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二十七）：河南医学院——我的第二母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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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李丙寅回忆录

河南医学院

—— 我的第二母校

（下）

27

贰 · 半年洛阳和两年半的郑州生活

（1959年夏－1962年春）

（2）三年困难时期的河医精神

我回到河医后，基础部秘书宋永祺对我说：“丙寅，你在那儿干得不错。”同时告诉我，组织上打算让开密当教研室副主任，怕我有情绪。我说，他出身贫农，又是党员，我在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比不上他，当然应该是他。我心想，我根本不喜欢当干部，当了多年教研组秘书，尽干些杂事，如参加上级布置大扫除的会，会后又领着大家搞卫生，再跟着领导组织的卫生检查队到各单位检查、评比，占用不少业务时间。我天性不喜欢当官。

我同一年级任课的人自1959年夏迁郑后到1962年，都是在国家困难时期。由于吃的东西少，又缺营养，人们体弱易病。河医领导强调劳逸结合，教师党支部还经常派支部委员到教师住处看望，督促休息，不让熬夜。那时，我和李开密同住在教学楼化学教研组那一块地方（大楼的设计和建筑都是按各教研组分片的）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俩除了勤奋工作，还刻苦学习，睡得很晚，常被身为党支部委员的教师胡仲廉敲门催我们睡觉。白天，我俩经常是在食堂买了饭端回办公室，一边吃一边看业务书。为了怕别人说我们白专，我俩在旁边放一本《红旗》杂志，一听敲门，赶快把《红旗》杂志放在业务书上。

但在日常工作中，学校领导对教学和科研抓得都很紧。教学上，曾组织前期课程和后期课程的擂台赛，让各选一门课，都讲绪论，看谁讲得好。当时是程鹰副院长抓教学。他说，绪论反映一门课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最重要，也不好讲。我认为很对。现只记得后期是外科学一位教师讲绪论。同时，程鹰常常带教务处的一班人去听课。下课后，他除了询问学生意见外，还问听课的助教的意见，并让主讲教师拿出讲义比较今年的内容与去年有何不同，有无新内容；要求在讲学说理论时，不仅介绍各派的说法，还要亮明自己的看法。我也赞成，并努力去做。后来，我在河大给四年级开化学分析，编讲义和讲课多是参考期刊杂志，并对有的理论、学说指出各个学派，如显色理论，有西方国家某个学派的，有苏联的，还有北大慈云祥的，并亮明自己赞成慈云祥的。学生竟然觉得没必要。河医领导还强调学术活动。每周让各教研组填一个下周学术活动表，填上：报告人，报告题目，时间，地点。学校汇总后，印发一个全校各教研组的学术活动表。如某教研组没有活动，则该教研组的名下各栏为空白，让你自己就不好意思。学校说，一开始读书报告也行，要造成一种风气——开展学术活动。所以，我在河医时也学会了写读书报告。后来，到开封师院就做了几次综述性的报告。

程鹰还让化学教研组参加河医的大骨节病的病因研究。我们说“不懂医学”，他说：“那不管，你们自己考虑。”我硬着头皮带一位助教参加该小组，小组其他成员也不管我们。我查了一些医学文献，竟发现有报道说，大骨节病与该地水土的含钙量有关。于是，就做了灵宝大骨节病地区水土中钙含量与郑州菜王村（健康人群地区）水土中钙含量的调查，并在测量中改进了分析方法。这就写出了两篇科研报告，从而锻炼了科研能力。学校还把这两篇科研报告油印出来，并汇总到大骨节病研究小组的资料中。后来，我和李开密合作研究血液中钾的测定，还曾到河医一附院化验室亲自操作当时用的化验方法。我调到开封后，李开密还来联系继续合作的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河医还提出了学习第二外语的号召（当时，俄语被认为是第一外国语），让大家选日语或德语。好友李开密说，我俩分开学，将来可以互相帮助查文献。他选日语，我选德语。选日语的人很多， 教师为解剖教研组的技术员李德保。他自己编讲义，刻蜡版。而选德语的，就我自己，教师为组织胚胎教研组的宋玉吾教授。他对我说：“丙寅，就你一个人，我也要教。”教二外的教师全是尽义务，而且是主动请缨的。当时报日语的人多，就是看见其中许多汉字，认为好学。后来半途放弃的也不少。我本来就热爱学习。宋教授耐心地教，还改作业。不仅学完了课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朱民光译的（为化学，医学等专业适用）《德语课本》——并在他的指导下自学了廖馥君编《德语语法》（商务印书馆）。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看一些德文专业书籍，以后不断巩固。这样，二十年后，我还能给我的82级（时为四年级）课外小组苏正权、游新奎、彭纯阳、王为民讲了一本Fotos: German Grammar for Chemists and Other Scientists Students，又为我自己的和刘快之的研究生讲了一遍，为本校同事董国良、陈学宁夫妇之子、浙大外语研究生董志渊讲过一遍，还应邀为数学系付熙如教授的研究生讲了一届科技德语。

1960年，河医举办医学专科夜校，一共十五门课。每学完一门，考试后合格，就能拿到这一门的结业证书。什么时候拿够15门的结业证，就可以换回专科医师的证书。我就报名上了。课程是一门一门学的。我学了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后因调回开封，不能接着学，否则，我会坚持到底并拿到专科医师证的。之前，我到河医不久，就跟本科生一起听了医学的生物化学课，参加实验和考试，得了70多分。我在国立河南大学化学系大四时已选读过生物化学。

我在河医主要是讲授无机、分析化学。医院检验科的同志有多位去听我的分析化学课。我因要联系实际，也常到检验科去了解甚至亲手操作那里的化学分析和生化试验，如血清中的钾的化验，氯的化验，血糖的测定等等，从而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建立了友谊，如王诗谨、王永生（男，时为室主任）、周寿林、徐永林（后二人调回开封后，见面更感亲密）、单景生等等。他们原都是中学生，从河医的6个月的化验班毕业。其中，我最钦佩王诗谨。她勤学好问，钻研业务，不断改进分析方法，自学英文。改革开放后，听说她因在国外临床检验杂志上发表几篇论文，被破格晋升为主任（副主任？）检验师。我曾以她为例鼓励我课外小组的学生刻苦学习。

河医很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和流通。例如，他们曾进了中国科学社解放前的《科学画报》从创刊号起的一整套、日本人在东北出版的《满洲医学杂志》等等。我从1952年到河医工作，图书馆一直对教工开架，没有一个书库是不开放的。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对人和蔼热情，如褚建业、徐腓力、关培英、赵淑云、于某某（忘记）等等。我在上世纪80年代因查资料去河医，图书馆的老同事褚建业病瘫在床，他让他的女儿领我去图书馆，对管理人员说我是老河医的人，需进馆查书刊，他们就让我进去随便找着看，无需任何手续。而我在开封，原先在历史研究所看过一些《文史资料选辑》。历史研究所迁郑后，我听说图书馆有，我想去看。据说是在内部书籍库。我对一位王副馆长提出，他说我是学理科的，那是文科书，不能看。后来我找了吴馆长。他说，这有什么保密的？他打开书库让我进去看。有一次我需要查外文期刊，管理人员梁遗全让我自己去找。又碰见那位王副馆长，他说谁让你进来的？我答梁遗全。他说这里不能随便进。我感到很奇怪。

我刚到开封师院化学系后，发现系资料室的书刊还不如河医化学教研组的书刊多，尤其是期刊种类。

河医很重视教学设备的添置与更新，如每个教研组都有电冰箱。化学教研组学生实验用的分析天平，符合每两人一台。初到郑州时，郑大化学系刚开设不久，还到河医去借分析天平。但到了1963年，我在开封师院化学系工作时，系主任派我和实验员杨福来去郑大接收郑大打下来的（认为不好的）分析天平。

河医在开封时，我在业余时间爱打乒乓球，多在校工会。有的人打球时很傲气，但球技并不佳。我则找那些态度平和、友好的人在一起打球，从而又结识了一些好朋友。文革后，我去河医看病，有些药供应紧张。有人告诉我，时任药房主任的是颜振树同志，直接找他。他就是我的好球友，当然也是老同事。我到药房窗口一喊"小颜”，就听见他在里面对人说：“一定是熟人。”他一见我就说：“你咋来了？”他知道我已调到开封多年。寒暄后，我拿出处方，他就一一配齐。

我从洛阳回到郑州后，不久就开展挖东风渠的工程，就是疏通一下。然而全是下到冷的水里作业。我随29期劳动。校领导对老师和女生特别照顾，不让下水。男生穿长统胶鞋下水挖泥，用铁锨把河底的泥，当然带水，捞出来放进岸边的筐里。老师和女生把筐带泥拉到堤岸上倒掉。领导也关心下水的人，如供应酒喝。起初大概是半小时换人，后来改成二十分钟、十五分钟。伙食供应很好，也不限量。我们组的实验员古革林一顿能吃二斤油条。我们住在纬五路小学教室，天刚明就起来卷好铺盖放在教室后边，不妨碍学生白天上课。走很远的路才到工地。三顿饭都在工地附近。晚饭后，走回住地，天已黑完了，打开铺盖就睡了，什么刷牙、洗脚都不说了。

刚到纬五路小学那天，我去《河南日报》社家属院看我大舅彭振海和大妗。她拿给我看刊登在《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上她在切菜的画面。我觉得她长得的确好看，标准美貌的中国家庭妇女。大舅长得也好，细白的面孔，态度文静。我还记得，抗战前，他们结婚时，我给他们当压轿孩儿。东风渠完工后，我们要返校时，我去向他们告辞。等我回到纬五路小学时，大家已在整队，我背上行李，却找不到我的洗脸盆，教室里已空空如也。我只好跟大队一起走了。学生说，可能是有同学拿错了。回学校找吧。第二天我到学生宿舍问时，有学生说，某寝室有多的脸盆。我去看，不是我的。我的是纯白的，那里几个都是花的。他们说，反正是多的，大家都有了，拿去使好了。我坚持不拿，上街买了一个。

劳动前，大队从学校出发后，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我还认识了几位学生。有个叫赵彼得，我说他或他家里人一定有个信天主教的，他说是。又，郑培植，他说他哥叫郑培根，在郑州医专教学。我说他是医药世家。又，王廷相，开封边村人。文革后听说他在开封卫校皮肤科，我去过一次，未见到。2004年去卫校找苏传勤时问到他，苏说王已病故。劳动结束后返校的路上，大家默默地走着，心里盼着早点到校休息。到校时天已黑，食堂不仅预备了热的饭菜，而且还有酸辣汤。我回河医后，29期上有机，樊先生主讲，我参加五、六两小班的实验辅导，看巧都是我在劳动中熟悉的学生。

30期扩招了一些在职的中级医务人员，总共540人。29期360人，31期又缩减240人。所以，称30期为"大肚子"班。河医有个300人的阶梯教室，也无法一次容纳，故分成三个班上课。加上河医规定主讲老师至少带一个小班的实验，以便了解教学情况，所以，教学任务很重。但我仍深入学生。记得有个学生名徐仲魁，同学都称他徐院长。因他来河医之前是位公社（县？）卫生院院长。他对我说，现在学的医学课程不难，但中学学的物理、化学都忘完了。时河医的要求很严，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一位名史永修的学员，原是本院病理教研组的实验员。一年下来，化学不及格，要留级。他说他儿子本年要考河医，如果考上，他将与儿子同班，不好意思。学校设法给他调到开封医专学习，上专科二年级。

30期化学课考试后，有位班干部想看自己及格没有。他找到教研组主任樊惠远先生说，党支部叫他来看他班上的成绩。樊先生问：“哪个党支部？”班干部说：“30期学生党支部。”樊先生说：“我以为是基础部的党支部。学生党支部不行，我不归他管。”那班干部只好离去。当时我在场。那时在反右派之后，大家对党员十分敬畏。我真佩服樊先生的勇气。那班干部原是生化教研组的实验员，樊先生也熟识，但也不给他面子。樊先生是位正直的人。

1960年秋，或1961年夏，我随30期学生到郑州西须水大队劳动。该期有一调干生叫陈淑瑜，同学们都喊她陈大姐。学生曹玉兰有病，晚上拉肚子，陈就背她去厕所。那次没有党政干部去，什么事都由她做主。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吃的不好，又吃不饱，学生们劳动都没有劲，社员也不跟我们一起劳动。她在田地里总是关心地说，再干一会儿我们就歇。还对我说：“李老师，怎么样呀，多歇一会儿。”毫无过去的领导在一旁督促那种做法，更没有我回到开封后，有的班干部学生对一起劳动的老师像监督对象那样。在那儿，我们在大队食堂交粮票，用钱买着吃。学生们发现食堂有一种柿干和玉米混合磨的面蒸的发糕，又甜又软和，好吃。临走时，有人就买了一些带走。我因在潭头吃过，不以为奇。

河医校园里本来种了许多中草药，困难时期，学校分片包干给各科室和教研组，叫大家种菜，成熟后各自吃。我和李开密就用饭盒煮着吃。学校还叫大家养兔子。我和李开密同住一室，养了两只兔子放在一个木箱里。兔子尿臊烘烘，养大了也不肥。我俩请生理教研组的实验员给宰了，也是在实验室里煮了吃。还有让培养小球藻等等。这些都是只有一次。学校领导也是好心。学校领导还派人到南方广东、广西采买一些能吃的东西，主要是木薯粉，吃起来像糯米粉，据说有点毒性，不宜多吃。李开密是广西人，他给大家讲讲吃的方法。他还说，在广西，农民直接用木薯喂猪。这次采购，听说采购人员买了些香蕉给了校领导，领导们还问采购人是否大家都有，采购说都有，其实不是。领导说，那我就收了。发的东西全不要钱。学校还从官方买进一些罐头，多次。每次不够每人一罐，按人数比例分到各单位，按官价收钱。李开密和我每次都推让给别人。那时市面上吃的东西很紧张，有钱也买不来。河医附近有一商店卖一种叫磷脂的食品，瓶装，吃着像豆沙。我曾买了几瓶带到开封，家里人也说好吃。那时期，开封商店卖一种叫可可乳酪的罐头，含奶和糖，有营养价值，3元多一瓶。那时为了给孩子们增加营养，就不断地买。所以，我们以前的积蓄全在那三年花完了。由于河医有医院且医疗条件、技术等在本省首屈一指，许多单位有求于它，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它可以从有关单位弄到一些吃的东西，如变质鸡蛋。食堂得到后，已有臭味，打开散黄，呈绿色。放在大笼里蒸，也会嘭裂。因不收粮票，一毛钱一个，我就一次买了五六个当饭吃，省下粮票。

大概是1960年暑假，本来上级说现在是低标准（每月27斤粮食）时期，暑假放两个月。医院的医生兼作教学工作的（后期课）只放一个月。他们不愿意。学校倒叫我们前期课程的老师也只放一个月的假。我在开封度过一个月的假期，返回郑州的第一夜就出现肚子胀得难受，睡不着。次日到医院一看，是阑尾炎，住院。先用中药红宝膏外敷一两天，不行，只好开刀。外科主任张振兴对我说：“老李，你别指望我给你做手术，我不经常做。我给你找一个经常做阑尾的，他有经验，做起来熟练。”我说：“到时候，你得去坐镇。”临手术那天，他说找了一位毕业八年的主治医师，很有经验。我进手术室时，张主任也跟去。我第一次进手术室，换了拖鞋，走进去，地面湿嚓嚓的，光线又暗，感到阴森森的，就有三分恐惧。上了手术台，他们把我的手和腿绑起来，心里就又紧张。等到他们在我的肚子上涂搽消毒液时，一感到凉，就说，我要小便。他们只好解开绑的东西，给我一个小碗，叫我去墙边撒尿。我站了一会儿，一点也尿不出，只好回去再上手术台。他们说我是吓得了。本来要给我做腰麻，我说我紧张（害怕），全麻吧。于是给我盖上全麻的面具。我闻见一股乙醚味。一会儿，麻醉师叫我：“李丙寅。”我答应了一声。过一会儿又叫，我又嗯。他说怎么还没有睡过去，我说，我们搞化学的，可能闻乙醚闻习惯了。他说：“大口吸气。”我就大口吸气。只吸两口，醒来已在病房床上。

我刚住院时被安排到大病房。我怕蚊子，要挂帐子。护士说查房时，领导要批评说病房不整齐。后来可能知道我是本院的，就给我调到小病房。同屋的另一位是郑州砂轮厂的德国专家厨师，姓司。他是做静脉曲张手术的。言谈中，他颇有见地的说，他做了十年中餐，八年西餐，因此，现在无论叫他做什么菜和西式点心，即使没做过的，一看或一说，就会；就像你们大学老师一样，有学问，无论叫你们教啥都能教，反正学问深了好。那时住院，每天早上还未睡醒，一到六点，护理员就把洗脸水端到病床前叫你起来洗脸。正如老早卢长山院长所说的那样，西医的那一套护理办法不如中医让病人在家治疗感到舒适，但永远改不了。不过那时候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态度很好，不像文革中及以后让病人或病人家属打扫病房。病房区很安静，医护人员都是轻声细语，也不允许病人吵闹。

手术后，综带着景湘去病房看望了我，带了酱黄瓜。我出院后，学校准我回开封休养一个月，因那时还未开学。河医的医生给我开了特需处方蜂蜜，因那时物资缺少。开学时返回河医后，医生又让我去理疗，微波电热，以防肠粘连。果然未出现。以后做体检时的医生说我的刀口短、平，手术做得好。那位做手术的医生，现在忘记姓名，只记得他是广东人。他调回广州时，我去他宿舍看他并送了纪念品。

大概是1960年上半年，综随开封师院赵书记到郑大参加高校工作会议，天数较长。她就把晓红带去同住郑大招待所，并让晓红上郑大幼儿园。一天，我带晓红去我那儿玩。她和我生分，不愿去。后来她提出路上见一个卖冰糕的就得吃一个，我答应了，结果一路上吃了7个冰糕。到我的住室兼办公室还没有一分钟，她就跑了。我一直跟到郑大招待所。没两天，她又说想向东，非要回开封不可。综只好把她送回开封。综随赵书记在开会当中，郑大和河医的领导都向赵书记提出让综到他们学校工作，赵书记不答应。

又，不记得什么时候，综被抽调到省委文教部工作，住河南饭店。有几个周末晚上，她骑我的自行车从位于行政区的河南饭店到河医找我。她曾说省委文教部已确定正式调她。不料不久该部被撤销，于是我俩失去一次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机会。

又，一次河南农学院有个晚会，请综去。她竟大大方方的带了我去。那里的校党委刘书记很热情，先请我俩吃水果，而后让我俩坐在会场的前排。记得节目是歌剧《哑姑泉》。此事也表明综对我的感情。

又，有一年暑假，综带儿女到郑州去我那儿玩了几天。我在实验室吊一个大蚊帐，下面铺上凉席，四口人睡在里面。曾发现大个蚊子会从蚊帐下边缝隙爬进去。临走那天去人民公园玩了玩，还在草地上铺了个床单，让孩子们睡了一会儿。

我在郑州三年（包括洛阳半年），大概一个月回开封一次。每次都是周六傍晚离校，到开封已很晚，下火车都是步行回家。当时，河医刚迁郑不久，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家还留在开封，所以下火车后还是成群结队的一直到北道门、双庙街、明伦街。大家归心似箭，走得很快。但有人提醒说，现在吃不饱，小心不要走得太快，以免身体出毛病。那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进城卖农副产品的多，火车拥挤。我们乘车也不方便。有时在车站广场被车站上的人领着上车的群众在广场绕来绕去，才登上晚点的火车，十分辛苦。有一次，我在车上与医院的李月波大夫坐对面，他很骄傲地向我展示他的车票，上盖有"往返”二字。他说这是他的病号代他买的，并且送到他手里。这就是当医生的好处，而我则须到车站或市内售票所排队。

我之能获得组织让我回开封的调令，是综的好友康耀文的协助。康在教育厅工作。他在教育厅和卫生厅双方做工作，并与河医和开封师院协商，让我到开封师院。开封师院把生物系教生化的一名教师调到河医，并由教育厅将开封师院化学系应届毕业生中分配一人到河医化学教研组。而当时开封师院的生物系将要合并到新乡师院，所以，开封师院并不需要出一个人，当然同意。而河医觉得吃亏，但它受卫生厅和教育厅双方领导，只能服从。所以河医程鹰副院长让化学教研组主任樊惠远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如我愿留河医，他们将以此理由抗命。但由于上述原因，我表示服从调动。于是，程鹰副院长退一步叫我再教一届课：无机及分析化学。我因对河医很有感情，就欣然接受。我又教了31期，从1961年9月到1962年3月上完课，即告别我工作十年的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使我受压、艰苦奋斗30年的单位。

我走后，程鹰院长见我正在河医上学的爱蓉妹说：“后悔不该放你哥走了。”

所以，我在河医十年，不仅是工作，而且是在学习，学了俄语、德语，并在治学、教学、科研诸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养成了联系实际、接近学生等等良好的作风。加上同事们和领导对我都很热情，这就自然而然的对河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认为河医是我第二个母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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