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发声
为民企立言
微信号：ce_china
第二次握手
我第一次见到范敬宜时，他是国家外文局局长，我是经济日报记者。但事有凑巧，我们相识仅十天，中央任命他为经济日报社总编辑，成为我的直接领导。
每天下午4点钟，总编辑范敬宜（中）或值班编委主持编前会，安排第二天报纸版面
那是1986年春节之后不久，国家外文局举办迎新春书画展，具体操持展览的画家吴东魁打电话让我参加书画展开幕式，还说他们局长也有书画作品参展，并且亲自参加新闻发布会，正好认识一下。我答应了。一场大雪后的上午，寒风凛冽，我来到北京百万庄附近的国家外文局会议室，墙上已经挂满了书画作品。吴东魁将我引荐给范敬宜局长，他笑着伸过手来说：“欢迎你，大记者！”和善的眼神透着真诚和亲切。我赶紧说：“范局长您别客气，叫我小王就行了。”我冰凉的手被他温暖的手紧紧握住，感觉很柔软暖和。他的手没有马上松开，而是将另一只手也伸过来握住我，我的手心手背都感到热乎乎的。他注视着我关切地问：“今天很冷吧？真辛苦你啦。”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刚三十出头，是个普通记者，而范敬宜比我大二十多岁，是副部级大干部。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没有架子，温文尔雅。他个头不高，稍显富态，头发浓密，身穿一身合体的中山装，干净利落整洁，具有一种亲和力，举手投足沉稳有力。我说：“想选几幅好的作品在我们报纸上用，您能推荐几幅吗？”范敬宜抬手指着四面墙上都挂满的书画作品说：“你就以你们报纸的标准选吧。”说完便带着我边看边介绍展出的作品，大写意、小写意、工笔、油画、行书，楷书、隶书、草书等等。他将展出作品的特点介绍得既专业又通俗，言简意赅，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博学多才。我很快选中了一幅立轴山水画《山河图》，给人感觉古朴大气，远山近水，层峦叠嶂，空灵秀气，整幅画布局构图颇见功力。我对吴东魁说：“你让人把这幅画拍成照片给我在报纸上用吧。”吴东魁大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有眼力啊老兄，这幅画是我们范局长画的。”范局长却对我建议道：“你再看看，这么多好作品呢，争取选出代表我们外文局水平的作品刊登在你们报纸上……”范局长的谦虚，溢于言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出生于1931年，是宋朝名相范仲淹的28世孙，且是诗书画俱佳的大才子。《经济日报》3月9日刊登了范敬宜的这幅《山河图》，我在画旁特地注明“范敬宜作，选自外文局书画展”。隔了几天后，我在外出采访中顺便到外文局给吴东魁送报纸，想请他转交范敬宜。吴东魁却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外文局刚刚宣布了中央的任命，范敬宜局长调经济日报担任总编辑，近日就将赴任，我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刚认识一位相见恨晚的人便将要在一起共事；喜的是这么懂文化、善书画的人到经济日报担任领导，是我们报社的福气。吴东魁建议我既然来了，就顺便拜访一下即将上任的报社新领导——范敬宜。我觉得有些唐突，吴东魁说，范局长很和蔼，何况你们前几天还见过面，你可以先向他介绍一下经济日报社情况。吴东魁领我到了范敬宜办公室。这是二楼一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写字台，两个沙发，还有一排书柜，已经把小屋挤得满满当当。范局长微笑着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咱们这是‘第二次握手’了（此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已风靡全国，还拍了电影），以后就是同事了。”范敬宜将我让到沙发上，吴东魁给我倒了一杯水，范敬宜递过来一支烟，我摇摇头连说不会。他笑笑说：“不会吸烟好，我的烟龄比较长，是当年下乡时跟当地农民学会的。”说着话，随手把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了。他的随和令我感到亲切。接着他先说谢谢我，然后告诉我，很多朋友已经看到《经济日报》上我画的国画了，这幅作品发表的第三天，中央派人和我谈话，让我到经济日报工作。有的朋友还说是因为这幅画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哩。范敬宜摇摇头笑了。他接着说：“我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这话把我也逗笑了。他讲话慢条斯理，边说边翻着墙上挂着的月历，并指着上面的日期告诉我们，哪天举办的书画展，哪天报纸刊登的山水画，哪天中央组织部领导找自己谈话，哪天要到经济日报报道……范敬宜就像一个忠厚长者与我拉家常，既不遮遮掩掩，也不神神秘秘。对听到的某些传言，不恼不怒，只是一笑了之。平实和善的心态，朴实无华的话语，不事张扬的个性，大智若愚的举止，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说，自己这次到经济日报是重操旧业搞新闻，非常高兴。我就是喜欢办报纸，愿意当记者，一直认为做记者很神圣。刚解放时，我将要从圣约翰大学快毕业，已经确定分配到大学当老师。这时偶然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作家魏巍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时我是个20岁的小青年，顿时热血沸腾，立志要当一名魏巍那样的战地记者，所以临时改变主意，放弃当老师，而是到了东北，进入当时的《东北日报》（今辽宁日报）当编辑。一晃35年过去了，虽然这中间有20多年是在农村锻炼改造……吴东魁这时插话说，范局长以前在辽宁日报担任副总编，来外文局两年多了，是外文局历任局长中水平最高、威信最高的……范局长朝他摆摆手：“你别吹捧我啦，其实我还是喜欢当记者。在报社里，官再大也是一个普通记者。如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务再高，在组织内也是一名普通党员。我离开新闻界这两年，一直恋恋不舍，常常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办报，没想到机会还真来了，哈哈。”范敬宜爽朗地笑了，他接着说，“不过，《经济日报》是张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安岗总编辑是老报人，他创办的这张报纸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应运而生的，现在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要保持这张报纸继续发展的好势头，我还觉得有不小压力呢。”这时范敬宜的办公室不断有人来汇报工作，我起身告辞。他笑着说：“以后咱们再见就是天天见了，今天我就不留你了。”他送我到门口，我劝他留步，但他却坚持将我送到楼下大门口外，还特地叮嘱我说：“你回去后代我向报社的同志们问好，我下周一就去报到了，到那时咱们再见。”他接着对吴东魁说：“你替我送他（指我）到车站吧。”我走了十多米后回头向他们招手，看着他还站立在寒风中向我挥手，我心里暖暖的。
范敬宜在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是报社的一把手（报社1996年才设置社长），除抓全面工作外，具体分管我们文艺部，我们接触较多，每周六都是我或李洪波主任轮流陪他一起上夜班。常常是报纸版面安排好后，编辑就去做版了，在等大样出来前的闲暇时间里，我们便无拘无束地闲聊，我感觉老范像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更像一位无话不聊的朋友。与这种亦师亦友的领导在一起工作是一种幸运，使我受益匪浅。范敬宜同志刚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经济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277号办公，这里原来是人民日报社旧址。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和老范上夜班，他向我讲了一件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是1975年10月，他已经下放到辽宁建昌县6年多了，正借调在县里工作。他当时和县里的一些人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返回途中路过北京稍作停留，大家住在北京郊区的通县。他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一位住在城里的大学同学，聊了一会儿，天渐渐黑下来。他因自己的身份心有顾忌，谢绝了同学的留宿，执意返回住地。但赶到长途汽车站时，已经错过了去通县的末班车。他便溜溜达达走到了长安街，又到了天安门广场，走过大会堂门前，还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转了一圈。他抑制不住地心潮激荡，边走边看。接着他又来到王府井，走到了人民日报社大楼前，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这座大楼。这是他心目中的圣地。他仰望着楼上许多亮着灯光的窗户，不禁心中感叹：在灯光下工作的编辑们该有多幸福啊，可惜对我永远是个梦想了。他在人民日报大门口两旁的阅报栏前徘徊了两个多小时，借着灯光反复地看阅报栏里展示的当天报纸，不知不觉已到深夜。寒风袭来，有些凉意，他无处可去，便坐无轨电车来到北京火车站，在候车大厅里靠着一根柱子坐了下来歇一歇。由于太累和困乏，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间被吵醒，原来一个值勤的车站工作人员用脚踢他：“起来起来！别在这儿睡觉！”于是他赶紧爬起来，就像那些“盲流”一样躲开，另找个偏僻的角落坐下来，直到天色发亮才赶回到住地。老范平静地说，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咱们坐在这里办报多幸福啊！我当时只是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进到这里面当一名普通的编辑记者，该多好啊！可是我认为自己这辈子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所以我一直很看重记者这一称呼，觉得记者是一种很神圣的职业，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要格外珍惜。范敬宜很珍惜记者这一神圣职业，在日常工作当中总是以一位普通记者的身份出现，他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都冠之以“本报记者”，有时写的评论或述评等作品甚至署笔名。他为人宽厚和蔼，以诚相待。他刚来经济日报时我们都称呼他“老范”，显得很亲切。偶尔也有人称呼他“范总编”，以示尊重。数日后他便和我们说，今后就叫我“老范”吧，直呼我名也行，不用叫我范总编。后来他还在一次编前会上郑重其事地重复说过这样的话。自此报社里人人对其直呼“老范”，沿袭至今。连我们给他送审的稿件或报纸大样上也是写着“请老范审阅”。
编委会在研究工作。左起：副总编辑罗开富、杨尚德，总编辑范敬宜，副总编辑王昭栋、宋静存，编委高永毅、舒野
我和老范一起上夜班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们部门负责的《星期刊》是周日出报，周六晚上上夜班。一般情况下，其他副总编辑一人值一个月夜班，逢周六时老范值夜班，以替换其他副总编休息。老范是一位很透明的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从他的口中，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故事。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辽宁建昌县的一个偏僻小乡村，和乡亲们一起劳动，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抬肥、担粪、挑尿样样都干，干得一点儿不比农民差，连村里监督他劳动改造的农民都说，“数老范干得最好！”老范笑着对我说：“其实我那时还不到四十岁，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只不过老干力气活，风吹日晒的显得苍老一些……”在那段日子里，范敬宜最大的心愿还是当一名编辑，为农场出墙报，他喜欢用文字记录火热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办的墙报很受大家的欢迎，他的文字表达水平受到大家的肯定。1971年，40岁的范敬宜，在公社办的一个“打击经济犯罪”展览中撰写文字介绍，其扎实的文字功底恰巧引起了看展览的县里领导注意，被临时抽调到县里参加教育展览。后来，建昌县县委副书记张化成发现了他的才华，千方百计把他借调到了县农业办公室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他此后跑遍了全县各个公社和大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县委的许多文件和重要报告，都是他撰写起草的。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重回到报社当记者。在那段离开新闻界十多年的岁月里，他的写作功底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了很大长进。这为他后来成为“舆坛擎旗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但当时社会上也有反对之声，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刚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范敬宜被派去调查采访，因为领导认为他在农村待的时间长，比较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情况。
范敬宜去自己曾经下放的地方认真调查采访后，写出了那篇引发轰动的《莫把开头当过头》。文章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文章刊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头版。当时就有人指责“文章中的观点有问题。”还有好心人悄悄告诉他，你可能又要惹大祸了，要有点思想准备。范敬宜心中也有些忐忑，因为从历史的经验看，讲真话未必会有好结果。3天后的5月16日，正在建昌县农村采访的范敬宜，突然收到县里一位宣传干事的“情报”：“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很长的一段编者按！”当时，范敬宜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又闯祸了！”他赶紧搭乘一辆卡车赶到县城收听新闻重播。他听到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语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听到这里，范敬宜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范敬宜具体分管我们文艺部，我与他接触相对比较多，感觉他像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更像一位无话不聊的朋友。他常常与我们侃侃而谈，谈稿子、谈标题、谈过去、谈志向、谈未来，谈诗书画，谈选题策划，平和的话语中透着真知灼见和智慧之光，我深感获益匪浅。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有来生，还要当记者”。我听他说这句话时，眼神中透着的真挚和神圣，令我至今难忘。我与他相识二十多年，往事历历在目。我曾经特地问起他最初为什么要当记者。原来范敬宜大学毕业时刚好二十岁，他弱冠之年正好赶上抗美援朝，这也是一种人生机遇。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周恩来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代表都望着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魏巍，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周恩来接着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当时影响之大，改变了很多有志青年的志向。20岁的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学生范敬宜看了这篇作品，心潮澎湃，毅然决定放弃到大学当老师的机会，改行当记者，希望写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好作品。何况他心里始终装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祖训。老范谈到这些往事时说：“我那时是个热血青年，虽然是中文系学生，却喜欢听新闻系的课，我还受邀去新闻系办的《约翰新闻》做编辑。那时觉得自己就是干新闻的材料，认为当教师没有做记者‘浪漫’，缺乏激情，哪有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做一名战地记者好啊。”就这样，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范敬宜瞒着家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与他同行的还有大学同学吴秀琴，日后他们成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五十余载的夫妻。但在当时，他绝没有想到，他的人生之路将会遭遇重大挫折，此后20多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范敬宜到了东北辽宁《东北日报》（中共东北局机关报），他报到的第一天，就被来了个下马威，报社某领导对这个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说，“你是洋包子，我们是土包子，但是洋包子未必能干得过土包子!”这个人还让他摘掉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戒。他被分配在检查科当检查员，专门检查新闻稿件在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方面的差错，相当于现在报社的校对。老范说，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一直努力缩短与大家的差距，诚心诚意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也在努力向新闻前辈学习，尤其是当时东北日报总编辑张沛同志，便是自己的偶像之一。半个多世纪后2000年，在经济日报主办的庆祝东北日报原总编辑、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张沛同志从事新闻工作60周年座谈会上，已经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特地回来参加座谈会，并在会上抒发当时的感慨：“那时候，我和他的办公室门对门，大家的办公室门常常是敞开的。张沛同志每天晚上精神抖擞地准时来到办公室，进了屋就把大衣搭在靠背椅上。点上一支烟，吸上一口，再若有所思地轻轻吐出去，姿态真是潇洒。接着就浏览一番第二天将要见报的稿件或大样，然后见他拿起毛笔，考虑一会儿，就刷刷刷地写起来，写完一页纸就让我拿去排字，他接着继续写，写完一页排一页，很快就写完几页纸。我非常羡慕和佩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下笔成章的张沛同志，当时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这样多好啊！一挥而就写出漂亮潇洒的文章，转眼间就变成了铅字，第二天就变成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或述评……”
1986年10月，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吴吉昌从山西闻喜县专程来到报社，向总编辑范敬宜汇报科学实验成果
其实，若干年后，老范创建的笔记体新闻就让我们羡慕和佩服。那是在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期间，作为党代表的范敬宜除了参加会议，还在经济日报破天荒地开辟了一个新闻专栏《十三大手记》，每天写一篇。那时报社只有一台传真机在电传室专门用来接收国内外记者站的稿子。老范写的《十三大手记》都是利用吃完晚饭回到宿舍后的时间，在绿格稿纸上一气呵成，报社司机准时在晚上9点钟前从会议代表驻地取回老范的手稿，立即发排，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头版。我当时正值夜班，每天读到他的手稿，感到爱不释手，每篇稿子字迹清晰秀丽，评论言简意赅，叙述行云流水，既是新闻精品，也是书法精品。能看出是一挥而就成篇的，稿纸上个别字词的改动也是清清楚楚，看似如《兰亭序》字帖，令人赏心悦目。老范的文章往往从人们熟悉的一些普普通通劳动者写起，落笔在宾馆服务员、出租司机、修车师傅、理发师傅、农村老师等人身上，捕捉到别人疏忽或未能挖掘而难以获得的新闻素材，写出有影响的奇思妙文。在群雄逐鹿的两会报道新闻大战中，成就了《经济日报》的这一名牌栏目，并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随后他又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十四大手记》《两会漫笔》。会议期间，他作为会议正式代表参政议政，还每天撰写一篇《手记》，用笔记体新闻的形式报道庄严隆重而具有深远意义、令人瞩目的会议，打破了传统会议新闻报道的老一套写作模式，给读者带来了大量鲜活的有价值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见解、新建议、新思路。这一笔记体新闻专栏成为经济日报的一大特色。后来担任经济日报社长的徐心华同志当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在出席会议期间，也是每天撰写一篇“十五大手记”，影响很大；全国政协委员艾丰总编辑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撰写的“两会漫笔”，也颇受好评。看到这些鲜活的笔记体新闻报道样式，了解内情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为这种笔记体新闻首开先河的老总编辑范敬宜。老范开辟的笔记体新闻得到传承，这是经济日报人幸运。也让世人对经济日报高看一眼。我曾经听过很多经济日报读者对我说，你们报纸办得好，是因为你们报社的领导都是懂新闻，会写新闻的内行人，不像有个别部委办的报纸，报社的领导大多是上级机关派来的官员，没学过新闻、没干过新闻、更不懂新闻、甚至连新闻职称都没有，那类报纸怎么可能出好新闻？报纸质量难以令人信服……经济日报是以经济宣传为主的综合类报纸，一般情况下，文艺类报道是不可能上头版头条的。但偶尔有例外，范敬宜曾经亲自拍板将一篇文艺评论安排到头版头条。1990年6月初的一天下午，老范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将四盘录像带交给我说：“这是一部新摄制的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我粗粗看过，拍的很好，解说词也很精彩。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宣传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影视艺术作品。你尽快写篇评论，在咱们报纸的显要位置发。”他还特地交代说：“要写得有激情，大气些！既要从艺术上评论，更要从政治角度强调这部片子的重要性和历史及现实意义。”我当天晚上回到家后将这部长达150分钟的片子看了两遍，片子中的重要段落反复观看。该片以100多年来风云变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为主线，运用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音像资料组成生动感人耐人寻味的电视画面，形象地表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一重大主题，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该片主题歌令人振聋发聩：“你是一个火种，点燃了这块沉睡的土地。你是一个寓言，画出了人类理想的轨迹。你是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几度沉浮，几度崛起，你诉说着一个真谛。”这首歌曲是由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歌手刘欢演唱，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看完这部片子，很令人振奋，我借着兴奋劲儿连夜一挥而就写出了两千多字的评论，我简单修改后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天就快亮了。我在评论中高度评价该片采用历史材料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方法，注意突出时代性、政治性、新闻性、文艺性和知识性，寓理于情，以情动人，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一次用电视艺术手法深刻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成功尝试。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单位，将写好的评论交给老范。老范看了看我熬红了的眼睛，接过文章，笑了笑说：“你真快呀！一晚上没睡吧？”我不好意思地说：“刚刚睡了一小会儿。”他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等。然后便认真看起来。他看的很快，边看边随手改了几个字说：“写得很好，但主标题似乎应该改一下？”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随口说：“我也觉得主标题不太贴切，还没想出更合适的，还是您改吧。”老范略一思索，随手用铅笔在原标题上面写下《一次成功的尝试》。这是评论文章中的一句话，我佩服老范看得又快又仔细。他改完稿子对我说，你现在就回家休息吧，稿子我安排人编发……这篇评论在1990年6月10日的《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将一篇文艺评论发在报纸头版头条，这在经济日报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应该是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第一篇对《世纪行》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的文章。这篇评论见报的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做了播发。中宣部的有关同志听到广播后，马上驱车赶到经济日报要走了五百份当天的报纸。因为十分巧合，评论刊发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1日，中宣部和全国总工会及这部政论片的制作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在北京召开这部政论片的观摩座谈会（我事先并不知道）。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但我写的这篇评论却在座谈会上大受好评，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座谈会后，这部片子的总制片刘奇光等人专程到经济日报社，对报社领导及时组织刊发这篇优秀评论文章表示感谢。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新闻敏感的范敬宜总编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再接再厉，认真做好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这篇大文章。按照他的指示，经济日报率先全文刊登了《世纪行》的解说词。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深圳特区报》等很多报刊也相继刊登了该片解说词。接下来，在老范的倡议下，经济日报又主办了《世纪行》解说词阅读竞赛，吸引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的干部和职工群众积极参与。这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该片。9月初，经济日报主办的这次《世纪行》阅读竞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大会，并特地请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来京参会颁奖。颁奖会上，范敬宜和李灏书记当场定下来一个新题目。散会后，老范马上找到我布置：就这部政论片《世纪行》的问世过程和深远意义，当天晚上就去采访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地点在北京民族饭店李灏同志临时住处，时间定在新闻联播节目之后的七点半钟。因为李灏同志很忙，采访时间最好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为了有备而访，下午便在报社查找这部政论片的编导制片人等情况和背景资料，包括李灏同志的经历及对这部片子的关注和具体指示等相关情况。当时查找资料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方便快捷。而我当时只能在浩如烟海的报刊资料中去翻阅查找。当晚七点半整，我轻轻地敲响了李灏同志暂住的北京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门。开门的是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杨说：“你可真准时啊！”我笑笑说：“应该的，应该的。”他不知道——我担心路上堵车，提前来到饭店，已在一楼大厅等一会儿了。坐在沙发上的李灏同志热情地站起来和我握手，简单寒暄之后，我开始采访。我由于准备的资料充足，采访很顺利。我抽空偷偷地看了看手表，到了八点二十分，便起身告辞。杨广慧说，还有一点时间，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说，李书记谈的很好，我都记下来了，再说你们很忙……是啊，李灏书记笑笑说，我们后天就要回深圳，参加那边的一个重要活动。杨部长接过话茬儿说，为了慎重起见，你写完稿子最好先让我们看一下，如果来不及当面给我，就给我们寄过去或传真过去，我们看了以后你们再发。说着便将自己名片递给我。我胸有成竹地说，还是明天晚上七点半，我准时把稿子拿来请你们审。我们握手而别。第二天晚上，我将写好的专访用200字一页的稿纸工工整整地抄写好十多页，准时送到民族饭店。杨广慧部长接过稿子看得很仔细，阅后只改了一个字……我拿着这篇审回来的稿子交给老范，并告知已经送审过。老范仔细地看了一遍，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整体写得不错，但文章标题还应该更贴切、更醒目些，要让读者看到标题就想看文章的内容，才更容易吸引读者。”他说着话，随手用黑色铅笔写了一行字——“《<世纪行>为何出自深圳？》”这便是发表在1990年9月16日《经济日报》头版的人物专访。在宣传阐释四项基本原则的过程中，这部《世纪行》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反响，很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纷纷调看这部片子并为之题词，江泽民总书记的题词是：“人民创造历史的颂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明证”。
1990年6月经济日报主办“海峡两岸工业座谈会”，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听取范敬宜总编辑工作汇报
《世纪行》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强烈的反响，从中央到地方有160多家电视台多次播放，有1000多种报刊予以报道和评论，该片还被翻译成英文和俄文等多种文字，发行到国外有一点需要说明，就在宣传《世纪行》的过程中，经范敬宜总编辑提议，经济日报社成立了音像部，主要发行音像制品，这部《世纪行》成为这期间的发行重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0年7月，经济日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出席会议，并与范敬宜亲切交谈
范敬宜是一位著名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还是诗书画俱佳的文艺才子。他和我们在一起聊天时看似随意，却令我深感获益匪浅。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有来生，还要当记者”。我听他说这句话时，眼神中透着的真挚和神圣，令我至今难忘。我想起上个世纪末，《范敬宜诗书画》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后，老范分送给我们时，大家由衷地的称赞这本书值得收藏。经济日报副总编辑李洪波还为之撰写了长篇评论文章。该书选录了老范从13岁起创作的百余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著名文艺理论家冯其庸撰写了《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的文章，大加推崇：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冯其庸先生用最简练的文字说出了大家的看法和想法。季羡林先生甚至以“四绝”称之，理由是：范敬宜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对这些赞誉，范敬宜自辩说，自己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他在该书自序中说：“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认为，他的话是自谦之词，他是中国新闻界的泰斗级人物，毫无疑问；他话中前一半的三个“不是”，显然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崇高境界。
1986年10月，总编辑范敬宜在日本访问期间，向日本首相中曾根赠送自己绘制的国画
老范何以取得如此之多令人羡慕的学术成就？除天资聪明外，还具有扎实的国学底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便担任校刊编辑，毕业后即投身于新闻事业……数十年的磨砺培养了他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他博览群书，博古通今，与时俱进，博采众长，使他获益匪浅。
2008年9月，范敬宜与原经济日报同事们聚会。左起：汪洋、赵健、黄文夫、杨其广、张颂甲、范敬宜、李建华、王秋和、谢镇江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久，老范在经济日报时的一些老部下聚会，他淡淡地说道，自从由人民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坚持每周给学生授一次课，虽然有点辛苦，但自己不想图虚名，只想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一点实事。近几年相继开设了《评论与专栏写作》、《新闻中的文化》等几门专业课程。平时除了备课，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余暇惟有闭门读书、习练书法绘画和“爬格子”而已。老范虽然年近八旬，仍然壮心不已，为培养新闻人才呕心沥血，也在不断提升自己，如此日积月累，知识学问日益丰厚，艺文功底不断提高。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笔耕不辍，使他出口成章，下笔有神。大家在闲谈中希望老范将自己满意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供大家学习。老范说，以前曾经多次拒绝出版这些“易碎品”，但现在改变了主意，已经应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杂拌儿”结集出版，原因之一是他想起了新闻界前辈朱穆之同志多年前曾经说过的一番话，朱穆之当时说，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好比坐着轮船在海上航行，旅客总是埋怨船走得太慢；只有经常回头看看，才会发现自己离原来的出发地已经很远，离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近了。自己这次同意出版新闻作品选，或者说主要并不是专门为了让搞新闻的人看，只是想为大家提供一点“向后看”的标志物，从而更加坚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气。老范说完，自己也忍不住轻轻地笑了。老范接着对尚在新闻岗位工作的我们几位同事说，你们有的还在经济日报工作，有的到别的新闻单位担任领导，这是因为经济日报多年来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氛围，不但报纸办得越来越好，还培养了很多新闻人才，也引得其他一些单位来报社渴求新闻人才。报社里现在人才济济，发展后劲很足。我一直觉得，记者是很神圣的，要当一个好记者，必须具有五种精神，一、热爱新闻工作；二、能吃苦；三、不畏风险；四、不慕浮华；五、有悟性。只有热爱新闻工作你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吃苦。记者职业有时还充满风险，但把新闻工作当成一项事业，就会觉得其乐无穷，值得去为之奋斗。新闻记者不要贪图虚名，要把新闻这种职业当做事业，不断追求更高标准和要求，真正热爱它，才能钻进去，才能悟到其中的真谛，靠小聪明是不行的。当然，做一个优秀新闻记者，除了必须具备这五种精神外，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优秀品质。老范边说边给我们解释，针对着我们在座的人曾经搞过的一些报道举例说明。他如同聊家常般侃侃而谈，大到一组系列报道，小到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甚至文中写到的某一句比较经典的文字，或引用的一句成语，一句诗词，他都如数家珍。我们的聚餐就好似一次久违了的编前会，又好像是一次新闻策划会，或是一次座谈会，也像是围绕新闻报道的一次闲谈，一次老朋友的重逢。老范又向我们打听一些报社同事的近况，以及以前留给他的印象。我叹服老范惊人的记忆力和眼光的敏锐，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做派举止。我认真听着老范的每一句话，仔细观察着老范的一举一动。他幽默的谈吐，儒雅的气质、专注的神情、翩翩的风度，宽阔的胸襟，善良的心肠，把同事当朋友的真挚，把职业当事业的洒脱，都令我心向往之。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到老范这种崇高的境界啊！尽管他一生坎坷，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仍然荣辱不惊，威武不屈，风浪不惧，大智若愚，举重若轻，这应该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或追随者永远奉行的人生准则……写到这里，我突然产生一种感慨，同是曾经共事过的人，有人靠高尚品德、人格魅力赢得尊重，永远令人怀念，而有的龌龊之人即使活着，也会很快被人淡忘。我想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的一句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材质成就方面还要大。”对这一点，凡是与范敬宜共事过或受教于他的人们，无不感同身受。他是一位循循善诱、传道授业、解疑释惑的良师；一位不论痛苦哀伤，还是幸福快乐，都坦然承受、默默体味的益友；一位阅尽了人生几度秋凉与春暖之后，襟怀尘埃落定般从容与淡定的新闻工作者；一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奇人物；一位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忠厚长者，这些就是老范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看到人民网上刊发作者云杉所写的一首悼念范敬宜的诗，认为很能概括他的一生：“生前忧乐身后名，为政为文两从容。满腹诗赋生花笔，江南才子不书生。”
2008年9月，范敬宜与作者王秋和合影
范敬宜是记者的楷模，代表了优秀的一代人。一个伟大与高尚的灵魂离我们远去了，他的精神还在，他说过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话：“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必将激励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奋勇前行，也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新闻事业当中去。
作者简介：王秋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高级记者。曾任经济日报副刊部主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社长、中国建设报总编辑等，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0余年。撰写发表了数百万字作品，并有10余篇作品获得各种奖项。著有《中国当代报业发展研究》《新闻采编十讲》《革命的事儿》等多部新闻及文学作品。获得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称号。
本文将刊于《中国民商》杂志2021年12期
版权声明：本公众号除注明出处的文章外，均为原创，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转载自中国民商， ID : ce_china。
投稿/合作/联系信箱：
zhgmsservice@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