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总体设计、作出系统部署，并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自身特色，关键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更强支撑力、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获得更大主动权。即日起，本刊推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专栏，邀请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围绕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探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进等，以期对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竞争力有所助益。

在一定意义上讲，国际社会科学就是各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叙事。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相对滞后，很多时候人们还在以外源性理论来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结果出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式现代化急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而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没有自主的方法论，就不可能有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外政治学发展历程表明，政治学知识体系通过政治学原理体系集中体现出来。

时代呼唤基于

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原理

从古到今，任何政权都需要自己的“政治学原理”。中国几千年的经史之学就是那一时代的政治学原理。近代以后，经史之学渐被西方政治学取代，从晚清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治学，方法论上流行的是源自欧陆的制度主义。追问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政治学的传统。到19世纪欧洲普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体论传统在政治学方法论上演变成制度主义，而制度主义方法论背后的历史观（或世界观）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以扎根于西方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和历史观去评判中国政治的对错与好坏，这样的政治学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张力不言自明。

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得以展开系统化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也开始被触及。但是，尚未建成自己原理体系的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在猝不及防之中遭遇美西方政治学，其所受美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之大人所共知。在方法论上，二战后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影响巨大。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就是把个人利益至上论加以学术范式化的包装，理性选择主义无疑深根于美国这个“天然的个体主义”文化之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理性选择主义所表达的历史观，即实现个体价值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就是美式代议制民主。以这样的历史观去衡量中国政治，学科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明显。

120多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资源而建立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化程度亟待提升；另一方面，在中国并没有思想根基的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化程度很高，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影响深远。这对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正如有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才产生了西方政治学。也就是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前提，是要有属于本学科的方法论。

历史政治学的涵义与功能

历史政治学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实践的一种学科性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德国曾有发达的历史学派，有一千年历史的英国至今延续政史不分家的传统，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拥有历史传统。几千年的政治史所塑造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影响深远，其所蕴含的政治理论资源，无疑是有待发掘的富矿。因此，历史主义方法论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鲜见。

同时，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其追问的是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并以此发现理论。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是理解历史政治学的几个关键词。历史本体论重视历史的本质属性，社会史属性的历史和政治史属性的历史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历史连续性是说任何属性的历史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具有时间性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所谓“时间空间化”，空间化形式的当下政治都是历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些关键词是解释性概念，不但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自我“汉化”，也能说明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还可以用于比较分析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研究不同，后者主要聚焦于“事件史”，即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说清楚，属于历史学范畴；历史政治学旨在回答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发现理论，属于政治学范畴。历史政治学也不同于西方流行的历史社会学，后者是从社会史出发回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两大主题，而历史政治学则是从政治史出发寻找大一统国家延绵不断的内在机理。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首先具有论述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有了历史政治学，对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群众路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就会有新的理解和看法。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但按照从制度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的西方政治学所输出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民主集中制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存在”，而在历史政治学这里，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传承的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大一统。又比如，在历史政治学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下观的一种自然延续，而在西方政治学那里根本不存在，他们更愿意相信基于实力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见，本土方法与外来方法对于中国政治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论。简单地说，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性质迥异的历史政治理论，因此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具体而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多统”的社会史，它决定了“多统”之间为生存而争夺资源的对抗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对抗性的，而且是以个人权利为宗旨的，比如以三权制衡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理论。与之不同，基于国家统一的中国政治史发端很早，大一统国家的制度变迁重视的是致治而达成的民心，即便是在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主要王朝追求的还是通过致治而实现大一统。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以民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可见，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流程，生产以概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不一样的是，历史政治学还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具有理论辨识功能。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这样的理论体系、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这样的方法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但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为普遍主义。有了历史政治学，很多流行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都可以得到检验而达成新的理解。比如，被奉为“历史终结论”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社会史演绎的对抗性制度变迁的一种制度安排；反过来，过去以“多统”之争、今天以党争民主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到头来又可能加剧社会史的多统之争、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因实行代议制民主而出现无效的治理、美国出现政治极化。还比如，美西方为何热衷零和博弈？这同样可以追溯到历史起源上的社会史属性所演绎的“多统”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资源分配方式，由此造就的政治观或文明观就必然建立在对立和冲突之上。历史政治学有助于理解我们时代诸多问题的政治起源。

基本概念重述

与政治学原理的重构

按照知识诞生的时间性逻辑，政治学原理由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政治、权力、国家、政府、政党、科层制、民主、治理等“概念集群”构成。流行的概念演化为观念，观念演变为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目前中国政治学原理中的上述基本概念的解释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产生于社会史的西方政治学，因此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概念重述以达成新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政治学原理体系。历史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辨识功能有助于概念重述，因此它也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例如，关于政治，西方政治学把政治定位为利益分配并以此而形成制度安排，这显然是基于对抗性制度变迁而产生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理论；但国家史开启很早的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强调民心的重要性，为此必须实现“致治”和社会和谐。关于国家，西方政治学讲的都是战争制造的民族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但大一统的中国是由文明史观塑造的国家，天下大同是其最高追求。关于政体，西方政治学一开始就将之定义为权力的组织形式，但中国自西汉就开始讲“治体”即如何维护大型政治秩序的价值、制度和方法，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与“治体”有直接关系，与只强调政权组织形式的“政体”理论关系不大。关于政党，现代政治中的很多制度诞生于古代，但作为组织权力的政党则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政治。尽管如此，在西方政治学那里，政党依然不过是对抗性资源分配中的利益集团型组织，这显然不能解释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属性。在中国，政党是拯救国家并组织国家的一个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学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类似的，科层制、民主、治理等概念都通过历史政治学得到新的解释。

政治学的知识统摄性和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学科地位决定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必将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进而在实践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了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正在稳步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3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