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 | 杨团：先生爱惜我，也寄厚望于我

全文约2800字。原载于《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朱传一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四年了。至今每每念及他，最后见他的那一幕就在眼前浮现。

那是2015年春节的前一天，大年二十九的下午。从（徐）永光处得知他病重，就赶去医院看他。记得此前有大半年没见到先生了。看上去他消瘦了很多，但精神不错，见到我很兴奋。我那时刚从湖北农村回来不久，一路劳顿加急火攻心致使出现从未有过的失声，只能以笔代口和他交谈。一个多小时探视时间里，90岁高龄的朱先生几乎一直在讲话，尽管说话语速很慢，但声音弱而有力。那一天，他讲了很多对当下慈善发展和对一些人、事的看法，也回顾了他自己的历史。他的头脑还是那样清晰，认识还是那样明澈，尤其回顾历史的那部分十分珍贵，可惜录音效果太差，没法整理了。

这一次见面后让我时时惦记，原打算春节后我能发声了再去继续那十分珍贵的谈话，却在3月9日，当我还在上海出差的早上，被（丘）仲辉一个电话告知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当时的悲痛不足以言表，我还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他说，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想请教他，但却再没有机会了！

2015年3月13日，一个春寒料肖的早晨，公益界的同仁，（徐）永光、（何）道峰、（丘）仲辉、（顾）晓今、（卢）德之、（王）行最等几十号人齐集在北京北郊一间简陋的告别室向他道别。追思仪式上，我哽咽地讲出了我的心里话：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传一先生晚年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他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中国公益界整整三代人。在中国社会保障界和中国慈善公益界，他将被我们永远铭记。”

🔼朱传一先生（前排右二）与中国公益界人士合影；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杨团。

认识朱先生，我应该算作两次。

1988年到1989年上半年，我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分配体制司。那时，我们司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世界社会保障制度，进而对中国计划体制下的国家保障制度提出改革方案并且组织试点。而朱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从国外访学中认识到，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构建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改革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裨益。提出这个观点，在当时是要有勇气的。1985年，时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的朱先生已经60岁了，他的观点被整理成中国社科院要报呈中央领导。1988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分配体制司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对这份报告的批示，对先生油然起敬。接着，我找来当时许多介绍、诠释世界社会保障的文献书籍，其中大量是他领衔或执笔的，此后我就在各类会议上认识了先生。

不过，真正认识先生是1989年末到1990年初那个冬天。有一次先生邀我到他家去。进了家门我才知道，他要郑重地和我单独谈话。这一次不是谈社会保障，而是谈我。他了解我的身世和当时遭遇的困难，以长辈的身份，更是以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身份，对我这个涉世不深、头脑简单的年轻党员推心置腹，让我懂得改革并不比他们那一代经历过的革命更容易，相反甚至可能更难，道路更曲折。他说，既然你抱定了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愿望，就不能怕挫折，不能怕受委屈、冤枉。他说，他理解我和相信我。这让我激动得几乎落泪。自那以后，我有了一个忘年交，如同我的父辈、老师和领路人，给我排忧解难，让我敞开心扉。

记得1994年，我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做秘书长时遇到自己难以排解的委屈，先生约我到中山公园走一走，鼓励我心胸要开朗，要向前看，向远看。那是在秋天，我们踏着脚下悉簌作响的黄叶，商讨今后的工作去向。先生向我提出，为了更好发挥你的长处，何不调动一下工作呢。他还告诉我，中华慈善总会刚刚被批准成立，急需工作人员和操盘手，我已经积累了慈善机构的工作经验，可以考虑到这个新单位去工作。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就向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崔乃夫老部长推荐了我，这才有了我在中华慈善总会5年的工作经历。这五年，先生一直担任总会研究与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与我这个常务副秘书长经常见面、讨论工作还一起出差考察各地的慈善事业。和他在一起工作，我总是被他身上洋溢的蓬勃活力所感染。他就像一架永动机，不知疲倦地转动，让我经常忘记了他已经是70多岁的高龄老人了。

1999年，我离开中华慈善总会，进了中国社科院，从此开启了我最忙的10年职业生涯。我同时兼顾社会政策研究和慈善公益事业，老年社会保障与长期照护的实践调研，还经常下农村做农民组织试点。而先生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出差和外出开会少多了，大部分时间以看资料和找人谈话的方式了解慈善事业进展。我忙得顾不上去看朱先生，加上那时还没有普遍使用手机，先生就经常往家里打电话找我，而我几乎永远不在家，常由爱人代接。结果我爱人成了他的电话好友，每每转述他的话，都是“你要注意健康，放慢步子，不要当拼命三娘”。

先生照旧关心我的工作，只是从面谈改为写信。当他发现了慈善的好文章，就剪下来复印并附上他的意见寄来。记得他的见解里充满着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如何做慈善的创见。“要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中国慈善的拥护群”以夯实慈善的社会基础就是其中的一件。而他对欧美慈善的深刻理解、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坎坷经历总是让他的意见散发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良知和睿智。后来我得知，他经常把剪报和意见复印多份，分别寄给各位公益小友。自打先生参与中华慈善总会工作起，就从社会保障研究者转型成了慈善公益的志愿者。这个转型似乎更加符合他的性格，帮到的人越多，他越快乐。先生心里永远有一把火，而让它燃烧的引子，就是公益和公益人。

先生的晚年，就是在与各类慈善组织尤其草根组织、各种年龄尤其青年公益人的亲密交流中度过的。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发觉他除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公益人之外，开始有系统地回顾历史。他将自己写的和看过的重要资料都按照年份一一整理好，放在一个大纸箱里，还指给我看。这导致在他身后，我们建立传一慈善文化基金时，资料整理工作方便了很多。

大约在先生逝世的一年多前，一次他约我到家里长谈，从头讲述他的历史，尤其1949年以后在党内思想和路线斗争史中他所遭受的磨难。我不由得记起2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他邀我的那场郑重谈话，才更加理解了他的用意。先生爱惜我，也寄厚望于我，愿我坚韧，愿我沉着，愿我绵长，而不要做易折、易污的峣峣者和皎皎者。

在回顾历史后，朱老开始严格地评价自己。他说，自己这一生，很多时间被耽误了，尤其在最有活力的中青年时代没能做出什么，改革开放后，快60岁了才有了能给国家做点事的机会。他说，人的生命很长，但是真正能够有所贡献的往往只有一两点，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建议是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听着他温和而语重心长的话语，我就在想，这个睿智的老人是在向我做最后的人生交代吗？

是先生，在我面临人生困境时指点迷津，是先生，春风化雨般地为中国几代公益人的精神成长不懈努力。在突然得知先生逝世的那一刻，这一切都蓦然涌上心头......

痛定思痛之后，我理解了先生终其一生所留下的，正是“这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身上的人文精神：立足现实，心忧天下，关注人性，爱惜青年，困顿时不颓唐，得意时不恣洋；温和、坚韧，始终以道德关怀和社会良知为重，而这，就是先生传承给我们的公民精神即公益精神。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承继先生之风，是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中国公益人的共同心愿。

2017年，十家中国基金会共同发起“爱德传一基金”，矢志将先生彰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即公益精神代代传承。

🔼《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京东图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城等均有售。

往期文章，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