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丨苦涩年代的甜美记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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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Lyceum，源自古希腊语Λύκειον，我们译为“蓝色木”。亚里士多德以此命名他的学园，我们也期待在这里与诸位交流学艺，漫议社会、人生。古希腊的Lyceum以漫步论学著称，我们也期望在“蓝色木”中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作者
阿雅娜·图瓦（Ayana Touval），生于1939年，1941年7月随家人逃出萨格勒布，1945年8月返回家乡，1949年与父母和外祖母移居以色列，同行的几千人全是大屠杀后幸存的前南斯拉夫犹太人。后来进入希伯来大学深造，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并长期从事高等数学教育工作，现定居美国华盛顿。
《苦涩年代的甜美回忆》（Sweet Memory in Bitter Times）是图瓦女士撰写的个人回忆录，记述了从童年到1953年的生活经历。作者本人业已通过在中国的亲友居中联系，特此授权蓝色木lyceum公众号独家发布此书的中译本。
苦涩年代的甜美记忆（二）
作者
阿雅娜·图瓦
译者
王进军
第
3
则
巧克力
我父亲情绪的好坏与广播里传出的嘶哑声音息息相关。如今我才知道，1941年和1942年间的新闻实在太恐怖了。
就在那时，我们被拘留在靠近南斯拉夫海岸的考库拉岛（Korcula）上。
这里食物匮乏。外祖母闻起来有股鱼腥味，因为她每天都要洗鱼和做鱼，母亲则排着长队为家里打水。
“看看我的静脉血管，”她后来说道，“这些都是我在考库拉站着排队等水的结果。”
我敢肯定父亲也排在某一条长长的队伍里，为了不常有的面包、从意大利寄来的邮件和水。如果下雨了，占据厨房大半地方的水箱里才会涨水。
然而不幸的是，亚得里亚海域好像被施了魔咒，长期干旱少雨。
在这种可怕的情形下，父母竭尽全力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准备营养均衡的饮食。我很清楚地记得，父母在餐桌上为我摆出一盘胡萝卜时是多么自豪。当时我只有三岁大，既不知道胡萝卜有什么营养，也不想吃它。后来发生了可怕的后果，广播里的新闻听起来非常糟糕，德国人在各个战场都摧枯拉朽，而我还不肯吃花费心思准备的晚饭，父亲再也受不了这新的败绩了。虽然说出来难以置信，但是他确实揍了我的屁股，“直到变为通红”。我伤心地大哭起来，但还是没有让步，我对胡萝卜真是没有一点食欲。我饿着肚子，伤心地回到床上，然后母亲走过来，递给我一片巧克力。
第二天，我的早饭、午饭和晚饭仍然是昨天的胡萝卜。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变得屈服，开始吃了起来。
我们必须要从岛上搬到意大利本土去，后来住在库蒂利亚诺镇上的小旅馆里。
我们并不是旅馆里唯一的住客，除了一群军队里的逃兵，还有几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成的夫妻。我们所有人都有身份证明，如果不是十分仔细的检查，一般都能应付过去。
我们在那个旅馆里的生活继续围绕着食物打转。
父母会去森林中采蘑菇，去临近的村庄里打牛奶。外祖母从一件破毛衣上拆下线来，反复用来织袜子，并用剩下的毛线补袜子，我常常坐在旁边，希望引起她的注意。
外祖母偶尔会搬出字典学习意大利语，这时她就打发我去院子里玩耍，以期获得片刻的宁静。
我很嫉妒那本字典。有一天，我非常生气，撕碎了那本字典，并扔进抽水马桶里。没过多久，下水道就被堵住了。
水流得到处都是。我依然记得气愤的尖叫声，人人提着水桶跑来跑去，脏水漫过了整个地板。
过了一会儿，马桶修好了，撕烂的字典被发现了，大人们也找出了我这个小“祸首”。
这一次我受到的惩罚，比不吃胡萝卜的后果要严厉得多。长篇大论的训斥之后，是一顿结结实实的痛打。我记得父亲吼叫着“你想让我们全家被赶出这所房子吗？”“你想让我们都去死吗？”
我回到小床上，觉得浑身疼痛，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过，让我感到非常恐惧。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罪恶感，我只知道自己大声地哭喊，还记得母亲向父亲大叫“住手！快住手！”
当我钻进被窝的时候，母亲走进来，递给我一块巧克力。
她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肯定自己在没有挨打的时候，偶尔也会得到一块巧克力。遇到我的生日，父母和外祖母的生日，还有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我都得到过巧克力。
言归正传，说回那个下水道被堵住的小旅馆，我们一家没有被房东赶出去，但是德国人进入了意大利，我们必须搬走。父母想去瑞士。在北上的路途中，我们在米兰待了两周，当时盟军正在轰炸米兰。父母不知怎么找到的门路，加入了一帮走私者的队伍，他们许诺会带着我们越过群山，前往瑞士。
1943年底，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瑞士成为备受难民青睐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穿越边境的漫长旅途之前，二十个人蜂拥在小窝棚里。
我们在黑夜里开始翻山越岭。一个年轻人把我驮在肩上。
我们来到一个大峡谷边，对面的瑞士边境检查站里透出一线灯光。
我们站在幽深峡谷的边缘，向导告诉我父母说通过边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放在行李箱里，再用绳子吊到谷底，他向外祖母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我父母则自己滑了下去。
到达谷底之后，我们发现大家奇迹般地正好落在发出亮光的小房子门前。
母亲把我从箱子里放出来，用她冰冷的面颊贴着我的脸，把一块巧克力放进我的嘴里。
“这是最后一块了。”她说。战争开始时，在我们流浪的路上，母亲竭尽所能买到了两磅巧克力，这是最后的一块。
“噢，妈咪，不要吓唬我，没有巧克力的话，我们怎么停止哭泣呢？”
“不要担心，宝贝儿，我们已经来到了巧克力之乡！”母亲说着，依然用她冰冷的面颊贴着我的脸。
第
4
则
糖
有一个名叫米歇尔的姑娘和我们住在同一幢公寓楼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小男孩住在隔壁的楼上。我父母很高兴我有了小伙伴，我却没有告诉他们那两个小男孩已不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而我一时也说不明白，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不是我的朋友了。我避着他俩，仍和米歇尔做朋友。
“阿雅娜适应地很好呢。”母亲说。
“她的法语也说得有模有样。”父亲也说道。我的存在显然分散了他们对生活的忧虑。他们担心很多事情。在日内瓦，我们是难民，依靠父亲微薄的薪水度日，每天都在恐怖新闻的包围中提心吊胆地生活。
就在夜晚来临之前，家里收到了从红十字会转来的几封电报。
父母和外祖母泣不成声，说他们不相信电报的内容，还说“必须回到南斯拉夫去，因为这些电报不可能是真的。”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收到过很多错误的电报，再看战争结束后，我所有的兄弟都回来了。”外祖母说道。
“这次看起来不太一样。”父亲说。
“我们要回到南斯拉夫去，”母亲接着说，“我们就在自己家里等着，他们回去会找到我们的。”
“但是从新闻看来……”父亲说道。
“留神一点，孩子在这儿呢。”母亲说。
“你为什么不出去到院子里玩？”外祖母说完，又开始痛哭起来。
我走下台阶，来到院子里，打算从扎成篱笆的树上折几根鲜嫩的树枝，心想：“这应该会让外祖母好受一点儿，我要把这些嫩绿的枝条带给她，这样她就可以把它们插到桌上的一只玻璃杯里，放在盛方糖的漂亮瓷碗旁边了。”我刚把手里的树枝整好，米歇尔走了过来。
“你从哪儿折的这些树枝？”她问道。
“从篱笆上。”我说道。
“从篱笆上？你不知道不许从院子里摘花吗？”
“这上面又没有花。”
“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不行的！”米歇尔大声叫道。
我把树枝扔到篱笆上，跑上楼去，和家人一起痛哭起来。
第二天，我看见米歇尔站在台阶上。她说除非我给她几块方糖，否则就要“告发”我。
“告发我？你向谁去告发我？”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理解了“告发”的意思。
“我知道该向谁说。”她回了一句。
在瑞士生活的日子里，糖是定量配给的。那时父母每天喝咖啡替代品时，两人分享一块方糖，我和外祖母在饭后也会分享一块。
我离开米歇尔，忧心忡忡地走上楼去。但我非常幸运，起居室里没有人。我从碗里抓起两块方糖，放进口袋里。
我把两块糖交给米歇尔，她说两块糖还不足以让她不去“告发”我。“到底什么是‘告发’？”我再次感到疑惑。但是我知道必须从碗里再拿一些糖块。
又拿了三块糖后，米歇尔宣布她不会再去告发我们了，但是她要驱逐我们。是的，我们就要被“驱逐”了。
“告发”和“驱逐”这两个词在我的脑子里来回打转，让我很是苦恼。
晚饭时，母亲说房子里有只老鼠偷吃了糖。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母亲吻了一下我。
“没事儿，亲爱的。我猜我们不该把糖放在餐桌上，让小老鼠轻易地吃到。”于是糖碗被放到了一个高高的架子上。
我想尽办法躲开米歇尔，米歇尔也厌倦了“告发”和“驱逐”的游戏。
有件事情，如今很难相信，但在当时确实发生了。1945年5月8日，我们在日内瓦的大街上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战争结束。米歇尔想挽着我的手。
陪同我们的老师见我一脸不高兴，就让米歇尔离开我，去挽其他女孩子的手。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米歇尔说道，又加上一句，“她是我唯一的朋友。”于是我们挽起了手，在欢乐的大街上朝前走去。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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