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鲁经济系到哥顿神学院：于恩典中不断求索
引言
这期推送的主人公是Paul Lim，他曾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系，现在任教于范德堡大学的文理学院，是一位历史、宗教研究、亚洲研究领域的教授。这篇文章整理自他的一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他如何从一个曾经的世俗主义者、无神论者，在疑问和信念中不断走向上帝。Paul的演讲轻松又幽默，作为学生或学者的你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共鸣（跟我一样）。
塔城翻译制作，仅供学习交流。文字内容由根据视频字幕稿整理，稍有简略，原视频请参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9TfkdgeFc&t=1s
From Atheist to Christian at Yale - Dr. Paul Lim
我的工作是在位于纳什维尔市的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 in Nashville ）的教书。我自己视为学术界的宣教士。稍后我会更深入的分享这一点。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在耶鲁大学，从无神论者变为基督徒》。我想谈谈我人生旅程的四个不同部分，以及上帝如何抓住我，带我到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地方，使我今天能够站在你面前。如果我以自己的方式选择，我怀疑我是否会离开韩国。如果我以自己的方式选择，我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世俗大学历史宗教研究和神学院的教授。
这四个部分，都是以I开头：监禁（incarceration），移民（immigration），识别（identification）和探寻（inquiry）。
首先是监禁部分（incarceration）。
我生活的重大事件都是每隔六年发生：九岁，十五岁和二十一岁。九岁时，我上三年级。我是个幸福快乐的男孩。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家，母亲对我说：“你爸今晚上不回家了。”我说：“好吧。”他是个企业家，但我知道他有一些政治关系，他做的事情我并不很清楚。第二天他没有回家。之后一天他也没回家。我的母亲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亲被关进监狱，因为一些捏造的指控而被监禁。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以说那时的我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想很多西方人都以为，如果你来自韩国或其他亚洲国家，你肯定是儒教徒或佛教徒。确实有许多人是那样，但是实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宗教信仰，而我是其中之一。偶尔我们也会去教会，但是更多像是一种形式，而非真正有意义或实质性的东西。
想象一下你九岁的时候。我看到台下坐着一位9岁的小女孩，当我父亲被投入监狱时，我就是那位小女孩的年龄。但是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关于上帝的事，没有人真正教会我公义、公民和道德等等。但是我记得这个非常独特的时刻。我当时对上帝说：“如果你在我身边的话，请把我的爸爸送回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某种即兴的祷告。但从未有人真正教过我任何关于祷告的事。但这是一种恳求或讨价还价，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我这一人生阶段的末尾，形象地说，我近乎挥着拳头对上帝说：“你不可能是真是的，你不可能存在。”因为他把我的父亲投进了监牢，还扔掉了牢门的钥匙。
长话短说，三年后我的父亲被释出狱。那时我上六年级。之后的三年非常艰难，韩国政府使我们在韩国的生活非常艰难。虽然我们并没有庇护身份，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来到美国。我离开了韩国，心想，这虽然是我的故土，但它所做的近乎摧毁我的生活。我很兴奋地到了美国，那时我15岁。
在监禁（incarceration）之后是移民（immigration）。来到美国时，我对在美国等待着我的美好生活抱有很多期待。如同命运或天意一般，至少我们刚到美国在洛杉矶逗留的前七天是如此。我的叔叔住在南加州，他把我们带去了迪士尼乐园、魔术山、海洋世界和“伊丽莎白女王号”那种大型的船。所以我刚来美国的那七天，一切都很美好。而这似乎是一个你不必说很多英语的地方。
后来我们搬到费城。我母亲的姐姐住在那里。我的叔叔觉得我去那边会更好。那时，我刚上九年级。他觉得对我而言参加ESL课程是最好的选择。这一年，ESL课程实际上与当地一所小学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授课。九年级的我身高已经和现在差不多。那时我十五岁了，对于在小学上课这件事感到非常尴尬。
那个阶段，我试图弄清楚我到底是谁。那时的我有点像现在的你们，你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性欲，你们会发现女孩和男孩的不同。你们发现了许多关乎自己的事和欲望等等。
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那么多韩国人，因而我的父母决定去教会。或许你知道，一些移民他们在来之前并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们找到某种当地的族群，通常是当地的宗教组织，如清真寺、寺庙或教堂，它们发挥职能帮助移民更好的融入新的社会。因此我的父母开始去教会。
我对教会一无所知，决定一试。所以每个周五晚上，我会参加查经。青少年事工的牧师将这样的聚会称为3B，我们先一起学习圣经（Bible study），然后去汉堡王（Burger King），最后去打保龄球（Bowling）。如果这样的活动做得好，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通常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但是当我来到美国后，我的性格有了变化。我曾经性格开朗，擅长运动，通常人们都喜欢我，我也喜欢和人相处，我从未对自己和他人交往或成为朋友的能力产生怀疑。 但是来到美国本质上是一次受伤的经历。但有趣的是，或者说更让人受伤的是，去教会让我感觉到更加格格不入 。
查经的时候没人和你坐在一起，这无关紧要。 但是之后我们会去汉堡王。我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至少其他韩裔的小孩会和我说话，但是他们大多是第二代韩裔美国人，他们不会讲韩语。而我的穿着打扮不对，我的谈吐不对，我的发型也不对，我也没有参加对的运动，我不是很酷的那群人中的一份子，而是失败者的一员。 所以几乎没有人会在汉堡王和我坐在一起。但是最糟糕的经历是——在Robert Putnam写这本名为《一个人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的书之前——就是一个人打保龄球。好的方面是，你一个人可以拥有整个球道。偶尔会有人加入，但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打保龄球。我总是祈祷参加的人数有偶数个，这样就会有人和我一起。但当人数是奇数时，我总是一个人。还有一件事我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青少年事工的牧师从未过来和我一起打保龄球。我发现自己总是独自一个人打保龄球。这就是我的经历。
你看，有许多时候，我们变得非常注重头脑。我一会儿会继续讲我的故事，我如何变成一个非常注重头脑的人，我得到了正确的学位，我去了正确的学校，我正在正确的地方教书。但通常，人们对基督教的问题并不仅与理性上的问题和思想上的难题等有关，而往往和受伤的经历有关，与被拒绝的经历有关，与人们说我们应当更活出福音有关，能够更吸引人和有亲和力，但是事实却通常背道而驰。试着想象一下你所体会到的疏离感和拒绝感吧，假使即参加一个3B聚会，查经、去汉堡王、打保龄球，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基本上是孤身一人。
那时，我被耶鲁大学录取了。我们从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开车前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是基督徒了，她很兴奋，把整本箴言书读给我听。她说：“我希望你获得所罗门般的智慧。你要去的是全国最顶尖的大学。我希望你能获得从上帝来的智慧。”我当时听进去了么？压根没有。
当时让我感到兴奋的有两件事。其一，是我可以离开教会。那段在青少年团契的经历真的是我最不愿意从教会得到的。直到我毕业，我也没有任何朋友。好吧，只有一个男生，我和他算成了朋友。打完保龄球之后，他会和我一起去抽烟，喝几杯啤酒。那个男生成了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想想这其中的讽刺吧，在一个本应当在耶稣里找到有意义友谊的地方。我并不太了解加拿大的基督教文化，但是我了解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如果你在青少年团契之后抽烟喝酒，你通常不会被视为基督徒美德的典范。当我要去上大学，我很兴奋自己能离开，很兴奋自己能一头扎进对美好生活的智力追求和顶尖的教育当中。
我的母亲读整本箴言书给我听，但我父亲却是个非常寡言的人，他并没有说太多。或许是政治犯的经历使他更加保守。一路上他都没说什么。等他准备让我下车离开时，他对我说：“儿子，我只有几句话给你。”我说：“好。”他说：“你上大学了，你现在是个成人了，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吸毒。”
想象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忠告。我母亲祈祷我会变得像所罗门一样，得着一颗智慧之心，我父亲却说，去遵循你想要的任何一种享乐主义的欲望吧，只要不吸毒就行。因为他认为我是成年人了，要上大学了。我认为在韩国更是如此。当你上大学时，你理当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做的许多事情负起责任。这就是他认为他能给我的最佳建议。
猜猜我采纳了谁的忠告，母亲的或是父亲的？我一直和母亲更亲近，但是在这个生命节点上，我更认真地听取了父亲的忠告。
耶鲁大学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有许多优秀的教授。耶鲁大学对所有学生的要求之一就是需要参加一些人文课程。其中一些教授是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大学获得学位的人。
有一位新约教授上课时说：“圣经是一本很棒的书，但不是那种你会想和你的生活挂钩的那种真理。”他谈论了圣经的错误和手稿等问题。那时的我知道什么呢？我不过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一个选修宗教学作为第二学期课程的大一新生。我接受了他的说法。为什么呢？回顾往事，我想起两件事。其一，因为存在一种明显的权威感，这位教授头发花白，身着斜纹软呢夹克，说话节奏恰到好处 ，有很好的学历，在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教书。他说：“圣经是一部有用的文化典籍，但是如果你寻求真理，你就会知道圣经不是真理。”
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心中的渴望，渴望摆脱圣经所教导的任何东西。 一方面是因为我与我在那个青少年团契与一些“朋友”打交道的经历，就是那些每周五或周天和我共处一个空间的人。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当然也不喜欢我。如果这是基督信仰的话，那么个人而言，我想拒绝基督教或远离它。此外，还有基于我所追求的生活方式而做出的选择。如果我对基督教有所了解，那么我就不应该继续去做一些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但至少对我而言，在我人生的那个时期，生活就是征服和获取。我必须得到学位、得到工作、得到这个、得到那个…… 生活成了一条征服的道路。 不知为何，我明白这一点。
我去教会有若干原因。其一是因为我的母亲。另一个原因是，教会是唯一可以吃到韩国菜的地方，所以我去了。当时我去了教会，牧师正在讲道，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他当时正在讲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你们猜猜是哪一卷——雅歌。不知你是否了解雅歌。那时他正就雅歌给出伯纳丁式的寓言性解释。但是我当时犯了个大错——我读了经文。 我心想：“我去，这是圣经么？”试想一下，如果你读到第一段圣经经文和女人的胸部有关……我会说这本书简直太棒了。我心说：“天哪，这真是圣经么？”我翻到书皮，看到上面写着圣经两个字，然后我又翻回雅歌，心想：“这本书为什么会是神圣的？我不懂啊。”
大学时期的我，真的是一个充满疑惑的人。骨子里是个享乐主义者，骨子里看重事业。我因能做棒球运动员而感到兴奋，也因为所学习的东西而感到兴奋。我成了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成绩优异。我热爱生活，生活似乎正在轨道上稳稳前进，直到某件事发生。
我的姐姐决定和一个在神学院读书的人订婚。我心想：“啥？”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匪夷所思了，为什么你会想嫁给一个想要进入基督教事工的人呢？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平均每月去两次教会，一方面为了韩国菜，另一方面是因为爱我的母亲会一直问我是不是去了教会。不知为何，我无法对我的母亲说谎。我完全可以对我的母亲谎称我去了教会，但是我无法对她做这样的事。母亲在电话线另一端，会问我是否去了教会，所以为了满足她，我会说：“去了。”我确实去了， 但是我记不清在教会睡着又醒来了多少次。
当我的姐姐订婚时，母亲请求我做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是我的父亲或姐姐提出来的，我是不会去做的。但是我母亲说：“你可以参加这个退休会（retreat）吗？你的姐夫到时候也会讲道。”我说：“那是啥？”我不想去参加什么退休会，因为那时正好是圣诞节假期，我想和我的朋友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不是教会的朋友，而是其他的朋友。我母亲继续说：“这个退休会会在波科诺山（Poconos）举行，我想他和其他人会一起组织这个学生的退休会。你不必因为耶稣的缘故而参加，但是为了我、为了家人的缘故参加吧。你的姐姐就要嫁给一个牧师了。如果你的姐姐没有一个兄弟姐妹真正相信耶稣，我们整个家族该多丢脸啊。” 所以整件事和拯救信仰（saving faith）没啥关系，更多的是拯救脸面（saving face）。
所以我参加了退休会，后悔的要命，心想我为啥要来。 和退休会有关的一切都很糟糕。食物很糟糕。还有参加退休会的人我也不想有什么交集。我假装很感兴趣，因为我的姐夫总是问我：“一切都好么”，我回答：“挺好。”但是私下里，我并不喜欢他。我心想，为什么我姐姐要嫁给这个失败者。他说，他以前是个医生，但是他知道是上帝呼召他全职侍奉。我问他：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他说，“上帝呼召了我。” 我记得我用一个词回答他，“所以呢？” 是的，他说上帝呼召了他，我说所以呢。他看着我，当然他还是会和我姐姐结婚，他实际上是一个超级棒的人。
退休会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迫不及待的想回家了，我想就要完事儿了。记得吧，我完成了我的职责——出现在退休会上。我妈妈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一直呆在那里就可以了，我想这确实是最低标准了。我去了那里，捱到了最后一晚，这不是我瞎说，一切都糟糕透顶。敬拜团在台上开始弹奏一首赞美诗（他们不是我们这里种乐队式的团队，基本上是一些大学的牧师和宣教士组成的），这首诗歌我以前从来没听过。我倒是听说过奥古斯丁，西方文化，你懂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奥古斯丁归信的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唱着这首歌，我后来才知道Keith Green写了这首歌，再后来我知道了这首歌出自撒母耳记上，在座的也许有一些年长的人记得或者知道这首歌 —— “听命胜于献祭，我要的是你的生命而不是你的金钱（To obey is better than to sacrifice, I don’t need your money I want you life.）” 。“嘭！”你知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坐在后排的位置，想着这个退休会一点都不怎么样，我也不觉得这个音乐有多美妙动人，我也没听过这首歌。猜猜发生了什么？我开始啜泣，这首歌中的一些东西在对着我的灵魂说话：“听命胜于献祭，我要的是你的生命而不是你的金钱”。我放声痛哭。
退休会的一周之前，我对我姐姐说了一些伤人的话，但确实是出自我的内心。我说，“我不知道你干嘛嫁给这没出息的家伙，但这是你的选择。你要去医学院，你要嫁给这个穷牧师。我是耶鲁的经济学学生，我毕业后会赚很多钱，然后我会给你钱资助你们的事工。” 这仅仅是一周前发生的事。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想，你从没有被正确的认识过基督信仰，然后你听了一首糟糕的歌，但歌曲中的话“听命胜于献祭，我要的是你的生命而不是你的金钱”对我而言就像是上帝亲自在说话。 我不觉得是那些敬拜团的人在对我说，这听起来像是神在对我说“听命胜于献祭，我要的是你的生命而不是你的金钱”。
从我9岁开始，直到那一刻前，我一次都没有哭过，因为我爸爸一直教导我说真正的男人不会哭，所以我说好的，我不会哭。但是，在我人生的那一刻，就像是，所有我建筑起来的防御全面崩溃。我甚至没法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我读了约翰•加尔文，也不是因为读了任何护教学的文献。我听了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曲，我记得这个经历是真正使我转向了福音。正是这次的经历令我“归信”（如果你愿意用“conversion”这个词）。对我而言，这好像并不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而是非常确切的发生在我听到那首歌里的话语如同上帝在呼吁我。然后我开始大哭，是的，大哭。我的姐夫冲到我身边问我：“你还好吗？” 我说：“我没事”，我拥抱了他，告诉他我非常非常的抱歉，很抱歉我那么讨厌你（笑）。我感觉自己很糟糕，如果是我的弟弟这样对我说，我会朝他的脸来上一拳，问他“你说啥呢！”。但他只是说：“没事的，没事的，伙计”。我告诉他，我想那是上帝在对我说话。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事情就成了。 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最后，我哭了很久，直到眼睛都酸痛了，我看起来一团糟。那天夜里我去睡觉，感到两种情绪交织，一个是“喜乐”，另一个是“困惑”。
我归信的体验是喜乐和困惑。我很激动，因为从九岁开始，我的生活就是不断、不断地努力向前，到达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告诉我后来的总比先前的更好。我竭力奔跑、越过一个一个障碍。基本上，那时开始理解，上帝在对我说，“你知道吗，你是属于我的。” 我猜测我开始觉得“没有关系”，那是一种喜乐和安全的感受，很像是上帝说“我找到你了，你不需要再不断尝试了。” 但是紧接着我感到困惑，问题是，那么要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我的担心是，如果一周后我回到了大学里，我和朋友们会讨论冬天要做的“壮举”，而那个冬天最重要的事，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深深地担忧（而不是兴奋）。
之后，我坐上了去特拉华州的火车，回到了纽黑文我的宿舍里。我跟你们大致描述我宿舍的样子，大概七个小伙子住在一起，我们有个称为“扎啤机”的东西，你知道吧，就像是一个冷柜上面有一个啤酒的出口，冰柜里一直有个小的酒桶。这个扎啤机可以说是是个我生活方式的微小缩影。我们有很多喜好，我们爱啤酒，我们经常打牌下棋。到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吃些披萨，喝点啤酒，谈论冬假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七个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加入，大概十三、十五个人，大家兴奋的说着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然后轮到我说了，我转来转去想着该这么办，实际上我也祷告着：“主啊，我该说啥呢。” 我很激动，我想告诉我的朋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我很担心他们根本不相信我！我怕他们会说，“就你？你不可能变成基督徒！”。因为，过去我并不会告诉朋友们我去教会，因为韩国菜或者我妈妈的请求，如果朋友要叫我出去，我只是说我想去图书馆看书之类的。但是现在，我必须得面对真相了。
那时候，大家正喝的有点醉，气氛也很好，最后他们问我，Lim，你冬假做了些什么？然后，我听了下，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加了一句：“哦，还有一件事是，我成为了基督徒。”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DJ突然滑碟了一样，音乐仿佛戛然而止。“你说啥？”他们难以置信。其中一个我的朋友，Mark转过来对我说：“我勒个去！” 我说“我成了基督徒”后，他们所有人都盯着我看。然后其中一个人说：“哎呀，你做事总是有点激进，大概这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吧”。我记得我说：“也许吧，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有些不同。”
我当然可以理解他们的反应了，我们也度过了不错的时间。你知道，如果你有个朋友说“我信基督了。”你怎么回应呢？大概不会说：“哦，来吧，让我们低头祷告。” 还有一个人跟我说：“好吧，但是无论什么差不多的中等程度就行了，别做过头就行。” 奇怪的事是，我的朋友们中的每个人每一周的周四周五周六晚上都“做得很过头”。这挺双标的，我们可以在其他事情上兴奋，但是宗教上就别太兴奋好了。
大二的第二学期是我最孤独的一段时间。身边的人还是聚会party不断，而我可以说是“说戒就戒”，完全戒断。我完全没有反对那些饮酒的基督徒，但是我喝酒的方式绝对是不荣耀上帝的，而且我喝酒之后的思维、行为、信念那些真的很不好。那段时间我开始读圣经，用前所未有的（后来也再没有）的方式。姐夫给了我一本学生用的NIV圣经，我如饥似渴的阅读，一页接着一页，那个学期我把圣经读了七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实在太孤独了（笑）。我想要认识这位上帝，就是非常想了解祂，所以我去读圣经。读到了雅歌，之后是整个旧约，奇怪的故事不断地蹦出来，像什么会说话的驴，我完全理解不了；之后读到新约，马可福音，死而复活的事，嗯，好吧，这还尚且能够相信一点，但是我又对马太福音的记述产生了疑问，那些从坟墓中出来的圣徒，他们一直活着吗？还是经历了第二次死亡？我不知道答案，这些问题在我心里层出不穷。读了七遍圣经，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而圣经像是渗入到了我的生命中。你知道，当你读了一本书七遍的时候，无论如何你会开始有点相信它。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一种臆想，我是在说，我开始相信那为圣经背后的存在，祂确实是真实的，但同时我还是有许多的问题。我做了什么呢？那时候，我差不多完成了经济学的专业课程，开始了学习第二专业——哲学，特别是宗教哲学。我的其中一门课实实在在震动了我的世界，这门课叫做“神圣主权与自我主张”，属于宗教研究的一部分。我觉得，我现在之所以作为一个在世俗大学任教的福音派学者感到有些孤独，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基督徒教授并不是“向外的基督徒”，比如会说“我是个基督徒，你可以问我关于信仰的问题。” 我想耶鲁和很多其他的美国大学一样，有许多基督徒教授，但是他们却不习惯从小隔间里走出来。我还记得，上这门课以及soren kierkegaard（祁克果）的著作Fear and Trembling（《恐惧和战兢》），关于亚伯拉罕被呼召献上他惟一的儿子以撒。这一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我非常惊叹，我的论文也以这本是为主题。最近，我也有一门相关的课程，我又找到了这篇论文，这是个大概四十页的论文，现在我都有点不相信这篇文章得到了很高的分数，而且这就是我那时候所认识的上帝。
我感到去爱这位上帝，以我的思考去认识祂成了我新的生活。这位上帝回答了我内心许许多多的困惑。我开始稍微理解人生的历程，虽然我仍旧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被囚禁、我的家庭为什么要遭受这种屈辱和分离、为什么我们从一个两层的住宅搬到了母亲朋友的没有厕所的地下室，这种种相关的问题我还是不理解。但是我内心中逐渐清晰的是在耶稣基督个人化生命里的答案。我发觉当我越发认识上帝，我越发感到战兢。当我去思想这个宇宙的宏大无尽，我会想起Pink Floyd的歌《Is There Anybody Out There?》（有谁在哪里呢）这个萦绕不断的问题会令你愈发的脆弱和孤独。在浩瀚的宇宙中，有谁存在吗？对我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根植于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他所做成的，而后我才能有些许的安慰。
那个时候，我完成了大学阶段。我知道耶稣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知道我的生活已经转向了。虽然我仍旧感到孤独和迷茫。如果有人对我说：“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你不会再孤单、迷茫了。” 可能对某些人是这样的， 但对我而言并非如此。我甚至变得更为孤独了，基本上，现在我所做的事情已经不同于那些过去常常玩在一起的朋友们了。离开大学后，我到了纽约谋得一份企业融资的工作。我开始在信仰的道路上时高时低。我姐姐有一个朋友在法拉盛的一个韩国长老教会服侍，她和这位朋友联系让我去当青年团契的小组长（笑）。 她说：“我了解你，一到纽约，你又会回到过去的生活模式中，派对、夜店、喝酒等等。你会远离耶稣的。” 我也没机会辩解就去了。这个教会有很多15、16岁的孩子，你知道，我也是那个年纪来的美国。这个年纪的孩子常常会在法律问题上遇到麻烦，我记得有个男孩后来告诉我，他为了在一个女孩面前显示自己，甚至带了一把枪去教会。他属于中国城的一个帮派，当他很激动的跟我说：“嘿，组长，你看看我带了什么来。” 我非常震惊的看到他从角落里掏出了一把枪。
我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还挺喜欢我的。我还没有对象，收入也很不错，所以我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去出去，也去一些是不错的牛排餐厅。我感觉他们大概是有点在利用我（笑），但也没啥关系。我开始和这些人一起出去。那时候长老会的牧师（他是个很保守的长老会信徒）跟我说:“Lim先生，我知道你收入可观，但我也知道你在耶鲁修过宗教哲学。讲真，我不太信任你，所以别去教导他们圣经，多跟他们玩在一起就行。” 好吧，我的确是一个有钱又比较健壮的人，他的意思是，“我不太信任你的神学，所以多跟他们一起玩，多请他们吃饭吧，这实际上是教会里最缺乏的角色。” 我马上说，“没问题，让我来当这样的人吧！”（笑）所以呢，虽然我修了宗教哲学，但实际上我没什么机会去回答很多圣经相关的问题。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八九遍圣经，但我还是有很多问题。那时，我打算去法学院。我把我的想法（先去神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圣经，再去法学院）告诉了父母还有姐夫，他们每个人都很惊讶。姐夫听到后非常惊讶：“你要专门去学习圣经？” 我对他说，是啊，就花一点儿时间，我不打算和你一样成为牧师，你知道的，我想的比这个好（笑），但是我应该去学习一下圣经。
我很确定在短暂学习圣经之后，我会去法学院，当一个律师。作为一代移民的儿子，我父母常说要要多赚一些钱、过上舒适的生活，比如住在长滩、开上名车、生几个孩子、再养几只狗和猫，在美国赢得非常棒的生活。我还记得父亲对我这么说（他的确是个比较极端的人），你们知道“歃血为盟”吧？他说“你要歃血起誓，你一定会去法学院。” 我说我才不要割破手呢，他说“嗯，你一定要做，并不会疼，我知道你做事有点极端。” 所以我签下协议，保证一定会去法学院。
然后，我进入了神学院，上帝抓紧了我。更多关于圣经、神学的问题涌现出来，我并不是企图推翻什么，而是想知道、明白更多关于上帝的事情。接下来，神学院的教授们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你有对知识的好奇心和装备，你应该继续学习，拿到PhD，再回来和我们一起教书。” 我从没想过这个。我跟我爸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哎，当你说要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完全没救了。” （笑） 我爸总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精神鸦片。我妈是基督徒，但我爸并不是。
后来，我没有去法学院，而是去了研究院，2001年我在剑桥完成了学习。本以为我们会去印度，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机会。但是一所学校向我打开了门，这是一所得到尊敬的学校——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波士顿）。我开始了在这所神学院的职业生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探索和寻求。关于基督信仰，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那种令我不再相信基督的问题。至少在我现在任教的Vanderbilt 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我意识到，许多学生（他们许多来自南部）会有很多关于圣经、耶稣、基督教的问题，但是青年团契的牧者总会说：“不要问这一类的问题，它们归根到底没什么益处。”或者一些类似效果的话。我非常感激自己身边的那群人不会说“别问那些问题了”，而是说“让我们一起思考这些问题。” 我有一个哥哥现在在韩国，是一位研究旧约的教授。他曾经对我说，“你知道吗，Paul，我明白你有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好。而我为你祷告的是，你周遭的人不是一群说这些问题很傻的人。” 猜猜发生了什么？我成了一个教授，我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还有资金支持我去提出关于基督信仰的各种问题（笑）。我的学生会说：“Lim教授，我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会说，这就对了，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我经常说，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所开设的课程通常不是为了“坚固、加强信念”。我教授过基督教历史，现在教的是全球化的基督教中的人权与人口贩买问题。这些课程不一定属于加强信念或建立信心的内容。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想在中世纪到早期启蒙这段时期中观察一个现象。我总是说，我是个基督徒，这意味着“寻求信念基础上的理解”，我相信上帝存在，并且努力发现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我所用的寻求上帝的方式，对我而言是很棒的。我仍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也很感恩上帝让我偶然发现了自己的呼召。
在七年里，我跟妻子、儿子与一群大学的新生一起生活（我们建立了一种居民-大学系统）。这些18岁的孩子们来到范德堡，满怀雄心壮志。我会跟他们说，放松点，你不需要把什么问题都一口气解决了，直到25岁我才有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过度的压力中间，以至于世界上的一些东西重要的超过了你自己。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觉得这种压力似乎更大，你会觉得我服侍这位全能伟大的上帝、我应该在上帝的国度中影响这个世界，但是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改革宗信徒，我认为这是不取决于你，而是上帝掌管一切。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团队而战是一个完全的特别待遇。
目前最棒的冰球队是谁？Ottawa Senators（渥太华参议员队）？你们中有多少以前打过冰球的？你？你可以告诉我，如果Ottawa Senator现在问你愿不愿意做他们的防守队员，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个真正的特别待遇？你会不会超级兴奋？当然会！你知道吗，在我看来，对任何运动来说，上帝都是最好的教练，上帝呼召我说，“你愿意为我的团队而拼搏吗？” 我知道我是不够格的，“但你将开始比赛，你不会被指责，我不会取笑你、嘲弄你，你就是得到了这个位置，没有什么需要承担的后果，你尽力而为，而我会保护你。” 对我来说，跟随耶稣、被神所发现是一种喜乐，你无需不断地跨越障碍、努力向前而变得更加公义、更加被神所接纳。不，不。对我来说，我研究了很多，学术是我的人生目标，但是在终点的是，耶稣那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知识。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画面。我曾经被邀请去伦敦大学做演讲，我那时的专业研究领域是17世纪的英国，所以我在大英图书馆做了一些文献调查，如果你要去伦敦，可以在大英图书馆稍微驻足，你不需要走进去，只是上去台阶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塔楼，里面是一层一层堆叠的书籍，大概有五层楼那么高的书卷全都是中世纪的书籍和手稿，足足几层楼。 我站在那里观看，十分的惊叹。我写过几本书，编辑过一本。那浩如烟海的书卷使我显得如此渺小，那是人类无边无际的知识和求索，而这仅仅是在一个图书馆。想想我会是何等的狂妄，自以为能够明白一切所说的。上帝的宏大与深邃有远远超越人类的知识，而祂竟然呼召你，告诉你，“你属于我，我愿意与你同在。” 在这样的团契和门徒训练的旅程中，你也许会发现那来自于爱、真理、怜悯之上帝的真正的、唯一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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