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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大学越办越好了吗？
高小山说
自1088年人类史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后，其他大学也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学的存在，将希腊的科学精神融入基督教世界，成就了两希文明的和解——没有两希文明的和解，就没有欧洲后来的崛起，也没有现代科学的诞生。
但同时，大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欧洲的学术中心最初在大学，但数百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据点却又基本不在大学，这是为什么？几百年间，大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学的革新是如何进行的？大学越办越好了吗？
高山大学科学复兴之路·意大利站的课程中，校董吴国盛教授为我们讲述了关于大学的设立、使命和革新，同时也分享了他对于我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和改革的深度思考。
※本文4700字丨6分钟阅读※作者丨吴国盛※整理丨邱施运※编辑丨李嘉
大学的初心
学位制度
继博洛尼亚大学之后，其他大学也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和欧洲当时对人才的需求密不可分。
需求最高的，首先是神学，其次是法学，再次是医学。基督教会作为普世教会，需要神学教士；而当时欧洲政权仍处于全面恢复罗马法的阶段，需要法学人才。这三大需求，决定了大学初期三大学院的雏形——神学院、法学院及医学院。
在这基础上，三大学界亟需一个制度化的客观标准，让教堂、法庭、医院及市民凭此相互确认资质。于是，大学的学位制度诞生了——在修满一定的年限以后，学生获颁一张证书，通用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可以在任何大学教书。学士学位可以教一门课，而博士学位可以教所有的课程。
艺学院制度
但在最初的大学设计中，三大学院属于高端学院。踏入高端学院之前，学生必须先在艺学院打基础，学习自由之艺（Liberal Arts），即过去希腊的学术结晶——文科三艺（trivium）：语法、修辞、逻辑，以及数学四艺（quadrivium）：算术、几何、音乐、天文。
后来随着大翻译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精妙的文献重新浮现，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尤其受人推崇；于是，艺学院课程就从自由七艺，延伸到了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艺学院的设计，实属一大创举。尽管大学旨在培养高端专业人才，但它并不急功近利，一上来就直奔专业技能，而是从自由之艺开始积累，先哺育及铺垫欧洲社会的人文内涵及理性思维，再往下钻研神学、法学、医学。因为法学需要逻辑和修辞，而医学也需要逻辑和自然哲学。
从架构上，艺学院相当于今天的本科学院。如今，哈佛大学也依旧延续着这传统，它的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只收本科以上的学生，自己没有本科生。
当然，大学不是不能这么办。每个时代有其应急的需求，而且一个社会需要多元，单一的大学也不行——但大学不能全都这么办。大学的核心，还是应该按着艺学院这样厚积薄发的逻辑进行。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科学的瓶颈，不在于智商不够，而是人文素质不够。创造性，常常是要在人文涵养的基础上体现。
讲座与辩论制度
早期，大学有两种课堂形式：讲座及辩论。
讲座，算是我们所熟悉的形式，老师在台前讲、学生在台下听。
讲座的本质，在于提出一个文本，然后进行阐释、分析、延伸，从微言看出大义。像是一件画像、音乐、文章等作品，一些人单纯觉得好看，而一些人可以将细节、门道给发掘出来。阐释文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这也正是文本的意义所在。
不过今天的学生，常常略过文本，直奔要点，只想着为考试背书，对事情、知识里的微妙和曲折没法体会。我在北大、清华跟新生上课，常常不禁感到无奈。
大学，是以呵护学术自由为宗旨，而辩论，是学术自由的关键体现之一。
辩论课上，教师纯粹是作为一个仲裁者、主持人，让学生自由地针对主题进行正反方的论述。即便是在当时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教义也都可以讨论。以基督教本身的说法：“因真理，得自由”，自由和真理是镶刻在教义里的。
后期的大学的讨论课（seminar），实际上就是沿着辩论课的范式。而在中国，它还属于一个非主流的创新尝试；前段时间，北大的元培学院、清华的新雅学院都想引入欧洲上课的辩论格式，无奈反馈上并不招家长待见。
一方面，我们的传统仍倾向于填鸭式，老师满堂讲解而学生全程接收，没领会到真正的学习是自主双向，在双向探讨中把知识导向深入；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自由开放的讨论环境。
大学的使命
革新：经院哲学
希腊学术传到基督教世界，实际上要求一种整合，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多差异。 其中一个经典的分歧，是世界的起点。基督教认为：世界有其开端，因为上帝创世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希腊人认为：世界无始无终，因为若是有头、有尾，那么按逻辑推演，头之前、尾之后又是什么？没头没尾，在逻辑上显然利落一些。
一直到大学的出现，从制度上将艺学院和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结合在了一起；前者学习希腊的逻辑和自然哲学，后者则贴近基督教教会和上帝。
当时，法学除了罗马法，更包含教会法，而教会已经把意志诉诸到教会法里去；至于医学，也经过基督教世界的改造，像是盖伦和希伯克拉底的理论。
于是，这渐渐衍生出了经院哲学——顾名思义，就是由学者们阐释的基督教教义；在过去，这些教义都是由神职人员所阐释。继承了希腊思维的经院哲学家们，开始试图用理性探讨教义，对它进行整合和重塑。
当中的代表人物，莫过于托马斯·阿奎纳。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巨著，叫《神学大全》，将希腊的理性与基督教的信仰完美结合，使神学成为一门科学。《神学大全》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亚里士多德化的基督教义，或是一部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学术大全；后来随着阿奎那封圣，《神学大全》更是占据了权威地位。 大学的存在，成功孕育了经院哲学，将希腊的科学精神融入基督教世界，成就了两希文明的和解——没有两希文明的和解，就没有欧洲后来的崛起，也没有现代科学的诞生。
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托马斯·阿奎那，去有机地整合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
而且相比两希文明，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更大。基督教和希腊之间，毕竟还存在亲缘关系，因为基督教的新约圣经本来就是用希腊语写的，创教思想家们已经受到晚期希腊哲学家对人生的思考所影响。中西方之间没有这样的血缘。
但我们若要走上真正复兴的康庄大道，就必须痛下决心。近代一百多年，我们一直摇摆不定。人家打过来的时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一制夷就满足了，不学了，转而强调中国话语体系下的文化自信。
在这点上，日本人就比较诚心，一门心思“脱亚入欧”，不以东方自限，彻底向西方学习。 当然，中国是一个更为古老悠远的文化——向外学习的同时，如何继承、光大或改造中国的智慧结晶、文化遗产，需要一个阿奎纳般承前启后的工作。
被革新：唯名论
促成科学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来自于基督教内部分化出的一个新流派：唯名论运动。
阿奎那的工作，在基督教世界里触发了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希腊人固然发现了神所创造的一些必然规律与逻辑，比如水往低处流，但全能的上帝是否也能让水往高处走？
按照托马斯主义，上帝创造了理性，那上帝本人也遵循理性。然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希腊人研究的概念、规律都只是名字，不具备内在必然性，上帝随时可以让这些东西作废。世上的万事万物只凭绝对全能的上帝单向控制——如果上帝还要服从希腊人的理性的话，他就不是绝对全能了。
这是基督教与希腊文明之间一个无法调和的本质冲突——于是，唯名论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对经院哲学发起了一场反动。
从现在来看，这场反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当时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重逻辑而轻实验，相信万物皆由（神创造的）理性和逻辑操纵，只需要把内在逻辑展开，没必要对世界观察和实验。但随着唯名论运动，人们却感到了自己的知识在上帝面前极其有限，对上帝的作品，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是观察。
这就是近代科学里的经验方法论的由来。它直接起源于唯名论运动，上帝全能对理性全能的一种纠正。如今，科学以演绎法和经验论两套方法论并行、互补，构成了更为完整的现代科学框架。 其中，理论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霍金，更偏重逻辑；而实践科学家，像是英国学术界、贝克莱、休谟，包括牛顿，更重视实验。
牛顿之所以将他的旷世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不是《自然哲学的原理》），也是出于经验主义：他从物体运动发现的，只是数学规律，至于实际规律如何，他无法断言。
再革新：人文主义
唯名论运动的数百年后，到了文艺复兴，领袖们基本都围绕着一套新的思想：人文主义。
当唯名论走向极端，上帝的尊严被捧上了天边，人们无可避免得到一个结论：人生不过是一场渺茫，结果无从把握。即便一辈子做尽好事，最终也可能沦落地狱——因为上帝是琢磨不透的、绝对自由的。
这样的心情，无疑酝酿了人文主义。全能的上帝既然靠不住，就只能让他退休——人文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让上帝退休、让自己做主的一场运动。
而近代科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文主义的扩张史。
从革新到被革新，大学完成了它一个周期的使命——但它的精神不止于此，而是继续蔓延到另一个场景，以另一个形态再起革新，在开放自由的探索、革新与被革新的循环下，一直延续下去。
但愿大学自由的精神，能够滋养人类永续的活力。
※文章内容仅为现场课程十分之一，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关于“科学复兴之路”
高山大学校董、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亲自操刀精心授课，游走全球6大科学重镇，带领高山大学的同学们去希腊、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探访科学故地，遍寻科学足迹，讴歌科学先贤，传播科学精神，践行“科学复兴”的使命，用科学真理探索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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