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 | 顾晓今：先生在公益慈善道路上的指引，让我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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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爱德传一基金“传承”系列第4篇文章，作者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原副理事长顾晓今女士。这篇文章最珍贵者有二：

一是记录了朱传一先生作为一位影响了中国三代公益人的前辈的“遗言”——“要‘自我量力’”“培养接班人最重要”（朱传一先生逝世于2015年3月9日）。

二是结合私人信件呈现了朱传一先生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同意“慈善改变中国”的提法，强调“慈善，实施的是仁道，但不可能靠慈善去实现正义”；又如，提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期望，即“从慈善启蒙，不断唤起民众人本意识、社会参与意识、自治意识、乃至公民意识——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大潮”；再如，经由对改革与治理深化的敏锐洞察，提出“这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也是对其成长的考验”；等等。

经由作者同意，特发表出来分享给大家。一方面希望使更多人们能够认识朱传一先生的为人与精神；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借此砥砺所有行动中的公益慈善同仁——在推进社会变革的这条路上，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努力，历史上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将不是。

正文

手边展开的是朱传一先生近四年来给我的信件。要想整理朱先生的思想脉络，不是我能力可及的事情。但是，先生对我在公益慈善道路上的指引，却让我刻骨铭心。

2015年2月26日，我到位于北京东城区樱花东街的中日友好医院看望朱传一先生，此时他已住院近3个月，身体很虚弱。我一走近病床，朱先生就拉着我的手说，“老朋友都来看过我，我心里莫大的安慰。转告大家，我就讲四个字，要‘自我量力’。今后的事业的日子还长呢，不自我量力的人，是傻子，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接着朱先生说：“培养接班人最重要，我一再跟杨团说，我不赞成自己冲锋陷阵的人，没有遗留下宝贵的财富。天下留下一个自己的名字（伸出小拇指），最重要的是要留下一个事业。

英雄主义造就不了人民群众的事业。一个人再能，不可能延续100年，得再多的荣誉，也不可能把中国挽救于水火之中。只有坚持不懈，多留下种子。格瓦拉式的英雄，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把中国创造出一个新型的世界，不是凭借一个人的英雄或者十个模范。要懂得历史，要懂得创造世界不是一个个人的能力。中国未来有希望。希望不在于十个八个英雄上。

我很高兴能活到90岁，能看到创始希望工程的作用和意义。希望在未来一代身上。有这些，我就很高兴。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你和永光把希望工程的事业进行下去。”

🔼朱传一先生（后排右三）与公益界人士合影；前排右二为本文作者顾晓今。

此刻，老人显然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我自己佩服两个人：一是社科院副院长宦乡，二是科学院院长李昌。他们个别对我谈过很多话，启迪我的思路。李昌经常约我去他家，一点点把他的思想、想法告诉我。

我90岁的时候，还想起他们两位杰出的预言家，也是杰出的冒险家。这样杰出的人，在中国有一大堆。要培养出这样敢说的人，杰出的人物，有预见性的人物，中国就有希望。”

看望的时间远远超过我预想的计划。我告诉先生，“现在年轻人都很棒，请您放心。”

先生似乎言犹未尽，还在自言自语，“宦乡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李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他们能对我这个当时还是很年轻的人说。我衷心钦佩他们的胆量。”

🔼朱传一先生（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学者交流的场景。1981年，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访美前，就到美国后的研究课题，朱传一先生曾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有过密切讨论。

这些年，我隔些时候就会去看望朱先生。我知道，杨团、丘仲辉、黄浩明、吕朝、王维娜、陈迎炜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平时，朱先生也经常打电话给我，把他的一些想法讲给我听，还时常寄信给我，里面是老人家对公益慈善思考的观点，还有对刊登在各类报刊上的文章的批语。

上世纪40年代，朱先生曾亲身参加了上海学生组织开展的慈善活动，以“救饥救寒”和“爱人”运动为号召，动员大批学生、青年进入棚户区、贫民窟，以募集的资金、衣物进行慈善救助。时隔四十多年，当“慈善”随着“改革开放”被解禁之时，朱先生受邀担任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始期的外事委员会主任。期间，朱先生努力将国外慈善与公益的做法介绍到中国，不遗余力地传播慈善文化和公益思想。

“‘从慈善起步，不断推进社会改革’，是我个人对慈善未来前景的设想和期望。” 

为此，2011年9月朱先生列出了一张“中国现代慈善的成长与生命力”的图表。目的是想“反映约一个世纪以来‘慈善’历经的道路”。

🔼朱传一先生整理的表格：《中国现代慈善的成长与生命力——我亲历和认知的慈善》，详见《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0-281页。

“看看我自己整理出来的这张表，一方面，感到‘慈善’这条路，漫长而艰巨，需要一步步向前走，它们成长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又感到当前其发展速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也还该满意。” 

“从‘慈善’目前的社会需求看，有急迫性。从1998年长江洪水灾难、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经历看，都是如此。急风暴雨的客观需求，也许是导致‘慈善风暴’‘慈善革命’‘慈善，政府是第一推动力’‘慈善改变中国’等出现的客观原因，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另一方面看，‘慈善’的真谛又是人们发自内心真诚的爱和道德观念的表现，需要认真和长时期的培育。这种意义和并现，在当代社会中引发出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面对“慈善改变中国”的提法，朱先生思考了许久。

“我一直高度评价慈善在现中国的积极作用。但我却一直不同意‘慈善改变中国’的提出。慈善，实施的是仁道，但不可能靠慈善去实现正义。‘仁’，可能有助于‘维稳’，却不可能靠仁政达到为人民群众‘维权’的目的。今天，人们迫切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就业权、居住权、环保权、儿童抚养权、养老权、妇女权益、残疾人工作和福利权和各类民主权利。实际上，‘维稳’不可能离开‘维权’，二者密切衔接，相促进。权益要人们自己起来争取，不可能依靠施与。这就是说，‘仁’要在发展中逐步要加上‘义’，‘维稳’中要逐渐增加‘维权’的内含，取得‘仁’和‘义’的统一，二者逐步结合在一起，推动社会改革大潮，才可能改变中国。” 

朱先生说，“我对‘希望工程’和‘非公募基（金）会’有很高评价和期望，因为它是‘慈善’的带头羊，今天仍有无限生命力。我希望，已经‘从慈善起步’的历程，将一步步推动社会改革，对今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起更重要的作用。” 

对此，朱先生勾画了一个“目标与展望：从慈善启蒙，不断唤起民众人本意识、社会参与意识、自治意识、乃至公民意识——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大潮。”

2014年，朱先生已经89岁高龄，但他仍然保持着勤于思考的习惯，对慈善与公益一如既往地关注。此时的朱先生，更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环境下的价值和成长。

🔼朱传一先生关于慈善的思考，可参考《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75-239页的有关内容。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新阶段，社会治理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新的内含和延伸。

社会治理似可理解为多元共治的制度，即不只是依靠政府的管理行为，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即以法制思维治理社会。开放，已不仅理解为对外或经济方面的开放，也应理解为对内、对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逐步开放。

多元共治必须构建社会组织，形成广泛民众积极参与的机制，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必要和有利条件。” 

2014年8月，朱先生撰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治理中促进社会组织成长》。文中提出，“当前，国内社会动荡，各方面关系复杂紧张，这正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必然反映。大力清除腐败，和形形色色的腐朽势力斗争，是提高民众觉醒和忧患意识的过程。应该认为，这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也是对其成长的考验。”

“改革和治理的深入，必然使社会各种力量的较量复杂多变。由于腐朽力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非短期内可以轻易清除；而社会公平正义力量的壮大，也需要在不断磨练中成长。因而，在实施社会治理和创新过程中促进社会组织的强大，是一个长期和代代传承的过程。” 

“社会组织壮大的基础在基层社区和社团即社群的建设。因而，应充分认识持续动员民众和志愿者，培育骨干力量，深入基层，创新各种形式的组织和建立社会企业等方面的重要性。” 

一位耄耋老人，将他毕生的精力投入社会变革。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有志于以慈善和公益促进社会变革的人。今天在怀念他的时刻，我们应将这一“代代传承”的理想，化作千千万万行动者的方向，来告慰这位老人——我们敬爱的朱传一先生。（完）

🔼朱传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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