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丨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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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为了要推翻陶荻崖就是陶亢德的说法，笔者花费时间，爬梳史料，终于有所发现，并归纳了此人的大致经历。但苦于线索过少，最终并不能解决他在之后的行踪。只能将这个谜题暂时放下。到了2019年，这个谜题由于朋友发我的一则微信，似乎重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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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

文丨祝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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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2018年2月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发表过一篇《上海沦陷期的日语翻译陶荻崖》（本文后附该篇全文，读者可自行对照查看），在澄清了过去的误传之余，总结此人的状态为：“未婚，年纪不大，日语流利，很可能有过留日经历。任职‘华影’秘书期间，参与了至少两部影片或电影歌曲的中译工作。”但由于线索中断，无法确知他在抗战胜利后的踪迹，故“希望有人继续跟踪，探寻新的线索”。

岁月倥偬。去年国庆节前夜，忽收到一位久违的朋友发来的微信，内容是来自陈梦熊的文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中一页截图，该文收入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一书：

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笔名除“雷白文”外，还有“清子”等。1911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文科读书，1938年归国。曾任电影导演，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和大专院校执教。建国后，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6月因“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而被捕，当时妻子和儿女均被押送青海德令哈农场朵海分场劳改。后来妻子和子女迁去甘肃、安徽劳改农场，家属后又在安徽省定远县红桥村定居。1965年6月费刑满留场劳动，1973年2月11日因病卒于青海劳改农场。

陈梦熊的文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

经提示，文中那句“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自然值得注意。因为这化名，可从陶荻崖及其别名涤亚中分别抽取一字，再合而为一。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十四章“受株连的人们”里称费明君“曾任敌伪时期华影公司的导演”，翻检1943至44年《华影周刊》，查到中方导演如：卜万苍、徐欣夫、朱石麟、李萍倩、杨小仲、张石川、方沛霖、岳枫、何兆璋、屠光启、孙敬、王引、郑小秋、文逸民、黄汉、韩兰根、吴文超、马徐维邦、高梨痕、桑弧等等，并无陶荻亚其人，但陶涤亚在担任华影宣传处秘书期间，部分参与了电影的制作及翻译过程，若将这些工作理解为导演，则差相仿佛。

另外，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似不存在，倒是从张蘅园《日伪时期的〈时事公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作者时任该报副刊编辑）一文中，发现宁波沦陷后，该报留守人员与“日伪负责文化宣传部门”的陶涤亚接上关系，由“陶凭借日特务机关势力”而复刊。文中还提及报社经理顾守中“与陶涤亚为汉口旧相识”，1942年因“陶涤亚调任离甬”，顾的权力减弱，经理一职旁落。

尽管未能调阅费明君的个人档案，但上述零星文献与其被揭露的履历“一九三七年回到上海后，他就由一个日本人的介绍，进了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以后又在日伪的大陆新报、中华电影公司工作”隐约有所关联。

下文拟将费明君的相关传记材料逐一收拢，再经排比对勘，去伪存真，从而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真实活过的人。

01

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

陈梦熊文后有一节附记：

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第938期，到第940期该报刊出黄可来信，说“雷白文没有参加木刻讲习所和一八艺社”，并详列参加木刻讲习会合影中13位学员的名单；一八艺社也无雷白文此人。为此，便将文中涉及文字删去，以免传讹，并向黄可先生致谢。

经查核，所删文句为：“1931年，参加由鲁迅发起和支持的木刻讲习班，留有鲁迅和听讲青年的合影（见1981版《鲁迅全集》书首插图），因此有参加一八艺社之说，确否待考。”然而这短短一句话，已造成不良影响，如云“费明君站在鲁迅身边”，便拜其所赐。当然了，陈梦熊依据费明君家属所持《刑满就业人员死亡通知单》，替其修正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中误署的生卒年月，理应记上一功。

实际上，1931年，费明君参与筹备的宁波世界语学会（Nin-Po Esperanto Asocio）成立，该会通讯地址在宁波江东民强中学。这是文献所知费明君最早的行踪。

到了1936年，费明君赴日留学，期间与鲁迅写过信。10月9日《鲁迅日记》有：“晚得费明君信，即复”。那封回信首见于费1937年编选的《鲁迅先生语录》书前插图。但因排版不当，部分文字被遮盖，成为一封残信。其内容为：“明君先生：珂氏选集早已无余……歉甚。但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缩印……不至于不佳，大约年内总可出版，请先生自与接洽为幸。”信里的“珂氏选集”，指1936年5月鲁迅所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初版是现代版本学界有名的大缺本，总共只印了103本，其中“四十本为赠送本，不发卖；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目前所知，国人收藏此版本者寥寥无几。不难推想，当时费明君在日本留学，因无法买到该书而去信索购。

195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上海市文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华师大中文系在当天晚七时举办纪念晚会，节目单中，费教授的鲁迅回忆赫然在列。翌日，校内还展出鲁迅各种版本的著译，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和画片，以及先生的亲笔书简等。其中估计包括了鲁迅给费明君的完整信件。

等到1955年胡风案发，8月15日《文汇报》发表糜有成《胡风分子费明君向学生散布了些什么？》提及：

他向到家里来的学生宣扬：他在日本的某大学留学，又怎样和鲁迅先生在一起，鲁迅先生又怎样“喜欢”他等等。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就把鲁迅先生那时候托他买书的条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把鲁迅先生的一些初版书拿出来炫耀。

倘忽略文中的贬词，则推敲费明君所言，或可将其视为鲁迅的私淑弟子：平时耽读鲁迅文章，经常购买鲁迅著作，以至于市面上有一册罕见版本无法买到时，还向病中的鲁迅致函询问。而从费明君欲购买木刻版画书的意图出发，进而产生联想，误以为他也是木刻讲习所的一员，倒也情有可原。

02

任职于震旦大学、齐鲁大学

张兴渠《追忆何满子先生》在主要记述与何满子的交谊时，旁及费明君：

我与何满子先生相识于1949年。那时我正就读于震旦大学中文系，该校有不少名教授或名作家来任过教职，如郭绍虞、顾颉刚、丰子恺、施蛰存、王佩祯[诤]、李青崖、李健吾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王元化、贾植芳、费明君、何满子等，可谓群贤毕至，盛极一时。

翟永瑚《胡风分子梅林的丑恶面目》（见《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8月版）：“（《文汇报》副刊）‘文学界’停刊以后，梅林又利用他在震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职位，把胡风分子贾植芳、王元化、耿庸拉进该校”。何满子《为贾植芳祝寿》称与贾植芳“同在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他是系主任。”……综而考之，当梅林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代主任时，推荐贾植芳、费明君等人进入震旦。当时震旦人才济济，教授中与鲁迅有交往史的，还有许杰（兼职）、唐弢。更多人则是鲁迅研究者，如何满子、王元化、耿庸等。以后贾植芳接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由震旦转至复旦。费明君则进了华师大。

《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行辑录·费明君》（《文艺月报》1955年7期，署名“冬季”）中还称他“解放后又混进了齐鲁大学，在那里搞臭了，就溜到上海来，通过胡风集团的关系钻进复旦。后来院系调整，他就成为胡风打入华东师大‘开辟工作’的‘台柱’”。

1951年，费明君一度在济南齐鲁大学教新文学史，此事首见于时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田仲济的回忆文章《忆孔另境老友》：

1951年初春，一个学期结束了，我趁冬假之便跑到了上海，看望了几位朋友，自然也向他们表示了这次到上海的任务，拟邀请几位教师以充实系的教学力量。我跑到华东师范大学，正遇上章靳以新任教务长，中文系新进了不少的人，那天正逢余上沅宴请一部分朋友，我也被他们拉着一起去了。……那次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谈得很融洽，余上沅先生第一个表示他很希望到齐鲁大学呆一个时期，不仅因那是一个历史长久的大学，他更向往的是到那里读一读《大藏经》。经过几天的接触、商讨，初步确定了有四位就个人说可以于下学期到校，是丰村、谭正璧、孔另境、费明君。这四位中费明君是初认识的……费明君是一位翻译家，教学的经历不长。

这年暑假，华东大学、齐鲁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提前将齐鲁大学的文学院合并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后来谭正璧到了青岛，而孔、费都回了上海。

在《谭正璧生平自述》“解放后”一节中，详述与孔另境、费明君等人在齐鲁大学的遭遇，个中曲折亦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最终，“院校合并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发给了我聘书，孔、费二人没有发到。”（《嘉定文史资料·第29辑》）

03

泥土社编辑事

冬季文中还称费明君“身兼胡风的出版机构‘泥土社’的编辑”，似非事实。

读应非村《我与泥土社和胡风先生》（《上海文史》1991年第4期）可知：应氏解放前曾在许史华任社长的海天出版社，自费出过一本杂文集《石下草》。解放后，许因“出版了一本错误百出的《共产党员读本》，受到了《解放日报》的点名批判，而被撤销了职务”，成了待业者。于是应帮他托关系办了泥土社（连社名也由应所取），并推脱不过，挂名为社长。

不久，在他家大门口就挂起了一块锃亮的小铜牌，上用鲁迅先生字迹刻着乌黑醒目的“泥土社”三字。我对此并不觉得什么欢喜，因为我始终以为这是许史华个人的产业。……通过泥土社，许史华结识了一些上海各大学的文学教授。就我记忆所及，他印售过耿庸的《阿Q研究》、贾植芳的《苏俄文艺论著》、费明君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等等，最后，连胡风的书也陆续印出来了。

至于怎么与胡风搭上关系，说是“贾植芳介绍的”。随着“出书日多，营业日上，他一个人组稿、校对、跑印刷厂，忙不过来了，后来就另雇一名青年帮工。”用应非村的话来说，“泥土社始终只是许史华这个文化个体户的私有产业”，贾植芳似在后期参与出版策划。费明君则辩称：“我幸亏是个性强，当时没有走进胡风小集团，幸而与贾植芳不对，被挤出泥土社。”（据冬季文）

应非村还提及与胡风的唯一一次晤面，是费明君拉他一起去的胡家，显示费与胡风的私交匪浅。

我与胡风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反胡风运动开始一年以前的某一天，碰到华东师大副教授费明君，他拉我同去看看胡先生。到胡家里，老费指着我介绍：“应非村。”他点点头：“知道的，是在吴淞罢，许史华给我看过你的《石下草》，写得不坏。”眼前这个大文艺理论家居然知道我在吴淞，而且称赞我的小书，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接着他说周扬曾去看他，之后又与费谈论了阵关于日本文学的话题，前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告辞了。

04

在华东师范大学，与许杰交好

刚到华师大时，费明君可谓如鱼得水，教学生涯颇为得意。范泉在《文海硝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书中，以旁观者的角度说及许杰“在听了他的一堂课后，赞不绝口：‘你这么年轻却才学出众，果然名不虚传啊！’”又据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叶书宗回忆：

费老师当时大约40来岁，戴一付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巧于辞令，讲课极受学生们的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

（《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

课程即将结束，有位同学特地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油画像，代表听课学生，作为礼物送给费。费接过画，非常激动，连连道谢、鞠躬；“全体同学则热烈鼓掌，师生之间的互敬互爱之情，感动着每个人”。

1955年胡风案发作，4、5月间，华师大对胡风展开运动式批判。起先，费明君安然无事，5月14日晚，还出席中文系外文教研组举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晚会”，并在会上作了相关作家的介绍。不久运动进一步升级。5月21日，校内召开“进一步揭露胡风反党反人民集团座谈会”，中文系有多位教师在会上发言。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编者按语将其言行定性为：“反革命阴谋”。6月8日晚，费明君全家人正在吃饭，突然闯进几个人，把他带走。从此一去不回。

对于被打成胡风分子，费明君表态说：“每一个运动里总要找一个对象。”同时，又对灾祸及于己身不甚理解，说是“民盟的同志跟他过不去。”（见冬季文）

当时费太太怀有身孕，家中还有六名子女，且素无积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她只得在一星期后向许杰反映。后来，还是许杰拿出二千元钱，赠与费太太，名义上是购买她家那些抄家剩下来的书刊，才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这一不凡举动在许玄撰写的其父传记《绵长清溪水》中也有反映，称“父亲为此事被人‘牵头皮’‘牵’了十几年，从反右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事老是被人‘牵’出来加以揭发批判，这就是指父亲和当时的‘胡风分子’费明君先生的关系”。

1980年，范泉从青海回沪看望许杰，两人聊起费明君的案子，许杰还嘱咐范“回到青海时，打听费明君在劳改农场是怎样死的，他的尸骨埋葬在哪里”，然而后者经多方探询，终因年深日久，一无所获。

05

家人及身后事

据王友琴调查，记录了费明君家人的遭遇：

一九五五年费明君被逮捕后，全家七口人被赶出华师大宿舍，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一个水泥涵洞里。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后来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肃。路上，在火车上，要给他们戴手铐，小孩子手太小，手铐戴不住，自己掉下来。费明君的妻子恳求警察不要铐小孩。警察说：“铐不住也要套上。”到了甘肃，劳改农场不收他们。他们一路讨饭，走路回到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检（捡）垃圾为生，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当时安徽因为大饥饿，死了很多人。费明君的家人被送到了安徽定远县严桥公社（按：陈梦熊文中红桥村疑误）。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去过费明君的家人所住的村庄。他说，那个村庄60％的人饿死了，地荒了一半。他住的人家，没有门，桌子是泥巴作的。……费明君的女儿嫁不出去，后来给一个富农儿子作媳妇，富农儿子常拿她出气，日子很难受。

一九七二[三]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青海劳改农场通知了严桥公社。公社开大会“批斗”费明君的妻子。费家第三个儿子质问公社武装部长为什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后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才回到村子。文革结束后，费明君的儿子到上海找华师大要求平反。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父亲不是胡风份子，是汉奸。……

另据秦维宪的文章，费明君案曾迎来一线转机。1957年底，上海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校领导竟组织班子，递交材料，法院遂于1958年以其历史问题为由，判处7年徒刑。1965年刑满后继续留场，直至病故。

秦文还称，1957年8月，费明君家属被“发配”至甘肃敦煌某农场，1961年放归，但未予盘缠。一家人一路讨饭返沪后，曾蜗居华师大附近郊外的废弃碉堡达八月之久。以后又被遣送去安徽，1979年才回来。

从费明君的同事和朋友的日记或信件中，也能窥见其家人的点滴踪迹，录之以为补苴。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于1964年9月15日提及：“下午费明君夫人携一子来先生寓所，先生‘在校授课，未得见。与内人谈少顷而去。始知费在西北劳改，明年可归’”。同年11月30日，“费明君女来先生寓所访问，先生助以5元”。

贾植芳《解冻时节·平反日记》1980年7月2日夜：

下午去看许杰……许又说，费明君55年被捕，经审查不属于胡派，但因历史问题被判重刑，送青海劳改，刑期满后又不准走开，“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青海。他的小孩从小没上过学，三十多岁了，还是文盲，以木匠为生。

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2年留有两条记录：

2月19日 昨日补记：……费明君的未亡人及一女儿来。费为1955年案病死青海劳改工地，他的妻子及七个儿女无法存活，发配到敦煌后又被赶至安徽，他们为了生活，在安徽卖掉三个女儿，而今天来的被卖的女儿，又卖过自己的女儿。费是翻译家和教授，他的七个子女却都是文盲。最可怪的是他们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上海流浪，大女儿在收垃圾中捡到三条黄金，她出于赤诚，向有关造反单位上缴了，自以为清白，甚至是忠诚的立功表现，却想不到为此惹出祸事：当天夜间，门口来了一部车子，把他们可怜的行李扔在车上，强迫他们离开了上海，押回安徽的劳改农场。现在费已平反，但他们的生活仍无着落，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应。

5月14日：……费明君的小儿子来访，他今年三十岁，沿街走巷地做木工活，不识一字。谈起他的往历，却颇似中世纪的传奇。他三岁去劳改农场，十二岁时由安徽讨饭到山东，认一推板车会武艺的老人为师父，学会了拳术，他父亲的平反处理，全由他到处走动和活动，虽是文盲，但十分精明，又很正派，绝无粗气和流气。

1982年5月20日，贾植芳在给梅志的信中还说及：“费明君家属的善后落实政策事，他（王元化）曾大力帮了忙，我很感激他。”（见《史料与阐释》总第4期“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总之，经费明君之子反复申诉，乃至赴京找到中央有关领导，其父终获平反。不久，家属也落实了政策，生活渐复常态。

本文首发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经作者授权刊发本号

附

上海沦陷期的日语翻译陶荻崖

文

祝淳翔

近几年一直忙于整理《陶亢德文存》。编务临近尾声时，有友人忽然问我知不知道“荻崖”，说是有人认为这也是陶亢德的笔名（详见涂晓华《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至179页）。这一提法闻所未闻，刚想发声埋怨，友人紧接着说，他觉得荻崖不是陶亢德，故迟迟未提，以免徒乱心神。现在我终于有了馀暇，重新检视一番，确证友人的观点不误，而且还真的有所发现。

先看涂晓华在书中如何介绍：

荻崖，即陶荻崖，是沦陷时期最重要最活跃的日本文学翻译者。他活跃在《杂志》《风雨谈》《女声》《文友》等杂志的《日本文学介绍》栏目中。笔者在所接触到的多本介绍沦陷区上海文学的著作中，没有看到谈荻崖的文字。通过阅读《杂志》《风雨谈》《女声》杂志，结合陶亢德的经历，在比较、印证之后，笔者以为荻崖即陶亢德，尽管各种版本的陶亢德小传中没有笔名荻崖出现。

01

荻崖姓陶，但非陶亢德

荻崖可冠以陶姓，至少四见：

一、1943年2月15日《申报》第2版报道《市府宣传部昨召开文化界谈话会》，称前一日上午十时，假江西路都城饭店二楼，举行文化界谈话会，市长陈公博、宣传部长林柏生主持会议，并列出参会的七十馀名文化人中的55人名单。此名单不依姓名音序或笔顺，其中陶荻崖排名第48，列于“左俊生”之后。

1943年2月15日《申报》第2版报道

二、1944年1/2月合刊《风雨谈》第9期目录中显示陶荻崖翻译泊莱姆·羌达（今通译普列姆昌德）著的《咒语》，虽则正文仅署荻崖。值得注意的是，本期杂志还刊出了陶晶孙《创造三年》以及陶亢德《自传之一章》。

三、1944年11月号《杂志》第14卷第2期“文化报道”预告称：“陶荻崖译之横光利一名著《后[纹]章》，都二十万言，将于年内由东方文化编译馆出版。”同一页上还有：“陶亢德有志写一二十万言之长篇《乱世男女》，以上海香港等地为背景，将有不少作家在该书中露脸。”又，荻崖在书评文章《横光利一的〈纹章〉》（《读书杂志》1945年第1卷第3期）的开头，谈及此事原委：“去年秋末，受到东方文化编译馆小竹和武田两先生的嘱咐，就决定开始翻译日本横光利一氏的名著《纹章》。……三个月之间，总算把十七万馀字的初稿译成了。……现在除了等候作者的译序之外，还在校改之中。”可知译稿确已完成，只是最终我们没有见到成书。至于陶亢德的小说，估计从未动笔。

四、1944年12月号《杂志》第14卷第3期以“文学者印象”特辑形式，大幅报道了前不久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特辑前言”称：日本代表来沪时，本社曾约诸代表聚谈，并特约陶荻崖先生记录成文，曰“日本文学者剪影”。内页中有记者专访日本代表团团长的《长与善郎访问记》，称“在十一月八日，记者得悉长与先生已经来沪，住在都城饭店六〇二号房间，记者便约了精通日语的陶荻崖先生，拿了内山先生的介绍信，到都城饭店去访问这位日本的老作家。”荻崖《日本作家剪影》则写大会结束后，与会的日本作家一行返沪，作者跟随《杂志》社的吴江枫，邀请日方代表长与善郎、丰岛与志雄、阿部知二、高见顺、火野苇平、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草野心平及池田克己等人去四马路“呷酒持螯”。在路上，丰岛对荻崖说：“喂，陶君这儿不是有一家很好吃的蟹粉店吗？去年一起来过的？”

——之所以不惮其烦地抄录上述文字，是想把荻崖姓陶这一点确定下来。因为涂女士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论，进而作出“荻崖即陶亢德”的错误判断的。涂女士摆出论据：首先，1943年8月15日出刊的《文友》第1卷7期“编辑室”：“荻崖先生精通日文，译述和创作都很丰富，想也早为读者所知了。”所以，荻崖是当时文坛的知名作家。其次，1944年12月1日[陶]晶孙在《文友》发表译文《值得介绍的日本文学》谈及，“而现在又接到以前请荻崖先生所做的对于一般中国读书人需要的日本文学翻译介绍，抄在下面……”言下之意是，既然陶晶孙文中出现了荻崖，则荻崖不是陶晶孙。此外，涂女士还举陶亢德译长谷川如是闲的名著即将刊发，又在1943年8月至1944年3月间（祝按：准确地说，是到2月底）在日本呆了半年，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故认定荻崖即陶亢德。

丰岛与志雄

1944年12月号《杂志》第14卷第3期

可惜，这纯是误会一场。经查检，1941年至43年间，荻崖在《经纶月刊》《日本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日本当代小说译作，即至少在那时，他的日语造诣应该相当高了。但陶亢德那时是否精通日文呢？答案是否定的。试举二例：

1943年11月出版的《风雨谈》第7期，有一篇陶亢德的《东京通讯》，写他某日去鹭宫访实藤惠秀，与之用中文对谈，并道：“在实藤先生家里，还决定了两件事，其一是请他开一张关于日本文化名著的书目，其二是请他在早稻田日本学生中找二位教我日语的教师，这一件事今天有在早稻田肄业的留日学生易君见告，说已请定了一位姓安藤的早稻田十六年毕业生，大概下周起我要天天あいうえお了，但不知这个老学生尚可教否。”

1944 年 1 月 10 日出版的《天地》第 4 期亢德《东篱寄语》，记他在银座三越百货公司书籍部买书，发现缺页，第二天携书去换，因言语不通，差点闹出误会。文中感叹：“你想言语不通够多窘人，要是我日语如流，一开头就说明如此如此，不是省事多多么？”可见陶亢德当时对日语远非精通，会话能力尤其弱。

行文至此，还应提一下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吕慧君副教授，她曾于2013、14年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两篇日语论文[①占領期上海における『上海文学』と『雑誌』: 内山完造と中国文化人荻崖、陶亢德に着眼して(戦間期東アジアの日本語文学)--(メディア表象: 雑誌・出版・映画)，《アジア遊学》(167),32-44,2013年8月、②横光利一の『紋章』の翻訳とそれに関わる中国文化人荻崖，《横光利一研究》(12),117-124,2014年3月]，驳斥了荻崖是陶亢德的可能性。但文章我无缘寓目，不知其具体论据为何。

02

荻崖可能是陶晶孙吗？

之前我注意到《值得介绍的日本文学》里提及荻崖的那段话，实来自文后附言。假如这是编者所拟，还真不能排除他一定不是陶晶孙。何况还有不少“证据”，例如荻崖参与《女声》杂志，而陶晶孙恰是《女声》的特邀作者；荻崖与内山完造很熟，一起做过访谈，而陶晶孙与内山也是老朋友。前文提及，1944年陶荻崖与丰岛是再度见面，彼此熟络得很。而1943年11月19日《申报》报道“中日文协昨欢宴日本文学家，丰岛与阿部两氏均出席”，其中丰岛即丰岛与志雄，而作为中日文协的重要成员，陶晶孙是欢迎晚宴的主宾。1944年11月，陶晶孙赴南京参与了文学者大会，而荻崖则在日方代表出发前以翻译身份去采访，又在他们回来后与之聚宴。

当然了，反例也有。如前述《文友》1卷7期“编辑室”在介绍完荻崖后，紧接着还有如下文字：“下一期，本刊将有陶晶孙先生等的随笔，请注意。”下期《文友》里，陶晶孙的稿子如期登场，竟赫然排在头一篇。——荻崖未曾有过这待遇。

此外，荻崖的随笔《“你吃过饭了没有？”》（《文友》1943年第1卷第7期），谓“咱们薪水阶级而家无黄脸婆……的独身家伙”，假如是自况，则只此一例便可判明他既非陶亢德，又非陶晶孙。因为陶亢德在1942年12月出版的《大众》杂志有一篇散文《儿女》，开门见山说：“鄙人年未不惑，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而据《陶晶孙年谱》，他早在1924年即与日本女子佐藤操结婚，此时也已有了三名男孩。

问题是，上述或正或反试图将荻崖与陶晶孙联系的证据只停留于纸面，不见得都是事实。极而言之，假如荻崖欲“隐藏”真实身份，他文章里所写的，难保不是为了掩饰而故意“创造”出另一人格来欺瞒读者的。而杂志编者也未必知情。这与前述证明荻崖非陶亢德有所不同，因为精通翻译与否，是客观事实，是很难掩饰的。种种迹象表明，在1943年至44年荻崖的活跃期，他与陶晶孙之间的时空距离非常近。究竟是不是同一人呢？

03

陶涤亚现身

1944年11月荻崖与吴江枫接待的日本作家里有一位高见顺，此人平素有写日记的习惯，1964至66年，东京劲草书房出版过一套《高见顺日记》。我于是向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山口早苗女士求助，承她帮忙，当天便扫描两页日记传给我。日记里写，11月17日夜，杂志社吴江枫请吃蟹，同行的日方人员若干，偏偏没提陶翻译。（有趣的是，此人对大闸蟹的兴趣颇大，日记里不仅大谈如何拆蟹，甚至附有手绘图）18日则记着：キャセィ（即Cathay，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聚餐，陶晶孙等“老作家”招待。荻崖若真是陶晶孙，高见顺何至于一字不提呢？我不禁怀疑，荻崖的身份并不尊贵，极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日语翻译，所以才会被忽视。假如这判断靠谱，恐怕更难办。想当初，翻译人才着实不少，陶亢德就挖掘过一位译界能手“越裔”，曾将林语堂的《瞬息京华》《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可至今连其真名实姓都无法搞清，遑论其他。

高见顺日记862-863页

高见顺日记864-865页

不如换个思路，《文友》是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所办，既然荻崖是此刊的常客，他很可能是文协成员。由此入手，兴许会有新发现。

中日文协上海分会成立于1941年1月29日，至1943年10月4日改组。21日《申报》报道“中日文协昨开文艺座谈会”：昨日下午三时，在圆明园路该会，邀请本市著名文艺作家陶晶孙、周越然、杨光政、沈凤、谭惟翰、潘予且、吴易生、关露、丘石木、鲁风、江洪、林微音、杨之华、康民、雷振源、穆穆等三十馀人，召开文艺界座谈会，讨论主题为“如何介绍日本最新文学作品”。此事，在《风雨谈》第7期“文坛消息”中也有报道，名单里则多出一个人名陶涤亚，让笔者眼前一亮：荻崖与涤亚同音，会不会是同一人？很快又发现，与荻崖一样，陶涤亚也在《新影坛》杂志上现身，同样从事翻译工作。看来有戏。

此外，《文化汉奸罪恶史》里的一节“和平文化”的“大本营”称：“在罪积上最大的，还有陈彬龢与日本政府合唱的东方文化编译馆，这一集团，由吉田东祜[祐]等辈主持其间，替东方文化编译馆翻译的是陶荻崖、左丘、未明等人。”

近复得另一友人襄助，从《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十册中觅得“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东方文化编译馆事业概况”（奇怪的是，此部分内容与目录完全不符），中略谓：“本馆之设立，原为中日文化协会之企划”，适申报社长陈彬龢欲以编译出版日本近代优秀图书为目的，设日本文化研究所；同时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小竹文夫也想以同样趣旨编译，经文协当事者与两氏恳谈后，“共表赞同之意”，遂于6月1日成立东方文化编译馆，由陈氏与小竹分任正副馆长。此“概况”之“六、附录”项下之（一）役员及职员名单中，陶晶孙名列“理事”，武田泰淳为编译主任，而（三）编译者名单中则出现了陶涤亚，确证荻崖正是陶涤亚的笔名。

04

彼陶涤亚非此陶涤亚

同一时期，国民党CC系也有一个同名的政论家陶涤亚（1912—1999）。据《陶涤亚先生事略》（台湾《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二十辑》）记载，此人中学期间即秘密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以陶忧亚笔名撰文反帝反军阀。10月，武汉光复，被保送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步科，改名涤亚。从军之馀，不忘写作，曾在《革命军日报》连载《从军杂记》，被林语堂誉为可与同期女生队同学谢冰莹之《女兵日记》媲美。以后又主编武汉《民国日报》文艺周刊《人间》、小报《碰报》，其创作兴趣逐步从文艺转向政论。

他在1939至44年的经历是：

民国二十八年武汉会战后，国军转进，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陶公携眷入川，由中国国民党宣传部聘为编撰委员会委员，并兼中国文化服务社服务部主任。蒋公“文胆”陈布雷爱其才，曾欲邀入侍从室第二处工作，遭陶公婉拒；陈乃向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推荐重用，聘陶公为设计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第一组召集人。民国三十一年五月，黄少谷调任第三厅厅长，力邀陶公出任第一科少将科长，主管文宣工作之指导，其后又兼管第四科军中新闻工作，包括军报社论委员会，每日拍发各战区阵中日报，集各军、师作战之重要新闻、电讯与社论，日以继夜、责任繁重，虽在敌机疯狂轰炸下，从未间断。黄少谷接任重庆扫荡报社长后，敦聘陶公为兼任主笔，当时该报社论与战讯，备受各界重视和好评。民国三十三年，陶公升任第三厅副厅长，兼军中文化工作研究班驻班副主任。

——上述履历，足以排除其在上海沦陷期间向沪上日伪系统刊物投稿或现身的可能性。

05

上海的陶涤亚

随着检索方向的调整，上海陶涤亚的身影逐渐浮出水面。

1940年李香兰主演的电影《支那之夜》由日本东宝映画公司与中华电影联合有限公司（简称“华影”）联合出品。1943年5月下旬，插曲《苏州夜曲》在百代公司灌录中文版，胜利唱片公司发行，由白虹演唱。（梅珠《白虹灌唱苏州夜曲》，《新闻报》1943年5月25日）这首歌刚问世便风靡一时，并传唱至今。此曲的中文歌词为涤亚所译：

投君怀抱里，无限缠绵意，船歌似春梦，流莺婉转啼。水乡苏州，花落春去，惜相思，长堤细柳依依。

似花逐水流，流水长悠悠，明日飘何处，问君还知否？倒映双影，半喜半羞，愿与卿，热情永存长留。

倘若将时代背景全数抹去，这歌词韵脚周正，倒是恰如其分地传递出苏州水乡那柔情似水，情意绵绵的气氛来。只是不合时宜。难怪当年在唱片上读到这歌词的人，会态度鲜明地指出：“大概是敌人在枪刺下压榨出来的呻吟而强言强欢的‘中国人的艺术’吧。”因为“歌词下却又分明地有着怪刺眼的字，说是日本什么东亚军报导部许可，华北艺术协会推荐的”。（袁微子《心的贞操》，《东南日报·笔垒》1947年2月17日）与此同时，也不妨揣度一下作者的心态，假如歌词水平低劣，又何必抄录呢？——译者涤亚，应是陶涤亚。

又，1944年3月18日《申报》报道“《春江遗恨》昨行开拍礼”：

中华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及盟邦大日本映画株式会社，为求中日文化交流起见，决正式合作拍摄《春江遗恨》巨片，经长时期之筹备，业已就绪，于昨（十七）日午后二时在该公司徐家汇第四制片厂隆重举行开拍典礼，并招待本市新闻界前往参观，计到该公司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总经理冯节，制片部长张善琨，宣传处长马宗耀，秘书陶涤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筈见恒夫，导演岳枫，胡心灵，明星严化，梅熹，李丽华等，盟邦方面计到大使馆情报部长岸伟一，大日本映画会社导演稻垣浩，坂本[阪东]妻三郎，东路史朗，石黑达也，小仓浩一郎等数十人，情况至为热烈，李丽华剪彩，该公司川喜多副董事长冯总经理相继致词，并举杯互祝成功。

1944年3月18日《申报》报道

《春江遗恨》（日文名：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意为上海的烽火）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日合拍电影，由“华影”与大日本映画制作株式会社联手完成。1944年11月在沪公映。当月10日出版的《华北映画》第68期公布的名单显示，影片的中译亦为陶涤亚。（转引自邵迎建《电影〈春江遗恨〉幕前幕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1期）

综合以上所有相关材料，大致能推断：这位陶涤亚（荻崖）未婚，年纪不大，日语流利，很可能有过留日经历。任职“华影”秘书期间，参与了至少两部影片或电影歌曲的中译工作。同时，他还在“华影”机关刊物《新影坛》上译介与之有着业务关系的日方电影人如稻垣浩、辻久一、阪东妻三郎、月形龙之介等的访华随笔，以及翻译一些电影理论、摄制技术方面的文献，并积极为东方文化编译馆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日本当代文学作品。

抗战胜利后，此人的行踪成谜，但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也希望有人继续跟踪，探寻新的线索。

本文原刊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经作者授权刊发本号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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