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法援越往事 风云日内瓦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中风突然去世。
消息传出后，第二天的日经指数狂跌10%。
资本市场总是最敏锐的。
因为斯大林的死意味着朝鲜的和谈大大提速，日本将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韩战军需。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二号实权人物贝利亚被杀，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分享了斯大林的主要权力。
此后一段时间里，苏联高层形成了“两王+四个2”的集体领导局面（《苏共，1953》）。
果然，苏联新领导团队在外交领域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斯大林时代的遗产——朝鲜和越南的战事。
于是在1954年初柏林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倡议同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美国的强力封杀，所以一开始美国并不想让中国在日内瓦露脸。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除苏联力挺中国参会外，法国和英国也都或多或少支持中国来日内瓦。
法国方面的想法很简单。
越共的背后是中国，与其去和“代理人”谈判，还不如直接和“老板”谈来的干脆。
英国方面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毕竟香港这个“人质”在中国手里，英国很想借着日内瓦多边会议的由头直接和中国高层来一次接触。
在苏英法三国一番运作之后，美国最终松口，同意中国参会。
就这样，新中国第一次获得了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的外交机会。
1954年4月24日下午3点，一架伊尔14专机降落在瑞士日内瓦机场。
当头戴黑色礼帽、内着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大衣的周恩来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舷梯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数百名记者纷纷拥上前去拍照。
作为“首秀”，中国派出了强大的外交阵容：
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兼外长）
代表团副团长：
张闻天（副外长兼驻苏联大使）
王稼祥（中联部部长，副外长）
李克农（中央军委情报部长，副外长）
代表团成员：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等
新闻办主任：熊向晖
日内瓦代表团一方面汇聚了当时中国几乎最顶尖的外交人才，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李克农、熊向晖等情报战线上的老手。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开山之作，能入选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对于一名外交人员来说本身就意味着“资历和荣耀”。
此后的岁月里，代表团里的很多成员都大放异彩。
像黄华、乔冠华，后来都做到了外交部长。
还有钱嘉东，他当时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
钱嘉东虽然没能做到外长的位置，但他的女婿做到了。
日内瓦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朝鲜问题，这部分我们不谈。
为什么越南问题没能先摆上桌面讨论呢？
因为奠边府那边还没打完嘛，结果还没出，讨论啥……
5月7日夜，驻奠边府法军投降的消息传到日内瓦，一石激起千层浪。
为了使军事战果更好的转变为政治战果，毛泽东指示奠边府前线的韦国清等人，抓住奠边府战役的胜利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日内瓦的谈判。
5月8日，越南问题正式摆上会议台面。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各方的立场：
中国
希望和谈成功，尽可能促成南北越划“线”而治。
中国的初衷很容易理解。
我们在朝鲜刚刚和美国人打了三年，消耗巨大；如果在越南继续打，那国内还要不要搞建设了？
法国
希望和谈成功，尽快抛掉越南这个烫手山芋。
从1946年初开始，法国人在越南山沟沟里已经摸爬滚打了八年了。
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眼睁睁地看着越共力量日渐强大，消灭胡志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如今一万多战俘在越共的手里，国内舆论波涛汹涌，法国人早已无心恋战。
美国
不希望和谈成功。
美国国内当时流行“多米诺骨牌”理论——
不在三八线挡住共产主义，就得在日本挡住共产主义；不在日本挡住，就得在夏威夷挡住；不在夏威夷挡住，就得在加利福尼亚挡住……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前就确定了阻挠会议成功的方针。
军方内部甚至已经做好利用会议破裂为借口，对越南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准备。
英国
希望和谈成功。
在英国人看来，越南战争就是朝鲜战争的2.0，无非是换了一块地打。
西方阵营对越南介入的升级必然会导致中苏双方介入的升级，毫无意义。
只不过英国并不处于当事人的位置，对会议的直接影响很有限。
苏联
态度比较暧昧。
要是斯大林还在，日内瓦会议可能根本就开不起来。
不过换成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整体有所缓和。
实际上，整个五十年代后半叶，美苏关系都是相对平稳的。
南越政府（法属越南殖民政府）
不希望和谈成功。
眼看法国干爹不管自己了，立场迅速与美国干爹看齐。
北越政府（胡志明）
犹豫。
奠边府大捷后，越共彻底将法国的势力清扫出北部根据地。
虽然法国人仍然占据着河内、西贡等大城市，但在胡志明看来，只要中苏两位大哥能继续“给力”，统一全越并不是梦。
不仅如此，当时越南中南部的很多山区、甚至邻国老挝柬埔寨，也都有越共的势力存在。
如果划界停战，越共将被迫放弃中南部地区的许多根据地，同时必须完成与柬埔寨老挝的划界。
大批越共党政军干部将北撤，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现在两位大哥，尤其是中国，力主要与法美和谈，最好的结果无非也就是划线而治。
所以胡志明对于日内瓦会议是持一定保留态度的。
在越南被奉为神的胡志明
为了能够说服胡志明接受南北分治的方案，周恩来于会议期间专程回了一趟国。
1954年7月3日到7月5日，周恩来在广西柳州与胡志明秘密会谈，力劝他接受“两个越南”。
周恩来最大的“助攻”是谁呢？
可能大家想不到，是美国。
美国当时已经做好了接收法国人残局的准备。
周恩来用朝鲜的例子来劝导胡志明——当年金日成也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呢？
美国人的增援速度之快是超乎想象的，即使把中国加上去，也只能勉强和美国打个平手，胜利的希望太渺茫了。
最终，胡志明接受了我方的建议，为各方最后达成协议扫除了关键障碍。
经过8次全体会议、23次限制性会议的讨论后，1954年7月21日，九国外长达成《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宣言”主要内容如下：
1、自北纬十七度分割南北越南。
2、法军与越南人民军分别在300天内进入分界线南北各自的集结区。
3、法国撤出越南，并承认前殖民地三邦为独立国家。
4、法国在越南境内不得再设任何军事基地。
5、南北越为中立国家，不得与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同盟，不得进口军火，不得依附任何军事集团。
6、南北越在1956年7月前实行普选。
……
除“宣言”外，法国和北越双方还签署了一个更具约束力的“协议”，用来落实宣言的精神。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缓和会上紧张的气氛，主办方还组织了一系列的文娱演出。
当时中国代表团一连举行了两场大型电影招待会，宣传中华文化和新中国的新气象。
为吸引更多观众前来观看，周恩来让工作人员把请柬印成两种：一种是指名邀请，另一种不写姓名，放在“记者之家”。
这种“匿名邀请”是为了让南越、南朝鲜以及不方便直接邀请的美国记者们自取，还特意用英语作了简单说明。
统战工作贵在细心。
当时带去了两部片，其中一部是国内新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开始，负责新闻联络的熊向晖请英文翻译写了 16 页纸的说明书介绍剧情，并把片名译为《梁与祝的悲剧》。
说明书送到周恩来那里，总理说道：“只写一句：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结果放映时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关键角色处理国际重大问题。
稍显遗憾的是，会议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南北越虽然划了界、立了国，但预定的选举并没有举行。
法国人撤走后，美国迅速支持吴廷琰在南越建立反共政权。
从此由美国代替法国走上前台。
一场升级版的越战，即将拉开序幕。
番外
历史是有立场的，各家史书各家写。
当我们转变一下立场，比如把自己变成胡志明，会对日内瓦这场会议有不同的解读。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很像是一场越南版的“重庆谈判”。
当事人心不甘，情不愿。
遥想当年，我党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是日本投降的速度超乎预计，八路军能战之兵仅百万左右，尚未发展到可以和国民党一争天下的地步；
其二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压力。
斯大林曾在1945年8月20日和22日连续致电延安，要求毛泽东赶赴重庆。
他在电报里说：
“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
为什么斯大林力主国共和谈呢？
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从“雅尔塔体系”里为苏联捞了大把的利益。
包括和蒋介石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可以视为“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外蒙，1945》）。
如果苏联全力支持我党革命，相当于主动去掀“雅尔塔体系”桌子，于己无益。
其次，在斯大林看来，我党的军事实力离蒋介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旦苏联放开手支持我党，美国人也会全力支持蒋介石。
而苏联并不想卷入和美国的军事对抗。
这种顾虑和中国1954年处理越南问题时是一样的——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只不过这里的国家利益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越南的国家利益。
另外还有一点，苏联和国民党的渊源也很深，至少在斯大林看来勉强能接受。
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认为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在接到斯大林第二封电报后的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最终确定亲赴重庆，他说道：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
临行前，我党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由少奇同志代为处理延安一切事务；
2、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七大时的常委称“五大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会议。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是毛泽东离开延安时，在延安机场与赫尔利、周恩来、张治中等人合影，从表情中我们也能对当时紧张的氛围窥探一二
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这一干预仍然耿耿于怀，经常在不同场合批评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
事实上，无论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还是1954年的日内瓦，确实也没有实现和平解决问题的初衷。
该用枪杆子解决的问题，终究是免不了恶战一场的。
话题再回到日内瓦。
前面我们提到过，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处理国际重大问题，并推动达成协议。
其实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外交思想首次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并没有“一边倒”，也没有揪着意识形态不放，而是从国家现实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国际外交问题。
遗憾的是，五十年代末，随着中苏分裂和国内政治形势的日趋“左拐”，中国外交政策领域意识形态的分量再次上升。
后来，我党甚至多次向胡志明“道歉”，并事实上否定了当年日内瓦会议和谈的成果。
为何道歉？
自然是为当初力劝胡志明接受“两个越南”道歉。
北越初期（1957年）胡志明访问东德，与东德少先队员在一起
随着五十年代苏美缓和时期的结束，至六十年代初，冷战的第二波高潮来临。
南北越作为冷战的一个重要火药桶，再次被点燃。
胡志明的运气很不错。
1962年中苏论战爆发，两国都急需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
在中苏的联合支持下，北越军事实力大增。
两年后，著名的“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人直接参与的越战正式拉开序幕。
而对于中国来说，外交思想再次突破意识形态限制、回归国家利益主导，则要等到七十年代了。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