术积累。

图为黄晨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主图书馆，上方刻有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名字

政治学人：

2. 我们发现与政治学的理论方法类文章相比，这篇文章的行文比较犀利。请问老师这样写作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期盼呢？是否与自己的学术初心有关？

黄晨：

的确是出自初心。首先我想说的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行文风格和说话方式。我这个人说话的方式就比较锋利，看到一些假话或者反学术的做法，不管在什么会议上我都会直接指出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年轻人都不敢把真实想法说出来，看到什么都说好，那学术界不就没有朝气了嘛。正所谓“童言无忌”，我也请学界的师友们多多包涵，多多指教。很多老师也一直在包涵我这样的年轻人。

更重要的初心则是我对政治理论这个学科的热爱和关切。政治学攸关国家人类命脉，从古到今都被誉最高的学科之一；而政治理论在政治学中又是更高或者更抽象的领域。众所周知，理论性、抽象性的领域更需要实质性的学术争鸣和清晰的逻辑。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的论文、会议、课堂上很少看见批评、修正，或者有批评也是“立场之争”，甚至“逢西方必反对”“逢现代诠释必批判”。我很希望我们政治思想史的共同体能像分析性的政治哲学圈子那样有逻辑地讨论概念、论证等环节，或者像高水平的政治科学会议那样清晰地指出方法、案例、数据有何问题。如果没有良好的学术习惯，我们更复杂、更抽象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就更难像其他研究领域那样取得进步了。所以这篇文章恰恰反映了我这种复杂心理：既热爱政治思想史研究，想让它越来越受重视，又担心这个学科的现状以及我们年轻一代的发展。

当然我们知道，出现这种状况不仅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但正如我文章中提到的，很多政治思想史前辈已经就外部环境特别是发表环境对政治理论研究的压缩，做出了分析和呼吁。所以我想把精力放在反思内部问题上，同时也是反思自己学生时代写的政治思想史论文。其实，内部缺乏标准和外部环境挤压两个问题，也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人大国关正在办《中国政治学》集刊，我也经常给其他期刊审稿，我们站在期刊或者课题的角度，就会发现评价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成果是特别棘手的：如果期刊和课题加大它们的发表力度，越来越重视它，既没有通行标准判断哪篇文章是创新、哪篇文章是妄语、哪篇文章是重复，也会担心其引用率不如政治科学，更不如一些短平快的热点文章——在这种困境下不少期刊就选择了论资排辈，让“名气”去弥补学术价值；反之，如果期刊和课题放弃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通通去写公共政策甚至更简单的国内外时事热点，跟时事记者没什么区别，更会带来整个期刊和学科的肤浅化，助长无理论、无深度的错误风气。

因此，本文虽然看上去是一篇“有火气”的文章，但实际上是想向期刊、课题和学界前辈们证明一件事：好的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文章是可以明确识别出来的。无论是规范意义上的好，还是经验意义上的好，一旦明确识别出来，它就更值得我们的期刊、课题去发表，更值得我们的课堂、硕博士论文去选择。

政治学人：

3. 您在这篇作品中提出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确立“经验导向和规范导向”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可否以您的研究为例，谈谈如何理解这一思想？

黄晨：

作为青年学者，我能够举出的成熟研究肯定还是很少的。所以我在文章中间——无论是在文献综述部分还是“立”的部分——都列举了我认为符合各类标准的学界前辈的优秀作品。我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以经验性为主，更体现思想史“史”的一面。我有一篇根据博士论文导论改编而来文章：《场域决定思想——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知识社会学逻辑（1978—2000）》（编者注：点击蓝字跳转文章）。如果按我们前面提到的“经验导向”的标准，场域决定思想这个历史过程显然是以社会因素为自变量，以思想的形成和消亡为因变量，是“社会-思想”的解释。我们知道，曼海姆、布迪厄、福柯倡导以知识社会学研究开拓社会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但是过去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包括我自己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都没有清楚地区分，研究的到底是“社会-思想”还是“思想-社会”。今天我再回过头来自我反思，就能很清楚知道它属于前者。

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意义上的思想——即“思潮”——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1980年代，自由主义或者西化思潮迅速兴起并广泛流传；1990年代，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则一度不受关注；2000年以后，以中国模式话语为代表的传统主义、民本主义开始逐渐占据上风。对这一思想变迁本身，学界已经做出了丰富的研究甚至评价。因此我的研究是想为这一思想变迁补充一个重要的因果链，也就是不同的场域（field）是影响思想兴亡的关键一环，这里的场域就是我们中国学者甚至老百姓都常说的“圈子”。我们可以把生产思想的场域分成官方理论界、专业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相应的知识分子或者思想生产者可以称为理论家、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这里的词都是提炼自中国知识界和老百姓朴素的生活经验。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理论界和理论家是占据垄断性地位的，所以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思潮是一元化的，没什么创造力；1980年代中期以后以及2004年-2012年网络时代这两个阶段，公共知识界和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创造和传播思想话语的主要角色，所以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跟随社会热点的新思想会发展得快一些；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增多，专业学术界和专家构成了专业研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主力。专家的思维模式既不是像理论家一样自上而下，也不是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自下而上，而是客观研究，不直接参与政治。因此才造成了传统研究和海外观察难以解释的怪现状，即中国的左右翼思想研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深刻，但作为“主义”却既不如80年代，也不如网络时代。

当然这篇文章挂一漏万，仅仅是一个导论，我的博士论文原版一共接近四十万字，是用这一视角去解释1978年-2008年间“民主”这一个思想概念的知识社会学变迁机理。目前不能出版，只能先改写一些中英文论文。当然我也相信，慢工出细活，我认为我们应当学习罗尔斯对《正义论》的态度，一篇一篇文章写好之后，经过学界的讨论修正之后，再汇集成一本大书，那才是立身之作。急着出书或者刷论文，以求在厚度或者数量上证明自己，也许对我这样的年轻学者而言不是好的选择。

除此之外，还有一两篇称不上是代表作的，但也是知识社会学和思潮研究的尝试之作。比如过去两年，人大国关学院在组织撰写两本教材《世界政治概论》和《世界政治史》，实际上是想把政治思想史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三者打通，描述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这两本教材也组织了研究思想、研究各国政体、研究国际关系的老师分别撰写不同章节，我撰写的就是这两本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章节。其中一章已经改写为论文，也即将见刊，叫做《现代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自由主义如何塑造国内与国际秩序》。由于是教材改编，这篇文章的分析范围比较大，导论性质较强。它的主标题也是致敬摩尔的“社会起源”，就是以现代西方的不同阶段为例，讲自由主义如何从思想变成思潮，进而传播到国内政体和国际格局面前。还有一篇正在写作中，还未改编成论文的章节叫做《“双元革命”——自由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基础》。如果说前一篇文章是典型的“思想-社会”的解释，后一篇可能会写成“社会-思想”的解释。我和我的研究生会尽可能运用现存的史料和国外的数据库去观察，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所创造的新的交通条件、印刷技术、知识分子阶层和谈论政治的场域，是怎样为现代自由主义兴起提供条件的。这两篇文章由于写的并不是中国，所以只能算是习作或者合作，出版和发表之后也要请专精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别研究和世界史的师友们批评指正。

政治学人：

4. 您提到经验导向的思想史研究，应该把思想要么当作因变量，要么当作自变量。刚刚的许多例子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标准。从您的例子中，我们发现您所说的作为变量的思想，似乎和我们一般量化研究中讲的自变量、因变量不太一样？您对于用定量技术和模型研究经验导向的思想史怎么看？

黄晨：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多做思想和历史研究的学者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思想怎么能叫“变量”呢？我在这里想专门澄清一下。首先，我认为所有的研究只要是经验研究，它总是要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如果我们部分思想史和定性学者不喜欢这个概念，也可以把它换成“原因”和“结果”，这就更普遍适用了。所以我比较反对那种一看到社会科学化的概念和方法就大加拒绝、就先去提它的“局限性“的态度。我认为我们面对新的东西应该先了解，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其次，我想指出，就算我们用了原因/结果、自变量/因变量这种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也并不等于在方法上向量化或者模型投降。因为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常识：解释原因和结果既有定量方法也有定性方法，而定性方法本来就是思想史研究多年来惯用的，只不过用词不同而已。例如甄别哪个小概念或哪位思想家更适合研究，其实就是案例选择问题；追问这个思想起源的各个因素和语境，其实就是在寻找自变量；批评过去的解释，排除一些虚假因素，其实就是在做控制变量。甚至很多定性研究方法本来就是思想史上的大家发明的。例如定性研究的逻辑基础“密尔五法”就是密尔首创的，而且强调的是逻辑推断，并非后世那种量化。如果我们连密尔的重要方法都不学习，怎么可能接近他的高度、研究好自由主义思想史？总之，无论选择什么方法，只要我们是在做经验研究，就需要让研究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也就一定需要方法上的反思和进步。

图为黄晨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中西政治思想学者的对话

政治学人：

5. 我们现在转向这篇文章中思想史“思想”的一面，探讨一下规范导向的价值标准。您提出可以从“更优的概念”和“更优的论证”两个方向努力。关于前者，您提到正在尝试开发传统中国的政治史资源，从实践维度解答相关概念的规范与限制，以回应近二十年政治科学领域最热门的国家研究。是否可以展开讲一讲？

黄晨：

与围绕博士论文展开的知识社会学文章不同，我正在写作和未来计划写作的文章规范研究更多一些，强调思想史中“思想”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我们确实有可能想把思想史搞成了庸俗的实证，或者只知道用知识社会学解构思想，丧失了政治理论的想象力。

我即将写完、也在几所学校报告请教过的一篇文章是《现代国家构建、现代国家机器与国家机器——从周秦之变出发重新厘清几个关键概念》。从副标题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以从东周战争到秦朝建立为止的国家改革为研究对象；从主标题可以看出，我要进行的是规范性概念的考察和修正，而不是解释因果，因为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因果已经被传统历史学家和新一代历史社会学家研究过了。聚焦于这一组概念，是有助于澄清一个学界争论了两百多年的问题：中国的国家甚至现代性国家好像很早，被称为“早熟”，但好像又不那么现代，没有“熟透”。从伏尔泰、马克思到韦伯、福山都争论过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汉学家们了。因此，我试图区分开不同位阶的现代国家概念。比如从亨廷顿到福山告诉我们，政治现代化或者现代政治秩序包含国家构建、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等至少三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国家完成了现代国家构建，但在民主或法治上还有欠缺，也不能称之为完成了现代政治；但现代国家构建本身又包含了哪些规范性的子概念呢？这些现代的子概念跟我们过去习惯使用的“国家机器”等传统概念有什么区别？在最低阶的前现代国家机器到最高阶的政治现代化中，周秦之变到底使国家爬到了哪一阶？现代中国革命又让它爬到了哪一阶？这些具体的规范性论断，请参见我到时候的文章。

另外两篇正在修改中的文章，正在研究我对传统中国史料掌握最多的时期——三国时期。而且我认为，过去历史和思想史家对大一统王朝已经研究颇多，因此像战国和三国这种国家的分裂、竞争时期是更有空间的。第一篇文章是和杨端程博士合作的《精英吸纳、精英网络与魏蜀吴三国国家构建的不同命运》，是一篇运用比较案例方法，辅之以历史数据库的经验性研究，意在探寻国家能力的分化及其决定因素。我即将开始写的下一篇文章是纯规范性的。因为当我们知道了曹操、诸葛亮等成功人士或者袁绍、孙皓等失败人士，在经验上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作为政治思想研究者还会提出规范性的问题：成功的经验有没有现代意义？它对应的是我们所谓善治或者现代化中间的哪个子概念呢？它值不值得被单独拿出来写呢？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少有政治家、很少有制度视野，而只有思想家特别是儒家思想家，而我认为从政治家和政治实践中提炼的规范性概念，应该有一席之地。所以这篇文章的暂时命名为《三国时期国家建设思想》，或者叫《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曹操》——两个题目各有侧重，具体哪个好也希望师友们指正。仅就国家建设中的“官僚制”这一子概念而言，我们就会发现曹操他们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规范概念乃至规范论证。比如，站在个人的角度，选拔官僚的时候不看血缘、地缘等前现代因素，而是以能力和功绩为评价依据，是否是一种程序平等的选拔；站在国家的角度，当选拔越聚焦于政治能力、军事能力或经济能力，国家办理事务的效率是否也会越高。而程序平等和效率，都是现代国家理论中需要的规范性问题，也是希腊、英国小政府传统中关注更少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是一座富矿。

但有一点需要专门指出：当我们说古人的某个概念、某个命题论证符合现代性方向，值得国家治理现代化学习时，并不等于说这个人所有的思想都是现代的，是善的。换言之，我研究了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研究周秦之变时提到了商鞅和嬴政，并不等于我认为他们是好人，也不代表我是“魏粉”、“秦粉”和法家主义者。反之，即使某位古人有很多概念和命题是反现代的，是暴政，他也可能有一两个要素是值得研究，不必全盘否定。这就是我想倡导的命题论证和我们过去的全盘肯定、全盘否定的最大区别。也正是因为我们习惯给一个人贴一个积极或消极的、大而化之的“主义”，我文章中才将其称为贴标签或者人物崇拜。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思想家、政治家和制度设计，可能都会有现代的要素和反现代的可能，都有值得学习和规范的东西，也有反规范和需要摒弃的东西。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才能越来越细化，我们的实践才能越来越客观。而那些大而化之的“名词创新”是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绝不值得发表和学习。

政治学人：

6. 这样的价值危机只存在于政治学学科吗？我们对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这一“冷门”领域的探索，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是否有借鉴意义？

黄晨：

我必须明确地指出，学术价值和标准的危机绝对不只是政治思想史学科才有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或者过度焦虑。只不过是因为我是政治学的，所以我写反思类的文章只敢说政治思想研究而已。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只是在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同行交流之前，不宜去过多评判别的学科。很多学科的朋友，比如哲学、法学和社会学的朋友甚至资深师长都告诉我，他们学科中也存在“读书笔记”“人物崇拜”“随意解读”等问题，也需要做类似的批判。甚至有其他学科的朋友是看到了我这篇文章，有所共鸣才认识的我。很有意思的是，上面这些学科全都存在“思想史”或者“理论史”领域。哲学不仅有哲学史，每个二级学科都有它的哲学思想史；法学有中西方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社会学有社会理论史：因此才会有类似的危机，才会引发大家的共鸣。

站在更高的角度，除了政治现象，人类很多现象也存在经验与规范、真与善之间的矛盾。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验性社会科学突飞猛进的同时，这些社会学科都出现过规范研究、关于善的研究相对冷门的情况；也出现过这些研究的学术标准、方法体系、价值判断相对混乱、停滞不前的情况。而我和这些学科的师友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就学术追求而言，我们肯定不能完全站在经验和真的一端，放弃规范性的理想；就学术训练而言，我们也不能将视野完全局限在规范和善的一端，闭门造车。这两方面要求其实是并行不悖的。虽然这种要求很高也很难做好，但正是由于政治学中的政治理论、社会学中的社会理论、法学中的法理学要求高，才能被称为各自学科中最高的学问。

图为“政治学人”团队成员采访黄晨老师现场

政治学人：

7. 《经验的归经验，规范的归规范——如何走出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危机》一文发表之后引发学界关注，您收到了哪些有价值的探讨？最后，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需要诸多青年学者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也希望在访谈的最后请您为大家送上一些寄语。

黄晨：

有价值的探讨、认同和批评的确收到不少的。这也说明我们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会消亡，也不会经不起批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同学们都是希望交流而且有能力交流的。恰好在“政治学人”跟我联系访谈之后的半个月，我就收到了吴倩教授刚刚完成的一篇两万字的工作论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规范与经验——兼与黄晨教授商榷》。吴倩老师也是南开大学培养的、深度参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王权主义学派”的学术活动，了解其理论观点的学者。我认为不管商榷双方的具体观点和事后讨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

吴老师这篇文章具体的内容我不便在她投稿发表之前透露太多，概括来说就是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王权主义学派和新儒家的著名辩论为例，提出了对经验与规范之争的很多判断。我们想简单聊一下其中两个问题：第一，吴老师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界的前辈都多次说过，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规范研究，都需要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真实还原之上。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所谓的经验与规范的区分只是说，在研究设计层面我们要明确自己的问题，一篇文章只能干一件事。但是，在写文章之前的阅读和积累中，当然不能只看一种书，也要了解思想史的基本真实。

吴老师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疑问：现代性的命题和要素能否抽离古代的历史背景而单独完成创造性转化。这个问题王权主义学派和其他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者也不同程度地点到过，我现在还不能系统性地回答。但我目前认为，现代政治本身就是组合了古代不同制度、不同思想的要素才诞生的。比如自由主义的很多要素，有的取自英国，有的取自罗马，有的取自希腊，并不是靠还原希腊的直接民主、罗马的贵族共和或者英国的封建王权才完成创造性转化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单独要素的创造性转化是可能的。甚至可以想象，基于中国经验的、取其精华的政治哲学转化也是大有可为的，只不过这种转化需要满足严格的现代条件，不是设计个“通儒院”就行的。至于这些条件是什么，我希望能在以后回应吴老师等学者的文章中系统性地讲一讲。

政治学学科的其他师友，乃至哲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师友都在当面讨论、朋友圈转发、微信群交流、学术会议发言时给出了有价值的评论。在这里不能一一指明，但需要一并感谢。毕竟哲学、法学是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学科，而历史学、社会学是以经验研究为主的学科，所谓“社会理论”也更接近我们的政治科学理论。所以在写文章时、报告文章时和发表文章后，这两类不同学科的师友都为我论证什么是规范、什么是经验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建议。这也告诉我们，学科内部和外部的交流讨论同样重要。毕竟政治学是一门总括性的顶层设计学科，只有通过友邻的“严酷”考验，我们才能站得更稳，站得更高。

中国和世界都还在政治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之中，我相信，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能给我们年轻一代学者和同学最大的勇气，让我们和它一起前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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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编｜史清渠 亢玉静

编  辑｜马   涛

海  报｜沈   琰

校  对｜王   林

审  核｜大   兰 欧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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