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梅：女童保护不只是保护女童 | 公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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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0月11日，是联合国“国际女童日”。以下是关于这一纪念日的背景信息（来自联合国专题网站）：

“在1995年举行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一致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这是推进妇女和女童权力最先进的蓝图。《北京宣言》是第一个明确呼吁实现女童权利的宣言。

2011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6/170号决议，宣布10月11日为国际女童日，以确认女童权利以及世界各地女童面临的独特挑战。

国际女童日重点关注解决女孩面临的挑战，促进女童赋权，实现她们的人权。

女青少年有权生活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下，并接受教育，这些权利不仅仅贯穿于她们关键的成长期，而且延续到她们成为成熟女性。如果女孩在青少年时期获得支持，她们就有改变世界的潜力：在今日赋权女孩，明日她们会成为工人、母亲、企业家、导师、户主甚至政治领袖。认识到女青少年的力量并对她们投资，就能增加她们当下的权能并促进一个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来。世界人口的一半同样也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平等的伙伴，帮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冲突、经济增长问题、预防疾病的问题，从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女童正在打破成见和排斥所造成的障碍和壁垒，包括那些针对残疾儿童和生活在边缘化社区儿童的歧视。作为全球运动中的企业家、创新者和发起者，女童正在创建一个与自身及其子孙后代息息相关的世界。

世界领导人在2015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进展路线图。

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是实现17项目标的基本要素。只有确保妇女和女童权力问题贯穿所有目标，我们才能实现正义和包容，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经济，以及为子孙后代维护我们的共同环境。”

联合国国际女童日的专题网站列出了2020年将重点关注的女童要求，包括：（1）免遭性别暴力、有害习俗以及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侵害 ；（2）学习未来生活所需的新技能；（3）积极领导加速社会变革。其中，“免遭性别暴力”被列在第一位，可见其在现实中的严峻性和对女童健康快乐成长、权利保障的重要性。

性侵是女童所遭遇的性别暴力中至恶劣、伤害至深重的一种。今天，我们转载“女童保护”及其创办人的故事，希望能够促使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到这个社会问题的系统解决行动中来。

上完那堂课，孩子才意识到被性侵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方澍晨：责编：朱逸蕾、朱凯

“我国现在对性侵害量刑太低了！明年‘两会’，我们一定要继续建议专门设立‘性侵儿童罪’！”“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对同伴们说，神情愤慨。

这是2019年7月的一天，大家谈起最近的两个新闻：上海新城控股董事长猥亵幼女、四川一名有奸杀前科的人出狱后再次犯案。

性侵儿童的新闻层出不穷。“女童保护”每年都会统计过去一年公开报道的案例。2013年至2018年，国内媒体共曝光2096起性侵儿童案例，每起都有不同数量的受害儿童，有的甚至多达100余人。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有11519件。

“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我一想到数字背后的每一个孩子，他们惊恐害怕又不知道找谁说，不知道怎么去维权去求助……一想到一个个孩子人生轨迹的改变，我就觉得特别受不了。”孙雪梅说。

2013年6月1日，有感于那段时间频繁出现的儿童性侵新闻，时任京华时报记者的孙雪梅，与全国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单位发起了“女童保护”项目，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让儿童远离性侵害。

● 正在授课的孙雪梅 / 受访者

曾有不少受害者在“女童保护”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留言，倾诉自己的经历，甚至有人打电话来求助。孙雪梅记得：“不少侵害者是孩子的亲戚，比如表哥、舅舅、姑父、爷爷等。偶尔也有男生来倾诉。”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讲述了自家女性长辈的遭遇：十来岁时遭遇性侵，到现在70多岁，侵害者已经离世了，她还是走不出来，封闭自己，不愿意跟人交流。

让她难过的是，小时候听说的那些性侵案件大多都不了了之，只有一起案例，因受害者有了生命危险，事情才进入法律程序。

有专家预估，儿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约1/7会进入司法程序。孙雪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受观念影响，受害儿童或家长没有报案；第二，由于缺乏证据，公安机关没有立案。

“女童保护”的工作重点，一是做防性侵知识普及，改变公众观念；二是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以帮助遭遇性侵的儿童。

01

谈“性”色变

“同学们，性是非常美好的，”孙雪梅在台上大声说。她看到台下孩子们专注而有些羞赧，后排家长们神色紧张起来。

“但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年龄发生，” 她继续说。家长们明显松了口气。

“我告诉你们这些，不是鼓励你们在青春期发生性行为，而是让你们对性的知识有全局了解，这样你才能对自己、对他人健康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接下来，她讲到避孕的各种方式、验孕方法、人工流产的危害等等，最后是“怎样辨别性侵害、遇到性侵害怎么办”环节。

2019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餐厅的大包间里，孙雪梅向30多个孩子讲授新开发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课程。这次课程应家长邀请而开。这些女孩子刚刚小学毕业，即将进入同一所寄宿初中。家长们联系“女童保护”，希望将这次课程作为送给她们的毕业礼物。

不过，这次邀约的部分家长提出：最好只讲防性侵部分。孙雪梅分析，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还小，不需要知道性行为相关知识。

中国社会“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是“女童保护”一直面对的障碍。

早在2014年，“女童保护”就试图制作青春期版课程。但是，各方面专家、教育从业者，甚至“女童保护”团队内部，对课程内容和尺度都无法达成共识。

当时召开的研讨会上，来自北京的一位副校长倾向于讲更多性教育方面的内容，因为他们学校的初中生甚至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避孕套。而某贫困县教育局的反馈是，那里刚上初中的孩子连月经是什么都不知道，对经期感到恐慌，希望主要讲生理卫生和人身安全。

孙雪梅觉得时机未到。当时，即使是完全不提性行为、连生殖器官名称都用“隐私部位”替代的儿童版课程，推广起来都还有障碍。

她曾通过联系教育局，到大理某村的一所学校授课。上课时，校长旁听一会儿就出去了，没有说什么。不过后来接受媒体回访时，校长表示：“讲这个，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我们以前都没有提过‘性’这个字。”

02

修订了55次的教案

听起来简单的儿童防性侵课程，包含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如果漏掉或者错讲其中的小细节，反而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伤害，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儿童版教案从初拟到现在，一共修改了55次，“每次细小的修订都是有原因的”。

有时候，是为照顾孩子的感受。

在云南山村试讲时，一个女孩忽然哭了。

课后，小女孩找到孙雪梅：“老师，你们一直在说，如果有人试图触碰隐私部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如果有人约我出去玩，要告诉爸爸妈妈。可是我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几年不在家了，我该告诉谁呢？”

孙雪梅眼泪都出来了。当天晚上，她就和同事们讨论，从此把“爸爸妈妈”改成“家长或者你信赖的其他大人”。

还要强调的是，对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不能直接讲性侵案例，避免给他们带来恐惧感。

有时候，是为平衡。

最开始的教案里讲“熟人也可能性侵”时，本来只举例提到两三个身份，其中包括孩子常接触的老师，为照顾老师的感受，得改成十几种身份。

“比如说到老师、校长，也要说‘厨师、校车司机等’，老师就不会抵触。”孙雪梅解释，“同时，还要告诉学生，如果有课堂上讲到的、属于性侵害的行为，不管对方是不是权威，是不是日常尊重的人，都是坏人。如果没有，就不能拿这个来开玩笑。”

“防性侵教育不能变成恐惧教育，”她说。必须告诉孩子，身边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单纯让孩子认为‘不能跟任何陌生人说话’是不对的。但必须告诉孩子，帮助别人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能跟他走，不能离开常规路线，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03

不是谁都能来讲课

最近几年，来自各地妇联、教育部门、检察院等政府机构以及家长的主动邀约，已让“女童保护”忙不过来。

截至2019年6月底，“女童保护”已培训志愿者数万人，考核合格讲师6000多名，与全国200多个团队签约合作，在全国30个省份，向超过312万名儿童、53万家长讲授了儿童防性侵课程；线上课程也覆盖了数千万人。

在筛选讲师这一步，“女童保护”有重重标准。应征的志愿者经过培训后，通过试讲、考核等环节，才能成为讲师。青春期版课程的讲师考核更复杂，需要电话面试、录制试讲视频、当面考核等，新讲师第一次授课还必须录音或录像，交由专家再审核一次。

一些想当然的认识误区，让不少志愿者没能通过筛选。

比如，“如果遇到性侵怎么办？” 

孙雪梅回忆，“2014年考核时，有志愿者没有仔细看教案，试讲时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什么情况都要先大喊大叫、奋力反抗。” 

而正确答案是：要分人多和人少两种场景。

人多的时候应该大叫反抗，寻求周围人帮助离开。但假如周围人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或周围无人的山野时，这可能会刺激施暴方，也许会从性侵发展到杀人灭口。

这时就需要告诉孩子：“先大声拒绝和适当反抗，但如果对方转向暴力侵犯，就要注意不要激怒坏人，可以编理由逃脱，实在逃不了就要默默记住坏人长相、悄悄留下物品当证据。”

还有的志愿者在试讲时，只让孩子们提防“坏叔叔”，这也是常见的错误观念。

“实际上，性侵儿童者不仅仅有叔叔，也有爷爷奶奶、阿姨、哥哥等。不仅仅存在异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有老人性侵，也有未成年人性侵。只让孩子们认为叔叔才是坏人，可能埋下隐患。”孙雪梅解释。

除了对授课过程的细节要求之外，“女童保护”还用制度来规范讲师的行为。

“女童保护”接受男性志愿者，但男性可以多做统筹等幕后工作，或经过考核后给家长授课。直接给学生授课的讲师必须是女性。因课程的互动环节有身体触碰，由女性讲师来做更合适。如果男性授课动作不当，很可能让学生觉得是侵犯。

讲师虽然是女性，也被要求不能单独跟一个孩子相处。还有一个规矩是：相关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共同参加。

04

女童保护的价值

性是美好的，但它的发生是需要有条件的。性是两耳之间的事，不仅仅是两腿之间的事，是需要经过大脑思考来做出决定的。“女童保护”以这样的理念贯穿其中，身体的发育也是美好的，不应该害羞。“如果老师自己一讲到性，想到的都是负面，那就有问题。”

那些课程在孩子们身上产生的作用，是孙雪梅继续的动力。

比如，曾有一位小学女生听完课，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一段经历是性侵。她告诉了家长，性侵者很快被警方抓获。学校邀请“女童保护”再去给几百名家长上课。

还有学生听课后反馈，某老师经常对他们动手动脚。“女童保护”去找学校交涉，最终将那名教师调离了岗位。

最近还有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在家长会上感谢了“女童保护”——一个女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性骚扰，她想起课程的内容，大声叫喊：“我还不到14岁，你想坐牢吗？”随即告诉了老师。骚扰者在两天后被抓获，据说他经常在那一带，对年龄稍大的孩子性骚扰。

也有让她愤怒的时刻。

曾经在某地区，“女童保护”已组织好了讲师队伍，排好了授课计划。这时，一名已离开当地上大学的学生找到当地的志愿者讲师，讲述自己初中时被一名老师性侵的经历，并指出那名老师仍然在那所学校教书。

志愿者讲师在当地志愿者群里讲了这件事，讨论下一步怎么做。没想到，群立刻就被解散了。很快，当地教育局下令，不再开展“女童保护”课程。

孙雪梅很生气，只能一边寻找其他渠道，一边安慰自己“这也是对这个地方的一种震慑”。

“不过这种很少，我们跟绝大部分地区的合作是顺利、愉快的。”她补充。“捂盖子不如提前揭盖子，告诉大家盖子下可能有什么。很多政府部门的人是爱孩子的，他们会主动去做，这也是造福一方。”

她预判：未来几年，强奸、猥亵的报案率会提升。“不是因为这类犯罪比以前多了，而是大家的权利意识被唤醒了。我觉得我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也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05

推动制度完善

让孙雪梅感受到价值的，还有近几年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变化。

“女童保护”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每年全国“两会”前夕，“女童保护”都要召开座谈会，请来相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呼吁他们将相关内容写成议案提案。会上探讨、呼吁的不少内容，正在逐步实现。

比如，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取消嫖宿幼女罪，将其并入强奸罪从重处罚；2019年8月2日，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开消息称，检察机关将建立全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有过性侵害犯罪的人，会被限制进入教育、培训等直接接触孩子的行业。

对监护人性侵孩子的情况，“女童保护”也一直推动剥夺监护权后的社会监护制度完善。监护人性侵孩子，出于生活保障、家庭伦理、亲情等因素，孩子往往不敢说，“要让这些孩子报警后还能过正常生活，他们才敢说出来。”孙雪梅说。

许多性侵受害者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要对不同的人反复回忆受侵害经过，有时还要多次进行身体鉴定，造成严重的再度心理损伤。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也是“女童保护”多次呼吁的话题。近两年，在最高检推动下，一些地区已开始试点。

孙雪梅印象最深的是江苏淮安。她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培训讲师时，看到当地检察院为被性侵儿童建立的“暖阳之家”。那里环境布置得很温馨，被性侵儿童进去后有心理咨询师陪同，然后由女性工作人员来询问过程，并全程录音录像——这些影像供公检法在后续使用，如果没有很明显的证据瑕疵，不会再次去询问儿童。

女童保护还与民法专家一起推动延长被性侵儿童民事索赔时效，在2017年已经实现，受性侵儿童的民事诉讼时效从原来的2年，改为18岁起算，3年内有效。

如今，孙雪梅还希望推动实施对受性侵儿童的精神损害赔偿，加强对受害人的心理干预和帮助；特别提请相关部门注意网络色情对未成年人的危害……

一直以来，“女童保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自己可以提供专业支持。老师需要严格培训，并且要有绩效考核。

过去几年与各地教育部门的合作中，曾经发生的现象是：教育部门认为“女童保护”对讲师的考核过于严格。不过可喜的是，面对坚持，他们逐渐也都接受了。教育部门事实上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更高，不是谁都能随便进课堂。

孙雪梅希望社会各界都能意识到，防性侵教育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必须严肃对待。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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