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十三）：潭头生活、河大和地方共办的七七中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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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李丙寅回忆录

潭头生活、河大和地方共办的七七中学

（1939.8-1944.5）

13

下

洗衣。

在潭头时没有肥皂，洗衣用的是皂角树上结的皂角，把成熟的皂角打碎放在水盆里浸出皂角液用。吃的水是从几条街外打的井水，淘麦子也用井水。洗衣时，母亲都是挎一个大篮子的被单等，我拿着皂角盆一起到南寨门外约一二里的伊河滩那儿去洗。这儿是伊河发洪水时冲成的一大片河滩，但平时仍有一些细流。我们在水流宽的地方挖出个水坑，搬几块大些的石头当搓板和坐凳，母亲就坐下来洗。为了避免鞋袜被水弄湿，母亲就把它们脱掉，双脚泡在水里，当然是在水不冷时。在流水里洗衣服，清的时候比在井边水盆里省劲多了。把洗好的衣物放在水流里，用块石头压着不让冲跑，一会儿就冲得干干净净。然后拧干，抻在多石少沙的河滩上。河滩开阔，风多，阳光充足，很快就干了。母亲洗好一件，我就去晒一件。但是大一些的衣物，如被单，母亲就要和我一起去抻开。她这时嫌穿鞋袜麻烦，就光着脚走在沙石上。她那缠过的脚，当然硌得疼。她几乎用脚跟走，身子左右摇摆，令人心疼。我说我自己费点事慢慢抻，她不让。所以，母亲为家庭做出的牺牲最大。

日食。

有一次，我和母亲在河滩洗衣服，突然发现天渐渐暗了。母亲说不好，赶快回家吧。我们赶快收拾好衣物，往家快走。路上觉得像月牙的夜里一样，发现地上树叶的影子是月牙形。抬头望天，太阳就像一个弯月。我立即想到，这是日食，这是太阳的影子透过树叶的空隙，即物理学上说的小孔成像的结果。我俩进到寨里后，就听见有人喊日食啦。

种菜。

我家住的院子上房让土匪烧掉了，剩下地基。父亲带着我把整个地刨了一遍，清理了砖头瓦砾，平整了土地，做成了菜畦，挑了沟，把厕所的大粪铲到沟里沤一沤。后来，每晚睡觉前父亲就让我同他一起蹲在沟上大便，从此养成了我每晚大便的习惯，终生不便秘。父亲向临近菜园的老农（父亲称他“张老”）讨点菜籽，也向河大园艺系要点菜籽，就种起来了。记得有葱、辣椒、芫荽、洋白菜（那时候学名叫甘蓝）、番茄（那时候叫洋柿子）、韭菜、菠菜、茄子，还有黄瓜，还给它搭了架子，总之，应有尽有。我还让金陵中学的同学郑乃瞻寄来榨菜籽，倒也成了一棵。还有扁豆角，我们在去厕所的小路上搭了个架子让它爬。此外，还种了些花，记得有夜来香（月见草）、石竹、千日红、金盏、桃红、朝艳*（类似牵牛花，但花较大）等。父亲本是农民出身，所以，很有收获。

*注：似应为朝颜，即牵牛花。

猫和鸡。

我家住进这个院子后，一天晚上，母亲发现屋里桌下有一只没毛的母鸡。第二天问邻居，他们也没丢鸡。母亲就在院里一个向阳的角落垒了个鸡窝。养了5年，经常下蛋。为了防鼠，母亲向邻居讨了一只小猫，灰色黑斑。母亲说这种猫叫狸猫，很厉害。有一个白天我们见它捉到一只小老鼠，它不马上吃掉，而是玩。它用嘴叼起来往上空一扔，把老鼠摔个半死。它用爪子拨动老鼠。老鼠动了慢慢爬。它等老鼠爬得远了，它又扑上去，叼起来摔。老鼠苏醒后又爬，后来老鼠突然窜进墙边一个洞里，它扑上去也来不及。它用爪子伸进去掏，也掏不出来，我们姊妹们笑它大意失荆州。

我们在潭头住时，夏天苍蝇不多，蚊子也不多，晚上在院里睡时，点个艾蒿绳（用艾编成的绳晒干，有卖的）就可驱蚊、安睡。最讨厌的是臭虫。它们藏在屋里的柱子中、墙缝里、木棚上。夜里它们可自天而降，落在床上，也可从地面上爬到床上，困扰得人睡不好。但是父亲不在乎。他说有一点痒痒，还觉得舒服，他床单上都有死的臭虫，带血，那是他翻身时压死的。

1942年5月，母亲生下秉信弟。生产那天夜里，父亲叫我去请生物系的学生黄莺子，因她是从医学院转来的。半夜我去敲她和她父亲（昆虫学专家）住的老百姓家的院门。我大声喊着：“黄莺子先生！黄莺子先生！”一边拍着木门。她起来开门，问什么事，我说了母亲要生产，请她去。她当即跟我去家里，非常热心。母亲产后得了尿潴留。父亲先请了校医的中医，开了服药，吃了更厉害了。又让我去请西医。他是中专生，所以，起初不为人看重，现在只好请他看看。他看后，就用了一根很细的橡皮管导尿，一下解决问题了。过后，父亲还请他吃顿饭。我肚子上长了个小疮，在西医那儿换了几次药也不好，请中医看，他拿了一小贴膏药，上面撒一些红粉样的药，贴在患处，说什么时候膏药掉了，就好了。果然。

潭头镇上有个中药店。门口一副对联：“宁肯架上药生尘，不愿世上多病人。”意思不错。

在潭头时还是缺医少药。我母亲一次患鼻窦炎，流黄脓鼻涕。医生说，可服早发夕安（最早的一种磺胺类药），只有进口的，20元一片，一日三次，每次两片。那时父亲的薪水单上仍是每月300元，连3日的药也买不了，何况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还要顾及起码的生活，所以，母亲拒绝治疗。后来不知怎地好了。母亲患头癣，她听说火车轮轴上用过的润滑油可治，她就托人去洛阳要了一瓶用。她记得她娘家有个亲戚叫巨东海（或巨海），是个修理火车头的工人，托人去找他要的。后来我家逃难到西安，我曾跟我母亲去西安火车站打听找到他家，看望了他们一家。

我们患感冒，发烧，流涕，父亲就在额头、太阳穴、颈后涂点万金油（现名清凉油），然后按摩，很有效。受凉拉肚子时，父亲就用烧开水的铁壶，烧些热水，垫块布，放在肚子上暖，还放在尾骨处暖。对于麦粒肿（俗名起角眼），他叫用小毛巾浸热水后拧大半干，放患处热敷。我一生都用此法。喉咙痒时（咽炎），在茶缸里倒些热水张着嘴，用那蒸汽熏。舌苔厚腻时，一截柳枝的外皮来刮就能治好。上火，则买很便宜的中药黄柏冲水喝。虽然很苦，但是一些土法也很有效，由此也可见父亲在生活上的能干之处。

爱兰妹一个时期黄瘦。父亲发现她大便（怀疑她有寄生虫，让她在便盆中大便）中有像面条宽、一小段一小段的东西。洗净后拿给理学院院长孙祥正教授看。他在美国留学时学过医。他说是绦虫*，这种寄生虫很不容易打掉，不像蛔虫一样用中药使君子就行。他倒给了个中药方子：槟榔一两，木香五钱。煎服后，就在便盆里便出两条绦虫。他带了助教张元龙先生去家里，用两根短木棒，把洗净的绦虫缠绕在木棒上，说做标本。那绦虫的长度从二门到上房屋基前，有两三丈。父亲推测爱兰所得寄生虫病是猫传给的，因她爱把猫放在她被窝里。此后，她就不带着猫睡了。

*注：绦虫多寄生于猪、牛等牲畜体内，人体内寄生绦虫多半因误食半生肉食所致。

这个药方，解放后，我在22队学习时告诉给我的小组长，一个姓张的学员，让他去找孙祥正先生，问清剂量、服法。他服了后也有效。由此可见孙先生的医术之高明，而且也重视中医药，虽然他是留美博士，且他后来以眼科出名。解放后，他辞去公职，在大坑沿街的个人住宅开了眼科诊所。每天在那条街上送病人的架子车排一大溜。后来，他的侄子、侄女（或女儿？叫孙材英）在市人民医院眼科供职。

父亲也常把报刊上得到的有关抗战的事拿来同我谈，如美国援助我国军用飞机，需要大型且很坚固的机场。那时，我国物资贫乏，技术落后，但动员许多老百姓去修，并全凭人力来拉动很大很重的铁滚来碾实地坪，深得美国飞行员的赞叹。

他还说过，美国援助中国一种叫“黑寡妇”的飞机。她每夜在重庆上空飞，只要发现空中有飞机，就自动击落。所以，她在天空飞行时，自家的飞机也不能上天，所以叫“黑寡妇”。有了她，重庆的防空能力就强了。

他还拿回几张盟国在中国散发的对德、意轴心国战争成果的宣传明信片，如击落敌机的架数。他教我利用空白的一面涂上黄血盐，阴干，用照片底板来做晒蓝图。在潭头时，秉文弟在当地士绅王欣丛办的私立伟志小学上学。到五年级时，他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七七中学，竟然以前几名的成绩被录取。他说，有一道有关路程的算术题，属四则应用题，是六年级的内容，没学过。他用纸把路程叠成格子，然后从两端按甲乙的速度往中间凑，得到二人相遇的地点，就从答案去推计算公式，由此可见他的智力。他在潭头上学时结交的好友有樊功铸（樊映川教授之子），王励前（王广庆校长之子），霍诗青（霍渠庭教授之孙），赵天锡（河大职员赵冠君先生之子，天锡妹名媛，系我妹爱华同窗好友）等。有一个寒假，教他们代数的河大化学系助教赵镳老师对我说，你弟弟考得不错，就是一学期没交一回作业，你叫他补上，不然我给他不及格。我回家对他一说，他说，那还不容易。一个星期就补完了。

解放后，我在河南医学院工作时，开封155医院药房的周志宏同志到河医进修，同我认识后，他说他是潭头东山人，曾在伟志小学和我秉文弟同班。他说，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说：“你们别看李秉文在下边捏泥人，我讲的啥，他都听了，也会。”此事除了表明我弟聪明之外，也可看到河大在潭头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影响。周志宏后来成为155医院药房主任。155医院还有一位检验科主任也是潭头人，我曾见过，忘记姓名，好像姓张。

我的几个妹妹都在伟志小学上过，河大教育系把它作为实习基地。同时，有多名学生去担任教师，所以教学质量很高。这些老师也倾入爱心，使学生终身难忘，如周葆慧先生、张蕙英先生等等。周葆慧先生晚年在北京定居，我的几个妹妹曾数次去看望她。我爱兰妹在伟志小学时，河大去的老师们还教学生排练一个名《面包歌》的小歌剧，爱兰曾演母亲，她天天在家也练，我也就听会了。本世纪初，五小老学长、开封高中的王玉民老师曾对我说，她在五小上学时，学校就教过这个歌。

因七七中学初中部只收男生，且偏离潭头中心，当地士绅又和河大方面议，在寨里办一个男女兼收的伊滨中学。我爱兰妹即在此校读书。这种男女兼收的学校无疑使当地女孩子受到较高的文化教育，思想上也会进一步的解放。听我爱兰妹说，她们女同学中还有缠过脚的，虽已解放，但上体育课时，跑步就跑不成。任教老师多是河大高年级学生，个别是助教，如黄俊德、扈康庭、刘鹏荪、安瑞林、魏庚、宋景昌、滑明镜、吴冰心、邢治平（助教），还有梁建堂虽未教课，但教他们排练话剧。

河大曾做了一次理科实验室展览，包括生物系的标本，让群众参观。大家最感兴趣的有一个直角形的玻璃管，两端连着玻璃球，玻璃球里面放有红色液体。演示者用手握着有液体的球，红色液体就跑到另一个球里。然后又握那个球，那球中的红色液体又跑回这个球中。演示者说，这红色液体是乙醚加点红颜色，乙醚的沸点是35度，人的体温是37度。所以，手一握，它就蒸发过去。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时任助教的杨先生，他拿一瓶液体试剂打开瓶口对我说：“丙寅，你闻闻，可好闻啦。”我往瓶口使劲一闻，呛得头疼。他哈哈大笑地说：“这是阿莫尼亚*。”至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还是我父亲的学生。解放后，据我所知，在河南高校有三人在工作中打开氨水瓶时被熏坏了眼，其中二人还是化学教师。

*注：阿莫尼亚，即氨水。有毒性，不可正对瓶口嗅。

河大老师还有一种科普茶话会。

大家一边吃着花生，喝着茶，一边听一位主讲人作科普报告。父亲带我去的一次是霍渠庭教授讲的无线电通讯，题目是《千里眼和顺风耳：从民间故事说起》。

河大教职工的住所。

潭头人和当地政府对河大教工的住房安排得尽可能的好。

同学袁相臣的父亲袁惠民先生是农学院讲师。他父子俩住在一家民房中的南屋，北屋住着农学院的老师刘祝宜及其子刘永年（也是我同学）。一年寒假，我见刘先生在花盆里放进锯末种上小麦，后来长得绿油油的。记得他谈过营养液和水中培植，我还到图书馆看过这类书。

袁先生当时负责农学院在南寨门外的一小块园艺场，场中有间小房供一场里工友住，一棵大树，一口水井，由牛拉水车浇地。该场主要讲求品种多，花卉也不少，记得有一片夜来香，晚上经过幽香扑鼻。

上房住的是院长王直青教授。王先生是位清朝举人，后来留学，听说他晚上睡觉时脱下的衣服还叠得整整齐齐。我没进过他屋子，他在屋门口时，我见到他也恭恭敬敬地鞠躬称王老伯。他笑笑答应而已。后来，听说他娶了个小老婆（指年龄很小，十几岁），我没见过。潭头劫难时，只听说他被俘。日本鬼子让他背多个枪支，驱赶他一路行军。途中他受苦不堪，跳沟未死，负伤。未听说他那小老婆的下文。

有位贾先生，不知他是哪个科的职员，他和林瑞年先生同住一个院子里的上房三间中单独一个门的一间。只听说他害眼。那时那里缺医少药，他听人说童便可治，但他用自己的尿来洗眼，结果成个红眼，别人就戏称他为贾二兔，我也就不知道他的大名。

王明岐教授家住在东街，同当地任姓居民一个院。他在北街某个院中有间屋子作工作室，我曾去那里找过他，向他借那本他在班上介绍的《生命的起源》中译本，不记得作者、译者。只记得是精装，草绿色封皮。我去时，见他正在英文打字机上打卡片。桌子的一旁有一个几乎装满卡片的箱子。他把书找出来给我，也没说什么。我怕打扰他，立刻离去。

赵冠吾教授在潭头时，有位剪发头、穿着朴素的夫人。我见过一面。后来听说他的大太太（原配）从老家（不知何地）赶到潭头，骂他一顿，说他没良心，并力逼他把这位撵走。因为当初赵先生家里穷，都是他岳家供养他上学，一直出国留学。这时，赵先生只好照办。

生物系主任傅茂轩先生曾留法。他家在我家对门的一个大院里的后院，有上房及厢房。他有五个女儿，最小的是个儿子，小名拴住。进大院门，往北一个院子，住的是数理系樊映川教授一家和化学系徐墨耕教授一家。我没留意有几间房。但有一间宽大的屋子，没住人，里面有块黑板，我去问数学问题，樊先生就在黑板上边写边讲。此外，还摆有桌子，见他俩下围棋。

徐墨耕先生原是河大化学系毕业，曾留校做助教，以后考取公费留美。第一次面试时，见他患过天花，脸上留有麻子，认为有碍国家面子，没批准出国。后他又去考，考试合格，此时恰因抗战爆发，面试时，政府官员心烦意乱，没认真，就通过了。由此也见徐先生的业务和外文水平。徐先生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心怀母校，在烽火中，毅然携带家口来到交通不便、办学和生活条件差的潭头。他初到潭头时，曾到我家叫我们看他从美国带来的扑克，说是一种叫有机玻璃的材料做的，脏了可以洗。

距我家不远有个大门楼，里面三间南屋也很宽敞，住的是数理系主任陈作钧教授一家三口。

同学马德训的父亲马辅臣先生，那时是讲师。他家在我家南边一条街上，进院南屋三间。他家五口，但德训的哥哥恒昌在河大农学院读书，不在家住。我没注意房东的住房，只知道有个后院，院子不小，有好几棵树。

数理系齐协寅教授、王泽汉讲师也住在这条街路南院子里的上房。他俩没有家眷，分别住在上房的东西间。

教数学的黄屺瞻教授和森林系主任栗耀岐教授在一个院，有上房厢房不算少。

财务科梁科长，听说有两个夫人，有几个孩子，住的是离十字路口很近的一个独院。

会计李秀琳、吴晋三两位先生在临大街路西的院子里，有临街房。好像训导长赵新吾教授一家也在那附近。昆虫学家黄以仁也在那附近。临大街的房子都是好房子。

文史系张邃青教授在临大街的路东一个独院。

文学院长嵇文甫教授一家在东寨门里路西一个独院。

你看，他们住的地方地理位置不错，多在潭头镇中心，多是上房，多是独院。

潭头街里还有一个理学院办公室。我曾去过那里，见到院长孙祥正先生、杨清堂先生（当时好像是院长助理）。

文学院也有一处办公地点，记得是邢治平先生作院长助理，就住在那里，时为助教。

我家大门外，往西有一个死胡同，胡同高于我家门前地面，像上个台阶似的。它只有几间南屋，学校医务室就在这里。医务室只有一位护士陈谷音女士，她是数理系主任陈作钧教授的妹妹，文史系的年轻助教牛永茂先生追求她。我家人经常见牛先生往那里跑，最后成功。

还有一个理发店，是位姓王的河北省人开的，竟然生意不错。日寇临近时，我父亲还以同乡关系向他借了些钱。抗战胜利后，他在开封南土街开了个理发店，有他二儿子王安乐继承他的事业，不记得他大儿子的事。

还有一个裁缝铺，是姓赵的夫妇开的。抗战胜利后，他在河大门前明伦街继续开店，一直到解放后多年。他有个兄弟后来进河大做工友。

我家近邻有个没大门的小院，房屋不多。房主是位中年妇女，以巫婆为业。屋里屋外挂着红布条，屋里敬着神像。我家不迷信，也不注意她的活动。有一天她和新娶来的儿媳妇吵闹，惹得群众围观，得知她要她儿媳妇和她同做巫婆，她儿媳不愿，争吵起来。虽然观众不管，但后来听说，河大学生不满意并对该妇女进行教育，后来这家儿子儿媳搬走另住。

地震。

有一个白天，好像我还在上初中时，从南街走进我家的路上，突然旁边的土墙一动，落下一些土。地震就那一瞬间。

当地的文娱活动。

平时当地居民没有娱乐活动。记得只有一次是地方（嵩县）剧团在南门里戏台上唱戏，不是逢年过节，类似巡回演出，好像有个戏目叫《拾玉镯》。演出结束后，潭头镇保安队长叫一位演员在台上向观众磕头赔情，说是他过去当土匪危害了地方。那个人很高大，他是被俘后被迫演戏的，因他原来也喜欢唱戏。后来听说他还是叫仇家害了。而河大学生则经常在那里演戏，前面已说过，还演过话剧。

河大初到潭头时，镇上有个邮政所。因那里很少有人寄信，故存有许多明信片，几分钱一张（忘记几分钱了）。河大学生发现后，有人就买了一些，把它从中一裁为二，上面刻印上扑克牌的花样，做成扑克牌来玩。

春节前后，地方群众则开展不少娱乐活动。首先，在春节的几天有一种叫“社”的活动，大概是有居民分片轮流负责。在街的中心，用已制好的多扇木格围成一间大房子，里面供上神像，摆上供品，猪羊大祭，焚香点烛，还有长明灯。有人轮流值班，昼夜开放，供人祭祀。我们小孩子家只是去看看。此外，也有踩高跷、旱船等，元宵夜各家门前也挂灯笼。我所在的七七中学在阳历年还办过灯谜。

一次在西寨门里一块空地上，有过一种游戏，即在空地中心栽上一个约一人高的木桩，上面是尖的，横放上一根长木杆，木杆中间有个凹处，正好坐在那个尖上。长木杆两端各吊着一个箩筐，里面坐一个小孩子，两个大人分别在两端用一个短木棍顺一个方向推动长木杆连带箩筐旋转。越转越快，箩筐向外飘起。此时，小孩需忍耐此运动带来的头晕，否则叫停。

在古城村，有临时架起的秋千，相当高，全用竹木，连活动部分也是较软的竹皮，耐磨。

阴历二月二，龙抬头，在古城村外麦地上搭起戏台，请外地的戏班（也是小戏班，大的请不起）唱戏三天，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戏。应运而生的卖小吃的、卖零食的都赶来。我曾问当地同学，岂不把麦苗踩死了？他说，踩踩麦根更扎实，还有，那么多人的鞋底还带来各地的土，等于上粪。后来我看到这一片地里的麦子长得就是旺。记得这台戏不是当地的曲子戏，听说是越调。我听不懂，没怎么看。

水打磨。

在龙脖上游不远有一座水打磨，我曾去看过。那里距我们游泳的龙脖很近。它就是从伊河引一道渠到一块较高的地方，安一个立式水车，水车转动时带动一座石磨。水流急时，磨就转动得快。我去看时，没见有人在那里工作。我秉文弟的日记曾写了他和同学好友三人到那里玩，他叫他们坐在磨上，他去拔开水渠闸门，磨就开始转，越转越快。起初觉得好玩，后来感到头晕恶心，他们叫他停下。他过了一会儿才去放下闸门。他们不愿意，叫他也坐到磨上，他们去拔闸门时，他就立即跳下来。

如上所述，它不是天天工作，平时也没人看管。再者，我家起初吃面是在东关集市上买的，后来自己借用当地人家的驴拉磨磨面。用人家的驴和磨只是把麸皮留给主家，不另付钱，比买面省钱许多。未听说有专门供应河大师生水打磨的面（因有人写过此事）

七七高中。

七七中学办到初三毕业后，这批毕业生无高中可上，因县城无高中，要上高中至少要到二三百里外的洛阳，而且费用很大。于是，当地士绅和河大协商再办一高中部。但管理却另组一套班子，故名七七高中。记得仍是李俊甫教授负责，负责聘请教师，教育系的讲师马醒吾先生兼教务员。之所以不称为主任是因为没什么教务工作，也没有办公室。训育员是河大文史系助教孙芳藻先生，他虽然常常到校，但总是坐在他办公室看书，对我们学生不管不问。我们学生就上课去、下课走，各自回家，有的也在教室自习。高一时只有三间教室，草房，两小间办公室兼教员休息室，无宿舍。所以，河大学生说我们是中学的招牌，大学的教师，大学式的管理。的确，我们的师资队伍很强。嵇文甫教授讲国文，那时没有课本，他选一篇一篇的文章让我们抄一篇、讲一篇。而他上课时什么也不带，随口说来，娓娓动听。我们还专门有两节作文课，由当时文史系讲师郭翠轩先生教，一周讲如何写作，另一周出题让我们写作文。他讲写作时还讲些诗词和文学常识等。记得他说过，苏东坡的词是关西大汉手拿铁打板，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是二八佳人手持红牙签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张邃青教授讲中国历史，不仅哪个事件发生的年代记得很清，而且把事件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有次讲唐代宫廷政变时，说宦官提醒皇帝画押，不敢直接说，就说“青头鸡”就是鸭子的“鸭”。教英文的是河大英文教授，绰号“老伦敦”（因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林瑞年先生。他一口的伦敦标准音，其中的“l”发音就和美式英语完全不同。他也不教音标，有时，他也说一点英国的风俗习惯，如说英国人没有被子，而是在床上铺好几层毯子，中间夹着床单，睡觉时，根据冷暖，钻到那一层毯子下。没想到我61岁时去英国开会，在托马斯家住时就遇见这种情况，我得以适应。先父燕亭先生讲一门英文修辞与作文，课本是英文的 Lee's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其中范文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布鲁塔斯和安东尼的演说，演说之巧妙给人很深的印象。高一的数学是三角学，由数学系黄屺瞻教授讲。他从古埃及尼罗河的泛滥讲起，说泛滥后的土地界限不清，需要测量，就产生了三角学，使学生了解到三角学的目的意义，引起兴趣。他强调把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他自己编了一百多个公式让我们背。凡我们问问题时，他先叫我们背某某号公式，然后说从那儿去想吧。他还说，只要他布置的作业练习好，将来不论考哪所大学，三角题不会了找他（由他负责）。当时我们学得确实很下劲，河大学生戏称我们是三角训练班。后来我考大学时，数学中的三角题全会。我们用的教材是英文的，忘记作者。黄先生板书时也用英文，让我们做作业时也尽量用英文术语，如solution（解），given（已知），let（设），then（于是），draw a line（划一条线），angular A（角A），等等。

一次，我父亲下班回家不高兴地对我母亲说：“黄屺瞻黄先生说，你家的丙寅将来比你有出息。”母亲说：“儿子比你强还不好？”父亲一听此话，也不说什么了（这是我听母亲说的，但我这个人既不自卑也不自大）。高二时的数学是范氏（作者Fine）大代数，英文版，由留美回国的樊映川教授讲。高一还有一门平面几何与制图，由当时的物理系讲师马辅臣（后留美归来为教授）讲授。生物学由留美博士王鸣歧教授讲授。虽然用的是陈桢的生物学课本，但王先生讲解时往往增加扩大知识和引申内容。如一次讲草履虫，他说这种虫很普遍，他叫我们随便到路旁的水沟中舀一点水放在他带去的显微镜下观看，果然有。他还讲到一些动物，昆虫如水蚤的心脏跳动次数与寿命。讲遗传学时说，把老鼠的尾巴割掉，生下的小老鼠再把尾巴割掉，割了好多代，生的老鼠仍有尾巴，并举了中国妇女缠足也没有遗传性的例子。还给我们看试管中培养的果蝇，以及讲解生命的起源等。我曾对生命的起源感兴趣，并找他谈了谈。他还借给我一本书看，以致在我60多岁时，还写了《环境科学与生命的起源》一文，被河南省自然辩证法学会年会录用。高二的化学是由先父燕亭先生讲。我们除了听课、复习、做作业外，其余时间自由支配，所以，学习环境很宽松且学得好，由于我们除了英文课以外，数理化课本全是英文的，所以，到了大学时我们都能看懂原版书，即国外出版的英文原著。1943年夏，我们高一的同学王太俊就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取河大农学院。他是嵩县白土乡人，学习很刻苦，从初中一年级起一直在班上考第一。当然，这也与河大到潭头后办学，师资水平高有关。1944年5月中旬我们正读高二下时，日寇侵入潭头，河大逃离。河大在荆紫关复课，并于当年暑假在西峡口招生。我们班以同等学力报考河大，考取者有：我和张综，张缙，袁相臣，李世显，马德训，张晋丰（潭头人，解放后成为中山大学教授），马云阁（潭头人，解放后成为河南医科大学外科教授），还有张结，是高一的。至于从七七中学初高中出来的社会人才就更多了。

宋世骥事件。

高二上学期时，教室在一家民房院里，东屋三间，不大，光线不好。上面有个楼棚板，有几位远处同学住宿在上边。北屋上房三大间，但只见我们的训育员、河大助教孙芳藻先生平时坐在那里看书。他对我们学生不闻不问。就在这学期，班上来了个插班生宋世骥。他说他是叶县人，有个老乡是河大学生。过了些时，他在同学中散布他是叶县派来的监视哨（监视进步学生），然后，警告这个、警告那个，弄得人心惶惶。再后来，听说他到某个同学家调戏那同学的媳妇。一天上午，大家坐在教室里等候上第一节课，有个同学走到宋的背后，对着他的脖子用胳膊肘一弯，把他夹了起来（我在宋的后排坐，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携到院子里。这时院子里已站了好几位同学。他们立即围了上来，对宋拳打脚踢，一面说道：“叫你孬！”宋既不还手，又不说话，只是抱着头任凭众人打骂。他穿着一身棉大衣，大概也不大疼。于是，有同学去掉门闩来打他。有人把他推得很远，摔在地上。又把他拉起，又推。过一会儿，训育员孙芳藻先生来上班。他问怎么回事，有同学说了说（我没听见说的啥）。他说：“交给我吧，大家回教室上课。”他把宋带到办公室，片刻，又带他走了。过了一会儿，河大训育主任杜新吾先生来了。他对大家说：“宋世骥不是什么叶县监视哨，是他自吹，以后他不敢胡闹了，大家好好上课。”说罢就走了。有个同学说，他就是特务也不怕，我打了他，顶多不上学回家，我们家在大山里，有枪。这位同学，忘记名字，好像是冷水、三川那里的人，就在楼棚板上住，印象中就带有一只长枪。不记得宋世骥当时是否回班上上课，第二学期就没见他。

记得有一年，潭头遭蝗灾。河大和地方当局（联保处）组织百姓、学生到田里拍打蝗虫。用个竹篦夹绑个破鞋底拍打。打死的蝗虫用草穿起来，最后送到河大办事处门前的缸里，再用滚水烫。门前摆了很多大水缸。第二年，风调雨顺，春季里看到庄家长得绿油油，不料出现日寇进犯豫西。

未完待续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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