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杨团：中国慈善与西方慈善为什么不同？

编者按：

7月14日，在第三届“敦和·竹林论坛”暨中国社会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公益社会学前沿”分论坛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杨团发表了主题为“建构慈善中国学”的演讲。

在演讲中，杨团强调，这是她目前正在思考的主要方向。她说，建构“慈善中国学”是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从而传承中国文化，实现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对话，共同开创新时代、新文化的需要；而“建构慈善中国学”除了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视角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中国视角”。

所谓“中国视角”，杨团指出，是要认识到中国、亚洲和西方国家从根子上就不一样，是有其独特的“基体”的，这个“基体”包含文化基因在内，是在长时段历史中因地理、生态与人的生产生活互动而逐渐长成的比较稳固的本体，具有历史延展性、可持续性和蜕变重生性。

杨团认为，中国慈善正是中国“基体”的产物之一，而研究中国慈善、建立中国慈善原创概念最佳的切入点是梳理中国的“公”“私”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关的一组概念范畴。她说，这样研究，有可能对中国慈善与世界慈善为什么不同做出独到的解释。

下面是整理的演讲内容。内容原载于敦和基金会微信公众号，但爱德传一基金对其题目和架构进行了调整，并校正了个别表述，敬请读者知晓。

全文约6800字，可谓对中国慈善文化与研究思考的最新标杆，推荐收藏细读，并广泛讨论。

目录

正文

我现在思考的主要方向，不是公益慈善的社会政策，而是公益慈善的理论建构。我想命名为慈善学的理论建构，再明确一些，是慈善中国学的理论建构。这源于多少年来痛感中国慈善研究统统是舶来品。

美国联合之路前总裁贪腐事件：问题背后的思考

我1993年开始接触慈善工作，担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秘书长。当时对于基金会，我一无所知。有个老同志告诉我，基金会的概念是从美国来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还很紧张，想做事没钱支持，一批高级政府官员跑到美国学习，发现基金会是个找钱的好工具，筹的款可以补充政府财政，用来做社会福利服务。

1995年，我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期间，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奠定了我后来对基金会的认识基础。

当时美国举国讨论联合之路的总裁阿拉莫尼的贪腐事件。我们一下飞机就进入会场，一边瞌睡一边听这个让人震惊的事件。那可比“郭美美事件”严重得太多了。联合之路（United Way）是美国最大的慈善体系化组织，是联合各地慈善组织共同筹募善款的总会。他的总裁是授薪人员。这个阿尔莫尼很能干，每年领导美国的筹款运动，筹措上百亿美元。但是他将大量筹款用在自己和女友坐头等仓以及给女友买礼物上。这个大丑闻最先被《华盛顿邮报》揭露，后来阿尔莫尼被判了7年监禁。

这个事件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案例。从那以后我了解了，原来所谓成熟的西方公益慈善，也会出现大的问题。问题背后到底有什么隐藏的原因？有没有文化和历史的渊源？那时，我开始有了些肤浅的思考。

新时代的中国大公益：乡村振兴

2009年，我主编了第一本《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现在已经十一本了。我今天都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我在第一本报告导言中就开始认真地分辨什么是慈善，什么是公益。从那时开始，我的思考就开始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尤其注重辨别基本概念。

我要特别提到乡村振兴对我的启示。我自己十几年从事乡村合作组织建设，在实践中做研究，能够直接感受到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中央将乡村振兴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现在起到2050年，两代人要全情投入。这就是说，乡村振兴是我们这个时代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大事，是融汇各领域各界别共同利益的最大的公益。过去，我们更多强调政府是强制求公益，民间是自愿求公益，两者有本质区别，应该分立，现代慈善是民间公益不是政府公益。而乡村振兴当然是必须由政府公益和民间公益紧密连接而不是分立才能实现的。两者以一定的形式和机制紧密连接和融汇贯通，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大公益。中国大公益有其自己的渊源、理念、机制和文化，它和西方国家是不同的。

化解全球危机的新机制、新思想：世界大公益

2010年，我在无锡参加世界公益论坛发起人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世界大公益”。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自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发生了重大改变，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抬头，种族、贫困问题，加上气候变化影响农业乃至人类生存环境，诸多矛盾纠缠交织，出现从未有过的复杂和多变现象，以往国际化调节机制的作用显见地衰落了。自那时起到现在10年了，全球的问题和矛盾更加深化，愈演愈烈。当下的中美之争、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绝非偶然，应该追溯到2008年。基于当时的现状，我感觉到世界需要新的机制来抵御危机，就把这种机制概括为“世界大公益”。

在2010年5月，我当时是这样讲的：

“大危机孕育着大公益，启迪了大公益。现在很多人看来，公益还仅仅处于慈善的范畴。但实际上慈善仅仅是公益的一小部分。大公益是一种既包容又超越的概念。从小的方面，它可以包容我们自己的民族慈善，从大的方面，它包容国家所做的公益。但大公益更重要之点在于，它可以超越种族，超越国界，共同应对人类的各种危机和灾难。实际上今天这一行动已经在某些方面开始启动，而包括G8、G20等组织的建立也意味着已经开始应对各种多元化问题。但目前所做的还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这说明目前正在面对着非常多的危机。现在要做的是打破过去的常规和认识，需要建立新体制、新思想，以多元化方式化解现在的危机。”

我那时在思考，世界遇到的诸多问题，不能只依靠国家与国家的合作解决，应该由各个国家的NGO和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加入其中，团结起来，共同面对世界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如何团结？答案是：大公益。

2014年，无锡灵山国际论坛上，我再次提议，中国要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公益大国”。世界公益大国就意味着以国家的身份承担世界好公民的角色，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追求一个让各国民众免于饥馑、苦难、暴力和歧视，维护和平、公正、自主、平等、安定，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善治的全球社会。

中国的“公”与“私”

这次的公益社会学论坛上，我注意到朱健刚和武洹宇（武洹宇文章，请看爱德传一基金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的文章。武文讲到晚清著名的“西儒”、清政府聘请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64年，在将《国际法原理》翻译为中文的《万国公法》中，8次用到“公益”这个词，但所对应英文表达各不相同。他对公益的表达既有对国家利益，也有国与国之间的共有利益。

这个精通中文的外国人居然将公和益两个中文字连接，用来表达更加广阔、宽泛、超越的大善，真是了不起。“公益”这个词从而先流传到日本和世界，又返回中国，致使以往中国考据都认为“公益”是从日本词语引进的。这让我联想起自己2010年提出世界大公益概念，其渊源居然可以追溯到1864年，今人和古人相通，岂不挺有意思吗？

其实中国的文字极简但意义深广，尤其很生活化，有不少象形文字。例如我们讲中国的“公”，是从小团体小组织的共同生产生活发展而来。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就是一例。“井”字就是象形文字，八家为井，中间是公田，八家是各自的私田，八家要结成互助组，共同种公田，种好了公田，私田的收获才归自己。

《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可见，这八家种的公田就是“私”与“私”相互连接、互助合作而成的。这个公是小公，此外还有大公，“大道为公”的公指的是天下，是大公。

中国历史上有永佃制的土地制度。永佃制将地主的所有权限制在收租上，担当朝廷的税负。佃农可以永久性的耕作土地和转让、转租，交租给地主，不直接交给朝廷。永佃制体现了又一类私与公的关系，是私和私即地主和佃农连带起来为朝廷完税。而朝廷的“公”是“万民之私即为公”的“公”，要治理国家、赈灾抚恤。

可见，中国的“公”并非是脱离“私”的独立的公，而是私与私连带而成的“公”。这和西方的公具有与私相对立的传统是不同的。中国的公和公益要比西方更包容，更广大。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基因和国体的基质决定的。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中国为什么改称“社会组织”

1995年，我随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当时对于第三部门的理论，是全盘接受的。但在实践中往往碰壁。

国外的第三部门又称为“独立部门”，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秦晖出了一本《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史比较研究》，也是讲这个理的。我很喜欢这本书，可是在国内的实践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的非营利组织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我越是思考实践，越是发现大部分问题找不到理论上的解释，特别是中国大型非营利组织、真正有影响力的组织大部分都与政府有重要关联。

NGO即非政府组织这个词是从国外引进的，后来被中国政府改称为“社会组织”。为什么称“社会组织”呢？因为中国有着规模庞大的群团组织和专门从事社会工作的事业单位，它们是由政府给编制和发工资的。从整体看，它们的规模甚至大于这么多年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所以，党中央提出，这些组织要成为党和国家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枢纽。早期提出的社会组织的含义其实包括了这类枢纽组织，现在，社会组织已经专指民间组织了。

我一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改词，后来明白，“社会”这个词在中国是极为丰富的，而非营利/政府组织经常会在概念上兜圈子，例如，非营利组织其实不是不营利，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等等，让人费解。再往前追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组织并非以捐赠为主要资源，而是很注重用经济收益支撑慈善公益，所以我经常说，社会企业的渊源来自中国。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慈善的历史传统大都被丢弃，不过，在后来的思想和制度建构中，总有一部分还是蕴含了历史元素的。

为什么要做慈善中国学的理论建构

像武洹宇所做的工作，对公益近代话语体系的梳理，证明了公益语汇来自中国本土，是中国传入日本的，并进行中日“公益”语义的对比。这种工作就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工作，是为慈善中国学的理论建构打基础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慈善中国学的理论建构？这是为了认识自己、认识中国，认识他人，认识国际，从而传承中国文化，进行国际交流，共同开创新时代、新文化的需要。

我还举社会企业的例子。社会企业的概念来自西方，这些年我们全盘照搬照抄，按照西方的思路形成手段工具。但是20多年前，我从资料中发现，中国其实是社会企业的鼻祖，中国慈善的主要来源不是类似西方那样依赖捐赠。

大家知道南通的张謇，四川的卢作孚，我就不说了，只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清代四川举人。这个举人被乡里推举主事当地慈善，要养活孤老和孤儿。用什么方式筹集资源呢？大家先给凑了一笔银子，他就拿银子买了地，把地分给佃户去种，收了地租后再养老人小孩。民国初年，企业兴起，他就用一部分地租投股建火柴厂，火柴厂的利润也用来养老人小孩。这样一直持续到抗战前夕，日本人快要打进来了，这个慈善事业的常规可能要被打破了，怎么办？这个前清举人就到各个佃户家里磕头说，这个地我不要了，送给你，但要接受我的一个条件，就是我把老人小孩送到你家，你负责养老送终和养育孤儿长大成人。佃户全都欣然接受了。这就是中国慈善的做法和传统。

再讲一个慈善伦理的例子。中国的传统慈善很注重慈善伦理，这与儒释道三家汇合的中国文化基因关系重大。而我们这些年忙着做筹款，建组织，却对精神伦理层面的问题比较忽视。

去年慈善界爆出的性骚扰问题，不少人不以为然，其实这是深层次的人性和文化的表现。还有，我最近听说的唇腭裂儿童慈善手术后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的问题，慈善机构只管资助做嘴唇的表面缝合，不管口腔里面牙齿对不对得上。对此，口腔科医生站出来说这样不行。这其实是医疗伦理对慈善组织的挑战。

我们的慈善组织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为什么做慈善，做慈善有没有伦理问题？只讲项目结果、表面效果而不考虑连带后果，不对未来负责是不是缺乏慈善伦理？

如何建构慈善中国学（一）：问题意识与大历史视角

第一，问题意识，这方面的前面大致讲过了。

第二，大历史视角。现在不仅是慈善研究，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缺乏大历史视角。我们常常囿于很片段、零碎、很小的事情做很精致的研究，但对大的问题、中观和宏观的问题抛掷一边。

提出大历史视角或称历史时间三段论的是布罗代尔，法国非常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讲历史时间分三段，短时期的是人物史或者事件史，中时期是社会史，长时期是地理史或者结构史，这是总体史学观，核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时期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

以这样的大历史视角关照我们的研究，就发现我们基本上总是在做就事论事的研究，就短期研究短期，就中期研究中期，长期的研究常常空洞无物。

由于长时段历史决定中时段，中时段历史决定短时段，所以，研究短时段问题一定要放在中时段的社会视角下去考虑，研究中时段历史一定要放在长时段历史的结构视角：地理、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结构下去思考。这是研究的方法论，对慈善中国学的理论建构关系重大。

以大历史观做慈善研究，要明白功夫在诗外，不局限于慈善本体，跟慈善相关的，诸如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地理等，都需要关注和研究。我提出慈善中国学，用意除了要研究慈善的中国文化基因外，还有跨出慈善，从慈善视角研究中国，以及与慈善亚洲学、慈善全球学作比较的意思。

如何建构慈善中国学（二）：以中国视角，研究中国基体

第三，中国视角。慈善中国学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中国视角。什么是中国视角？日本有个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叫沟口雄三。武洹宇在她的研究里大量引用了他的观点。我希望搞慈善研究的人都去阅读沟口雄三的著作。

沟口雄三有一本书《作为方法的中国》。是说中国和亚洲，与西方文明不是一体的，世界不是只有西方这个唯一的文明和唯一的普世价值。要提炼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亚洲文明，就必须找到一种研究方法，沟口认为以中国作为方法来研究亚洲是最合适的。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最长久和完整，并且发散到亚洲各国包括日本。这挺有意思，反映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特点。

要提出中国、日本还有整个亚洲的文明与西方不同，需要做很多理论工作。这要挑战现实当中的流行说法。现在我们经常说全球只有一个普世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普世原理来自哪里？来自西方。

我最近看到西方一位著名学者谈到中国时说，你们别的都很好，但是你们说的特殊性其实是在普世原理中的特殊表现，并没有超出统一的原理。而沟口研究的立论是中国、亚洲和西方国家从根子上就不一样。所以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基体”，它不是基础，不是基因，而是包含文化基因在内的，在长时段历史中因地理、生态与人的生产生活互动中逐渐长成的比较稳固的本体。它具有的基质是历史延展性、可持续性和蜕变重生性。

我以为沟口讲的很有道理，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基体，中国的慈善就是中国基体的产物之一。

武洹宇的论文做了对“公益”的梳理，但是缺少了对“公”与“私”这两个概念及其连带关系的梳理。其实沟口对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我受沟口的启发，去研究中国的“私”，和沟口的结论一样，中国的“私”不是西方式的单独个体或者个人主义的“私”，而是私和私连带而成为“公”，同时，“公”也能返回到私与私的连带，而私与私的连带其实是中国人之间原本就具有的关系，它与互助相关，但是比互助可能更为本质。如此研究下去，有可能对中国慈善与世界慈善为什么不同做出独到的解释。

所以，我以为，建构慈善中国学，不能只研究公益、慈善，中国的“公”与“私”研究应该是重要主题。中国的“私”是如何连带的？“公”是如何长成的？“公”与“私”是通过什么机制融合的？“小公”“中公”是如何长成“大公”的？不仅要从治世理念、秩序思想等观念资源上，更要从日常生产、生活里的习俗、规制上发掘。例如我前面讲到的井田制、永佃制等土地制度，就是长在生活里的。天下为公、大道为公，公私兼顾、公私两便，不要一人专私，但要万民之私，万民之私就是公（清代黄宗羲语），等等这些语汇，都在中国本土产生，都蕴含中国文化的基因。

明白了“公”与“私”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士绅非常重视乡里，重视家族传承；为什么乡村的穷户与富户能够维系完整而长久的宗族关系；为什么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互帮互助这些中国文化的慈善传统。才能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乡村振兴，就是融合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公、私含义的大慈善和大公益。

当今的中国慈善公益界，很多人认为乡村振兴不是慈善公益界的事，乡村振兴是经济振兴、是政治需要、是政府该做的事。但我认为这样想就错了。

中国的慈善、公益从来没有脱离过经济、从来没有脱离过乡村。中国文化的根就在土地、农业和乡村。乡村和农业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乡村和农业的价值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越来越彰显。

现在的慈善公益界把城市和乡村的工作完全分开，大部分机构和组织只服务于城市，乡村是被丢掉的“鸡肋”。这是错误的。

我们的社工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社工没有农村社工，所以我们也没有，开拓中国农村社工新局面的是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他最近在主持广东省双百社工计划，让社工到乡村去工作。

最近7年，我推进了一件事，就是在我创办的农禾之家推动禾力乡工计划的实施。乡工即乡村社区工作者，他们统统是本地农民。支持和陪伴他们一起共同学习、提升能力，做好乡村工作，成为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和骨干，就是禾力乡工计划的内容和目标。有社工参加了乡工培训后对我说，“杨老师，你这个东西我们从来没学过，乡工我们做不来的。”可见本土与外来人才的差距。西方的社工有用，但要适应中国的需要，大大地不够用。所以，慈善中国学的理论建构不仅要做理论，还要做实务，这类实务要有中国本土的理论做支撑，要适应中国基体。

如何建构慈善中国学（三）：建立原创概念

最后，我想说，现实的中国非常需要原创概念，原创概念是慈善社会学、慈善中国学的基础。

如何建构原创概念？我以为要以中时段、甚至长时代历史为线索，观照、发掘、提炼中国的原创概念。其最佳切入点可能就是从梳理中国式的“公”与“私”开始，建立起相关的一组概念范畴，然后在其之上，发现原理、构建推理、体系、机制，分辨出中国、亚洲与西方不同的基因、基体和基质，从而实现东西方文明在各自基体上的交流和对话，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以为是与中国“公”的含义的发展脉络完全一致的，是蕴含中国和亚洲文明的基因和基质的。这也可以是我们做慈善研究，要超越慈善、放眼未来的一种动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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