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琳：欧洲国际象棋赛事溯源
国际象棋比赛，通常也可以被称为“国际象棋竞赛”，在如今的世界上有很多种的呈现形式。2020年1月，全球范围内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为了避免病毒的传播而导致传染患病，在很多国家，人们被要求非必要不要出门，若需出门则须佩戴口罩，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保护。国际象棋这项面对面的智力体育运动因而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在长达半年的疫情传播期间，室内运动场馆关闭，各项体育赛事推迟或取消，人们闭门不出，尽量以线上的方式进行工作和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际象棋线上赛事应运而生：国内外相继举办了地区或国际国际象棋赛事以飨国际象棋爱好者，这些赛事或以联赛（如speed chess“速度象棋”世界国际象棋女子快棋比赛）或对抗赛（如“国家杯”赛事）的形式实现，吸引了全球众多爱好者观看比赛直播的同时，也开放了棋迷通道：爱好者们可以通过网上下棋获取积分，积分排名较为靠前者有较大的机会被参加正赛的高手们选中，获得与高手们在网上下“指导棋”（banter games）的机会，中国棋手丁立人、韦奕、侯逸凡等均先后在网上参加国际比赛并与爱好者下指导棋，这样的指导棋形式并不是以胜负为比赛目的，是一种“表演赛”。据不完全统计，在丁立人等参加“卡尔森百万慈善赛”系列赛和相关“指导棋”活动以及中国队参加“国家杯”对抗赛期间，特级大师王玥和李超在网上直播平台“虎牙”上对比赛进行直播，在比赛时间不利于中国时区爱好者的情况下（晚上9:30至凌晨，最迟约为凌晨2点），每次收看直播的在线人数均不低于7万。可以看出，国际象棋比赛对国际象棋棋手和爱好者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重要性。但是，国际象棋比赛并不是在国际象棋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和磨合，才最终作为一个竞赛项目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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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象棋的比赛形式
根据《国际象棋词典》（林峰、殷昊，2010，p.524），国际象棋赛事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联赛”和“对抗赛”；第二类为“表演赛”（包括“名手表演赛”、“名手应众表演赛”、“真人活子表演赛”等）、“多面赛”（较为通用的是：“车轮战”）、“蒙目赛”（又称作：“闭目赛”、“盲棋”等）和“磋商赛”（也称“商量棋”）；第三类为“友谊赛”（或“即兴赛”）。以上三类的比赛在通常情况下默认为面对面的比赛，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也可以以线上的形式进行，在过去交通不甚发达时期，可以通过通讯（以信件的方式）或无线电（以电报的方式）进行比赛。另外，在一些出版物中会举行“排局比赛”、“残局比赛”等，以出题的方式向爱好者们征询答案。
1.联赛
联赛，又称为“大赛”，为两名或两队以上棋手参加的比赛。与对抗赛不同的地方在于，联赛是需要决出名次的比赛，通常两位棋手之间只进行一轮对局，同时也要和其他参赛棋手进行对局，而对抗赛是由两名或两队棋手之间进行两盘以上比赛的赛制（林峰、殷昊，2010，p.532）。现代联赛始于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国际联赛于1851年在伦敦举行，德国棋手安德森（）获得冠军。此后的40年中，最重要的联赛一个是于1882年在维也纳举办的联赛，奥地利棋手斯坦尼茨（Wilhelm Steinitz，1836-1900）和韦纳维尔并列冠军；另一个是1883年在伦敦举办的联赛，德国棋手楚凯尔托特夺冠。19世纪90年代起，，联赛逐步发展，1895年的黑斯廷斯（Hastings）联赛中，美国棋手皮尔斯拜里（Harry Nelson Pillsbury，1872-1906）胜出；1895-1986纽伦堡（首次大型对抗赛）和1899年的伦敦联赛中，均是德国棋手拉斯克（Emmanuel Lasker，1868-1941）获得第一名；1911年圣塞巴斯廷联赛卡帕布兰卡（Jose Capablanca，1888-1942）夺魁；1914年圣彼得堡联赛中，拉斯克、卡帕布兰卡和阿廖欣分获前三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俱乐部和协会的经济来源被切断，国际象棋联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处于停摆的状态，举办的次数和办赛规模都有显著下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四次联赛中，1924年和1927年的联赛都在纽约举办，1936年举办地是诺丁汉，1938年的联赛则是由荷兰广播公司组织的，这四次联赛的冠军分别是拉斯克、卡帕布兰卡、鲍特维尼克（Mikhail Botvinnik，1911-1995）、法因和凯列斯（Paul Keres，1916-1975）。20世纪80年代起，联赛不断增多（1980年全世界约有60次平均等级分为2401-2425以上的联赛），大师们的参赛选择也大为增加。
联赛的类型有：对抗制联赛，这种赛制始于1873年的维也纳，通常参赛棋手较少，相互下两局或两局以上，整个比赛的全过程为联赛制，每两位棋手相遇时下两盘，为对抗赛性质；公开性联赛，指的是对报名参赛棋手的国籍没有限制的联赛，这种赛制中，获得冠军的棋手不一定是举办国或者举办地的选手；国家联赛，即仅限于举办国本国国籍棋手参加的比赛，冠军将获得“全国冠军”的称号，1939年起苏联举办了阵容最强的国家联赛，级别有时会达到13级（平均等级分为2551-2575）以上，1941年的列宁格勒-莫斯科的联赛，被称为“全苏绝对冠军赛”，冠军被鲍特维尼克获得；阶梯式联赛，指的是由国际象棋俱乐部组织的一种长期性的比赛，进行时将参赛者按照上阶段比赛名次编号，编号在后的选手可以向编号在前的选手挑战，如果获胜可以互换编号，如平局或者落败，则编号保持不变，挑战可以通过俱乐部竞赛部提出并具体安排，被挑战者执白；主题式联赛，规定必须走某种开局、按照联赛的方式进行的比赛，一般用于探索某些尚未成熟的变着，如：规定了某种弃子的开局，则整个比赛称为“弃子开局联赛”；让棋式联赛，由于参赛选手之间水平相差较大，水平较高的选手向水平较低选手作出某种让步，如让先、让子等。
现在较为热门的联赛是冠军赛，又称作“锦标赛”，是以产生冠军为主要目的的比赛，对参赛者的水平和名额都有严格的规定（林峰、殷昊，2010，p.525）。按照地理范围划分，有世界冠军赛、洲冠军赛、全国冠军赛、省市冠军赛等；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划分，有男子、女子、混合、成年、青年、少年、儿童冠军赛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世界冠军赛和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前者是个人比赛，会产生“世界冠军”，是国际象棋的世界最高级别的个人比赛，第一次正式的世界冠军赛是1886年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冠军赛，斯坦尼茨成为第一位正式的世界冠军，在他之前，德国棋手安德森和美国棋手摩菲（Paul Murphy，1837-1884）都被认为是非正式的世界冠军，第一届女子世界冠军赛于1927年在英国伦敦举办，英国棋手明契克（Vera Menchik，1906-1944）夺冠；后者是团体比赛，是由国际棋联组织的最大规模的世界性比赛，1912年斯德哥尔摩和1924年巴黎奥利匹克运动会均设有国际象棋项目，因奥组委规定只能由业余选手参加比赛，后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便由国际棋联自行组织，凡会员国（或地区）皆可派队参赛，第一届奥赛于192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有16个国家参赛，匈牙利获得冠军，此后每隔一年或者两年举办一次，1957年起增设女子比赛，与男子比赛同时进行。
2.对抗赛
对抗赛（林峰、殷昊，2010，p.531）是由两名棋手或两队棋手之间进行的两局或两局以上的比赛，分为个人对抗赛和团体对抗赛两种。个人对抗赛是国际象棋最早的比赛形式，至今仍然非常流行，例如世界冠军候选人向世界冠军发起挑战时，挑战赛和复仇赛均为对抗赛的形式。早在公元9世纪时就已经有了关于对抗赛的文字记载，但定型为现制的国际象棋首次对抗赛是1834年英国棋手麦克唐纳（Alexander MacDonnell，1798-1835）与法国棋手德拉布尔唐纳（Louis de la Bourdonnais，1797-1840）之间的比赛，比赛长达85局，这次比赛标志着国际象棋对抗赛进入了黄金时期。对抗赛比循环赛更能够直接地衡量双方的实力，因为循环赛参赛者的名次还要受到他与其他棋手比赛成绩的影响，不能够最直观地反映两个人之间相对实力的高下。因此世界个人冠军赛长期使用这一赛制。具体的分类有：第一类：规定局数，如果一方获得半数以上分数则获得胜利，可以提前获胜；第二类：规定胜局数，首先获得规定胜局数者获胜；第三类：规定局数和胜局数。
团体对抗赛是两队之间进行的对抗赛，两个队相同台次选手进行交战，各队的成绩为各台次选手成绩之和。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省市之间的比赛皆属此类。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两次团体对抗赛是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强国苏联明星队与非苏联的世界明星队的对抗，一次于1970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另一次是在1984年的伦敦，每队都有12名队员，每场比赛双方都可以派其中10人上场，两次比赛均以苏联明星队的获胜告终。
3.表演赛
表演赛区别于对抗赛、联赛等正式比赛，目的是为了普及国际象棋活动（林峰、殷昊，2010，p.533）。表演赛的形式种类较多，通常有组织观众观摩的“名手表演赛”、“名手应众表演赛”、“真人活子表演赛”、“多面赛”和“蒙目赛”等。
名手表演赛指的是两名高手在舞台上进行对弈，观众坐在大厅中观看比赛实况。棋局旁即舞台的另一侧竖有较大的演示棋盘，棋子为平面图形，挂在或利用磁性吸在棋盘上。在对局进行的同时，会有大师在演示棋盘旁进行实时讲解。20世纪末以来，对局实况可以通过特制的电子棋盘直接显示在大屏幕上，现场观众可以一边观看一边通过耳机收听讲解。
名手应众表演赛通常由一名高手与一名爱好者在舞台上进行对阵，观众在大厅中观看比赛实况，形式与名手表演赛相同。可以一对一下平手棋（爱好者执白），也可以下让子棋（高手让子或者让先），或者也可以是高手下蒙目棋，爱好者下明棋。
真人活子表演赛指的是两位高手进行对弈，由真人扮演成棋子在地面演示对局进程，供观众欣赏。比赛通常在广场上进行。意大利等国家自18世纪以来就有举办年度比赛的传统，届时当地人民喜气洋洋，就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
多面赛又叫作“车轮战”，分为“一人多面赛”、“双人多面赛”、“计时多面赛”等。一人多面赛是由一名高手与多名棋手对战，一般将棋桌围成半圆形，高手在圈内依次到每一个台子前走子，所有对局都由高手执白先行。各台棋手都要做比赛记录，并且必须等到高手来到面前时才能走出自己的应着。双人多面赛是由两位高手执白轮流走棋、同时与多名棋手进行对抗。一般将棋桌围成半圆形，两名高手在圈内保持一段距离（通常为台次数量的二分之一），依次走到台前走子。与一人多面赛一样，各台棋手都要做记录，并且需要等到高手来到面前时才能走棋。计时多面赛是由一名高手与多名棋手（一般不超过12名）使用棋钟进行的比赛。棋桌排成一行，高手一半棋局执白，一半棋局执黑，待某一对手完成一步棋时，才到该棋桌前走出应着。因为存在几位选手同时走出应着的可能性，高手的棋钟会同时在几个棋桌上走动。计时方法与正式比赛相同，先超时的一方判负。
蒙目赛又可以称作“闭目棋”或“盲棋”，指不看棋盘进行对局，分为一方蒙目和双方蒙目两种。一方蒙目赛中，蒙目者背对棋盘而坐，对方在棋盘上走子后，由裁判报出着法，蒙目者口述应着。多见于高手迎战爱好者的表演赛。双方蒙目赛可不用棋盘棋子，仅口述着法进行。有史可考的最早的蒙目赛可追溯到970年，当时希腊的查理比遍游印度、波斯、阿拉伯和特里波里，通过下蒙目棋来展现他的技艺。
4.磋商赛
磋商赛也叫作“商量棋”，对弈双方可以一方是一组选手，另一方是一位选手；也可以是双方均为一组选手。在对弈的过程中，组内的选手可以共同讨论应对的着法。磋商可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由裁判来将着法告知对方。比赛过程中通常需使用棋钟，棋手也要对对局进行记录。这类比赛对于提高参赛选手的棋力很有促进作用，可以通过与同组选手交流着法和思路，扩展自己的思路、提高下棋的意识。
5.友谊赛
6.通讯赛和解题赛
通讯赛最为传统的比赛方式是“通信赛”，即异地棋手通过信件互寄每步着法。由于每步棋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一名棋手可以同时与若干名棋手进行比赛。当今世界仍有国际象棋通讯赛协会，并设有通讯赛特级大师、通讯赛国际大师、通讯赛国际裁判等称号，得到国际棋联的承认。随着科技发展，通讯赛的形式陆续增加了“电报赛”（始于1844年，两位美国棋手之间进行，一位在华盛顿，另一位在巴尔的摩）、“电话赛”（始于1878年，在两位英国棋手之间进行）、“海底电报赛”和“无线电赛”。无线电赛最早是于1945年，在美国和苏联两国棋手的双边联赛中进行，指的是通过无线电互报每步着法进行的比赛。与“通信赛”相比，无线电赛效率较高，比赛战线较短，不再是旷日持久的比赛。随着高科技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出现无线传真棋赛，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的网络棋赛，不仅使得异地棋手可以进行较有效率的比赛，而且还可以在比赛期间相互看见对方。网络棋赛在2020年疫情期间成为了主要的比赛形式。
解题赛是解答棋题的比赛，不是常见的双方通过对弈分出胜负的比赛。比赛可以在室内进行，也可以通过在出版物（如：报纸、杂志等）上刊登题目，限时提交答案的方式进行。在室内进行的解题赛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每位选手独立答题，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卷，根据题目的难易程度进行评分，分数较高者获胜，如遇同分的情况则按照提交答案的先后顺序区分名次，提交答案较早者名次较前；第二种，所有选手答同一道题，限定答题时间，当超过半数选手提交答案后即时停止，选手走出房间等候裁判完成评分后再进入答题室回答下一问题，以此类推，其评分方法为最先答出者的得分为总人数的一半，名次每后一位分数相应少一分，参赛者的名次由所有题目的得分相加后进行排名确定。和解题赛类似的另一种比赛形式为排局赛，参赛者提交自己创作的排局，名次或等级根据提交的排局质量确定。主要的比赛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对某一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报刊上发表的排局创作进行评定；第二种是要求参加者按照某一特定主题进行创作，由中间人提交给裁判，不透露原创者的信息，由裁判根据主题和质量对排局进行评定。
7.在欧美掀起国际象棋热的表演赛：土耳其机器人骗局
按照记载，马克思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是哈伯斯堡王朝最早收集昂贵棋盘的人；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哈伯斯堡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统治者先后用新颖的、更具活力的规则代替了中世纪时制定的规则。玛丽亚·特雷西娅是会下国际象棋的，但是应该只是会下，既不擅长，也不着迷。她要求贵族妇女能够对弈，自己仍然认为赌博游戏和其他一些玩意儿更为有趣：如雅克·沃康松（Jaqcques Vaucanson，1709-1782，法国发明家、艺术家）于1737年发明的发条鸭子，可以扇动翅膀，发出叫声，还能够吃食。应运而生的还有1769年匈牙利作家兼发明家沃尔夫冈·冯·肯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1734-1804）发明的会下棋的土耳其机器人（der Schach-Türke）：这个机器人由一个枫木箱子和箱子后的人形玩偶构成，玩偶拥有土耳其人的外貌特征，穿着宽大的外衣，戴着穆斯林头巾。箱子的前部有三扇门，门内有由齿轮、杠杆、轮轴和绳子构成的机械系统。这三扇门会在展示开始前打开，以证明箱子中没有藏人作弊；有时，箱子后部的门和玩偶身上的门也会打开。Faber（1983，69）记述了展示的过程：“肯佩伦用钥匙启动机器，机器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每十到十二步棋便需要重复这一过程。棋盘两边有两个烛台，上面各有三根蜡烛。当有观众表示准备好与土耳其机器人对弈时，比赛便可以开始了。通常机器人执白先行，走每一步之前都摇晃脑袋，仿佛要将棋盘看得更清楚一些似的。要是对手走了一步坏棋，他便会摇头，将棋子退回之前的位置，自己走一步棋代替。将杀对方前，他会点三下头。这种展示无异于完美的表演，表演过程中观众全程集中精力[1]。”据1769年8月24日的《布尔诺知识界报》（Brünner Intelligenz Zeitung）记载：“一位叫冯·肯佩伦的匈牙利政府官员新近发明了一个钟表，不仅吸引了充满好奇的爱好者的目光，而且在他们对其构造工艺的探究中牢牢抓住了他们的心。肯佩伦带来的是一个真人大小的土耳其人外貌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回答问题，可以进行最为复杂数学运算，通过字符和数字来给出答案。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机器人还可以和人下棋，在对弈的过程中通过动头和手来完成比赛，和真的棋手并无二致。人们发现，如果对手走了坏着或者不合法的着法，机器人会马上指出和改正。王宫贵族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与机器人的挑战。女皇陛下因此奖赏给肯佩伦一个装着1000枚杜卡特金币的金罐子，并将这个发明收藏于皇家珍奇屋中[2]。”
土耳其机器人在维也纳大获成功，肯佩伦也因此被称为工程界的天才、“新世纪的普罗米修斯（neuer Prometheus）”当然一直不乏要求解密的声音，毕竟以当时科技水平发明出可以与二十世纪末的“深蓝（deep blue）”相媲美的机器人的可能性并不大。之后土耳其机器人经历过收回、再造、再展甚至世界巡游（包括英、法等欧洲国家以及北美洲的美国、南美洲的古巴等国），在全世界掀起“国际象棋热”。虽然这种热度可能仅仅是对土耳其机器人的好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开始下、喜欢下国际象棋的人大幅度增长，国际象棋也成为了世界性的智力体育活动。1821年，英国人罗伯特·威利斯（Robert Willis）首次提出土耳其机器人中可能藏人的说法；1826年，从肯佩伦手中买下土耳其机器人的德国人梅尔泽尔（Johann Nepomuk Maelzel）在带着它在美国巡游时，被两个半大的孩子发现阿尔萨斯籍的国际象棋大师威廉·斯伦贝谢（Wilhelm Schlumberger）从机器人中爬出，而斯伦贝谢是以私人秘书的身份参与巡游的；1836年春天，斯伦贝谢在古巴因疟疾去世，同年梅尔泽尔也在从古巴返回美国的航程中去世，之后土耳其机器人于1840年被费城的中国博物馆收藏。1854年7月5日，博物馆遭到火灾，土耳其机器人也随着那场火灾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土耳其机器人在它近一个世纪的灿烂历程中，游历了世界上众多国家，在多国的领导和政要（包括玛丽亚·特雷西娅、约瑟夫二世、保罗大公等）的面前展示高超棋艺，和多位影响世界的名人对弈（如1809年与拿破仑），击败过包括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等多位国际象棋大师。虽然它最后被证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但是它对人工智能的推动和发展、对国际象棋在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积极影响。
8.赞助商与纪念赛：两大犹太财团
2.1 前现代国际象棋时期（公元1497年前）
在公元1497年之前，国际象棋虽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是并没有固定的规则与走法。很多史学家都论证过国际象棋究竟起源于哪里，一些认为在中东，更多史学家认为东亚才是国际象棋真正发源之处，无论是印度起源说，还是中国起源说，这些学说都认为国际象棋是一种战争游戏和策略游戏。游戏的目标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结识朋友，还有通过谋略和计算获得胜利。国际象棋的胜利不同于纸牌游戏或者法老戏等需要借助运气实现，也和做题不一样，因为胜利不仅依靠个人的努力，还取决于对手的相对实力和发挥。最早的对棋盘游戏的考古证据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被发现的（林峰，2001，p.6）：埃及的希乃棋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3100年一直保留到公元350年，在游戏的进程中需要通过投掷骰子来控制棋子的进退，最先走完规定路程的一方获胜，可以说算是需要靠运气获胜的游戏，而且和攻城掠地、运筹帷幄毫无关系；乌尔的20格棋流行的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需要骰子和棋子共同协作的竞争性游戏。一般认为印度的“帕契希”和“乔格”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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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形式溯源
2.1 前现代国际象棋时期（公元1497年前）
在公元1497年之前，国际象棋虽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是并没有固定的规则与走法。很多史学家都论证过国际象棋究竟起源于哪里，一些认为在中东，更多史学家认为东亚才是国际象棋真正发源之处，无论是印度起源说，还是中国起源说，这些学说都认为国际象棋是一种战争游戏和策略游戏。游戏的目标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结识朋友，还有通过谋略和计算获得胜利。国际象棋的胜利不同于纸牌游戏或者法老戏等需要借助运气实现，也和做题不一样，因为胜利不仅依靠个人的努力，还取决于对手的相对实力和发挥。最早的对棋盘游戏的考古证据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被发现的（林峰，2001，p.6）：埃及的希乃棋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3100年一直保留到公元350年，在游戏的进程中需要通过投掷骰子来控制棋子的进退，最先走完规定路程的一方获胜，可以说算是需要靠运气获胜的游戏，而且和攻城掠地、运筹帷幄毫无关系；乌尔的20格棋流行的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需要骰子和棋子共同协作的竞争性游戏。一般认为印度的“帕契希”和“乔格”两种棋戏是从这种棋戏中发源演化而来的。这些古时以投掷骰子为主要获胜手段的游戏和国际象棋不同，国际象棋更类似希腊的棋盘游戏“倍狄亚”，是需要技巧、逻辑和理性的战斗型游戏。虽然最早的文物证据不是在亚洲被发现的，但是国际象棋“源于亚洲、兴于欧洲，至15世纪末进化为现制”是没有异议的。“源于亚洲”的原因是起源于印度东北部的棋盘游戏“恰图兰卡”（chaturanga），这个词是一个梵文词，意思是“四个部分”，可能象征着当时印度的四个兵种：大象、战车、骑兵和步兵，恰图兰卡的棋盘还不是国际象棋的8*8的64格棋盘，而是9*9的81格棋盘，游戏的目的是吃掉对手的全部子力，而不是如今国际象棋的将死对方的王。恰图兰卡后来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希腊殖民地后，与希腊棋盘游戏“倍狄亚”（zatrikion）进行了融合，恰图兰卡游戏中决定命运的骰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逐渐消失的，进化成为了“沙特兰格”（chatrang）和“沙特兰兹”（shatranj），沙特兰兹也开始在阿拉伯世界中流行起来。沙特兰兹在棋子和规则上在“恰图兰卡”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棋盘和棋子已经与现在的国际象棋一样了：棋盘为8*8的64格棋盘，每方都有16个棋子：一个王、一个后、双象、双马、双车和8个兵。虽然棋子在走法上与现在有些不同之处，但是可以说已经具有了雏形和规模。
通过贸易、战争和宗教等渠道，原始的国际象棋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最后于约公元7世纪时开始逐渐登陆欧洲。随着阿拉伯人占领意大利和西班牙，沙特兰兹也在公元8、9世纪时随着摩尔人一起经由拜占庭王国和俄罗斯传入欧洲。斯拉夫人从中亚细亚学会了沙特兰兹，后来又将其传播到了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有历史表明（Murray，1913，p.195），沙特兰兹在公元8至10世纪时在中亚和阿拉伯民族中非常风行，也出现了第一批著名棋手和特级大师，他们留下的一些（不完整的）棋局展现了他们的精彩技艺，技艺的高超程度背后隐藏着诸多的努力和切磋。在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的《巴士拉银匠哈桑的故事》中，描写过公元786年至809年在位的阿拉伯国王哈里发有两位会下棋的公主，哈桑在王宫中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两位公主正在对弈。公元819年，在巴格达举行了几位高手之间的比赛，这是对抗赛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不难发现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沙特兰兹的传播是有所限制的（Murray，1913，p.190）：沙特兰兹本不适合阿拉伯世界的规则，但是哈里发的喜爱使得沙特兰兹有了一线生机，后来也被证明不会对阿拉伯世界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所以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深受喜爱。当时为了使得沙特兰兹“合法化”，还出台了四项对弈沙特兰兹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不可赌钱；第二，不可影响宗教义务和祈祷活动；第三，对弈时不可心态不宁、言语失当；第四，不可在大街或公共场合下对弈。这些条款所限制的行为，都不是沙特兰兹的特点而产生的，而是人类本性的弱点所在。因为巴格达的繁荣和沙特兰兹的流行，这个年代出现了很多关于沙特兰兹的理论著作，也有很多棋艺高超的人进入上层社会，成为门客，得到财富和地位或者获得对罪过的赦免（Murray，1913，pps.198-200），当然，喜欢沙特兰兹并且为优秀的选手提供金钱和地位的人也是宫廷中的有钱有地位的人，没有这些热爱沙特兰兹的位高权重的贵族，也就没有沙特兰兹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广泛传播。后来，巴格达的繁荣不再，沙特兰兹的热潮也一去不复返，仅仅以休闲娱乐的形式存在，不再是两个选手之间谋略和实力的竞争。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现代欧洲的国际象棋是从阿拉伯世界的国际象棋雏形经过很长的时间发展而来的（Murray，1913，p.394），在发展的过程中，规则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国际象棋的雏形首次登陆欧洲大陆的时候，也是正式参与到欧洲社会的文化史的进程中去了。因此欧洲国际象棋的历史就是国际象棋在形式和规则上不断改良的历史，这使得国际象棋在它在其他同类型的棋盘游戏中逐渐脱颖而出。国际象棋在欧洲起初在规则上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200年前，从亚洲到欧洲，国际象棋的规则和走法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国际象棋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已经有了相关的书籍，也有一些著名的棋手，而刚刚接触到国际象棋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相较而言则显得非常初级：国际象棋刚传入时，欧洲世界中只学会了棋子的走法，还有一些残局的解题练习。可以认为的是：欧洲国际象棋的发展是完全“欧洲化”的，丝毫没有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甚至在欧洲国际象棋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国际象棋停滞不前，再也没有延续之前的辉煌，棋局中开始逐渐出现欧洲国际象棋的气息。而欧洲国际象棋中的阿拉伯特质仅仅停留在棋局的行棋规则上以及残局图形和习题上了。
另外一个证明欧洲国际象棋是以阿拉伯世界的国际象棋为出行的证据是：欧洲国际象棋的名字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Murray，1913，pps.395-398）：梵语的名字“恰图兰卡”（chaturanga）西进，在波斯语中成为“沙特兰格”（chatrang），进入阿拉伯语后成为了“沙特兰兹”（shatranj）。随着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出现了对国际象棋的表达：西班牙语的ajedrez和葡萄牙语的xadrez，这两个词都是对阿拉伯语ash-shatranj（即英语：the chess）的翻译。这之后欧洲大陆上所有语言的国际象棋都是“the chess”的对应翻译，甚至在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方言中也是如此。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事实是：在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OHG，公元750-1050年间的德语，日耳曼语的一种）中，scáh，即后来中古高地德语（Middle High German，MHG，公元1050-1350间的德语，日耳曼语的一种）scháh、当代德语（New High German，NHG，公元1650至今的德语）中的schach（国际象棋）。在古高地德语中，scáh这个词有一个读音非常类似的词叫scac，意思是“偷窃、盗窃”，在中古高地德语中还派生出了schách“盗窃”（名词）、scháchœre“盗窃者”（名词）以及scháchen“盗窃”（动词）。德语词源的“国际象棋”还包括后来捷克语、波希米亚地区方言、波兰语、克罗地亚语、拉脱维亚语和匈牙利语中的“国际象棋”。事实上，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词源对“国际象棋”这个词进行分析的话：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皇室的游戏”，很多罗曼语中的意思是“棋盘上的格子”或者“棋子”，日耳曼语中的意思是“国王”或者“将军！”，这些都可以对国际象棋这种棋盘游戏的本质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明。语言上的证据是在考古证据之外为欧洲国际象棋的来源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欧洲国际象棋源于沙特兰兹，大约于10世纪时传入欧洲南部（考古证据为11世纪，但是古高地德语中国际象棋这个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时间提前一个世纪左右）。
虽然在一些故事传说中提及国际象棋与查理曼大帝以及矮子丕平都有交集，但是这些故事缺乏考古学上的和语言学上的证据，所以我们不能将其严肃对待。在法国的一些教堂中也能发现一些水晶制成的国际象棋棋子，但是日期均不早于语言学上证据所提出的时间。我们虽然无法准确考据到国际象棋传入欧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是我们可以从史籍中总结出两个早期国际象棋在欧洲的发展中心：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地点均有国际象棋传入必需的条件：日常的交流，或是学术上的，也可以是贸易往来；是港口城市，与东方有海上贸易来往。在公元10世纪，这样的城市在欧洲有从墨西拿（Messina，意大利港口城市）到埃布罗（Ebro，西班牙港口城市）的地中海沿岸。撒拉逊人（saracen，阿拉伯游牧民族）在公元827-878年攻占了西西里岛，对罗马虎视眈眈，虽然教皇利奥四世（Pope Leo IV）在奥斯蒂亚（Ostia，罗马附近贸易区）战役中获胜，拯救了罗马和那不勒斯，但是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直到公元972年才真正解放，公元1000年前不久才将撒拉逊人赶出意大利的领土。西班牙也同样经历了长期的侵略，所以在文献中也有早期国际象棋的影子：在对巴塞罗那伯爵的记载中有多处提及国际象棋，其中一处写道：“我命令你们，我的执行者，将我的这些棋子交予圣伊莱斯女修道院，作教堂建设之用。”（I order you, my executors, to give … these my chessmen to the convent of St. Giles, for the work of the church.）类似的记录中还包括在伯爵夫人去世后的心中写到“【伯爵夫人】将她的水晶棋子送给尼姆的圣伊莱斯女修道院……”（Murray，1913，p.406）[1]，这里我们得出结论：圣伊莱斯女修道院位于普罗旺斯教区尼姆（今法国普罗万斯尼姆）。按照信件的日期1058年3月6日来看，在这之前很久，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就已经有了国际象棋。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的宗教中，奥斯蒂亚的红衣主教达米亚尼（Petrus Damiani，1007-1072）在对与弗洛伦萨主教对话的记录中提及一些有趣的言论（Murray，1913，p.409），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红衣主教对于世俗的娱乐活动有些成见，但是他对国际象棋的态度却让人摸不透。他陈述了“骰子游戏和国际象棋给人带来的疯狂迷恋”（the madness of dice or chess），听起来好像在他的眼中，国际象棋与骰子游戏之间并无差别，于是他认为对于骰子游戏（alea）的禁令对于国际象棋同样适用，因为“国际象棋常常需要靠掷骰子来玩”（chess as a game that was often played with help of the dice）。佛罗伦萨主教认为，只要不掷骰子，下国际象棋便不能算违规。红衣主教非常坚定地说：“不是：国际象棋是一个骰子游戏，不用骰子只是逃避而已。教规禁止的不仅有骰子，还有国际象棋。”（No: the game is a dice-game, and to omit the dice is a mere subterfuge or evasion. The canons forbid not merely the dice but also the game also.）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国际象棋并不使用骰子，只有一个变种会用骰子辅助游戏，而欧洲的国际象棋使用骰子还是在达米亚尼去世后的事情：因为下棋时间常常过长，使人过度疲累，因而使用骰子来缩短游戏时间。但是在罗马教廷中，国际象棋仍然是一种被禁止的游戏，在13世纪的法兰西浪漫作品《波尔多的胡昂》中，陈述了用走棋和掷骰子之间的区别：走棋是英雄的游戏（hero’s game），掷骰子是一般人的游戏（ordinary game）。尽管国际象棋被认为是和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相关的游戏，但是西方教廷并没有像阿拉伯世界那样为国际象棋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在日耳曼世界中国际象棋同样只能在王室中找到踪迹：在巴伐利亚英雄史诗《罗德立波》中描述了两位国王在马斯河的桥上，一位向另一位讲述了自己曾经故意在下国际象棋中输给对手的经历。大约一个世纪后，一位泰根湖（Tegernsee，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僧侣记录了一位年轻的巴伐利亚贵族惨死于矮子丕平在位时的法兰西教廷的轶事：“王子尝与之对弈，后者更聪明，对棋的领悟也更快。输棋的那位故意挑起口角，仗着自己是父亲所爱，用一只车给了获胜者致命一击。”（Murray，1913，p.413）[2]
把国际象棋与赌博游戏等同的传统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此期间，国际象棋一直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上层阶级的游戏，在文学作品中，国际象棋也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贵族的经典室内休闲娱乐方式。在11到13世纪关于法国贵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国际象棋给人的印象便是晚餐后的活动。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国际象棋是贵族茶余饭后最喜欢的游戏，虽然亨利一世曾允许他的弟弟诺曼底伯爵罗伯特在狱中下棋；奥尔良伯爵路易曾斥巨资购买精美的棋具（公元1397年，Murray，1913，p.431），他的儿子查尔斯在当时是一位出色的棋手，并且喜欢四处邀请棋手。这期间关于贵族沉迷国际象棋的奇闻逸事不胜枚举，连中世纪骑士与贵族妇女的情事中也不乏国际象棋的增色。
由于缺乏对当时国际象棋在智力、专注、计算上的感知，我们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国际象棋对于那个时代的骑士和封建贵族有多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们也无法阐述究竟为什么国际象棋在那个时代有多么受欢迎。但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状中一探究竟。首先，10至12世纪的欧洲贵族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为：孤独、无正规工作、生活枯燥无味。在白天，他可能会困于一些对他来说并无实际意义的职责中，无论是狩猎还是交易，对于贵族是否能够支撑家庭支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到了夜晚，尤其是难过的冬夜时，漫漫长夜更让人觉得难以打发。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的是一个人会转而沉迷于游戏之中。在当时，桌面游戏的种类较少，国际象棋可以算是唯一的真正的智力游戏。国际象棋也逐渐从贵族专属的游戏逐渐向较富裕的阶层传播，但是商贾无权接触也理解不了这种游戏：只有真正拥有闲暇的阶级才能够享受这种游戏。只有在节日或者公共节日时，国际象棋只会在赌金限制在小吃和饮品的情况下才能够对公众开放。总而言之，有钱和有权的贵族闲人才是“手谈一族”（Murray，1913，p.441）。
1300年前，国际象棋除了残局习题外，没有其他可以进行研究的书本。但是正式这些残局习题的存在昭示了一些棋手开始利用国际象棋获得收入。这些习题可能会使得棋局的结果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可能导致两个结果：第一，研究这些习题使得胜负不再是纯智力、专注度和计算的比拼，还和谁掌握更多习题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下棋的乐趣；第二，因为“开小灶”可以获胜，所以有研究资料优势的棋手一定程度上想要获得更多的胜利，并且将这些胜利转化为金钱、权利、地位上的增加。无论是哪种结果，这都要求国际象棋进行改革：究竟是否使用骰子进行对弈，究竟白方先走还是黑方先走，每个棋子究竟该怎么走，等等。这就带来了国际象棋在规则上的统一和定型，也就是现在国际象棋的开端。正是因为国际象棋定型的完成，标志着国际象棋比赛可以从小范围扩展到国际，加上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推动，各国之间交通日益便利，国际象棋大赛的条件也逐渐得到满足。
2.2 现代国际象棋（公元1497年至今）
在对国际象棋新的变招的不断实验中，对于新的规则的尝试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大胆。在15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意大利、法国等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象棋，在与旧的国际象棋的“争奇斗艳”中逐渐占据上风。中世纪及之前的欧洲国际象棋被称为“旧式国际象棋”（the old chess），新制的国际象棋取而代之称为“国际象棋”（chess）。新旧国际象棋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新国际象棋的棋子有更大的威力，射程更远，活动范围也更大，这大大缩短了比赛的进程——骰子不再是减短游戏时长的必需品，国际象棋也更像真实的战争中的场景。在旧式国际象棋中，重子很晚才能出场，有些时候甚至还没有登上舞台棋局已经落下帷幕了；在新式的国际象棋中，后和象这些可以走斜线的棋子可以早早出动，开局四五步便可以对对方阵营进行压迫，伺机杀王。同时对棋手的要求也更高：棋手不再能够懒洋洋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慢慢出子，而是从第一步开始就需要留意对手的计划并因势利导。于是对开局的研究正式进入了棋手们的视野，对行棋的分析也开始兴起，棋手也开始追求更具有科学性走法。另外，兵可以升变的规则使得残局多了很多可能性，轻子、兵和王在残局中的威力逐渐显示出来。众多子力的升级在加快了棋局发展的同时，也使犯错的代价增大，犯错之后能够回旋的余地变小。这些都要求更加精确的着法，也让国际象棋对局更加具有观赏性，著名棋手的社会影响力和追随者群体都爆发式增长。无论新的国际象棋究竟具体何时何地首次出现，其传播速度之快、取代旧式国际象棋之彻底，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可以从“新国际象棋”（chess）的名字成为独一无二的国际象棋的时间中一窥究竟（Murray，1913，p.779）：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旧式国际象棋在1510年前便消失在主流社会的面前；法国最后一次出现旧式国际象棋的踪迹大约是在1530-1540年间出版的一本旧式国际象棋的习题集；英国在1529年后就再也没有旧式国际象棋的影子了；1550年间，新式国际象棋已经在整个欧洲成为唯一的国际象棋。
尽管欧洲国际象棋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式，但是着并不意味着欧洲各国的行棋规则也获得了统一。在16时期初期到中叶这段时间中，棋手们都在尽力尝试新式国际象棋的各种可能性，试图从中找出更为符合国际象棋发展趋势的走法。因此之前的关于行棋着法的书籍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除了可以作为启蒙参考使用之外，别无用途。在各国棋手论证自己的走法更加具有科学性的过程中，只有通过棋盘上的交流才能够得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各国走法不同本身就是阻拦交流的最主要因素，因为无论采取哪种规则进行比赛，都不是对所有人一样公平的比赛：任何一位棋手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走法与熟悉这些规则并且经常进行练习的人进行比赛都会感到束手无策。规则的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旧式国际象棋的规则本就不同；另一方面是每个国家对新式国际象棋的理解和建立的规则也不同。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一下1560年前后欧洲各国之间的规则差异（Murray，1913，p.812），在这些国家中拥有确定规则的只有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第一，在西班牙，吃掉对手全部棋子或者逼和算作小胜，而在其他国家中这种情况为和棋；第二，西班牙和葡萄牙中的兵可以吃过路兵，意大利没有这条规则，同时，如果可以通过兵走两格来躲避将军的话，在意大利，此时对手是不可以吃这个过路兵的，但是其他国家可以吃过路兵；第三，在西班牙，未移动过的王可以一次走两格，只要所经过的格子没有将军即可，法国在西班牙的基础上还增加了类似王车易位的优惠条件；第四，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在被将军时，不存在王可以一次走两格的优惠条件，而在其他地区，只要王没有动过，无论是否被将军都可以走两步。
在1559年末，新教皇（即“庇护四世”，Pius IV，美第奇家族，1499-1565）在上任时将一些神职人员一起带去了罗马。西班牙牧师洛佩兹（Ruy Lopez）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罗马任职时和许多罗马棋手进行的比赛，并且在他回到西班牙以后将这一经历记录在自己的书中。在与罗马棋手的比赛中，他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他的对手们：想与西班牙顶尖高手掰手腕，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洛佩兹也学会了一个意大利语词：gambit，他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Murray，1913，p.813）：“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gamba，意思是‘腿’，与之相关的动词gambitare意思是设下陷阱，因而gambit这个词的意思是‘充满陷阱的棋局’，用于描写这样的开局，这种开局是达米亚诺的众多开局中最为优秀的，也是陷阱最多的。”尽管洛佩兹的书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赞同，但是他的棋艺水平还是得到了承认的，是当时西班牙的头号棋手（Murray，1913，p.817）。他和其他两位西班牙棋手都是盲棋大师，并且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1556-1598）面前下棋，甚至受到了国王的嘉奖。
菲利普二世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出资赞助比赛的权贵，贵族和神职人员为好棋手出资也司空见惯，例如洛佩兹每年可以从索拉伯爵处得到2000克朗，他的书能够翻译成意大利语出版也得益于索拉伯爵的资助。也是因为西班牙权贵们对于国际象棋的喜爱且出手大方，意大利的棋手对西班牙产生了向往，想要去感受西班牙国际象棋的热度，当然也有较为“世俗”的欲望：获得金钱和晋升的机会。意大利棋手保罗·博伊（Paolo Boi）在1655-1672年间在意大利遍访高手，在战胜了所有的意大利棋手后，他获得了贵族们和教皇庇护五世的奖励。1574-1575年，博伊在另外两位棋手伯乐里奥（Guilio Cesare Polerio）和罗斯克斯（Tomaso Caputo Rosces）拜访了西班牙，并且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面前击败了洛佩兹和策隆（Alfonso Ceron）。之后博伊行至马德里，在那里再次击败这两位西班牙棋手。博伊得到了菲利普二世的大加封赏。他继续去了葡萄牙，并且与热爱国际象棋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King Sebastian，1554-1578）对弈。西班牙人认为，1575年在马德里的西班牙棋手和葡萄牙棋手的比赛是国际象棋真正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林峰，2001，p.31），然而，棋界里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反对派的依据是该赛的对局和成绩都没有能照一定规则以让后人确认比赛的资格，尽管洛佩兹名满天下，但是他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棋力水平有了很大的衰退（博伊后来在1598年输给年轻的萨尔维奥（Salvio）时说道：“年轻远胜于年迈，你正当盛年，而我已近七十。”[3]）。从当时留下的对局来看，那时候的水平总的来说还是不低的。棋手们弈棋总是过于理想化，走冒险的棋以求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估计不到的杀王、得子和随心所欲的将军。在当时的棋手中，公网是最具魅力的，而有组织有计划的弈法还未出现；在棋盘上所发生的一切诚然是出于偶然和幸运，而不是客观评估局面和科学计算变着后得出的结果。从当时留下的手稿中存留的开局看来（Murray，1913，p.824），当时人们在开局中追求尽快地出动重子，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向对手施压；对中心考量是次要的；在防御中常出现“反弃兵”（counter gambit）的着法。无论马德里的比赛是否被视为第一次国际比赛，但是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棋手间能进行单一规则的比赛是不争的事实。格列科（Greco Cusentino）出生在那不勒斯王国，在17世纪游历法国和英国，并且保留下的大多数棋谱，这也一定程度证明了在在去世前（1634），法国和英国也和意大利一样遵循某种当时通行的国际象棋走法和规则。1585年，现在通行的王车易位规则在罗马开始进入国际象棋行棋规则；西班牙的王车易位规则的引入则晚得多，直到1604年，一些西班牙棋手才开始使用；而法国和英国则在格列科到访前（1621-1622）便已使用成型的王车易位规则。可以说，国际大赛的举办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加快了国际象棋走法和规则统一的脚步。
2.3 国际象棋职业化和正规化
18世纪初，欧洲各地的棋手都希望可以前往荷兰的城市海牙，因为在那里住着一位当时的超级棋手（1710-1730）：苏格兰人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他喜欢下王翼弃兵开局，这个开局在当时被称为“康宁汉姆弃兵”（Gabmit de Mr Cunningham）。找寻到这些棋谱并且向桑德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进行汇报的卡泽（M. Caze）认为（Murray，1913，p.845），黑方在应对正确的情况下最多可以获得和棋的机会。卡泽拥有超过20年的国际象棋经验，他始终觉得国际象棋存在两格问题：第一是双方后的位置不同，他建议应该进行修改，使得双方的后都位于己方王的左边；第二是先手具有较大的优势，于是建议执白一方应以e3开局，以维持平衡。为了能够验证自己的观点，他向桑德兰的君主（Lord of Sunderland）提议，在现有战争结束时，伦敦的棋手向巴黎的棋手发出挑战，两盘棋同时进行，双方棋手各在一盘执白先行。虽然卡泽没有从这场对抗赛中得到他希望的结论，但是棋手们却从比赛中得到了满足，并且从这次比赛开始，伦敦和巴黎的棋手开始聚集下棋。
在这两个国家的首都，聚在咖啡馆中下国际象棋开始逐渐常态化。在巴黎，很难说到底哪家咖啡馆是更加受欢迎的一家，在每家咖啡馆中都可以看见下棋的人们。当时最为出名的棋手有科穆尔（M. de Kermur）和利加尔（Sire de Légal，1702-1792，菲力道尔的老师）。在伦敦，棋手们喜欢聚在圣马丁小道的斯劳特（John Slaughter）咖啡馆，这里也成为了1700到1770年间英国国际象棋的中心。这里的著名棋手包括康宁汉姆、桑德兰的君主、萨尔瓦多和斯塔玛（Phillip Stamma）。斯塔玛因为他出版的对残局的研究书籍而家喻户晓，他的书也被翻译成法语、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等多门语言，同时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残局研究的兴趣（Murray，1913，p.849）。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列出一些排局，排局中的白王处于一步杀的危险境地，而解题的要求是“白先胜”，其中三分之一不以杀王作为最终结果，解题的长度一般在五步棋到六步棋。斯塔玛的排局并没有作为解题赛的题目发表在报纸杂志上，而是整理出来成书出版。
菲力道尔（André Danican Philidor，1726-1795）从1740年起在巴黎的咖啡馆中下国际象棋。一开始，他的老师利加尔可以和他下让一个车的指导棋（让子赛），短短三年后，菲力道尔已经能在不让子的局面中与老师抗衡。在这之后，菲力道尔让巴黎的棋艺爱好者们大为惊讶，因为他可以同时与两个棋手下蒙目赛。也是因为国际象棋，菲力道尔得以结识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位都是水平不高但是狂热的国际象棋爱好者。1745年菲力道尔因为要参加音乐活动前往荷兰，也正是因为这次旅行他改行将国际象棋作为自己的职业。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光里，因为英国驻军中不乏愿意为下棋出大价格的士兵，所以菲力道尔的生活并不拮据，还凭此认识了很多上层人士。1747年，菲力道尔前往英国，在斯劳特咖啡馆中与斯塔玛下了一次十盘棋的对抗赛。赛制非常苛刻：菲力道尔只有取胜才能得分，而对手只要取得和棋便能够得分，最后菲力道尔以八胜一和一负获胜。1750年菲力道尔受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邀请前往柏林，尽管到了波茨坦见到了皇帝本人，但是未能与皇帝一决高下。在柏林，他进行了盲棋表演赛，可以同时与三个人进行单人蒙目赛并且全部获胜。1754年秋天，菲力道尔回到法国。在他离开法国的九年间，法国棋手开始意识到建立国际象棋中心的重要性。他们首先选择了普罗科普咖啡馆（café de Procope），但是因为围观伏尔泰和卢梭下棋的人群过多，咖啡馆不堪重负，后来中心转移到了摄政咖啡馆（café de la Régence）。摄政咖啡馆从此成为巴黎的国际象棋中心。在这里，菲力道尔战胜了他的老师利加尔，并且在之后的15年中在从事音乐工作之余来这里下棋。1772年，菲力道尔去伦敦访友，发现斯劳特咖啡馆逐渐衰败，萨洛平咖啡馆（Salopian Coffeehouse）成为了新的国际象棋爱好者聚集地。菲力道尔的到访促进了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成立，俱乐部严格限制会员人数为100人。俱乐部创始人的本意是可以确保菲力道尔可以每年的二月到五月来这里下棋，但是蜂拥而至的人数众多，该俱乐部成为了伦敦最时髦的俱乐部之一。1775年起，菲力道尔每年春天都会去伦敦进行蒙目棋表演赛。1783年，巴黎人也模仿伦敦成立了国际象棋俱乐部，资助人为后来的路易十八（他自己也是会员之一），入会需要100法郎的会费，会员享有会员特权。法国大革命为巴黎的国际象棋俱乐部画上了句号，摄政咖啡馆中的国际象棋活动也一度因此而暂停，直到1798年德夏佩尔（Alexandre Louis Honoré Lebreton Deschapelles，1780-1847）重新将爱好者们聚集起来。菲力道尔去世后（1795年8月24日），英国的国际象棋俱乐部大受打击，再也没有能够为英国国际象棋事业添砖加瓦，苦苦支撑30年后，于1825年退出历史舞台。
萨拉特（Sarratt）1821年去世后，他的朋友、学生刘易斯（William Lewis，1787-1870）被认为是英国最具有实力的棋手。1821年，刘易斯去往巴黎，与当时公认的法国国际象棋第一人德夏佩尔一决高下。在此之前，英国和法国棋手之间的交流甚少。正是因为这次到访，1824年，伦敦国际象棋俱乐部计划与巴黎国际象棋俱乐部开展一次通讯赛。与巴黎的协商迟迟未果，伦敦决定在当年的4月与爱丁堡国际象棋俱乐部开展通讯赛，直到1828年春天都还未落下帷幕。根据当时的比赛规程，比赛一共有三盘，其中两盘同时进行，两个俱乐部各在一盘中执白先行。首先获胜的一方可以在第三盘中拥有先行之利。伦敦的队员有刘易斯、科赫兰（John Cochrane）、帕金森（Joseph Parkinson）、伍德（Joseph Wood）、弗雷泽（W. Fraser）、布兰德（Brand）和梅谢尔（T. Mercier）；爱丁堡则有唐纳德森（James Donaldson）领衔。比赛最终以爱丁堡获胜告终。刘易斯在这次比赛结束后成为了不活跃棋手，致力于研究开局，获益者包括麦克唐纳和沃克（George Walker，1803-1879）。刘易斯的进步思想“用兵占领中心”（Murray，1913，p.881）影响了之后所有的英国和德国棋手，连第一位世界冠军斯坦尼茨都获益不浅，这个思想在摩菲（Paul Murphy）的棋局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沃克在1831年建立了威斯敏斯特国际象棋俱乐部，该俱乐部立即成为了英国国际象棋界的佼佼者。1834年1月29日，俱乐部接受了法国俱乐部的挑战，与其进行了一场两盘棋的通讯赛。通讯赛一直进行到1836年，巴黎俱乐部在两盘棋中都获得了胜利，他们的领衔棋手为圣他芒（C. F. de Saint-Amant，1800-1872）。在威斯敏斯特俱乐部执白的对局中，巴黎俱乐部以法兰西防御应对，这是法国当时最为流行的开局。
1834年更为重要的比赛是德拉布尔唐纳和麦克唐纳之间的系列赛。这两位分别是当时公认的法国和英国最强的选手。这场系列赛的准确信息不详，只知道是在夏秋时节举办的，德拉布尔唐纳获得了绝大多数棋局的胜利。赛程很长，局数众多，名局也不少。其中第39局成为了莫里（Méry）的诗《滑铁卢的复仇》（une revanche de Waterloo）的主题。19世纪30年代在国际象棋史上是一段重要的时期，不仅是因为举办了国际大赛，更是因为这十年象征着新时代的开始，从这个年代起，中欧，特别是德国，开始在国际象棋发展史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803年左右，德国柏林有一家国际象棋俱乐部，因为起过于私密，以至于当地最著名的棋手都不在其中。1830年时，柏林一群年轻的棋手成立了柏林国际象棋协会（Berliner Schachgesellschaft），1835年起，布雷道（L. E. Bledow，1795-1846）开始将周围地区有天分的国际象棋爱好者收入麾下，并且向他们传授了刘易斯的学说。1837年，俱乐部中有了一个名为“柏林七子”（The Berlin Pleiades）的棋手团体，其中包括霍尔维茨（B. Horwitz，1807-1885）。1843年，德国国际象棋教科书《国际象棋手册》（Handbuch des Schachspiels）问世，立刻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国际象棋教材。1846年7月，布雷道见证了《国际象棋报》（Schachzeitung）的诞生，这是继法国（1836）和英国（1841）后世界上第三家国际象棋专业期刊。同时，布雷道也致力于收集国际象棋文献，在他去世后，柏林皇家图书馆完成了他的意愿。在这个时期，国际象棋史的研究开始出现在国际象棋报纸和杂志中。林德博士（Dr. Antonius v. d. Linde，1834-1897）出版了《国际象棋历史文献研究》（Zur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s Schachspiels，Forschungen）。
麦克唐纳和德拉布尔唐纳分别于1835和1840年去世，这对英国和法国国际象棋界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1843年秋，英国棋手斯汤顿（Howard Staunton，1810-1874）在巴黎的一场21局的系列赛中战胜了德拉布尔唐纳的继任者圣他芒（胜11负6平4）。这场系列赛与1834年德拉布尔唐纳和麦克唐纳系列赛的最大区别为两位选手都选取了封闭开局，避免走开放局面，也因此受到的关注大打折扣。斯汤顿的获胜被视为英国从法国手中抢回了子菲力道尔时期便失去的霸主地位。这场比赛并不能算作世界冠军赛，如果当时有世界冠军赛的话，斯汤顿的实力也可以确保他获得冠军——事实上，斯汤顿自认世界第一人，虽然他之后也参加了很多比赛，但是这场系列赛是他生涯的巅峰。
19世纪中期对国际象棋习题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愿意为和高手对局支付大笔资金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导致国际象棋文献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是专业国际象棋杂志，另一个是报纸专栏。这两种形式存在的时间都较短，没有任何一种在十年后仍能抓住国际象棋爱好者的眼球。当时法国的杂志只维持了区区三年（1836-1839），英国的杂志《菲力道尔》（Philidorian）仅办刊一年（1838）。最早的报纸中的国际象棋专栏是《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1813年7月9日开始，1814年8月20日结束。存在时间最长的是由斯汤顿负责的《伦敦图片新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从1845年一直到他去世的1874年都在不断更新。报纸专栏一般以习题为主，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研究屈指可数（Murray，1913，p.887）。
随着报刊杂志的创办，当时唯一需要完成的事便是举办世界冠军赛了。只有在世界冠军赛上，不同国家的顶尖棋手才能够在同一舞台上争奇斗艳。1851年，第一届国际锦标赛（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在伦敦举行。正赛共有16位选手参加，赛制为淘汰赛制，“非胜即走”，只有赢家才能进入下一轮的比赛。来自柏林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安德森（Adolf Anderssen，1818-1879）获得了冠军，也因此成为了公认的欧洲头号棋手。在第二年的比赛中，赛制从淘汰赛变成了循环赛。随着安德森的获胜，德国也成为了欧洲国际象棋第一强国。安德森的辉煌在继续：在1851至1878年间，他参加了12次锦标赛，每次比赛都有所斩获，其中获得冠军七次。1860年后，认为锦标赛不能够决出最强选手的呼声越来越高。1866年后，安德森的光芒逐渐被美国棋手摩菲所取代，包括安德森在内的所有欧洲棋手无不倒在他的麾下。1857年，安德森以胜2负7平2的成绩输给了摩菲。1866年，斯坦尼茨在第一届世界冠军赛中击败了安德森获得冠军，1866年到1894年均成功卫冕，1894年输给了年轻的数学家拉斯克。斯坦尼茨是第一位称号为“世界冠军”（Champion of the World）的棋手。他意识到世界冠军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使局面棋这样一种新的行棋方式热门起来。这种新的学派是当代锦标赛赛制的结果。锦标赛中最需避免的就是输掉棋局，而局面棋是极为安全的弈法。
03
余论
比赛的举办促进了国际象棋的交流与发展，提高了国际象棋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对于国际象棋规则的统一、理论的深入与发展以及国际象棋运动的职业化和标准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象棋俱乐部和国际象棋协会成立后，拉斯克曾为国际象棋职业化提出建议（Kasparov，2003，v.1，p.116），倡导“将国际象棋世界统一起来，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组织”，以及给予棋手的对局和理论版权，维护职业棋手的利益。这些在国际象棋运动专业化和合法化的历史上迈出了坚实的脚步。国际象棋比赛的公开、称号和等级分的统一、各国组织有效的棋艺交流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国际象棋标准化而作出的努力。只有一项运动理论化、专业化、标准化、合法化都得到了实现，它才能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1] 林峰（2001）：国际象棋史话。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2] 林峰、殷昊（2010）：国际象棋词典。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
[3] Brünner Intelligenz Zeitung
[4] Faber, Marion (Hrsg) (1983): Der Schachautomat des Baron von Kempelen. Dortmund
[5] Kasparov, Garry (2003): My great predecessors. Vol. 1. London
[6] Murray, Harold James Ruthven (1913): A History of Chess. Cambridge
[7] Jahresbericht der Wiener Schachgesellschaft
[8] Wiener Schachzeitung
[9] Wiener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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