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题为“America’s

本篇综合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谈谈未来十年中国可能面临的“底线场景”。全文分军事、经济和地缘三个维度，分别以上、中、下签的形式对预期场景进行描绘。

本篇接《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白俄罗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在明斯克举行峰会，2015年2月11日。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舆论习惯于把《明斯克协议》跟《慕尼黑协定》给联系起来。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连同法、意领导人一起，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领土要求。他回国后向人们宣告：“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39年3月，德军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其他省份，公然破坏《慕尼黑协定》，英法被迫向波兰提供安全保障，以威慑德国不要继续妄动。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但未派一兵一卒，史称《西线无战事》。直到1940年5月德国发动进攻法国的战役，二次大战才真正升级至大国搏生死的阶段。西线开打当月，主和派张伯伦辞职，主战派丘吉尔上台。6月，法国亡国，绥靖政策彻底破产。法国战役期间，时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隆美尔在指挥作战。二战结束后，当人们进行复盘时，1930年代英法执行的绥靖政策首当其冲成为背锅侠。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挑战者会小心隐藏其真实意图以麻痹对手，所以坚决的遏制和要比妥协/合作更可取。还有人基于军事视角出发做推测，认为如果英法决心1938年对德开战，效果要比1940年被动应战好得多。不难体会，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坚定遏制战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多米诺骨牌”思维，冷战后美国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提防（大于合作），以及小布什时期对伊拉克等国先发制人的出兵，多多少少都有吸取绥靖教训的意味。可见慕尼黑这一隐喻在西方决策界影响之深远。不过当抛开固有视角后，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张伯伦等人执意推行对德妥协，真的只是战略短视、被希特勒蒙蔽吗，还是其他复杂因素作用下不得已的结果呢？1935年的巴黎街头。在唐世平主编《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书中，作者对于英法绥靖政策的原因做了以下几点解释。1、一战带来的惨烈损伤让欧洲弥漫着和平倾向，民众从心理上无法接受再打一场世界大战。2、《凡尔赛协议》的苛刻条件让一些欧洲人对德国颇感同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承受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魏玛共和政府不得不大量印钞以偿还赔款和战争债务，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混乱。1923年1月，因德方未能完成款项偿还，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河沿岸的工业区，这让很多德国人觉得自己国家遭受了极其恶劣屈辱的对待，希特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3、1930年代大萧条爆发，英法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无暇顾及外部事务，即使对外干预也优先处理本国殖民地的事情。4、法国政局动荡，内阁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对德政策领域几乎完全跟随英国——相对于法德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英德矛盾其实要小一些。5、苏联的建立。一战前协约国“铁三角”是英、法、俄，在制衡德国的战略问题上，俄国向来是关键一环。可1917年之后俄国成为敌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英法与苏联的矛盾某种意义上已经大于英法同德国的矛盾，这使得英法更希望德国与苏联开战。1936年7月29日，时任英国首相鲍德温对主战派丘吉尔说：“假如一定要打仗的话，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打起来。”英国学者米德尔马斯在《绥靖战略》一书中写道：“英国默默地怂恿德国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扩张，这种迹象表明，苏联指责英国打算使德国和俄国作战以指望出现‘持久的均势’，是有道理的。”6、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个人因素。张伯伦是商人出身，对和平的执念超过其他政客。1938年3月，德国进兵奥地利，德奥合并；在内阁紧急会议上，张伯伦认为这一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能因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放弃和平希望。丘吉尔与张伯伦，1935年。一战后英国执行裁军政策，政界弥漫着对战争的松懈氛围，丘吉尔是少有的警惕派。不难体会，1930年代英法对德妥协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不是决策者单一因素导致的，套用唐世平教授的一句话：“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喜欢说‘历史上……’，但我们通常都是使用简单化的类比来思考历史和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全然忘记了历史事件的背景。人们总是去追求简单化的‘铁的规律’，但‘铁的规律’往往是不存在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海报，主题为“赶上并超车”。与英法不同，苏联从新政权建立伊始就一直在为世界大战做准备。下面再换一个角度。所谓“战略博弈”，本质上是要预判对方的底牌，而对于权力高度集中型政权来说，实际上就是要判断其主要决策者的决心。具体到慕尼黑事件，一种观点认为张伯伦等人被希特勒蒙蔽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伯伦等人意识到了希特勒的危险，但却无法准确评估这种危险的程度。很明显，后者更加符合事实，即准确判断对方决策者的决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回顾人类战争史，发生战略误判的情况比比皆是，有鉴于此，人们习惯于用对手上一次的行为去预判他下一次可能的反应。比如：越战期间，美国因中国在朝鲜果断出兵的历史，认为中方存在极高的可能性出兵越南，故进行了必要的克制。再比如：俄罗斯通过美国在阿富汗撤军期间的表现，判断拜登政府对外军事干预意愿不强。总而言之，除非能拿到战略级情报，否则想评估对手行为是很难的，单纯从结果去倒推张伯伦等人的失败多少有失公允。驻新加坡英军向日本投降，1942年2月。前文提到过，霸权国家签订的那些安全防卫条约有点像存在银行里的存单，它以霸权国家的信誉做担保，当第一张存单的兑现出现问题时，就是霸权崩塌的开始（《中国等待的时机》）。这一点在英国身上展现地淋漓尽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举进犯东南亚。马来战役中，日军把装备精良、试图固守阵地的英军杀得片甲不留，一路节节败退至新加坡。新加坡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明珠和堡垒，丘吉尔称其为“东方的直布罗陀”。战前人们普遍预期这是一座难以攻克的要塞，连德国元帅戈林都称“攻陷新加坡需要五个师团的兵力和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可谁都没想到，新加坡保卫战竟以一种尴尬的局面迅速收场——1942年2月15日，八万多名英军士兵向三万余名日军投降。之后新加坡被日本设置为“昭南特别市”，由此进入三年多的日据时期。新加坡沦陷使得大英帝国威风扫地，意识到宗主国已无法保障其领地安全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迅速靠向美国，印度的独立运动变得日趋活跃，英国几百年苦心建立的殖民体系濒临土崩瓦解。丘吉尔本人感慨道：这是（帝国）命运的转折点。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经常隔空呛声，里面有许多精彩段子。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来自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跟德国防长互怼的过程中，他呼吁对方以史为鉴：“想对俄罗斯强硬之前，最好去回顾一下历史；如果没有学过历史，那就去问问你爷爷，对俄强硬是什么后果。”以此为引子，本篇和读者朋友们回顾下德国与俄国“爷爷辈的恩怨”。在希特勒的战略规划里，征服苏联是绕不开的一环。因为德国作为后发帝国主义国家缺乏海外殖民地，海军力量也无法匹敌英国，想要获得“生存空间”和原材料，只能在欧亚大陆上寻找。那欧亚大陆上哪里资源最丰富呢？德国目之所及，主要是乌克兰、高加索、里海一带。正因如此，希特勒始终将占领苏联乌拉尔山脉以西的领土作为长期战略目标，与之相较，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是一种临时战术策略，为了解决两面作战问题。1940年6月，德国惊天一战秒杀法国，军事占领了包括法国北部、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在内的广大西欧地区，并在法国南部建立伪政权，至此西线威胁彻底消除。7月，希特勒正式要求最高统帅部参谋人员研究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7月21日，陆军总司令向希特勒递交了第一份研究报告。苏联太大了，远不是西欧国家能比的，按照最初设想，德国陆军希望制定有限的作战目标，在4至6个星期内占领白俄罗斯、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部分地区。考虑到天气因素，对苏作战不宜在秋季展开，所以时间草定在1941年5月份。看完报告后，希特勒认为与苏联的终极对决是不可避免的，应趁着德军战力处于巅峰期，一鼓作气彻底解决掉这个欧洲大陆上仅剩的对手，于是在修订版方案里，最终形成了兵分三路分别攻打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作战计划。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正式签署入侵苏联的首个作战命令——第21号命令，代号“巴巴罗萨”。苏德战争初期的希特勒在尚未解决掉英国威胁、美国立场不明的情况下，贸然对苏开战显然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德国人难道就没想到这一点吗？当然想到了。有德军高层向希特勒建言：敌我双方兵力数量基本相当，贸然攻打苏联会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险地，复制一战剧情。然而希特勒有他的理由：1、苏联一直在等待英德决战，自己好坐山观虎斗，伺机而动（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其实也在准备对德作战，只不过时间上没有德国那样紧迫）；硬要在英苏之间挑一个，希特勒认为苏联更好打，更容易发挥德国陆军的优势。2、实施对英登陆作战就得扩充海空军、削减陆军规模，可只要不解决苏联威胁，便无法安心准备对英作战，存在一个先后手的顺序问题；反过来，对苏作战则不存在后方威胁，毕竟英国短期内无力发起登陆欧洲大陆的作战。3、苏德瓜分欧洲后，德国固然实力大涨，苏联实力同样大涨，且苏联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技术突飞猛进，假以时日必成心腹大患，应趁着德军战力巅峰之际先发制人——苏联三十年代刚刚经历过大清洗，士气低落，战力堪忧。4、法国战役结束后，英美凭借海军优势对欧洲大陆实施严密封锁，这让德国的战争机器严重缺乏各种原材料物资，更加依赖、觊觎资源丰富的苏联，而苏联的供应并不稳定，经常通过中止运输等方式对德施压，索要技术或地缘政治利益。总而言之，征服苏联的目标太过诱人，一旦成功，德国将成为毫无争议的欧亚大陆第一强权，甚至是全球第一强权。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将其敢于豪赌的一面完全暴露出来。德军巴巴罗萨行动当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这一重大变故。图为莫斯科街头民众收听广播，一个个表情凝重。为了迷惑苏联，德国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伪装和欺骗。这一时期德方大肆宣传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在英吉利海峡法国一侧集结渡海力量，部队频繁进行登陆作战演习，实际却把精锐部队东调。当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才一年多，两国事实上处于准盟友状态，而且整体合作愉快、斩获丰硕，因此德国主动向苏联通报了自己的部队调动情况，称向波兰增兵实际上是派新征召士兵去替换老兵云云。总之编了一堆看似很合理的借口。1940年1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获希特勒亲自接见，双方还发表联合公报，称“在互相信任的氛围中交换了意见”“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谅解”。1941年1月，苏德两国甚至签订了一份新条约，以落实相关“共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德国也并未完全排除继续与苏联合作的意向，但前提条件是苏联认可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集体对抗英美。会见莫洛托夫期间，希特勒曾表示苏联势力需全部退出巴尔干半岛，而苏联希望在地中海拥有自己的温水港，于是牵扯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归谁的问题。芬兰问题上，苏联要求德国撤出在芬兰的军事存在，德国则鼓励苏联向南发展，去征服伊朗和印度（英国殖民地），隐含要求苏联对英开战。不难发现，在1940年底世界局势波谲云诡的关口，苏联更希望充当“英美”与“德日意”之间枢纽的角色，左右逢源，不肯对德做重大让步，这一立场跟希特勒的期许存在明显偏差。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于柏林欢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到来。希特勒“友好的”扶着莫洛托夫胳膊。法国战役结束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的一年里，欧洲大陆局势相对稳定，给人一种“战间期”来临的错觉。历史上，有关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前坚信希特勒不会开战、拒绝提升战备等级的故事，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实际情况是当时真真假假的消息满天飞——苏联希望英德开战，英国希望苏德开战，彼此进行了大量情报渗透与舆论引导。而斯大林判断德国会在对英作战告一段落后才威胁苏联，贸然对苏掀桌子不合逻辑。因此苏联在“巴巴罗萨计划”之前处于相对松懈的状态：主要军官仍居住在城市里（而非一线部队），前线各师只有几个连队在值班，各种训练工作照常进行，一线部队弹药配备不足，飞机则集中部署在几个主要机场里……再考虑到苏军刚刚经历了大清洗（75%的高级军官任职不超过一年），作战理念、战术水平、机械化程度等均远远逊色于身经百战的德军，所以开战初期惨痛的失利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苏德战争爆发前的欧洲格局。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不宣而战。数百万德军及其扈从国军队从北、中、南三个方向突袭苏联，德军航空兵则猛烈轰炸了苏联西部的机场、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等设施。开战头一月，苏联方面共损失160万军队，全线溃退。1941年12月，德军先锋部队推进到莫斯科市郊，已经能够看到克里姆林宫的螺旋状塔尖。然而命运的齿轮也正是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动。

近期台湾知名学者吴玉山以“地缘政治何以成为显学”为题作了一期演讲，他从“东西战略断层线”的概念出发，指出亚欧大陆西战略断层线上已经爆发了两场战争，即乌克兰和以色列。这两处战争爆发点均位于美国力量的“边界”处：乌克兰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焦点，自2004年开始，双方先是在选举、经贸等领域频繁较量，2014年因《克里米亚事件》掀桌子，2022年彻底撕破脸。以色列背靠地中海与北约势力范围，向东面临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组成的“抵抗轴心”（什叶派之弧），自美国从中东撤军以来，双方实力已呈均衡态势。东西战略断层线中间包裹的广大区域，基本就是上合组织的范围——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伊朗、巴基斯坦等，而体量巨大的印度处于被双方争相拉拢的状态。截图自吴教授课件，图中展示了“西战略断层线”，红点为爆发战争的地区，所谓的战略断层线如同地质板块之间的地震带一样，非常不稳定。拜登政府在其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大国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塑造未来未来的竞争”，此番表述被认为是含蓄地承认了新冷战已然来临。实际上，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对抗→和平→对抗→和平”的循环中：1914-1918年爆发了一战，中间休息20年，1939-1945年又爆发二战。1947-1991年美苏进行冷战对抗，苏联解体后迎来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浪潮，2018年至今再次回到新冷战状态——经历过中间三十年的人们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新冷战究竟会把世界带向何方，又会如何影响人们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呢？下面让我们分几个不同的视角来切入，并最终勾勒出新冷战的轮廓。

1938年8月28日晚，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唐宁街十号官邸召开了一次深夜战略会议。尽管出身于政治世家，但张伯伦早年其实是个商人，42岁才弃商从政当选伯明翰市议员。和特朗普类似，张伯伦个性务实、直言不讳，希望把主要治国精力聚焦在国内事务，不愿意过多干涉欧洲大陆上的危机。可当时的形势千钧一发，希特勒发表愈来愈好战的声明，扬言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德语区苏台德，欧洲大陆国家无不心惊胆战。作为大英帝国的掌门人，该怎样处理这场地缘政治危机呢？28日深夜的小规模会议上，张伯伦做出了自己的决断——亲自飞往德国与希特勒谈判，尽全力避免世界大战爆发。在当时的欧美人眼中，希特勒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像罗斯福总统、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他们均未见过希特勒本人，因此张伯伦“深入虎穴”的想法在政界人士看来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不过根据民意调查，高达70%的英国人支持张伯伦访德以促成和平，这种民意基础给了张伯伦谈判妥协的底气。希特勒竞选期间发表演说，1930年1938年9月14日，英国驻德国大使发了一封电报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电报内容很简单：是否愿意安排希特勒与张伯伦见面。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德国外交部当天即给予明确回复：可以安排。考虑到形势千钧一发，9月15日上午，张伯伦乘坐飞机离开伦敦，飞往慕尼黑。在慕尼黑机场，德方组织了数千人规模的盛大欢迎仪式，尔后张伯伦乘奔驰轿车到火车站，再乘专列前往远郊的一座别墅——希特勒将在那里宴请张伯伦。会晤期间，希特勒带张伯伦一起到他的私人书房，全程只有一名翻译员跟随。根据张伯伦回忆，希特勒情绪不是很稳定，有时语调激昂地表示“准备占领苏台德区，不管全世界怎么想”“已准备好面对一场世界大战”云云。张伯伦则注释着他的眼睛，问他“想要的是否就只是如此”（只要一个苏台德就罢手）。第二天上午，张伯伦飞回英国，在机场停机坪发表简单演说：“昨天下午我与德国元首进行长谈，我们对彼此心里的想法已有充分的了解。我们还会再见面，但下一次将在更靠近英国的地点，那是为了让一个老人家不必再长途跋涉。”张伯伦所说的“老人家”自然是指他自己——1869年出生的张比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大了整整二十岁。张伯伦与希特勒在1938年时的会面。首次见面之后，张伯伦又飞了两次德国，与希特勒一起谈话、争论、用餐、散步，他是那段时间里唯一与希特勒进行过长时间接触的同盟国领导人。张伯伦向内阁成员表示：希特勒没有疯狂的迹象，他是理性、意志坚定的，他清楚自己想要什麽，并决心达成它，而且会坚持到一定程度。这种判断绝非张伯伦一人之印象，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与长期观察希特勒的英国驻德大使Henderson，均认为希特勒“跟所有人一样厌恶战争”“不排除透过协商谋求和平”。1938年9月底，张伯伦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德国。在确认好这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次领土主张”后，他与法国总理、意大利领导人一起，在慕尼黑元首行馆同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全称《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的协定》）。该协议规定了德国将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那里居住着300多万人，主要是德国人。由于英法之前跟捷克斯洛伐克签有军事协议，所以《慕尼黑协定》被视为是一种背叛。张伯伦回到伦敦，1938年9月30日。签字当天下午，张伯伦飞回英国，接受英雄式的欢迎。在一群新闻记者的簇拥下，他从胸前口袋中拿出协定，向群众挥舞：“朋友们，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有人从德国带着和平与荣誉回到唐宁街，我相信这将为我们的时代带来和平，现在我建议你们回家，安稳地上床睡觉。”根据当时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受访者均支持该协议（法国境内唯一反对协议的政党是法共——受苏联态度影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内斯还被提名了1939年的和平奖。苏台德的德国人为德国军队进入苏台德地区欢呼，1938年10月希特勒开车穿过苏台德区海布市（今属捷克），1938年10月3日。二战后，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人遭到驱逐。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签字当天，波兰驻德国大使从里宾特洛甫处获悉慕尼黑会议的结果。波兰方面最初十分震惊，认为这次会议是“大国理事会试图将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强加给其他国家”，不过随即就宣布支持德方立场。当时波兰跟德国一样都觊觎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得知德国成功拿下领土后，9月30日晚11点45分，波兰也照猫画虎，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0月2日，波兰正式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吞并了801.5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3万人口，将其划为自己的两个县。德国人对波兰的一番操作感到十分高兴，为此还主动放弃了一小块原本属于德占区的领土给波兰。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看来，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宣传素材，可以极大混淆国际视听，分散外界对于德国的指责。就这样，波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德国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同谋。实际上，1938-1939年间波兰曾多次效仿德国，用武力威胁的方式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以恢复旧领土。这些侵略作为让波兰在欧洲的形象急剧恶化，国际地位日趋孤立，也为德国入侵波兰埋下伏笔。波兰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Trans-Olza，1938年。波兰陆军是有坦克的，只不过数量仅为德国的十分之一。如果说《慕尼黑协定》在欧洲其他地区赢得了一片赞誉，那在莫斯科引起的就是恐慌与不安。1935年5月，苏联曾跟法国签订《法苏互助条约》，目的是共同遏制德国的侵略，而《慕尼黑协定》让斯大林对于法国人的承诺感到忧心忡忡。在苏联看来，英法与希特勒一定是有勾结的——通过把中欧的利益部分让渡给德国，借机挑唆其对苏开战，所以“联法抗德”之路已然走不通。怎么办呢？只能对德和解。1920年代期间，苏联与德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毕竟列宁本人就跟德国渊源匪浅。然而随着希特勒上台，苏德关系走向破裂，1934至1935年两国贸易额急剧下降接近于零。《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希特勒思索着进行下一轮大战，急需能源和各种原材料；斯大林则想着赶紧缓和与德国关系，不能任由德国滑入英法的轨道，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后排的斯大林面带微笑。苏台德危机期间，苏联曾坚定支持维护捷克斯洛伐克主权与领土完整，谴责英法对德妥协。当然，这种“坚定支持”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从1938年底开始，苏德之间的贸易迅速恢复，德方提出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1939年1月，苏联方面向德国递交了订货清单：苏方提供石油、棉花、磷酸盐、铁矿石、鉻矿石、锰矿石、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德方提供海陆空军新式武器装备样品以及通讯设备、机床、发动机、气轮机等。伴随着军事能源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双方的政治关系也缓和下来。此后半年多时间里，英法、德国、苏联三方纵横捭阖，彼此出价要价，最终（国内领袖）可以乾坤独断的德国与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入侵波兰战役前的一周）率先达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间，苏德双方按协议瓜分了欧洲，苏联的后勤支持为德军大杀四方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德国始终按照协议要求供给苏联军事工业装备与相关技术，苏联也忠实履行协议给德国提供石油和原材料，整列整列的货物停在边境地区，等待西运。

苏林访华期间，一项十分惹人关注的成果是中越签署了两份关于铁路领域的合作文件，尽管其用语仍是“可行性研究”等偏前期考察性质的词汇，但这无疑让外界产生许多遐想。不仅如此，在越通社稿件中，还明确提到了苏林“建议中国为越南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技术转让等支持”，“建设与两国政治互信相称、体现中国先进科技发展水平、象征性强的大型项目”等表述。越南铁路及列车河内火车站很多去过越南的朋友都有体会，越南铁路系统是非常落后的。相关数据显示，越南铁路营业里程为3147公里，其中铁路干线2670公里、铁路支线477公里；拥有1000毫米米轨、1435毫米标准轨、混合轨三种轨距，其中米轨铁路总长为2632公里，标准轨铁路总长仅为222公里，混合轨铁路总长292公里。我们不妨以面积小于越南的中国广西自治区为参考对象，广西铁路营业总里程为5672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2212公里。实际上，越南的铁路大都是法国殖民时期修的，采用了落后的米轨（目前大多数国家已采用标准轨），稍微新一点的铁路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和苏联援建的。以越南最重要的连通河内和胡志明市之间的南北铁路为例，这条全长1726公里的铁路于法国殖民时期修建，采用米轨，平均时速50公里，从河内到胡志明市需要32小时以上。越南国土狭长，非常适合建一条南北高铁大动脉。最近几年，在中国高铁技术进步的带动下，老挝、印尼、泰国等东盟国家的铁路系统开始“鸟枪换炮”。尤其是雅万高铁和中老铁路的开通，以及中-老-泰铁路紧锣密鼓的建设，给越南带来很大压力。今年3月，越通社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越南铁路行业从沉睡中唤醒”，当中提到近几年越南铁路客运量大幅增加，而运力和服务水平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根据越南政府2030年规划至2050年愿景，铁路设施升级的重点主要有俩：其一是北部的老街-河内-海防将建设标准轨铁路，连接海防港与西北部地区，并通过老街口岸与中国相连，列车可直达昆明。有分析称，此次中越合作协议一种可能的落实形式，是中国帮助其依据标准轨距改造升级老街-河内-海防铁路（该铁路可以缩短云南省通海的路径），从而解决目前跨境运输时乘客和货物必须在边境换乘的难题。其二便是大名鼎鼎的“越南南北高铁”。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民众是会互相比较的，比如越南人长期对老挝有一种优越感，现在看到人家已经通行了现代化铁路，压力自然而然会传递给越南政府。如果开建，南北高铁将是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然而这条铁路的估算造价高达600~800亿美元，接近越南GDP的20%，如此高昂的预算使得越南政府无力承受，数次搁浅。越南一直想借助外部贷款等方式来修路，并极力压缩投资成本，为此不止向中国抛出过橄榄枝，也勾搭过日本。安倍时期，雄心勃勃的日本曾承诺过提供开发援助，支援越南兴建高铁，两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只可惜该计划于2010年6月19日被越南国会否决。出于小心谨慎的态度，越南方面其实也担忧南北高铁一旦完全由中日某一方承建，将会为后期维护留下巨大隐患，长期受制于人（万一撤掉外援运营将陷入瘫痪）。因此河内专家曾提出将南北高铁分成若干段、统一技术标准、分段招标的方案，使中日两国竞相让利。2023年1月13日，越南总理范明政会见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时提出，建议日本政府支持越南研究和建设贯穿该国全境的“南北高速铁路”。2024年2月26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在河内会见来访的德国西门子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兰•布施。布施表示，西门子可以为高速铁路项目提供列车和车厢，以及高铁信号系统和列车制造技术转让。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国民的眼光比较深远，处处盯着美国、欧洲、中东，凡事首先要跟西方发达国家对标。对于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他们其实不太关心大国博弈的话题，比较对象多局限在自己身边的几个邻国。以越南为例（人均GDP约4100美元），它的圈子主要就是东盟，向下从老挝、柬埔寨那里寻找优越感，向上追赶泰国（人均GDP约7000美元）、马来西亚（人均GDP约1.2万美元）。其中，越南和泰国作为中南半岛上的两个“大国”，向来有竞争较劲的意味。站在越南的角度，之所以对南北高铁感到着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泛亚高铁“中线”（即中-老-泰铁路）进展神速，已经开始对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产生影响。泛亚铁路设想图，其中昆明至老挝万象段已通车（又称中老铁路），曼谷至廊开段也已开工建设（又称曼谷-廊开高速铁路），廊开为泰国境内与老挝首都万象毗邻的城市。中老铁路上的主要城市，终点站万象实际上就在泰国家门口。作为一个内陆国，老挝对于开辟跨境交通非常积极，目前中老铁路客运压力不大，相当部分运力给了货物运输。泛亚铁路（东南亚段）又称昆明-新加坡铁路，是连接中国、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之间的铁路网。这一概念最早由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1995年12月的东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提议，之后陆续得到有关国家的赞同。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高铁技术实现跨越式突破，中方成为泛亚铁路的主要推动者。按照规划，泛亚铁路以云南省会昆明为枢纽，分东、中、西三条线路：西线经大理、瑞丽进入缅甸境内，连接缅甸首都内比都和第一大城市仰光，目前昆明至大理段已经开通，大理至瑞丽段预计2025年通车，不过联通缅甸的计划因其陷入内乱而变得遥遥无期。中线的北段已经通车，即中老铁路，南段正紧锣密鼓施工中，预计2030年之前竣工通车。东线的主体即越南南北高铁，规划中把柬埔寨也一并纳入了进来。可以预见，一旦泛亚铁路“中线”贯通，将极大改善中国同老挝、泰国之间的人员物流往来，假以时日如果再向南延伸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成为妥妥的中南半岛“黄金动脉”。而越南则会像缅甸一样，被这条黄金动脉给绕过去，失掉分一杯羹的机会。施工中的中泰铁路泰国段。中泰铁路是泰国首条标准轨高速铁路，使用中国技术建造。泰国曼谷高铁总站（已完工）。曼谷是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建设中的中泰高速铁路将采用中国中车生产的复兴号CR300AF型电力动车组，最高时速300公里，在泰国境内以250公里时速运营。最后简单聊一下铁路的权益问题。跨境铁路是一套很庞大的系统，涉及建设投资、运营维护、国际贸易、周边物流园区开发等种种权益，谈判起来异常复杂，尤其是权益分配问题，往往成为此类跨国基础设施投资最难的门槛。以中老铁路为例，其总投资59.5亿美元，老挝直接融资12%，中国28%，其余60%由贷款融资（多为中方提供）。尽管资金方面中国出了大头，但老挝政府给了非常优惠的运营条件：由中老合资成立一家铁路公司，中方持股70%，老方持股30%，特许经营期50年（不含建设期）。可以想象，类似的条件越南肯定不会接受。再以中泰铁路为例。英拉任泰国总理时期，中方曾提出过100%投资建设中泰高铁，以获得泰国国家铁路公司50年项目管理特许权的条件，然而随着2014年泰国发生政变，相关谈判搁浅。后来，中泰两国在出资比例、贷款利率、运营权益等方面经历了漫长且艰难的谈判，偶尔还要面临日本的搅局——日本与泰国关系密切，经常向其提供低息日元贷款。最终，泰国以“中方提供贷款利率以及对工程总投资的预算无法令泰方接受”为由，决定自己承担建设费用，中方只负责提供专业技术。这种局面下，泰方变得十分强势，在技术转让、建筑承包商、建筑工人、建筑材料等方面均要求本土化。总而言之，要么给特许经营权，要么自己出钱，必须做个决断。越南人或许就是想着“既要又要”，才导致迟迟无法迈出第一步。

近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召开的专题会议上，一位兰德公司资深防务分析师做了关于中美发生潜在冲突的迹象和警告的报告，其中有这样几个核心观点：1、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军方正在加强防范，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打算在短期内开战。2、国防动员＞军事准备，国防动员发生在大规模战争时期，而军事准备的含义则十分宽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舆论等方方面面，比如：巩固中央政府权力、加强舆论引导与管控、增加战争物资储备、重视经济安全、改革兵役制度等等。3、一般来讲，决策者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会把某种程度的经济制裁/脱钩提前纳入成本考量——此类“去风险”的工作各国都在进行，只是紧迫感不一。4、按照历史规律，局部战争（准备）期间的军费开支比例会超过一国GDP的6%，例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期间的美国以及当下的俄罗斯；全面战争可能高达50%以上，如二战期间的主要大国；当前中国军费开支仅为GDP的2%以内。5、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就一直在打仗——俄格战争、2010年启动军事改革、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乌东代理人战争、2015年起在叙利亚“大练兵”，最终才是“特别军事行动”；而中国自八十年代以来从未打过规模以上战争，高强度对抗之前至少需要一个由易到难的演练过程。6、出于凝聚社会人心的目的，广泛的危机宣传也是战争准备的一部分，类似“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叙事以及2014~2022年间俄罗斯对北约的敌对性叙事等。收复克里米亚是苏联解体以来俄国人最珍贵的帝国遗产，也是普京大厦的支柱之一。正文中国人强调“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意思是说，聪明有远见的人会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在合适的时机迅速行动，借助有利的大形势有所作为。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很多时候比“万事俱备”更加重要。具体到当下，在一个权力从西方向东方和全球南方转移的世界里，中国其实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过去几年里，美日军事同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日本采取了大量措施来增强军备，并持续向北约靠拢。近日，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刊登了一篇“美日安全伙伴关系演变”的回忆专栏，以此为引子，和读者朋友们谈一谈美日军事同盟的演进。1945年8月28日，美军陆续在日本横滨登陆，两天后，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司令乘飞机抵达东京。此时的麦克阿瑟宛如神明一般，专车所到之处日本人必须背对行礼。初入日本，美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物色代理人，他们的目光很快停留在一个人身上——吉田茂。吉田茂是日本国内外交口的亲英美派，三十年代担任驻英大使期间，他强烈反对日本与德国靠近，1939年被调回国作为“待命大使”，遭打入冷宫。1941年底，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吉田茂积极和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以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会面，试图阻止日本与美国开战，但未能成功。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后，吉田茂继续作为主和派近卫文麿的亲信与同盟国寻求和谈，并因此被军部监控、软禁。由于这样的经历，使得吉田茂在日本战败后因祸得福，被盟军视为“反军部”的象征。1946至1947和1948至1954年间，吉田茂担任日本首相，他提出了“败于战争，胜于外交”的理念，确立“国防交给美军、专注经济发展”的国策。通过一系列改革，内阁成为日本权力中心，而军队在宪法中的地位则从战前的“无法无天”变成了战后的“无影无踪”。1951年吉田茂签署《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了迅速稳定局面，吉田茂在盟军默许下放弃了对旧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让十八万旧时代的军政官员以公务员身份重返日本政界，以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作为二战期间的对手，日本和美国的安全关系最初并没有多么紧密。根据1951年签订的《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允许美军在日本重新获得主权后保留在日本的基地，然而该条约的第一版没有包括美国保卫日本的义务。换言之，它更像是一份驻军协议而非军事安全协议。众所周知，促使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朝鲜战争，基于对抗苏联和中国的大背景，美国迅速调整了对日政策，单方面主导对日议和并放弃对日索赔。由于战后大裁军的影响，当时美国陆军的兵力捉襟见肘，一度希望重新武装日本，让日本人到朝鲜战场上去替美国打仗。不过吉田茂顶住了美国的压力，他坚持日本未来的发展之路是以经济复兴为中心，安全领域以“搭美国便车”为指导思想。因此不管美国人如何要求，吉田茂就是装聋作哑，以至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形容吉田茂为“懒得重整军备的老狐狸”。1954年7月，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的阅兵式。自卫队是在美国强烈要求下，吉田茂政府不情愿成立的。作为日本战后的首任首相，吉田茂的外交思想影响了诸多继任者。六十年代初，随着朝鲜战争后亚洲的冷战紧张局势加剧，《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进行了2.0版升级。修订后的条约将美国保卫日本的承诺写入第五条，以换取美军在日本长期保留基地。在升级美日安保条约时，美方希望将防卫条款做成“双向”的，即日本有事美国出兵，美国打仗日本也得出兵。然而日本以和平宪法为由极力反对，最终“单向”的美日安保一直延续至今，特朗普曾气愤地称“

枪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大难不死，一时间声势大振。他面部飙血、紧握拳头的强人形象与拜登磕磕绊绊、老态龙钟的糊涂人设形成鲜明对比，一些比较乐观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此番问鼎白宫已是板上钉钉。有段热评这样写道：“多年以后，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回忆道，那天我仿佛听到了上帝在呼唤我，于是我回过头，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因此我得以幸免，上帝对我说这是他投给我的一票。”不难体会，经此劫难之后，他广大特朗普支持者心目中，他们的候选人就是毋庸置疑的天选之子。选举期间，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非常考验选战团队的水平。特朗普一方目前惊魂未定，似乎尚未形成共识。一些共和党人将特朗普遭枪击归咎于拜登对特朗普的批评，因为在此次美国大选中，双方的竞选策略并不是以宣传己方优势为主，而是疯狂攻击、抹黑对手。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二号人物斯卡利斯说：“数周来，民主党一直在煽动荒谬的歇斯底里情绪，称特朗普再次赢得选举将是美国民主的终结。”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在自己的X账号上说：“拜登竞选的核心议题就是特朗普总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他的当选，这样的话语直接导致了未遂的政治谋杀。”强硬派共和党众议员格林表示：“这种情况（特朗普遇袭）是民主党人想要的。”一些共和党人甚至暗示是拜登下达了命令，他们翻出了拜登几天前的言论：“我们已经结束了关于辩论的讨论，现在是把特朗普置于靶心的时候了。”还有一些共和党人对特勤局安保措施提出质疑，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波索比克在X平台上质问道：“一名配备着全套来福枪的狙击手到底是如何有机会爬上靠近总统候选人的屋顶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表示，国会将迅速就此事件展开调查，众议院监察委员会已传召特勤局、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目前已确定特勤局局长切特尔将于7月22日前去供证。一种阴谋论的观点认为，拜登和特勤局根本就是在“里通外合”，一个负责煽动仇恨情绪，一个刻意放松戒备。有目击者对媒体说，在枪声响起之前，他发现了一名类似狙击手的可疑男子爬上警戒线外围的屋顶，并赶紧告知警察和特勤人员，但通报未得到受理。《华尔街日报》在7月14日的社论中表示，我们同意前司法部长巴尔的话，“特朗普并没有对美国的民主构成存在性的威胁，民主党人必须停止这一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社论说，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右派寻求报复，但对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来说，这是“天赐良机”——特朗普必须用自己大难不死的经历呼吁国家团结，而不是指责民主党人。如果他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以和为贵，将赢得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7月15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呼唤美国人成为善良天使的大会。……作为事件中极其被动的一方，拜登团队在特朗普遭遇枪击后迅速改变策略，不再对特朗普口诛笔伐，而是专注于传达团结信息。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拜登竞选团队撤下了疯狂攻击特朗普的电视广告。7月14日晚，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人民必须团结”。拜登称：“请记住，虽然我们可能有分歧，但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邻居、朋友、同事、公民，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美国同胞。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暴力行为正常化，我们国家的政治言论已变得非常激烈，大家是时候冷静下来了，我们都有责任这么做。”美国大选的投票日期是11月5日，尚有三个半月时间。在一场瞬息万变的选战中，三个半月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例如：枪击事件有可能迫使拜登让贤，民主党依照最新民调换上更有可能胜选的组合，比如奥巴马夫人+哈里斯。枪击事件后特朗普支持者发动报复，使其从“受害者”的有利形象转变为“报复者”的不利形象，而拜登则凭借呼吁团结、顾全大局的人设加分。枪击事件或将引发模仿效应，特朗普再遭不测。拜登阵营破釜沉舟，通过司法程序给特朗普定重罪。……总而言之，2024年美国大选还远未到剧终的地步，前面仍有无数的不确定事件可能发生。自2019年以来，美国出现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暴力，“第二次内战”/“冷内战”的说法应运而生。2019年9月，民主党发动对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弹劾，特朗普在推特上放话称，“如果民主党人成功将总统弹劾，将会给美国造成类似内战般的、难以弥合的裂痕”——史称特朗普“内战推文”，#Civilwar2成为推特话题标签。2020年5至6月，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骚乱，“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2024是一个波澜不惊又暗流涌动的年份。美国忙着选举，中国聚焦内政，欧盟和乌克兰在等待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俄罗斯则在巩固它的基本盘。然而这种平静很可能只是一种“战术性暂停”，2025年及以后或许会是截然不同的局面。特朗普遇刺事件是自1981年时任总统里根被暗杀未遂以来，首次有前任或现任美国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在暗杀未遂中受伤，这进一步印证并巩固了美国政治陷入极化斗争的事实，同时让2024大选对美国政治乃至世界格局走势的影响被无限放大，各方力量都会等一切尘埃落定再做下一步打算。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2024年伊始，一本名为《美国百年全球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全球霸权的历史演进》的书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关注。作者窦国庆是一位陆军上校，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战略学博士后研究，书中以军人的专业视角详细介绍了美国霸权思维与军事变革趋势，行文严谨，有整整25页的外文参考文献。原书时间跨度从1914年一直到2020年左右，本篇以当前视角切入，谈谈解放军军官眼中的中美军事博弈与未来变局走向。

自6月27日大选辩论失利以来，民主党内有关“拜登退选”“谁来接替拜登”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亲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几乎是每天一到两篇文章疯狂攻击拜登——6月28日，《纽约时报》发布“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拜登应该退选”的社论；该报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同日发表专栏，称“拜登是个好人，好总统，但他必须退选”。7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题为“我们不应该对拜登束手无策”，作者呼吁民主党人不要因循守旧，不要碍于面子，不要怕临时换将带来的麻烦和不确定性云云。7月2日，《纽约时报》再次发表特约时评，以1968年约翰逊退选为例，呼吁拜登也应该退。之后类似的文章层出不穷，诸如“拜登总统现在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拜登能送给美国的最好的礼物：退选”“对拜登的放任自流是最危险的方案”“如果拜登弃选，应该提名谁……”最近一周，不仅是媒体层面，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外部的大金主等纷纷发表劝退言论，甚至连民主党大佬佩洛西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否参选由总统决定，我们都鼓励他做出决定，因为时间无多了。无论他决定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此番言论被解读为“软性劝退”。为了打破质疑，拜登于7月11日北约峰会结束后举行过去八个月来的首场无提词单独记者会，然而在此之前，他与泽连斯基共同面对记者时却再度出糗。拜登介绍泽连斯基时说：“现在，让我邀请乌克兰总统讲话，让我们欢迎既有勇气又有决心的普京总统。”此言一出，台下记者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身旁的欧洲领导人爆出阵阵笑声，发现不对劲的拜登迅速纠正道：“泽连斯基总统一定会击败普京总统，击败普京是我全力专注的事情。”尽管拜登面临着党内外巨大压力，但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拜登自己坚持不退，就没有人能够强制换掉他。初选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们已经投票选出了候选人。当时特朗普有黑莉、德桑蒂斯等党内强力竞争对手，初选相对激烈，大家也比较关注；而拜登因没有人挑战他，只匆匆走了个过场。过场虽过场，程序可一点也不少。按照惯例，每个州赢得初选的候选人将获得该州代表们的支持，在今年八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些代表将投票给初选获胜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尽管虽然法律层面并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将票投给初选获胜者，但根据美国初选流程的运作方式，很难想象代表们违背选民意愿擅自投票。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位民主党大佬敢出来呼吁各州代表投票给拜登之外的人。但是，如果拜登本人主动退出竞选，那事情就有趣了。此时副总统候选人不会自动成为总统候选人，理论上代表们可以自由投票，不排除发生群雄竞逐的混乱场面。2015年国民党曾发生过“换柱”风波，把已经提名的2016候选人洪秀柱换掉；有岛媒调侃称，民主党内现在缺一个朱立伦（操盘换柱的国民党主席）。拜登是否有可能在各方压力下主动让贤呢？对于这一问题，专家们意见分歧严重，有人觉得八月份前大概率要退，但主流观点还是判断拜登会选到底。原因有以下四点：1、拜登是一个骄傲、固执和顽强的人。拜登1972年成为参议员，1987年起就开始竞选总统，期间经历诸多挫折（《拜登的仕途之路》），他不会因为辩论失误或答记者问口误而一蹶不振。拜登在最新的记者会丝毫没有流露出后退的迹象，反而坚定表示：“我打败过他一次，我会再次打败他。”拜登竞选团队也发布了一则宣传片，片中拜登显得坚定有力，正在对人群发表讲话：“我知道我不再年轻，但我知道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当你被击倒时，你要重新站起来……”2、拜登的家人及核心圈子成员都希望他选到底。对拜登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夫人吉尔、儿子亨特和妹妹瓦乐莉均坚定地支持他继续参选。6月27日辩论结束后的首个周末，拜登一家在戴维营举行家庭会议，根据媒体报道，家庭会议的结论可以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来形容。除拥有家人的支持外，拜登的核心圈子成员如前白宫办公厅主任Ron

在这个盛夏时节，大洋两岸一边是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另一边是走到关键节点、正进行沉淀思考的中国。与西方国家民众相比，中国人向来关心“国家大事”，比如过去几个月里，就有许多朋友试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探究未来可能的风向。本篇以此为主题谈谈几点体会、展望与预测。

关注美国大选动向的不仅仅是普京和泽连斯基，还有美国的一众盟友们。近期，韩国、日本、菲律宾和一些欧洲美国的媒体智库都在纷纷讨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以及他第二任期的政策动向。毕竟与拜登总统专注于深化联盟伙伴关系的做法相比，特朗普对盟友们并不十分友好，强调“亲兄弟算明账”。有学者称：“从首尔到马尼拉的会议厅里挤满了各种专家小组，他们正在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的前官员们是这场亚洲巡回赛上最热门的演讲者。”“许多亚洲国家驻华盛顿大使馆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政策研究部门，负责报道、研判总统竞选活动，提前确定特朗普的智囊团成员并与之交朋友。”一些忧心忡忡的西方国家已公开要求民主党重新斟酌总统候选人。相较而言，中国方面倒是比较淡定。据美国媒体引述美情报机构的观点，他们研判中国对于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没有明显倾向性，因为拜登和特朗普对中方来说差别不大，只是《两种不同鹰派》罢了。一位学者这样讲道：“说得委婉一点，他们都不是（中国心中）完美的候选人。拜登是一名冷战战士，他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让世界陷入冲突，而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实施制裁和关税，以奉行他的美国优先议程。”如果要做一下简单预测，特朗普或将在贸易、关税等领域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他在竞选期间就已提出要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60%关税。不过反过来看，特朗普当选总统也可能削弱华盛顿与其盟友的关系，从而为中国打开缓和中欧、中日、中韩关系的机遇之窗。面对这柄双刃剑，中国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只需静观其变就好。不同于中国的淡定，日韩方面对特朗普归来高度警惕。犹记得2016年特朗普参与总统竞选期间，就曾发表过针对日韩驻军的重磅言论：“如果日本和韩国不愿为维持美国在其国家的驻军支付更多费用的话，那我将对从日韩撤军持开放态度。虽然那么做我会不愉快，但是我会那么做。”此言一出，搞得日本和韩国十分紧张。特朗普任内，有关驻日韩美军军费分摊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东京和首尔。韩国方面，在特朗普轮番施压之下，不得不同意将2021年驻韩美军费用分摊比例提高13.9%，创下近20年来最大年度调升幅度。日本方面，特朗普曾漫天要价，要求日方将所负担美军驻扎费用增加4倍，遭日方拒绝，称美方所提涨幅“不现实”。最终还是日本比较幸运，因为按协议驻日美军费用分摊比例是四年一签，日本顺利等到了拜登上台，于2021年2月2日（新总统就职12天后）恢复谈判并签署新协议。2024年6月，特朗普在费城的一场竞选活动上。刚刚过去的6月份，特朗普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再次发表威胁撤军的言论，他称驻韩美军“处境岌岌可危”（指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并表示首尔应该为美国的保护支付更多费用。特朗普反问记者道：“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个国家（指韩国），我们在谈论的可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美军在很多地方都不应该再驻扎。”面对特朗普的言论，韩国国内产生了激烈辩论，鹰派政客和学者普遍要求“拥核”。例如有位名叫郑相昌的学者这样讲道：“如今，共和党领先候选人已经在谈论让韩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并提出从这里撤走美国军队。核军备应该作为我们生存策略之一，韩国不能再回避讨论这个问题了……”实际上，据民意调查显示，韩国国内长期都有60-70%的人支持发展核武器。不难发现，特朗普的撤军言论对中国来说并非是件好事，因为它也论让日韩鹰派“捡到枪”，进一步巩固增强武备理由。比如日本鹰派就充分抓住特朗普发表撤军言论的机会，提出放松和平宪法对军力限制的问题。前大阪市长、右翼政客桥下彻称：“特朗普的异军突起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来改变美国会保护我们这一被和平冲昏头脑的观念。”民主党秉持“反核扩散”理念，拒绝更多的盟友拥有核武器。拜登时期为了安抚尹锡悦，同意定期向韩国部署美国核潜艇，并让韩国参与其核规划；作为回报，韩国同意不发展核武器计划。《外交事务》杂志是美国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阐释平台，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现亲拜登和亲特朗普的官员、学者互相撰文论战。在一篇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不是捍卫自由民主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相反，他的动机主要是重商主义和利己主义。”作者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或将更加放飞自我，把逐利本性发挥到极致，对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盟友体系造成特别重大破坏。而美国的盟友们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入“特朗普（破坏）-拜登（修复）循环”，势必在独立自主、平衡外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为了应对特朗普归来的风险，拜登政府和韩国、日本等盟友已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比如：提前敲定防务分担协议、把一些多边合作机制制度化等，以压缩特朗普的操作空间。特朗普与日本前首相安倍一起打高尔夫球。得知特朗普爱打高尔夫后，安倍曾在两年内陪他打了五次球，通过一些私下场合尽可能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文章最后，针对可能到来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做几点预测。1、经历过2020大选的“背叛”（特朗普视角）后，特朗普在选择内阁成员和国家安全团队时更有可能放弃经验和专业知识，转而将忠诚作为第一要素。2、特朗普会继承拜登“芯片联盟”等小圈子，因为这些原本就是他对华经济制裁的升级版。3、特朗普会提高原本就已经很高的中美关税，甚至不排除实施《硬脱钩》。4、特朗普对于乌克兰危机不感兴趣，有可能寻求与俄罗斯就危机达成协议，客观上帮助《中国的方案》落地。5、特朗普有可能“兜售”一些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或影响力，相对于屡次表态防卫台湾的拜登，他更加珍视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模糊”。

正如再详尽的历史研究也很难还原真实历史一样，观察国际政治问题同样存在若干个不同的视角，而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简单点说，由于大量关键信息缺失，使得民间学者们在分析国际政治问题产生了两种思路。第一种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主要采纳公开资料和各种档案文献，不做太多的演绎。秉持这种思路的朋友多来自高校、智库研究机构或一些权威媒体，由于观点正统、行文学究，使得网络流量往往不高，有点曲高和寡的味道。第二种思路以自媒体作者和小报编辑为主，习惯于增添部分推理、猜测，把少量脑补虚构的情节和现实情况给联系起来，偶尔再添油加醋一些情绪性言论，从而形成一篇篇引人入胜的故事。对于后者的这种做法，网络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认知，有些朋友深信不疑、将其奉为“大神”，另一些朋友则用“大棋党”等负面词汇予以讽刺。举个最近的例子：2024年5月20日伊朗总统莱西意外坠机身亡。事件发生后，尽管包括伊朗官方在内的权威渠道均表示是“恶劣天气”和“技术故障”导致了飞机失事（剧本1），但来自各方的揣测仍然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比如：有人猜测是美国和以色列情报人员做了手脚（剧本2），因为飞机是美国的，且莱西坠亡前参加了与阿塞拜疆有关的外交活动，后者据说与以色列有秘密军事合作，是唯一一个没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国家。再比如：有人认为坠机事件源自伊朗最高领袖接班人内斗（剧本3），可能是莱西的竞争对手不愿意看到他上位，借机发难，并暗中甩锅怪罪到美国和以色列头上。还有一种演绎更加动人心弦，称莱西是要“我自横刀向天笑”“我以我血荐轩辕”（剧本4），他明知道此行有危险，但义无反顾踏上了直升飞机，希望用自己的牺牲去激励波斯人民对以色列开战，以身为棋，胜天半子……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很遗憾，我们不清楚。剧本1、2、3、4都有可能，只不过有的可能性高一点，有的低一点，不同认知、不同立场的朋友最终会选择其中之一而信之。类似的情况在历史学界同样普遍存在，当面对一些证据缺失的重大事件时，有些人喜欢做“深描”，即在有限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推测去填补一些空白，形成更加壮烈、惊悚或悬疑的故事。这种“深描”的特征之一是对历史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做刻画，毕竟很少会有记载某个人内心世界的史料，即使记载了也未必是真实的。再延伸一下，法律界其实也有类似问题。热门日剧《Legal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美国-沙特关系的传闻呈现“两极化”特征。一种说法是沙特拒绝续签协议，石油美元终结云云——即使所谓“拒签协议”的说法演绎成分居多，但美沙分手的日子也不远了。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美国-沙特很快将对两国关系进行重大升级，有可能签订一份前所未有的防务协议，其中还牵扯到一些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排他条款。那事实究竟如何呢？6月10日，有美国官员透露，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期间，安全条约的起草工作已基本完成。为了探究美国-沙特关系的底牌，我们首先要清楚沙特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与通常认知的“富得流油”不同，沙特国内普通民众生活水平其实一般，其近3万美元的人均GDP是被庞大的王室贵族群体给拉高了。石油作为一种垄断资源，它带来的巨大收益主要落入了掌权者口袋，再加上沙特实行一夫多妻制，这让王子的数量几十年间飞速增长，颇有清朝八旗子弟的感觉。简而言之，沙特是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底层民众和坐享奢靡生活的王室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大多数沙特人毫无捍卫王室政权的初心。对此我们只需要观察沙军的战斗力即可。沙特的国防预算开支常年维持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空军拥有140多架各型F15战机、42架台风战机和5架最先进的预警机，陆军坦克、装甲车更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然而就在这种配置下，却被也门胡塞武装按着打，一度被胡塞军攻入本国境内。沙军战斗力低劣的原因众多，比如：普通士兵没有意愿去为王室政权卖命，枪声一响就丢下装备逃命。再比如：王室政权也不信任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在一些高技术兵种中，沙特甚至更喜欢用雇佣兵而不是本国公民，像沙特空军的好些先进战机就招募了巴基斯坦退役飞行员来驾驶。这些巴基斯坦飞行员到沙特军中服役纯粹是为了赚钱，和平时期搞训练显得神勇无比，一旦要打仗便推三阻四。以早前沙军空袭胡塞武装为例，这些雇佣兵驾驶的战机离目标很远就开始扔炸弹，以躲避防空火力，其空袭效果可想而知。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有许多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距离豪华购物中心仅数公里之隔。

引子2024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将所有永久居住在美国的18至26岁男性自动登记纳入义务兵役数据库（Selective

在此次普京亚洲行之中，最惹人关注的事情毫无疑问是俄罗斯与朝鲜签订的那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普京在与金正恩会谈后表示，俄朝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是将两国协作提升至新水平的突破性文件；条约中规定，当任何缔约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将向其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一般来讲，涉及两国军事安全关系的条约有四种表述，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1、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攻击视为针对另一方之攻击，需作出即时反应。2、当缔约任何一方遭受武装进攻/袭击/侵略/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3、当缔约任何一方遭受武装进攻/袭击/侵略/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4、当缔约任何一方遭受武装进攻/袭击/侵略/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在24小时内会面，商讨应对措施。不难体会，第一种情况即《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该条款一般被解读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出兵），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授权参战，即集体自卫权。第二种情况是军事同盟条约中比较常见的表述，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基本都在这一框架下。此类条约标题中会带有明显的“军事同盟条约”内涵，如：同盟、互助、安保、共同防御等。如果条约涉及到战时出兵等重大问题，一般情况下需要缔约国立法机构批准，即超出一般外交公报或外交声明的范畴。以美国为例，总统若想开启对外军事行动，需得到国会的同意，并“以书面形式授权宣战”。再以我国为例，根据《缔结条约程序法》，友好合作条约、和平条约等政治性条约必须由人大常委会批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现场。条约第五条原文为：本条约应由美利坚合众国和大韩民国根据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并在两国交换批准书时生效。那俄罗斯与朝鲜此次签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处于什么水平呢？它其实是处于第三等级。在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比“同盟条约”低一个等级，不涉及军事干预的问题，但尽管如此，该条约中却加入了类似军事同盟条约的表述。按照一些学者的猜测，“当任何缔约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将向其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句话，应该是朝鲜方面强烈要求加上的，目的是恢复《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规格。条约签订后，俄罗斯方面并未公布条约细节，而朝鲜方面却主动进行了宣传，从这一细节举动中也可以侧面反应出平壤微妙的心态。作为直接受影响方，韩国对于俄朝之间的协议极其愤怒，韩方明确表示：“我们计划重新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的问题。”（笔者注：韩国目前并未直接军援乌克兰，但通过大量向美国、波兰出口炮弹等形式进行了“间接援助”。）普京则回应称：若韩方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这将会是一大错误，俄罗斯会作出相应的决定。普京还进一步表示，朝鲜不会向俄乌战争派兵，韩国也无需担心（俄朝条约），因为俄方只会在朝鲜受到侵略的情况下对朝鲜提供军事援助。金正恩迎接普京。高举普京画像的朝鲜民众。这一形式在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偶尔出现，现在已几乎绝迹，中方外交场合没有见到过。普京和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普京和金正恩轮流开车。时间拉回到五六年前。与当下俄朝之间备受关注的紧密互动不同，那会儿朝鲜的外交主攻方向是美国，犹记得特朗普与金正恩频繁在新加坡、板门店和越南会晤，赚足大家的眼球。然而2019年2月的河内峰会给美朝间的关系缓和画上句号。这场被热切期待的峰会最终没有协议、没有声明、也没有午餐，成了一次黑天鹅事件，韩国股市因此暴跌。事后有专家学者做了复盘，认为特朗普的底线是在朝鲜完全无核化之前不会放松制裁或逐步放松制裁，他更多是在给朝鲜兜售无核化后的“大饼”。金正恩的无核化内涵则比较丰富，是过程性的，比如先期关闭宁边核设施（美情报机构认为朝鲜还有别的核设施，单纯关闭宁边意义不大），美国解除部分制裁，然后再一步步往前走。

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这里不去细究家庭收入数据等定量指标，而是粗略地将中产阶级分为三类人群，方便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是来自泛体制内的中产，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央企国企以及其他跟体制内拥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群；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概有六成属于泛体制内人员。第二类为民企和外企的中高层员工，这批人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第三类为小私营企业主和精英个体户（含体制外知识分子和部分自由职业者），1978年以来对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定性经历了一个十分坎坷的过程，直到2002年才被正式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本篇以此为切入点，试着和读者朋友们探讨一下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前景和作为个人的对策。

在俄乌战争、加沙危机等热点事件频发的当下，主流舆论很容易忽略世界上其他一些角落里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局。6月初，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普京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隐藏游戏”。文章认为，普京事实上抛弃了传统盟友亚美尼亚，选择与实力更为强劲的阿塞拜疆和解并提升关系，以此部分解决掉同土耳其的矛盾，并顺势打通经阿塞拜疆通往伊朗和中东的通道。2024年4月17日，阿塞拜疆与俄罗斯达成共识，决定提前从阿塞拜疆领土上撤出临时驻扎的俄罗斯维和部队。2024年4月22日，普京与到访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举行会谈。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目前处于最高水平。高加索是一片很复杂的地区，南高加索有“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则有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卡尔梅克等诸多俄罗斯境内的自治邦。尽管地理上高加索大部分属于亚洲，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在种族、文化、历史上都跟欧洲更加密切，对外一般自称为欧洲国家，在政治、体育等领域也多参加欧洲的组织。三国中，阿塞拜疆有约1000万人口，700多亿美元GDP；格鲁吉亚有约400万人口，200多亿美元GDP；亚美尼亚有约300万人口，190亿美元GDP。仅从数据层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阿塞拜疆的实力在南高加索是一骑绝尘。阿塞拜疆（红色）南部边境直接与伊朗毗邻，是莫斯科和中东之间的南北门户，拥有苏联时期建设的联通俄罗斯与伊朗的铁路线，史称“波斯走廊”。这在俄罗斯与伊朗军事合作日益深化的当下显得尤其重要。虽然阿塞拜疆的实力比较强劲，但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支持它的对手亚美尼亚。这中间的原因相对复杂。往近处讲，亚美尼亚是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而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不是。往远处讲，早在苏联时期亚美尼亚人就在莫斯科政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后裔远多于阿塞拜疆裔。考虑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存在围绕纳卡地区的领土争端，所以阿塞拜疆长期以来都把土耳其视作平衡俄罗斯力量的外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历史上，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同为突厥语民族，文化语言相似，被形容为“两个国家，一个民族”。1918年阿塞拜疆建国伊始，奥斯曼土耳其率先予以外交承认，不过阿塞拜疆很快并入苏联成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土耳其只能与之保持有限度的交流。1991年阿塞拜疆脱离苏联独立后，土耳其迅速启动建交流程，是第一个与阿塞拜疆建交的国家。此后几十年间，土耳其始终是阿塞拜疆的有力支持者，在历次冲突中为后者撑腰打气。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曾表示：“当我遇到任何重大问题时，第一个通话的对象便是我的兄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20年纳卡战争期间，阿利耶夫称：“埃尔多安从战争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与他的国家在一起，阿塞拜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纳卡是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境内的一块飞地，两国围绕该地区爆发过多次冲突。在2020年纳卡战争期间，土耳其支持的阿塞拜疆重创了亚美尼亚，而亚美尼亚背后的俄罗斯则因顾及与土耳其关系等原因显得畏手畏脚，最终采取了由俄军以维和部队名义进驻纳卡的折衷方案。亚美尼亚认为俄罗斯未能给予其安全保障，开始向西方靠拢，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与阿塞拜疆合作，并以完全撤出维和部队收场。《外交事务》杂志文章指出，随着俄罗斯的高加索政策全面转向阿塞拜疆，将极大加强它与这个高加索大国的关系，为最终形成“俄罗斯-阿塞拜疆-伊朗”的沿里海轴心联盟提供条件。纳卡战争期间宵禁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巴库是里海最大港口，外高加索最大城市，人口300多万。巴库的海拔低于海平面28米，是世界上低于海平面的最大城市。阿利耶娃是阿塞拜疆第一副总统，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之妻。说来有趣，尽管阿塞拜疆是高加索三国中最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但它长期以来都被西方视为异类，和俄罗斯一样属于遭受排挤打压的对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得不提执掌阿塞拜疆长达半个世纪的阿利耶夫家族。现任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961年生，自2003年起执掌大权，已有整整21年。2017年2月，他任命自己的妻子阿利耶娃为阿塞拜疆第一副总统，俨然成了“夫妻店”。再往前追溯，阿利耶夫的父亲老阿利耶夫曾是苏联时期的阿塞拜疆第一书记，官至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老阿利耶夫1945年毕业于克格勃下属的作战指挥高级培训班，长期在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授少将军衔。他自1969年起担任阿塞拜疆第一书记，直到1982年高升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老阿利耶夫是克格勃出身的苏共局委，算是普京的老前辈了。《中国纪检监察报》上曾刊登过一则老阿利耶夫的小故事。大意是说，他在担任阿塞拜疆第一书记时公然行贿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次赠送了一枚巨大的钻石戒指，另一次则直接送了一座价值连城的纯金勃列日涅夫半身像。凭借着“玉座金佛原理”，老阿利耶夫顺利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风云突变之际，老阿利耶夫果断回到大本营阿塞拜疆，他平定局面后顺利出任开国总统，一直做到2003年把权杖交给儿子，也就是现任阿塞拜疆总统。小阿利耶夫当政期间，大肆推行对老爸的宣传神话，比如将其诞辰一百周年称为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年”，将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国际机场称为盖达尔·阿利耶夫国际机场等等。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家族，几乎集齐了所有西方反感的负面因素，正因如此，阿塞拜疆也有相当的初衷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从而抱团取暖。《外交事务》杂志文章认为，今年春天俄罗斯维和人员的撤离看起来像是一份完整的“巴库-莫斯科协约”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在俄罗斯维和部队离开仅五天后，阿利耶夫就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谈。会谈结束后，俄罗斯交通部长萨维利耶夫表示，阿塞拜疆正在升级其铁路基础设施，使其货运能力增加一倍以上，并允许与俄罗斯进行更多贸易。站在普京的角度，这些其实都是与西方全面竞争的一部分。他将阿塞拜疆将视为地缘政治上俄罗斯与土耳其、伊朗这两大地区强权交往枢纽，在与西方决裂后，南高加索地区已日渐成为《俄罗斯的生命线》。

《跨越百年的争霸》一篇中介绍过，二十世纪初，德国彻底激化与英国矛盾的导火索之一是其海军建设。当时德国在钢产量、工业储备层面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于是德皇威廉二世启动了英国人最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海军军备竞赛。在英国决策者的认知中，帝国本土的安全完全依赖海军优势，因为英国陆军实力平平，根本不是德国这种欧陆霸主的对手，一旦皇家海军战败，英国只能任凭宰割。出于对国家安全绝对保障的考量，多年来，英国一直努力维持“1＞2+3”的标准，即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比第二、第三名海军加起来还要大，以确保英国能够击败任何敌对军事同盟发起的联合海上进攻。而随着德国工业能力和造船能力的不断上升，这种计算方式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威胁。短短十几年间，曾经很弱小的德国海军迅速反超了法、俄、美，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舰队。实际上，威廉二世建造一支庞大舰队的初衷并非是要与英国一决雌雄，其中相当部分考量想是用这些军舰去扩展海外殖民地——之前德国庞大的商船队主要依靠英国提供的海上保护秩序，需要在英国默许下才能扩张海外殖民地。但对于国家战略而言，想法有时候并不重要，真实能力给人的冲击要远远大于政策论述。灯火通明的中国造船厂。2024年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行业发起“301调查”。正文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百多年前德国与英国的海权博弈场景也发生在了当前的中国和美国之间。于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浮上台面：中国的海权思维究竟是什么？具体来说，海军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台湾、南海还是其他呢？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春天，中国、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和以梵蒂冈教皇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士，均敦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谈判。近期俄罗斯方面更是传出了总统普京对和谈条件的回应，具体来说，普京的意见和认知主要有三点：1、愿意通过谈判中止乌克兰战争，但条件是承认目前的战线，如果基辅和西方不接受现状停火，俄方将继续战斗。2、普京认为，迄今为止取得的战果已足以对内向人民宣扬胜利，而坚持守住目前战场上的所有收益则是不容谈判的底线。3、考虑到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进展必须以国内再次进行动员为代价，普京并不希望这样做——2022年9月的首次动员曾极大冲击普京的支持率，同时引发了规模庞大的人口外流。普京的条件明确摆出来了，下面让我们切换到乌克兰一方。与权力高度集中的莫斯科不同，基辅当前的政治局面非常微妙。泽连斯基总统是2019年5月20日上任的，五年任期已经正式结束。按计划，乌克兰总统大选本应在今年3月份举行，但考虑到数百万人流亡在国外，数百万人生活在被占领状态下，数十万人在军队服役，所以以戒严状态为由取消了选举。2024年5月20日，俄罗斯方面第一时间宣称“泽连斯基已不具备合法性，这可能将对举行和谈设置法律障碍”。当然，乌方习惯于把来自俄罗斯的信息称为“认知作战”，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是乌克兰的盟友还是乌克兰国人都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乌国内的一些律师也表示：“总统不会在就职五年后自动失去权力，这些权力只有在新当选总统就职时，也就是要经历选举之后才会被取消。”不管怎样，泽连斯基的权力已不如开战初期那般稳固，乌总统办公室经常宣称又挫败了对泽连斯基的暗杀云云，给人一种基辅政局波谲云诡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显然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去做出停战谈判之类的重大决定，他只能等待身后美国和欧盟的做出表态。不难体会，目前俄乌和谈卡就卡在欧美对于未来的战场局势走向存在严重分歧。主和派认为，乌克兰军队不太可能突破俄罗斯的防线，基辅应该承认俄罗斯吞并领土的现实。尽管乌克兰成功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打击了俄控区目标，但仅靠这些无法赢得战争，由于武器和人员短缺的阻碍，乌军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主和派看来，俄罗斯已经成功地将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消耗战，而莫斯科相对乌克兰拥有几个明显优势：人口众多、国防工业更强、防御工事准备更充分。鉴于西方支持者的疲惫和对援乌问题的意见不一致，这将是一场乌克兰根本无法赢得的战争。主战派的观点则截然不同。站在理性复盘的角度，主战派承认2023年西方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形势，战场实际情况要复杂、恶劣许多，但这并不代表乌克兰就没有机会了。主战派认为，乌军可以在阵地消耗战的基础上多开发不对称作战方式，比如把与俄罗斯军队的正面对抗转变为不对称的游击式方法，采用远程无人机等方式打击俄罗斯国内能源设施等。这样做无疑会延长战斗，但转向非常规战争也将为乌克兰提供削弱俄罗斯战争决心的机会。在主战派看来，西方还有很多种类型的武器装备没有上场使用，比如：F-16战机；另外，西方也可以通过解除武器使用限制（允许乌克兰用西方援助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等方式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总而言之，兜里的“牌”远远没有打完，不可轻言放弃。美国出于各种考量，通常是先让欧洲盟友发表“突破性言论”，然后自己再跟进。刚刚过去的5月29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How

自2022年国际政治进入“深水区”以来，中俄共发表过三份联合声明，分别为：在外交部官网的“资料”一栏，可以查询到建国以来中方对外签署的全部条约/协议/公报/声明等文件。其中，第一份联合声明发表于2022年2月4日冬奥会开幕式当天。当时的背景是俄罗斯陈兵二十万大军在俄乌边境地区，形势一触即发；普京于2月4日下午2点多抵达北京，双方短暂见面并发表完联合声明后，普京到开幕式现场去露了个脸，然后当晚11点专机便离京。第二份联合声明发表于2023年3月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当时的战场形势是乌克兰占优，乌军在上一年的9月、10月、11月连续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取得进展，自年初开始接收西方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跃跃欲试要发起大反攻；俄罗斯方面则显得有些忐忑，被认为是最困难的时候。第三份联合声明发表于刚刚过去的2024年5月，中俄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官方认为中俄关系与中苏关系存在“继承性”），开展了一系列高层外交活动，普京的行程十分从容，还去了一趟哈尔滨。下面将三份联合声明分别简称为2022版，2023版和2024版，让我们仔细探究一下其中的微妙变化，进而谈谈中国视角下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1、与2023版、2024版以及之前的2016版、2019版相比，2022版联合声明中有一个显著的不同。

近期美国政坛出现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其一是特朗普共和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前南卡罗来州州长黑利（Nikki

欧洲时报近日刊登了一篇旅法华裔学者的文章，作者认为，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当下世界大局的主线其实很容易描述。简而言之，美国不甘心霸权地位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从特朗普时期开始逐渐凝聚起越来越大的遏华共识，在单打独斗（中美贸易战）效果不明显后，拜登希望联合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及准伙伴，全力阻击中国。为了能够让心怀鬼胎的盟友们“归队”，拜登除了威逼利诱外，还充分利用了一西一东两场地缘危机——以俄乌战争为抓手塑造欧洲与俄罗斯的对立，并顺势将中国与俄罗斯绑定；以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为抓手塑造东亚阵营对抗局面，收编日韩与菲律宾。至于说由加沙危机引发的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则属于华盛顿眼中的“意外事件”。1973年12月23日，担任参议员的拜登在华盛顿联合车站。拜登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了解冷战历史和冷战战略的政治人物，不同于其他人的旁观视角，他具体参与了七八十年代美国对苏战略的讨论和制定。正文《中国的两难选择》一篇里主要分析了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两难”，本篇从外部因素出发，由外及内，谈谈因外部大环境改变而引发的内部“两难”，以及当下这一关键节点上可能的应对之策。概括来说，目前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主要有两条“主线”和一条“辅线”：

2024年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行业发起“301调查”。按照美方冠冕堂皇的讲法，调查是在审查了五个全国性工会的申请书后，才决定按《贸易法》发起的，这是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对中国具体行业采取“301调查”。所谓“301调查”源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是指美国政府为平衡进出口贸易的顺逆差，透过美国国会立法授权总统实施保护措施，以避免国内产业遭受国外竞争压力影响，其方法包括设定高关税、限定或减少进口配额等。历史上，美国政府曾多次援引相关条文发起对竞争对手的贸易调查。1976至1989年间，日本共遭受过美国发起的20次“301调查”，是接受调查案最多的国家。1990~2010年间，欧盟又成为美国的重点关照对象，搞到后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于2014年通过了相似类型的反制条款。自2018年起，中国成为“301调查”的主要受害者，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曾发起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对中国总计超3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高达25%的关税。中美贸易战谈判期间的莱特希泽（中）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右）（《美国的两种鹰派》）。拜登政府的贸易代表戴琪是一位中国台湾裔美国人，与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相比，她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小了很多。时间来到拜登任内，谁也没想到，造船业竟“意外”成为美国投射战略焦虑的对象。4月17日，拜登在匹兹堡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发表讲话，表示将“认真审视”中国提振其造船业的工业策略。同日，美国贸易代表正式启动了一项301条款调查，称中方“涉嫌利用非市场做法破坏全球造船业的竞争”，“外国资本和技术正在流入中国军民两用造船厂”云云。一时间，造船业成为中美之间日益加剧摩擦的最新爆发点。说来有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产业政策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被视为禁忌。可随着中国企业逐步向高端产业链进军，西方政界、学界习惯于将这种成功解读为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企业拿了政府的补贴，或政府规划了行业的发展。我们不排除类似解读是某些西方企业刻意引导形成的，以此来要求政府提供高额补贴，并掩盖自己创新生产能力的不足。实际上，把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简单归因于政府补贴显然不合适，中国企业的成功往往是“自主创新+国内大市场”的结合，产业政策最多只是顺势而为，锦上添花。但不管怎样，拜登政府很吃这一套理论，其任内推出了大量政府补贴产业的法案。以大家熟悉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它将投入520多亿美元用于半导体行业补贴；法案规定，如果某家公司根据该法案获得补贴，十年内禁止在中国和俄罗斯设立高于28纳米制程的新设先进半导体工厂。4月17日，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发表讲话。随着大选临近，各路工会成为拜登和特朗普争相拉拢的对象。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美国对中国造船业的焦虑和恐惧其实不无道理，因为蓬勃发展的造船业背后往往对应着一支强大的海军。二战期间，美国曾在短短数年内建造了1500多艘各式舰艇，其中包括数十艘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数以百计的驱逐舰、护卫舰。当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从报纸上看到美国造船厂的下水纪录后，他长叹道：“看来，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要失败了。”放眼今天，美国的造船能力主要集中在四大船厂——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巴斯钢铁造船厂、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英格尔斯造船厂，其他一些中小型船厂已经失去了新造船能力。而在四大船厂的营收中，维持运转的订单高度集中于军船，其产品在民船领域完全没有竞争力。众所周知，寓军于民、军民两用是一种相对经济合理的军工生产模式，像美国造船业这种完全依赖军品的做法，只能无限推高军舰建造的成本，且很难满足战时生产需求。二战期间美国批量下水的“自由轮”。历史上造船业曾是巴尔的摩最大的产业，但如今该市所有的船厂都已倒闭。灯火通明的中国造船厂。中国造船厂不仅建造集装箱船、散货船和油轮，还为海军建造军舰，技术、人员、设备设施等往往可以共享，实现良性发展。美国造船业萎缩的状态不是一年两年了，为什么在当下这样一个关口突然对中国发难呢？因为早些年间日本和韩国的造船业一直非常红火，与中国形成“三分天下”之势，所以美国并不很担心。然而随着最近几年中国造船业技术的突破，日韩船厂的份额渐渐萎缩，从而加剧了美国的担忧。据统计，过去十年里，日韩在全球造船市场的总份额从55%下降到40%以内，而且这种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按照英国调查公司克拉克森研究的讲法，2023年各国船舶订单份额中（按照建造量计算），中国占60％，比2022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韩国下降9个百分点至24％，日本仅占11％。从前中国船厂只能建造集装箱船、散货船等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船舶，运输液化天然气的LNG船订单基本被日韩垄断。而现在，这些技术壁垒已通通被打破。刚刚过去的4月29日，中船集团与卡塔尔能源在北京签署了18艘超大型LNG运输船项目建造合同，总价值近60亿美元，创下单笔新船订单历史最高纪录。按照上述趋势，未来十年全世界多数大型远洋船舶都将在中国建造，这让美国寝食难安，并将其视作严峻的“安全问题”。在美国看来，中国知名造船厂多采用军民融合战略，把军民技术、军民产业发展融合在一起以加强综合实力，源源不断的民船订单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军工综合体的发展。蓝线为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总额，黄线为对华出口总额。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已处于持平或下降状态。眼见日韩盟友不争气，拜登又想起了他熟悉的“冷战剧本”。简而言之，美国希望打造出一个排除“非友好国家”的新圈子——不光在军事、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贸易和产业等领域，像TPP、“民主国家峰会”以及“芯片联盟”等，均属于这方面的尝试。按照拜登的想法，一些关键领域的大宗采购最好只在西方国家内部发生，把中国排除掉。要是盟友不配合，美国干脆自己玩，大力推动本土船舶供应链建设，要求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航行的内贸船只必须由美国建造、在美登记等等。这些保护主义措施看似拯救了岌岌可危的国内产业，然而其代价却是由全社会买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很容易导致“定向通胀”，比如日韩等国因农业保护政策导致水果、蔬菜价格奇贵。有学者指出，新时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被披上了一层政治正确的“外衣”，它们往往打着维护安全、绿色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名头的旗帜，行保护主义之实。另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因中美之间发生贸易纠纷，越南、墨西哥等国家趁机想要替代并占据这部分市场份额，于是它们加大了从中国进口的力度，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角贸易关系”。……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产业链攀爬过程中难以绕开的坎，只能以平常心应对。套用一句权威表述：美方不择手段打压中国，并不能证明美国的强大，反而暴露出美方已丧失自信，乱了方寸。

5月12日，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此前担任第一副总理的别洛乌索夫为国防部长。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转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同时兼任俄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军工联合体事务。这则消息一经公布即引发各界关注，接下来让我们仔细探究一下其背后的含义。1、绍伊古并没有像许多西方媒体和亲乌消息源所说的那样“被免职/撤职”。绍伊古已经干满了普京2012~2024的两个任期，是俄罗斯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国防部长。有朋友会讲，那为什么外交部长、对外情报局局长、紧急情况部长和内务部长等通通留任，只有绍伊古被调岗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防部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不宜由某个人长期掌管。另一方面，绍伊古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开战初期出现了后勤物资保障拉胯等问题——近期其亲信副部长还因涉贪被捕；随着俄军战线稳固、战争趋向长期化，此时换人也在情理之中。另外，绍伊古的新岗位——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是个很高的职务，其前任帕特鲁舍夫与普京关系深厚，于俄罗斯国内影响力很大。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在国际外交场合的角色通常被认为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中国的中央外办主任，像例行性的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会议，就是由中方外办主任对帕特鲁舍夫。再者，绍伊古还以俄联邦会议秘书的身份兼着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副主席，仍继续分管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一大部分工作。考虑到战争期间大量财政资源和几百万劳动力都在军工复合体从业，这块工作的分量不可小觑。总的来看，普京在给绍伊古调岗的同时也是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安抚了。帕特鲁舍夫曾是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会议的俄方对口负责人。2、一代新人换旧人，聊完绍伊古，接下来谈新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有许多媒体称“别洛乌索夫的任命是最大意外”“普京任命了一位毫无军事履历的国防部长”云云，这一看就是很外行的话。因为自普京上任以来，他任命的伊万诺夫、谢尔久科夫和绍伊古三位国防部长全都是文职，也全都毫无军事履历。伊万诺夫是普京克格勃时期的同事，2001年从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即绍伊古的新岗位）调任国防部长，后来又做了副总理和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久科夫毕业于列宁格勒苏联贸易学院，接任国防部长前的岗位是联邦税务局局长，跟今天的别洛乌索夫一样都属于经济领域官员。然后便是绍伊古，他1991~2012年间任紧急情况部长，分管民防与自然灾害救援等事务，2012年5月调任莫斯科州州长，同年11月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以经济管理见长，2013年至2020年间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经济事务助理。他的上任被解读为战时状态的俄罗斯不得不采取“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国家战略，以保障跟北约的长期对抗。有学者解读称：“俄罗斯防长的任务是确保军方获得一切战争资源，而直接向普京报告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则为军事总指挥。启用经济大员当防长的逻辑，无疑是要调动俄所有相关经济部门来满足防务部门之需，即俄最新人事布局意味着普京正在为应对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作全面准备。”实际上，按照俄国内部分工，国防部主要管募兵、训练、后勤保障、装备采购等事宜，直接负责作战指挥的为总参谋部（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角色相对独立）。对乌作战计划是总参谋部职业军人们制定实施的，网络上所谓的“当代朱可夫”“绍伊古一战封神”等调侃和嘲讽，原本就是很业余的说法。绍伊古不是个军人，更不是将领，他不懂打仗，他的失职主要是后勤物资保障不济和军需领域贪腐等。俄罗斯国防部大楼。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为俄罗斯总统，国防部负责俄罗斯军队的日常行政管理运作，下辖总参谋部、媒体与信息局、装甲局、火箭炮兵局等机构。3、别洛乌索夫之前的岗位是第一副总理，现在改任国防部长，关心仕途的朋友想必都有一个疑问：这究竟算升职还是贬职呢？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用下面是思路去做分析。官场/职场上，“向谁直接汇报工作”是判断某位官员/职员真实级别的一个重要方法。比如在互联网大厂的等级中，“直接向CEO/创始人汇报”便是常见的用语。因为CEO每天能够接触、处理的人和信息十分有限，直接向其汇报工作的人也就5~8位，通常只适用于几位主要业务板块的负责人。回到别洛乌索夫。别洛乌索夫之前虽然担任第一副总理，但他的直属领导其实是米舒斯京，属于一个大板块（行政板块）的二把手。现在他调任国防部长，名头听起来似乎不如第一副总理响亮，但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独立且非常关键板块的负责人。尤其考虑到俄罗斯没有军委机构，国防部长就是最高军职，直接面对普京，因此他的角色实际上变得更加关键了。俄罗斯内阁部门的分工非常有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总理有权向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递交部长人选名单，经国家杜马批准后由总统任命。不过，俄罗斯国防部、财政部、联邦安全局、外交部、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紧急情况部等机构的负责人由总统直接任命，向上接受总统管理。换言之，俄联邦的“部”分为两种，一种是“总统直辖部”，它们往往负责比较重要的业务板块，地位举足轻重；另一种则是“普通部”，打包起来由总理分管。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又称“俄罗斯白宫”，是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人大）所在地，俄联邦目前共有10位副总理。4、最后简单聊聊俄罗斯的军事体系。之前谈伊朗时经常说到其两套军事系统的问题，即一套国防军+一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自有海陆空三军，俄罗斯的军队体系其实比伊朗还要复杂。根据俄罗斯政府的定义，军事力量分为“武装力量”和“其他类型军队”。所谓武装力量即海陆空三军，外加空降军和战略火箭军这两个独立兵种，它们通通归国防部管辖，目前有约115万人。所谓“其他类型军队”，则包括国家近卫军、边防军、铁道军、通信和情报信息部队等，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导体系，总人数合计也得有接近100万。其中，规模较大的国家近卫军下属7个军区、30多万人，有自己的作战师、特种部队、航空部队、军事学院以及安保公司。再比如边防军，它由俄联邦安全局下属，也有18万人之众。这些“其他类型军队”虽不隶属于国防部，但也会参加对乌军事作战，以至于在乌克兰的各路俄军名目繁多，战争初期一度指挥混乱。另外，像车臣首领卡德罗夫麾下的部队，名义上隶属于俄联邦国家近卫军，但实际上效忠于卡德罗夫家族。针对这种山头林立”“半私营化”“的问题，梅德韦杰夫曾这样讲道：“若我们未能团结精英阶层，作为单一国家的俄罗斯将可能消失，其后果相当可怕，苏联解体与现代俄罗斯之崩溃相比，可能也不过如幼儿园日场电影一般。”

过去一段时间，来自越南的新闻让人应接不暇。不过大家关注的多是河内政坛迷局，却忽视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消息——越南政府计划在2030年之前修建连接首都河内与中国的高速铁路。其实有关越南“南北高铁”的消息很早就有了，为此还曾发生过一段阮富仲与阮晋勇斗法的精彩故事。越南总理阮晋勇与安倍2006年，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在访问日本期间收到了一个“大礼包”，日本政府承诺提供开发援助，支援越南兴建高铁。越南的国土呈长条形，全国人口和城市群主要分布在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和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分别以河内和胡志明市为中心，确实非常需要一条南北高速动脉。兴奋之余，阮晋勇当即代表越南和日本签署了一份关于越南高铁和北南高速公路工程的谅解备忘录。然而回国之后，这份谅解备忘录却引起激烈争议。按照越南法律的规定，预算超过19亿美元的所有项目须获得国会批准，经过一个月的审议，越南国会于2010年6月19日正式否决了政府提出的高铁计划。国会方面主要给出了两点反驳意见：其一是高铁建设成本预计达560亿美元，过于昂贵；其二是票价太高，普通人坐不起，且当时有70%的越南人住在农村，因此“提案在经济上不健全”。就这样，让日本产业界极度兴奋的“越南南北高铁案”遭到搁置，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现任越共一把手、时任国会主席阮富仲。应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台湾高铁700T型列车，安倍和阮晋勇计划把日本新干线应用到越南南北高铁中。十几年倏忽而过。2023年越南的人均GDP达到了42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41%，基本相当于中国2008~2010年间的水平。记忆力好的朋友会有印象，2008~2010年间也正是中国高铁刚刚开通的时候。2024年4月9日，越南交通部发布了一则声明，称正计划修建两条高铁，其中一条从河内延伸至与中国广西接壤的谅山省，另一条连接河内与云南接壤的老街省，途经港口城市海防和下龙湾所在的广宁省。越方表示这是红河三角洲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减少拥堵并促进经济增长。消息一经公布，各界纷纷猜测曾经轰动一时的越南南北高铁计划已再度出炉，北部的两条高铁将是这一宏伟目标的第一步。细心的朋友还发现，早在去年12月中方领导人访问越南期间，双方就已经签署了包括铁路在内的数十项合作协议。而在越南交通部公布正式声明的前一天，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在北京密集会见了中国铁路公司的高管，分别来自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以及中国中车。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高管，2024年4月8日。越南方面之所以对于南北高铁感到着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泛亚高铁“中线”进展神速，已经开始对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产生影响。泛亚铁路（东南亚段）又称昆明-新加坡铁路，是链接中国、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之间的铁路网。这一概念最早由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1995年12月的东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提议，之后陆续得到有关国家的赞同。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高铁技术实现跨越式突破，中方成为泛亚铁路的主要推动者。按照规划，泛亚铁路以云南省会昆明为枢纽，分东、中、西三条线路：西线经大理、瑞丽进入缅甸境内，连接缅甸首都内比都和第一大城市仰光，目前昆明至大理段已经开通，大理至瑞丽段预计2025年通车，不过联通缅甸的计划因其陷入内乱而变得遥遥无期。中线的北段已经通车，即中老铁路，南段正紧锣密鼓建设中，后面详细介绍。东线的主体即越南南北高铁，规划中把柬埔寨也一并纳入了进来，最终向西汇聚到中南半岛第一大城市——泰国首都曼谷。下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泛亚铁路中线。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在经历五年建设后正式开通，运营初期由老中铁路公司委托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运营维护。该铁路是继印尼雅万高铁后，第二条以成套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和装备建设的海外项目，不止是轨道修建，还使用了来自中国的车辆、身份证实名购票系统以及进站安检系统。中老铁路同时运行客车和货车，其中动车组列车D887“中国复兴号”和D888“老挝澜沧江号”分别从昆明南站和万象站双向对开，车上广播中文、老挝语和英语。万荣站的CR200J列车。高铁车厢，带有老挝语和中文双语标志中老铁路开通后，一定程度上带火了西双版纳、琅勃拉邦等城市的旅游产业，不过更加惹人注目的影响，是它方便了中国和泰国之间的货物运输。为什么中老铁路利好了中国跟泰国间的物流业呢？因为老挝首都万象是世界上离边境最近的首都，准确一点说，万象就位于老挝与泰国的边境线上，和泰国廊开市只隔着一条湄公河。历史上万象和廊开原本是一座隔江而建的双子城，1893年，暹罗（泰国）被迫割让万象给法国，万象由此成为一座法属殖民地城市。换言之，中老铁路实际上已经修到了泰国家门口。中老铁路上的主要城市。老挝是一个人口只有750万人的内陆国，经济相对落后，但泰国却是一个人口7200万、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大国。中老铁路开通后，泰国方面积极利用铁路运输缩短时间的优势，把大量水果出口到中国。泰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23年1-5月泰国榴莲出口到中国比去年同期增加58%，2022年泰国榴莲更是创下70万吨的出口新高，其中90%销往中国。泰商务部目前采取了一系列便利措施，鼓励其国内的蔬菜、水果利用铁路运输抢占中国市场。横跨湄公河的泰老第一友谊大桥。老挝经济领域长期依赖泰国，与泰国间的人员、货物通行十分便利；不过其安全领域则受越南保护，老挝人民党和老挝人民军曾经是越共的分支，直到今天都有大批老挝将领到越南接受训练。中老铁路的开通进一步加快了中泰铁路的建设进度，根据泰国铁道局的消息，如果一切顺利，中泰铁路有望赶在2029年全线开通。中泰铁路是泰国首条标准轨高速铁路，使用中国技术，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将在老挝首都万象实现与中老铁路的连接。正所谓好事多磨，铁路建设期间中泰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和博弈。比如：泰方希望中国将高铁建设技术、运营维护技术和其他相关任务在一定期限内完全转移给泰国国家铁路公司。再比如：泰方规定建筑承包商必须是在泰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以聘用泰方劳工为主，建筑材料也优先使用泰国国内材料等等。虽然存在种种困难，但中泰铁路的意义十分重大，这将是中国首次用高标准铁路无缝隙连接起一个7000多万人口的地区大国。泰国曼谷高铁总站（已完工）。曼谷是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建设中的中泰高速铁路将采用中国中车生产的复兴号CR300AF型电力动车组，最高时速300公里，在泰国境内以250公里时速运营。文章最后，让我们以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泛亚铁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霸权相对陆地霸权一直占据着地缘优势，而这种地缘优势的根本即在于以海运为主体的国际运输体系。尽管大家看地图会觉得中国与俄罗斯、印度、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众多国家接壤，做起贸易来似乎应该很容易，其实不然。俄罗斯的核心领土位于欧洲，中国想运货物到俄罗斯得通过海运绕地球好大一个圈。印度同理，虽然中印贸易额有个每年1000多亿美元，但99.9%都是走南海-马六甲-印度洋运输的，通过中印边境实现的贸易很少很少。即大陆国家看起来领土接壤，但却并没有多少人员货物往来，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陆路（航空）基建与运输能力的限制。然而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局面终将随着技术、生产力的进步逐渐发生改变。能源领域，中俄油气管道、中哈油气管道等已全面铺开并发挥作用。货物领域，虽然中欧班列仍不能跟海运相比，但它毕竟在成长中，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对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对运费不敏感）的运输带来积极影响。再比如中吉乌铁路、中国-东盟铁路等，随着建设技术的提升和建设成本下降，总有一天会实现。六十年前修成昆铁路费多大力气，今天修条铁路又费多大力气，如果按比例换算至六十年后，那将不得了的。中国古代，京杭大运河曾是南北黄金水道，扬州、淮安等城市因航运而兴起，然而到了今天，大运河在全国货物流通领域的作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同样的道理，尽管未来若干年间海运仍将是主力，但它的作用正一点点被铁路、管道、航空等形式所取代。展望未来，《中国的地缘上签》就是从周边开始用基础设施联通和贸易运输的形式整合亚欧大陆上的城市与资源，这将是一项漫长、枯燥、充满挑战但意义深远的工作。

小引2016年11月17日，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一周后，日本首相安倍赴纽约特朗普大厦（Trump

刚刚过去的5月2日，岛内政坛发生了一件备受瞩目的大事。台北地检署表示，据民众举报，以“贪污治罪条例”调查侦办柯文哲担任台北市市长期间有争议的政府招标案，并正式立案。众所周知，柯文哲八年台北市长任期内留下了诸多烂账，既有一些程序上的争议，还有涉及市长具体权限的问题。尤其是他和新光人寿集团之间的商业联系，因新光“小公主”吴欣盈曾搭档柯文哲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故被怀疑有私相授受的嫌疑。随着柯文哲任内的“三大案”逐渐浮出水面，近期蓝绿两大阵营各自将一部分火力对准柯和民众党，似乎有“蓝绿合作”的架势。一般认为，国民党的初衷是打击民众党2026县市长选举行情，特别是在台北，避免黄珊珊再度出来搅局——黄是柯任内的台北市副市长，一旦案情发酵黄自然难逃干系，可以提前宣布出局。简而言之，国民党的思路是让柯文哲“臭而不倒”，也就是削弱他的力量，但又不彻底拍死。至于说民进党和赖清德，则不排除对柯下狠手，一劳永逸解决掉这位不速之客。柯文哲、黄珊珊和黄国昌（民众党立法机构总召集人）。下面不妨切换到赖清德的视角。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蔡英文拿了817万票（57.1%），而2024年选举中赖本人只拿了558万票（40.1%），请问，丢掉的259万票去哪了？我们简单想一想，那些2020年投蔡英文的选民会在2024年改投国民党候选人吗？几乎不可能。所以这259万票一定是被柯文哲收入了囊中，即柯是369万票中有七成是抢自民进党，三成来自国民党。除此之外，2024选举前“蓝白合”其实差一点成功，一旦成功将提前宣布赖清德败选。这种情况下，赖阵营有相当大的初衷彻底消灭柯文哲，永绝“蓝白二合”的后患，为2028扫清一大障碍。实际上，白营的支持者多为对民进党失望的年轻人，尽管失望，但他们与绿营的意识形态更为接近。当柯文哲倒下后，白营支持者可能更倾向民进党而非国民党。概括一下：民进党的上签是蓝绿对决，中签是蓝绿白混战，下签是蓝白合；而国民党的上签是蓝白合，中签是蓝绿白混战，下签是蓝绿对决。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国民党还是有可能再拉柯文哲一把。另外，柯近期似乎也感受到了民进党的杀气腾腾，因此有缓和绿白关系的迹象。岛媒报道称，柯文哲近期下令，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的8席民意代表可以不用“团进团出”投票。他本人还在个人社交媒体亲自解读这一规定：“赖清德不用担心在立法机构一定居于劣势，执政者做的对，民众党会支持。”目前台立法机构总席次113席之中，国民党52席、民进党51席、民众党8席、无党籍2席，如果蓝白未必结盟，绿就有很大操作空间。柯文哲骑自行车到办公室。柯长期以清廉、亲民的形象示人，台北市的三大弊案一旦落实，将对其造成毁灭性打击。文章后半段，让我们回顾一下柯文哲的发家史。作为当下台湾岛内关键的“白色力量”，民众党和柯文哲登上政治舞台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具体来说，这个偶然事件是201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从1994年台湾首次放开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开始，民进党只赢了1994台北市长选举这一届，即派出当时的“超新星”陈水扁，在泛蓝分裂的情况下惊险取胜。自1998年丢掉台北市长算起，民进党连续四次台北市长选战均败于国民党之手，其中马英九做了两届、郝龙斌做了两届。换言之，台北市是个蓝大于绿的盘子，类似高雄绿大于蓝一样。按照岛内政治传统，每次县市长选举之前，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会仔细评估每个县市的基本盘情况，然后选择性派出候选人并投入竞选资源。稳拿哪几个、舍弃哪几个、重点争哪几个，选前便能评估个八九不离十。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和选民基本盘限制，使得民进党内有民望的明星政治人物大都不愿意去选台北市长，他们更愿意去高雄、台南这些城市玩“easy模式”。选举这件事情非常微妙，一旦出征失利往往会消耗自己的“政治IP”，需要再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聚集起政治能量，因此有咖位的政治人物不会轻易去冲一场选举，要谋定而后动。某些已知必输的选举，为了保护政治明星的IP，所在党派也会尽量用炮灰去填，或者表演一出戏，用征召的方式请政治明星出山，把败选带来的IP消耗尽可能降到最低。赢面小的城市大咖们不愿意出来选，2014年台北市长提名时民进党就遇到了这个难题。于是在候选人提名阶段，民进党思索再三决定打一张鬼牌——礼让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即民进党自身不推出候选人，转而支持中间亲绿人士柯文哲出战。柯文哲1959年出生，1977年毕业于新竹中学，1979年进入台大医学系学习，曾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医师考试，后长期供职于台大医院。作为知名医生，柯很早就表现出了参与政治的意向。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柯文哲出任陈水扁医学界后援会干部。2000年大选期间，柯再次担任陈水扁竞选团队台大医院后援会召集人。2012年大选中，柯又力挺蔡英文，不仅为蔡的竞选团队组织募款，还担任“小英之友会”的常任理事。这一时期柯频频高调批判国民党，表示自己与民进党有着共同战略目标。不难发现，柯文哲其实是一个由民进党挖掘出来的民间绿色政治人物，因此才有了“礼让”一说。最终，凭借着多方努力，柯文哲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以57%的高票大胜国民党籍官二代连胜文（连战之子），成功攻陷了蓝营票仓。熟悉台湾政治生态的朋友都清楚，台北市长在岛内的地位极高，大致算个三、四把手，再加上柯本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经常占据媒体头条，于是渐渐成为岛内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019年，柯文哲正式“开山立派”，自创台湾民众党。在2020年的台湾立法机构选举中，民众党拿下了5个席次，取代宋楚瑜的亲民党成为第三大党。柯文哲的色彩为中间到浅绿，按道理讲他应该与民进党合作共同挤压国民党才是。不过政治有时候很奇妙，柯为了开辟属于自己版图的群众基础，逐步将目标群体锁定在了厌恶蓝绿恶斗的这群人身上——“一个拳头打向民进党，一个拳头打向国民党”。考虑到民进党执政而国民党在野，前者遂成为柯文哲主要的攻击目标。柯的这一做法使绿营政治人物和亲绿选民感到遭受“背叛”，认为柯恩将仇报，恨柯文哲胜过恨国民党。2024年1月的选举中，赖清德得票不及预期，而柯文哲却斩获了大量原属泛绿阵营的年轻票，引起民进党方面高度警惕。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相较于支持者群体垂垂老矣的国民党，柯和他的民众党才是绿营“心腹大患”，也很可能成为未来大陆统战的重点对象。

在2024年1月台湾地区选举结束至5月20日赖清德宣誓就职之前微妙的窗口期里，大陆与国民党发起了一轮密切的互动。4月初，《马英九大陆行》获得高规格接待。4月底，台立法机构国民党总召傅崐萁率16名蓝营民意代表来大陆，这是两岸时隔八年再次有类似形式的互动。5月1日，返台不久的傅崐萁在立法机构向民进党“出招”，要求其修改提案中不符合“一中”思想的行文表述，比如“中国”改为“大陆”等。由于国民党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而民进党自身席次无法过半，所以几经协调，提案最终基本依照国民党方面的诉求通过。不仅如此，近期还传出消息称，国民党拟修改蔡英文时期制定的《反渗透法》——该法是蔡当局为严厉管控两岸交流出台的一部恶法。至于备受关注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据说也在紧锣密鼓的安排中，可能会在年中某个时刻成行。掐指算来，自2015年、2016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洪秀柱先后访问大陆以来，国共高层交流已中断许久。其实2019年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曾有想法来大陆，结果民进党当局突击修改“涉密高官管制法”，将其出访管制时间从3年延长至6年，被视为封堵已经卸任公职的马英九和吴敦义赴大陆。傅崐萁与蓝营民意代表讨论提案案用语。蔡时期由于民进党完全掌控立法机构，颁布过一系列影响两岸交流的恶法。傅崐萁代表团出发前在桃园机场。大陆近期加强与国民党交流的做法，被有些媒体解读为充分利用台湾当前朝小野大的格局，发挥台立法机构的杠杆作用，协同制衡执政的民进党。正如柯文哲所说：“立法机构还在开会期间，傅崐萁率团访陆不合常规，显然大陆方面跟国民党之间有某种默契。”实际上，2024台湾选举的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比起2020年来说要强很多。对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四年前的场景。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俨然是一边倒的局面，选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辞职，在一片冷漠无助之中，资历深浅的台中市民意代表江启臣意外赢得党主席补选。江启臣1972年出生，属于国民党青壮年浅蓝系政治人物，他的获胜之所以说很意外，是因为此次党主席选举的投票率仅35.85％，创下国民党历届选举最低纪录。换言之，作为国民党基本盘的深蓝选民已经失落到连投票都懒得出来投，选择目送浅蓝候选人当选。不仅如此，江启臣也是近几届国民党主席中唯一一位没有收获大陆来电祝贺的，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就把2020失败的锅扣到“九二共识”头上。在连续经历“大选”惨败和“罢韩案”后，江启臣抛出了所谓的“新两岸政策论述”，其中起争议最大的是第一条是从“坚持九二共识”退化为“肯定‘九二共识’的历史贡献”——只是没有明说放弃罢了。当时很多岛内的网友戏称，国民党现在已经是一个“小绿”党了。而在大陆眼中，一旦国民党抛弃“九二共识”，那大陆跟岛内政党的连接桥梁也就断绝了。江启臣当选次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表态：“多年来，大陆和国民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巩固互信，良性互动，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望国民党在江启臣带领下，珍惜和维护这既有的政治基础，发挥两岸沟通桥梁纽带作用，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同胞利益福祉而努力。”一言以蔽之，呼吁国民党“珍惜和维护这既有的政治基础”。经过一年多的混乱后，2021年9月的国民党主席选举中，朱立伦成功当选。虽然朱立伦的立场比较亲美，但他至少属于蓝营传统政客范畴，在一些涉及两岸关系的问题上相对谨慎，能够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八个字。因此大陆方面第一时间送去了祝贺——与2020、2021年国民党摇摆的两岸政策不同，2024年选举失利后，深蓝一脉实力大增，中蓝的朱立伦已经显得有些跟不上节奏。放眼目前的国民党，拥有最高公职的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韩是岛内极少数受大陆信任的政治人物，长期被贴有“亲陆”标签。除此之外，像台立法机构总召集人傅崐萁、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在选战中焕发第二春的赵少康等实力派，均为中蓝至深蓝范畴，浅蓝政治人物基本失势。两岸政策领域，国民党也意识到巩固基本盘的重要性，将避战、和平、拓展大陆商机作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2025年国民党主席改选后，这种趋势或将更加明显。江启臣、朱立伦、韩国瑜和傅崐萁。韩国瑜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内容提到“台湾地区”发生严重地震灾情，其“台湾地区”的用语遭到绿营激烈批评。4月27日，台立法机构国民党总召傅崐萁率16名现任蓝委参观小米汽车工厂。国民党深蓝派近期动作频频，以至于朱立伦不得不利用会见美智库访问团的场合出来和稀泥，称国民党一向坚持“亲美、友日、和陆”路线。台湾岛内，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泛蓝圈和泛绿圈都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长期接收两种不同信息的各自支持者在认知层面已经完全隔离，宛如两种生物。站在大陆的角度，想要与民进党建立沟通管道或打动泛绿选民，是很难很难了。既然如此，不如尽可能将糖果分给国民党和泛蓝支持者，让他们从跟大陆的交往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收益。借用新加坡媒体的说法，即“以在野包围执政”模式，从立法机构架空未来的赖清德政府，单方面推进对台进程。有匿名国民党民意代表称，在6月下旬至8月的台立法机构休会期期间，韩国瑜率团访陆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成行，将是两岸分隔以来访陆级别最高的现任台湾官员（省议会议长）。2019年，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率团访问大陆并与国台办主任会面。韩国瑜第三次出山后的政治姿态比担任高雄市长期间要谨慎许多，近日韩办回应有关访问大陆的消息时称“毫无所悉”。简单总结一下。2024年1月的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大陆方面迅速分析形势、制定对策，充分利用岛内“三党不过半”的政治分裂现状，以国民党和台立法机构为抓手向赖清德施加压力。这一思路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赖本人近期表态相对谨慎，他在5月4日接见新一届省政府成员时更是以鼓励的口吻强调：“虽然立法机构三党不过半势必会有更多的折腾，但如果做得好，每一项政策都切合民心，当民意成为后盾，民进党在立法机构没有过半就不再是问题了”可见压力已经实实在在传递到了赖清德和民进党身上。回顾过去几十年两岸间的博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直是常态，顺风顺水的时候其实很少。正如《中国大战略》结尾处讲的那样：所谓“一战定乾坤”往往只出现在历史小说中，现实世界的剧本要平淡、漫长得多。

本篇接着《远方战事已起》中的故事，从“远方”回到“身边”。系列讲座的最后，吴玉山详细罗列了各种关于“平台时间”的预计，有2025、2027、2030、2035等不同说法，分别来自美国军界、情报界和外交口，做预计的人多为高级官员，比如：印太司令部司令、中情局局长等。吴玉山认为，这些预测都属于技术性范畴，主要是美国职业官员依据《中国的军事准备》来做推断，纠结于上述时间意义不大，因为最终决定权是在政治家手中。从短期看，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其带来的一系列衍生影响让大家意识到战争成本的巨大不确定性，客观上减少了开战风险。然而从中长期看，一场泥潭式战争也将提醒各方采取更加激烈和创新性的军事行动，力求一击制胜。抛开战事本身，是否有方法预测各相关方可能做出的反应呢？吴玉山提供了这样一个“组合式思路”：

2022年2月21日下午，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讨论顿巴斯问题。这次会议非常非常特别，不仅是因为当时乌东局势已剑拔弩张，更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将其全程电视直播。会前普京曾表示，为了听到真实的意见，所有参会人员都没有就当天的议题进行过预先沟通。会上，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俄总理米舒斯京、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俄外长拉夫罗夫、俄防长绍伊古、俄联邦安全局局长波尔特尼科夫、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等人轮流发言，确实看不出任何彩排的迹象。通常情况下，外界很难窥探到大国决策讨论的过程，而普京这一公开举动让全世界得以在放大镜下观察到莫斯科高官们的一举一动。其中，普京与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的一段对话尤其惹人注目。纳雷什金：“要不要给西方的合作伙伴们最后一次机会，在短期内承认乌克兰和平及履行《明斯克协议》，否则……”

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官员和西方官员纷纷放话称，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在2024年春末或夏初发动大规模攻势。泽连斯基总统3月底曾指出，不排除俄罗斯可能在5月底或6月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于4月13日表示，随着俄罗斯加强进攻力度，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局势显著恶化，西尔斯基表示：“自普京三月赢得连任以来，前线俄军的攻势明显加剧，尽管遭受重大损失，俄军仍在部署新的装甲部队，以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英国《金融时报》还引述匿名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称，俄罗斯计划袭击靠近俄边境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英媒的引述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早在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之初，哈尔科夫就是俄军进攻的重点，当时俄先锋部队一度攻入城区与乌军巷战，只不过被击退。今年3月，普京在胜选演讲中提到要建立“缓冲区”的概念，各界普遍认为这一“缓冲区”主要就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那么俄军究竟会在哪几个方向发起攻势，在美国大举恢复援乌的前提下又可能取得怎样的战果呢？本篇仅从军事的角度和读者朋友们探讨一下。美国战争研究所4月24日战报，绿色圆圈表示有明显交火的位置。自开战以来，俄军共强攻过五座乌军控制的城市/城镇，分别为：马里乌波尔，2022年5月，顿涅茨克州第二大城市，战前人口43万；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2022年6月，卢甘茨克州重要城市，战前双子城合计总人口约20万；巴赫穆特（含苏勒达尔），2023年5月，顿涅茨克州城市，战前人口7万；马林卡，2023年12月，顿涅茨克州顿涅茨克市卫星城，战前人口1万；阿夫迪夫卡，2024年2月，顿涅茨克州顿涅茨克市卫星城，战前人口3万。不难发现，俄军主动发起的攻势均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即顿涅茨克州和卢甘茨克州；对于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俄军基本采取了守势。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军事层面，俄军的后勤补给严重依赖铁路和公路，更愿意在离本土较近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茨克州作战。早在苏联时期，顿巴斯地区就与俄罗斯有着绵密的铁路网，而俄本土至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铁路截至目前还在恢复建设中，2024年3月刚刚从马里乌波尔延伸到别尔江斯克。也就是说，赫尔松、扎波罗热一带的俄军想要获得弹药补给，主要运输通道是“克里米亚大桥→克里米亚半岛→琼加尔大桥→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必须绕一个大圈。政治层面，顿涅茨克、卢甘茨克两州居民是比较亲俄的，有相当比例的俄罗斯族人，赫尔松、扎波罗热两州的向心力则要差一些。统治占领区是要考虑成本的，同样获得一片土地，对方是箪食壶浆还是奋起反抗，对进攻方来说差别极大。经济层面，顿涅茨克、卢甘茨克两州的工业基础要明显好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如果说扎波罗热还有一部分高价值工业，那赫尔松基本就是个农业州。克里米亚半岛由一座地峡和两座大桥与外界相连，地缘处境脆弱。在乌克兰拥有西方先进战机和导弹后，连接半岛的大桥安全状况十分堪忧，俄军不敢将大规模用兵的后勤补给线寄托在它们身上。简单介绍完背景，下面谈俄军的主攻方向及目标。综合不同立场军事专家们的预测，俄军未来的主攻方向很可能发生在顿涅茨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先说顿涅茨克方向。记忆力好的朋友会有印象，2022年4月俄军第一次战略收缩时，曾宣布过“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目标。当时俄军拟定了俩目标：一个是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另一个是打通从赫尔松出发，经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到德左地区的陆地走廊，把乌克兰变成内陆国。现在回头看，第二个目标短期内已不可能实现，俄军不仅丢掉了第聂伯河对岸的桥头堡赫尔松市，连《黑海舰队》也在遭受重创后回撤到本土的新罗西斯克港，渡河、渡海作战均遥遥无期。不过第一个目标还是有希望的，它也是普京、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等人心心念念的重大战果——从俄国视角的法理上讲，俄军有义务“收复”这片土地。图中圆圈圈出来的四个堡垒城市分别为：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士科夫卡和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黑色边界为顿涅茨克州州界，考虑到卢甘茨克州已几乎全部被俄军拿下，再占领顿涅茨克州的剩余领土即可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图中最右侧的建成区即恰索夫亚尔，红色虚线为美国战争研究所预测的俄军进攻路线，目前俄军已攻入恰索夫亚尔边缘区域。接下来界定一下俄军的战果等级。第一档

2010年是中国崛起征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点。这一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终结了美国长达116年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历史——该头衔普遍被认为是新兴大国崛起征途中的第一枚勋章。同年，中日“钓鱼岛事件”急剧升温，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冲撞中方渔船、扣押船长，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如此，以突尼斯为导火索，冷战结束以来最汹涌的地区动荡在中东、西亚和东欧等地燃起，西方媒体宣称“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安全意识迅速升高，开启了向“持剑经商”的转变（《中国的转折点》）。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首次提出美国军事和外交领域的“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希拉里称：“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接近尾声，美国走到了十字路口。过去十年，美国在这两个战区投入巨大资源，未来十年，美国外交的重心将是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已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关键驱动者，掌握亚洲的成长与活力，将是美国利益所在，也是奥巴马总统的当务之急……”这篇檄文标志着美国正式着手调整小布什时期聚焦于中东和反恐的国际战略，重回大国竞争姿态。在当时的美国战略界看来，俄罗斯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与冉冉崛起的中国不能比，假如不是因为普京总统个人强势风格，俄罗斯其实不会成为美国重点针对的对象，克里米亚危机和乌克兰战争属于“黑天鹅事件”。大陆心脏地带相对贫瘠，而边缘地带兼具海陆优势，是产生超级大国的天然土壤。2012年，国内知名的地缘战略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发表了《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一文，详细阐释了中美战略博弈的场景和焦点，并相当精准地预测了今天的局面。

2024年3月16日，台湾长风基金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美国对中大战略”的论坛，论坛由马英九时期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主持，邀请了两位美国重量级嘉宾，外加一位台湾本土嘉宾。美国嘉宾包括耶鲁大学学者

随着乌克兰战场形势逐渐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欧洲国家面前——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他会走得更远吗？对于这个问题，欧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人认为，过去两年俄军的表现远不及战前预期，即使普京获胜也无法吞并整个乌克兰，最多只能吃下乌东地区，因此不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太大威胁。另一派人则认为，第一种观点目光短浅，严重忽视了俄罗斯胜利的实际影响，低估了乌克兰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以此为引子，下面开始本篇的故事。乌克兰在前苏联时期一直是非常特殊的加盟共和国，其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地理位置，还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农业领域，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之称，黑土地极为富饶。工业科技领域，乌克兰占到前苏联约四分之一的实力，涵盖航空航天、冶金化工、机械制造、造船、电子工业和主要轻工业等。像位于第聂伯罗的南方设计局，曾为苏联设计制造半数以上的洲际导弹和防空导弹，是世界最大的导弹生产厂家之一。再如大名鼎鼎的哈尔科夫军工厂，这里生产了T-64、T-72和T-80等多型主战坦克，畅销全球。还有著名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红海军几乎所有的大型水面舰艇都从它的船坞里下水，驶向各个大洋。而在宝贵的人口方面，根据1989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乌克兰共有5171万人，占到全苏联的18%。如果要做个类比，乌克兰的真实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东三省+陕西+海南”——基辅是俄国人心中的长安，克里米亚则是阳光明媚的海南岛。乌东四州中，俄罗斯占领了卢甘茨克州的几乎全部地区和顿涅茨克州包括首府在内的大部分地区。相对来说，占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主要是服务于克里米亚，为了打通克里米亚到俄罗斯本土的陆地通道。即使只将目光聚焦到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乌东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克州和卢甘茨克州），意义也不容小觑。顿巴斯是乌克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于1721年发现大型煤矿，成就了此后两百多年的繁荣。在苏联时期，顿巴斯的煤炭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是整个苏联西部的工业中心，冶金、电力、化工、机械制造和军工业都非常发达。其中，顿巴斯第一大城市顿涅茨克为全乌克兰的工业和金融中心，有“矿业之都”的称号，拥有约2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4年4月顿巴斯战争爆发之前，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州生产了乌克兰30%出口产品。顿涅茨克市景。俄军下大力气攻克马林卡和阿夫迪夫卡主要就是为了解除乌军对这座重要城市的威胁。在1991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乌克兰一直是俄国/苏联将力量投射到欧洲心脏地带的跳板。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庞大的人口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俨然成为俄国向西窥视欧洲大陆的“前进基地”。不过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乌克兰独立，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被深刻改变。中东欧国家不再直接面临来自东边帝国的威胁，兴奋之余，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第一时间承认乌克兰的主权地位。1994年初，波兰裔美国战略大师、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明确指出：“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乌克兰将是对俄罗斯的重要制衡，这应当成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重点。”布热津斯基将乌克兰称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他进一步阐释道：“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其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与中亚人的冲突。”“相反，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

刚刚过去的4月1日至11日，马英九时隔一年之后再访大陆，与上次沿着长江自东向西的“祭祖之旅”不同，这次的行程自南向北，以北京作为终点站。细心的媒体一开始便从官方通稿和接待规格中发现了微妙变化。比如：此次有“应中国大陆邀请”的明确表述；再比如：2023年那次是在访问的第四天才同国台办主任见面，而2024年是第一天即见面。对于马英九访问大陆一事，岛内向来存在不同的声音，绿营通常将其视为“统战戏码”，蓝营则认为马英九访陆的光明正大与蔡英文、萧美琴等人出访时的低调隐晦形成鲜明对比，具有促进两岸和平稳定的积极意义。客观来讲，马本人在岛内的政治影响力早已式微，他更多是带有一些象征意义——象征着“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下2008~2016年间大陆与台湾相对融洽的那段时光。马英九的重要智囊、前安全会议秘书长苏起（右一）接受采访时曾批评马格局不够大，一遇到挫折就会退缩，习惯于“弃车保帅”。马英九算不上“统派”，与连战等老一辈的“中华民国派”也存在立场不同——连战是主战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希望两岸开启深水区政治对话，而马英九执政八年间只谈了一些经贸、人员交流类协议，大陆对他其实非常失望。2011年马英九竞选第二任期时，曾表态称“未来十年内如果在台湾有高度共识的情况下，两岸累积足够互信，不排除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这一讲法被民进党视为设下了两岸统一时间表，遂发起猛烈批评。面对民进党发起的攻势，再加上宋楚瑜也出来给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搅局（分泛蓝阵营的票），马英九立刻软弱了下来，他改口称：“要让两岸和平制度化，不一定要签署一份和平协议，只要能继续维护和平发展繁荣的现状，其实就已经符合两岸和平制度化的目标。未来若推动两岸和平协议，一定会先交付人民公投。”实际上，与2008年高票当选（58.5%得票率）时相比，2012年连任（51.6%得票率）的马英九民望明显下跌，已不具备推动重大政策落地的能力。大陆方面怒其不争，认为他错失了两岸开启和谈的最佳窗口期，但也只能无奈的接受现实。有朋友要问了，既然大陆并不满意马英九执政八年的表现，对其两岸政策可以说是失望甚至愤怒，那为什么又要表现出对马的一系列积极态度呢，这其中究竟想传递出怎样的讯息？

1949年10月底，三十岁的湖南青年马鹤凌借着岳父的关系找到宋希濂，游说他去中缅边境经营据点，以待时机反攻。宋希濂的名字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24年5月与老乡陈赓一起考入的军校。青年宋希濂一度追求进步，陈赓还曾介绍他入党，谁料其意志不坚定，危急时刻审时度势后又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1949年10月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宋担任14兵团司令。至于说马鹤凌，他当时在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工作，级别不高。不过马鹤凌的夫人秦厚修背景深厚，其父秦承志为军统高官，曾任上海区书记、总部三处处长；秦厚修的母亲刘梦桃则出身名门，是左宗棠麾下大将、清末陕西巡抚刘典的侄孙女。因为老丈人与宋希濂交往甚密，所以青年马鹤凌得以见到这位国军高官。在当时各路人马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况下，马鹤凌连续两晚向宋希濂痛陈利弊，认为只有到缅北建立反攻根据地才有一线生机。然而任凭马鹤凌怎样讲，宋最终还是未能下定决心，马鹤凌见说服无望，只得携妻赴香港暂居。旅居香港期间，妻子秦厚修生下一个男孩，即马英九。值得一提的是，秦厚修还有两个弟弟（也就是马英九的舅舅）留在了大陆，其中大弟秦灿石长期在山东省农科院工作，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还曾当选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马英九父亲马鹤凌，2005年去世马英九母亲秦厚修，2014年去世。未满一岁的马英九，摄于香港九龙荔枝角马鹤凌走后，宋希濂没有率军重走中国远征军老路，他决定按照蒋校长的指示去跟解放军打一场西南会战。会战过程就不详细介绍了。12月19日，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面对解放军重重包围，这回他连逃窜缅北的大门都被关闭。走投无路的宋希濂举枪自杀，千钧一发之际警卫班长将其阻止，随即被俘。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兼云南军区司令的陈赓专程赶到重庆请宋希濂吃饭，席间鼓励他好好改造，不要轻生。宋希濂果然不负众望，1959年成为功德林里的第一批特赦战犯，之后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八十年代初宋赴美国定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首席顾问，是黄埔同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要是当初宋希濂横下心去滇西缅北死扛到底，马鹤凌夫妇大概率会随他同行，马英九说不定出生在果敢，成为泰缅孤军的后人……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另一个“平行世界”。2008年7月3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集结了四百多人。他们身穿白衣、头绑布条，一边高举希望获得台湾居民身份的口号，一边齐唱着一首凄凉的歌——《亚细亚的孤儿》。从下午一直聚集到深夜，期间还由现场维持秩序的台北市警察将“陈情书”送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的秘书处长那里。这些岛内走投无路的黑户便是泰缅孤军的后代。作为流落异国他乡的孤军们的后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惑便是“身份问题”——在泰国和缅甸眼里，他们属于军事难民；在台湾眼里，他们属于上个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大陆眼里，他们属于反动派死硬分子。1982年，著名作家柏杨走访了泰北的孤军村，将所见所闻发表至台湾《中国时报》连载。文章披露了孤军在异域过着没水没电的悲惨生活，引发台湾的救济风潮，一些半官方组织还发起“送炭到泰北”的活动缅甸和泰国是台湾“侨务”的一个重要方向台湾出版的泰国版语文三年级课本然而随着2000年民进党的上台，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势愈发明显，这些被遗忘在丛林中孤军的后人彻底成了无人认领的“亚细亚孤儿”。孤军后辈们作为黑户，想要出国必须花高价买护照，而他们离开泰国后的首选地自然就是台湾。2001年，民进党推出的新版“移民法”规定：1999年5月21日前入境的泰缅侨生才能申请居留。很多人入籍梦破灭，沦为岛内的黑工黑户，据估计总人数在1000~3000之间。位于泰国北部的建华综合高级中学泰北建华综合高级中学，校园海报展览牌上列举着台湾十大美景。泰北学校中有关泰缅孤军的展牌位于美斯乐的兴华中学2008年，国民党的重新上台给渴望入籍的孤军后代们带来了希望，于是便有了文章开篇的那一幕——数百名流浪在台湾的孤军黑户们聚集抗议，用云南话和普通话向台湾社会各界哭诉窘境，震惊全岛。其中一位叫杨文杰的孤军后代还写下《致马英九的公开信》等催泪文章，被广为转载报道。孤军后代们认为，当时他们的前辈是接到蒋介石密令才留下来的，只不过官方不肯公开承认。反对收留的观点却认为，六十年代已经派飞机去接过想回台的孤军及家属，剩下的都是已加入泰国籍不肯走的，现在因为台湾发展好了又想来蹭身份。最终，马英九政府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对于伪造护照和滞留超期的泰缅（黑户）侨民法外开恩，先去检察机关自首，其中五年内没有获刑的泰缅侨民均可申领居留证，入籍的事情以后再说。公告发出后有上千人前去投案，成为台湾治安史上的奇特景观。2023年泰缅孤军英灵在雨中入祀忠烈祠2012年5月28日，国民党最后一任“云南省主席”雷雨田将军在泰北小镇美斯乐逝世，享年九十六岁。雷雨田的葬礼上，马英九托人送来挽联。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马鹤凌会有着与雷雨田相似的人生经历，而马英九则是命途多舛的孤军后代。世事如浮云苍狗，谁又可知呢？更多精彩，欢迎关注备用号“织造短评”和“江宁知府2022”——

自去年10月18日以来，红海危机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期间，胡塞武装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打击商船、美军军舰和以色列本土，像无人机、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都有使用的记录。于是便有很多人感到惊讶：导弹的普及程度已经如此之高了吗，连胡塞都有打不完的导弹。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还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能击沉美国海军军舰吗”，文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也门胡塞武装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反舰武器，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外交事务》杂志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十年中，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扩散和使用有所增加，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德黑兰及其庞大的代理人网络。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能够获得这些武器，而且数量比许多人预测的要多。”伊朗总统莱西在伊朗德黑兰发表讲话，背景是一排导弹，2023年8月金正恩视察导弹部队。朝鲜的导弹技术近几年似乎有突飞猛进的感觉，出现一系列新的型号，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十几二十年前，导弹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高端的武器，尤其是巡航导弹，最初只有美国和苏联在搞。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战斧”巡航导弹一战成名，被誉为“战场零伤亡兵器”。当时数十枚“战斧”导弹从战舰上呼啸而出，对伊拉克巴格达的通信中心、导弹基地、空军基地等多个重要目标实施精准打击，画面被记者拍摄后播放给全世界人民观看。在得知它还可以携带核弹头时，那种巨大的震撼久久萦绕于各国军界。不过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真正打垮伊拉克军队的其实是大规模高强度空袭，即“沙漠风暴”行动。据统计，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共投入各型作战飞机3500多架，仅美军航母战斗群就有六个，平均每天出动飞机上千架次，对伊拉克进行了全面地毯式轰炸。空袭广泛使用了制导炸弹、集束炸弹、空气炸弹等多种弹药，只不过拍摄宣传起来不如巡航导弹腾空而起那样震撼、有新意，因此风头主要被“战斧”抢了过去。1991年1月18日，部署在波斯湾的美国海军“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向伊拉克内陆目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美军F-15E战机参加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海湾战争结束后，各主要军事强国都将巡航导弹作为重点研发对象。俄罗斯搞出了“口径”巡航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跟印度联合研发了“布拉莫斯”巡航导弹，据说还有一款终极大杀器叫“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2015年，俄海军使用“口径”导弹精准命中叙利亚境内目标，完成战场首秀。几乎同期，英、法、意三国也开始合作研制巡航导弹，与追求速度的俄罗斯不同，欧洲国家更强调隐身性能。这款三国联合研制导弹的名字大家耳熟能详，即俄乌战场上给黑海舰队造成重大杀伤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搞武器研发时经常纵横捭阖，既然英法不带着德国玩，于是德国便找到瑞典，两国共同设计了“金牛座”导弹，并出口给西班牙。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背景摆了六个大型武器装备，其中大多为导弹（飞机那张也是为了显示挂载的导弹）。随着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日趋普及应用，人们渐渐意识到，导弹对战场局势发挥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且性价比不高。以俄乌战争为例，根据乌克兰军方的统计数据（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俄罗斯在战争前两年里共向乌克兰发射了8000多枚导弹。那这么多的导弹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似乎远远比不上海湾战争美军的空中打击。是美国的导弹比俄罗斯的导弹更厉害吗？当然不是。其实巡航导弹也好，弹道导弹也好，它最核心的作用是“斩首”和“踹门”，凭借其高突防能力打掉对方的指挥所、防空系统，然后接下来的工作交由空军去做。俄军相对美军的差距，或者说乌克兰相对伊拉克的优势，是俄方不能完全摧毁乌方的防空系统，这使得俄军战机不敢轻易飞到战场上空投弹，更不要说到基辅去空袭。如此一来，向乌境内发射导弹更多成了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看新闻不难发现，每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境内重点目标时，俄方就会向乌境内发射若干枚导弹。比如3月22日的莫斯科音乐厅枪击案发生后，俄罗斯就起飞了14架图-95战略轰炸机，向乌克兰发射29枚巡航导弹……这种打击方式可以解解气，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军B-21隐身战略轰炸机。如果俄军拥有能够突防西方防空系统的隐身轰炸机，就可以使用价格低廉的炸弹去轰炸乌克兰境内目标，效率将大大提升。导弹的门槛比较低，更适合于一些小规模冲突、精确打击、灰色地带对抗与威慑，而战机的门槛要高很多，一定数量的战机属于大国空军的配置，是为中等以上规模战争准备的。对于像胡塞武装这种技术水平的军队来说，它玩不起飞机，也没有足够的防空能力去保卫价格高昂的战机编队，所以导弹就成了首选。实际上，导弹在胡塞手中扮演了一种“非对称作战工具”，类似打黑枪那种，让对手防不胜防。比如说，当胡塞配备了大量导弹后，与它敌对的沙特等国就必须花高价购买防空导弹系统，而且你不知道对方要打哪，各种高价值目标都得防护起来。2019~2021年间，胡塞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全国各地的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摧毁了沙特大约一半的原油产量，迫使其不得不在也门问题上让步。通过各种实战案例不难体会，导弹可以起到“踹门”、威慑和不对称打击等作用，也可以借此达成一定的政治诉求，但它作为单一手段很难让对手彻底屈服，因为“力道”上有所欠缺。胡塞武装的导弹。自也门内战开始，胡塞武装就把导弹袭击与实现政治诉求结合起来，这一思路同样体现在红海袭船事件中（要求以色列停战并解除加沙围困）。最近几场冲突中，导弹的角色渐渐偏离了人们原先的预期——它不再被用于核威慑、战略轰炸或精准打击，而是变成了一种“现代游击战武器”，类似高级版的自杀式无人机，是一种不对称作战工具。对于主要军事强国来说，虽然可以通过高精尖的防空系统拦截掉绝大部分中低端导弹，但成本层面却无法接受。就像美国在红海那样，维持一支护航舰队并广泛拦截的费用，或者说防备导弹袭击的费用，远远超过实施袭击者本身。在可预期的未来，如何高效经济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将成为各国武装部队迫在眉睫的问题。

东欧地区有一个“翻浆期”的说法，一般指每年春天的3、4月份。所谓“翻浆”，是指春天融雪造成的道路泥泞，使人和装备在泥土路上行走变得异常困难。历史上，这一气候地理现象曾极大影响过苏德战争的进展，被称为左右战场形势的“泥将军”。1942年3月，德军后勤部队在苏联库尔斯克州陷入泥潭的场景。八十多年看过去，谁都没想到，类似的场景竟然又发生在今天的乌克兰。犹记得2022年初俄军剑拔弩张之际，就有军事分析人员称普京不能再等了，再等乌克兰进入“翻浆期”，将给俄军机械化部队的后勤保障带来巨大挑战。可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方面一拖再拖，错过了军事角度的最佳窗口期（《普京的另一个剧本》）。2022年3月的基辅战役期间，大量俄军机动部队被困在田野里，泥泞的土地迫使他们不得不依赖几条主要道路，为乌军实施伏击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风水轮流转，待到2023年春，“翻浆期”又成了俄军的保护罩、乌军的大难题。当时乌克兰接收了数百辆北约主战坦克，但迟迟未发起进攻，一直等到5、6月份才启动“夏季攻势”。而俄军则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于2023年初修筑起坚固的“扎波罗热防线”。基辅战役期间的俄军的“一字长蛇阵”。因道路泥泞，俄军只能依靠公路运输物资，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成为乌克兰军队伏击目标。当时俄军一些装甲车辆曾尝试离开公路，然而却陷入了烂泥中。2023年3~5月期间，英美媒体发布了大量扎波罗热一带的俄方军事工事卫星图，俄军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按部就班修筑了这些防御工事。当前正是开战以来的第三个“翻浆期”，所以俄乌前线整体上比较平静。对于这种平静，西方战略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是“僵持论”。持该观点的学者或政客认为，俄乌战争的运动战阶段已经结束，战场陷入了僵局。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为了维持战场僵持，将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永久性军事集结，并且不断遭受各种类型的袭击，这种准战时状态将对俄国的民用经济造成很大伤害。“僵持论”的乐观者还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幻想，那就是乌克兰的某些战术成功（比如对黑海舰队的袭击）可以在战争中带来战略胜利。不仅如此，他们认为开战以来对中国的深度依赖也增加了俄罗斯的战略风险，莫斯科迟早会寻求与西方达成某种形式的缓和。待到那时，乌克兰和西方便可以以优势地位与俄罗斯谈判，迫使其做出让步。因此目前西方和乌克兰的整体思路是尽可能维持住僵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诸如袭击俄罗斯国内炼油厂、打击黑海舰队船只、小规模特种部队向俄边境地区渗透等非对称作战行动会越来越多，以此消耗俄方精力与资源。昆西研究所统计的开战以来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比例，维持在17.5%左右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乌克兰境内执行作战任务的俄罗斯军队数量。开战之初只有18万人，目前已高达45万。另一种是“崩溃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战争并没有走向稳定的僵局，而是走向乌克兰的最终崩溃，俄军有可能在5、6月份发起一轮大规模攻势，如果西方不直接干预战争，乌克兰就存在失败的风险。至于说乌军取得的战术成果，他们认为远程空袭很少能在战争中产生决定性的战略影响，除非乌克兰在夺取领土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否则起不到太大的对俄施压作用。抛开军事层面不谈，西方对外援助水平的下降也将导致乌国内另一种形式的崩溃，而从长远看，当前的西方对乌援助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在持“崩溃论”观点的学者看来，普京其实早已主动转向了消耗战略，押注俄罗斯在人口和军事生产方面的数量优势最终会耗尽乌克兰的资源和西方的耐心。到达乌克兰的崩溃临界点后，俄方会尽可能将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降至最低，在此前提下谋取更多的利益。不难体会，马克龙总统之前发表的一系列“欧洲派兵论”，便是在为第二种场景做铺垫。未来一年内假如真的发生乌军前线溃败的情况，考虑到同期美国人一门心思忙大选，那欧洲就必须做好军事介入的预案，威慑俄罗斯扩大占领区的举动。开战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人口优势越来越大。右图的3670万是乌克兰2023年官方人口数据，不过实际掌控的人口只有2800万，不到俄罗斯的五分之一。红色为乌克兰GDP，蓝色为外部援助金额，2023年西方援乌总金额相较2022年已有明显下降。未来即使战场形势僵持下去，西方也需要每年筹措1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给乌克兰，否则乌克兰将很难生存下去。与去年上半年不同，当战事进入第三年后，西方及乌克兰大致认识到夺回俄罗斯占领领土的希望已然破灭，且时间不在基辅一边。美国现实主义智库昆西研究所在其报告中写道：“虽然战场局势目前似乎处于僵局，但大量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领土上将给乌克兰带来突然军事崩溃的风险。即使这种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也不能期望乌克兰在战争期间作为‘堡垒国家’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繁荣发展，它仍需要源源不断的西方援助。各方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否则会给乌克兰的未来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带来严重风险。”实际上，乌军在2022年的胜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俄罗斯情报系统失误、后勤准备不足、乌克兰快速动员带来的兵力优势等等，如今这些条件很难再复制。除此之外，西方公众对于冲突的兴趣正在下降，即便在可预期的一到两年内，欧美也无法保证足够数量的援助，更不用说无限期地保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公开宣称：“在乌克兰问题上，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它将以谈判告终。乌克兰能够把俄罗斯赶回1991年边界的想法是荒谬的，没人真的相信它。我们想对拜登总统说，你需要阐明你的雄心壮志是什么，是要拿610亿美元（待国会批准的对乌援助资金）来完成1000亿美元没有完成的任务吗？”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许多人都同意万斯的观点。欧盟领导人也私下承认，如果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动摇，欧洲根本无法取代美国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简而言之，摆在西方决策者面前的方案有且只有三个：1、“马克龙方案”（兼顾政治正确与底线思维），不做对俄妥协，但要为未来某个时刻乌克兰的崩溃做准备；2、“拜登方案”（目前的主流方案），号召大家接受长期战争的现实，不断对乌克兰输血援助，哪怕这种输血仅仅只是为了维持战场僵局；3、“特朗普方案”（政治不正确），对俄妥协，现状停火。马克龙在访问巴西时说道：“巴西要邀请普京出席G20峰会，必须得到G20另外19个成员国的同意，这将是巴西外交部的工作”。最后，谈谈除当事方外的其他国家。昆西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不会对乌克兰与西方提出的“和平方案”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方案就是最后通牒，不允许谈判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因素。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乌克兰的困境，但却很少有人希望看到俄罗斯战败，因为大家同样认可或部分认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霸权的不满。因此，对俄施加压力最好的渠道并不是欧美国家拉着乌克兰一次次开“和平峰会”，而应该在全球南方国家场合采用一种适度的方式向俄罗斯传达大家对于妥协的意愿。只有这样，才能给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欧美乌克兰政策带来一丝转机。防失联，欢迎关注备用号“织造短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主要战胜国在美国的主导下构建起“下个时代的国际秩序”。相对于苏联、英国、欧洲大陆、中国和日本的千疮百孔，当时美国在经济领域的优势最为明显，其一国的GDP占到了全球GDP的56%。正因如此，除了传统的政治、安全构架外，美国特别重视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搭建，最终形成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为基础的新架构。这其中，联合国更像是一个政治性组织，赋予某个国家一种国际大家庭成员的身份，同时由安理会承担处理中小国家安全纠纷的作用。抛开它不谈，美国在其他公共领域中最核心的霸权便是金融霸权。美联储大楼。俄罗斯央行大楼《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引用过一个小故事——秘鲁的一家公司想与马来西亚的一家公司做生意，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达成协议并不难，跨境汇款也很简单，每天都有大量的商业数据在国际间传输。但有一个问题，无论这些公司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财务信息和数据交易几乎肯定是间接的，因为他们将不得不通过美国政府拥有实质性控制权的机构作为中转。换句话说，当一家秘鲁公司和一家马来西亚公司做交易时，华盛顿可以监控交易并在必要时阻止它。支撑这种力量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世界上绝大部分贸易都以美元进行。秘鲁公司不会去收马来西亚的货币，他们会以美元做中间转换，而要做到这一点，两国银行就必须接入美国的金融体系，遵守华盛顿制定的规则。实际上，美元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交换手段，扮演着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角色。因为绝大多数国家无法用本国货币去国际市场借钱或支付外国商品，所以大家必须储备有一部分外币（主要是美元），用来抵御经济冲击、支付进口费用、偿还债务以及调节本国货币的价值。截至2023年7月，中国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超过3万亿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日本约有1.1万亿美元，再往后为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瑞士和中国台湾地区。欧洲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并不突出，德国、法国、意大利大概都是2000多亿美元的水平，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元本身比较强势，对美元依赖度较低。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增加了美国金融制裁的威力，因为几乎所有以美元进行的贸易（包括两个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它们本质上是由在美联储开立账户的所谓代理银行处理的。通过切断以美元进行交易的能力，美国可以使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国家、企业或个人难以开展业务。如果制裁进一步升级，美国还能够联合欧洲等国家一起行动，同时拒绝被制裁对象使用美元和欧元，并将其踢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一系列操作被称为“金融核武器”，也是二战后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欧美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协调立场，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不仅冻结了3000亿美元的俄国央行资产，还史无前例的切断了其与美元的联系。美国希望通过这一杀手锏迫使俄罗斯主权债务违约，进而重创其国际信誉。根据相关报道，截至冲突爆发时，俄罗斯政府尚未偿付完毕的主权债券共有15只（11只以美元计价，4只以欧元计价），总额389.7亿美元，发行地均在欧洲。当时俄财政部的美元账户开户行为摩根大通，美元债券的财务代理银行则是花旗银行伦敦分行，由于制裁，向债务人的支付需要通过美国或欧盟的金融机构，所以俄罗斯债券的付款便受到了限制。可相当一部分持有俄罗斯债券的机构或个人来自西方，为了避免他们的利益受损，美国财政部就颁布了一个豁免令，在2022年5月25日允许俄央行还钱，但禁止从被冻结的账户里取款。这意味着俄罗斯必须从没有被冻结的外汇中抽取宝贵的美元和欧元偿还债务，给俄国有限的外汇储备雪上加霜。紧接着便有了2022年3月5日普京签署“用卢布偿还债务”的第95号总统令。有关这一措施，著名律所金杜律师事务所曾专门撰文分析过，概括来说，金杜认为在企业债层面，俄罗斯企业有义务遵守俄国国内法律的规定，对企业债券还本付息时以卢布进行支付不构成违约，符合“合同受阻”原则。但在主权债券偿付方面，俄罗斯政府自身即为合同债务主体，难以直接依据95号令主张合同受阻，因为美国给发了“豁免令”。果然，考虑到主权债务违约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类似阿根廷的状况），俄政府最终不得不使用极为有限的未被冻结的美元外汇储备，履行了2022年5月25日前到期的若干笔还本付息义务。俄罗斯卢布兑美元走势。开战之初的2022年2、3月卢布曾暴跌，继而迅速拉升，然后又逐步下跌至战前水平的七成五。前面提到过，美国财政部给的豁免令到2022年5月25日，为什么没有继续豁免来掏空俄罗斯的外汇呢？因为卢布最紧张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2022年3月31日，俄罗斯发布了关于天然气合同的“卢布结算令”，要求来自“不友好国家”的买方必须以卢布结算俄罗斯天然气合同的价款。这一强制性措施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欧洲买方都按照卢布结算令的要求进行了付款，这使得卢布获得了大量来自欧元的购买需求，事实上得到了欧元的支撑。同时俄罗斯政府也在出口天然气的过程中获得了足够的外汇储备，使得美国拖垮卢布、掏空俄政府外汇的幻想破灭。看到延续豁免令已无实际意义，于是美国方面选择不再延期，思路重新回到通过主权债务违约打击俄罗斯国家信誉的轨道上。2022年6月份，俄罗斯又有两支总价合计约1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因所有偿还渠道都被制裁封闭，俄财政部只得以欧洲清算银行的名义在俄罗斯国家结算存管所开了一个户（即主动在俄国金融机构给欧洲清算银行开户），将到期款项按折算成卢布付至该账户，以此履行还款义务。站在俄方角度，这已经是作为欠债者能做的一切了。俄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在债务到期前的6月23日表示：“西方国家设置了人为障碍，以便给俄罗斯贴上违约的标签，这是一场闹剧，我们会竭尽全力以迂回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债权人手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用了一个很讽刺的标题，打引号的“宣布”。西方显然不会认可俄罗斯主动给欧洲清算银行开户并注入卢布的做法，于是截止日期移到，欧美媒体便大肆炒作“俄罗斯出现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外币债务违约”。不过这些操作起到的真实效果比较有限，并没有打击到俄国在除西方世界外地区的信誉。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次拖欠债务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西方制裁切断了俄罗斯向海外债权人的支付通道，俄国有钱付不出去。总的来看，这次债务违约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只有象征性意义——象征着俄罗斯与西方在金融领域彻底脱钩。2023年12月，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截至2023年9月，卢布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增至40%，人民币增至33%，美元与欧元降至24%。2024年初，根据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的说法，俄罗斯约80%的石油和天然气使用卢布和人民币交易，剩下的20%则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实际上，近两年俄罗斯广泛要求其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交易，目前俄国已成为离岸人民币第三大清算中心，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对于这一现象，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许多专家都曾提醒过，过渡使用制裁可能伤害到美元的霸权地位。有西方学者撰文写道：“制裁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我们必须小心，这就像过度开出有效的抗生素，会鼓励具有抗药性的新细菌菌株出现。在俄乌开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印度等美国的伙伴国家，已经探索了继续与俄罗斯进行不涉及美元的贸易方法。与此同时，人民币成为俄罗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文章最后，让我们回忆一段往事。前面提到西方媒体打出“俄罗斯出现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外币债务违约”的标题，那19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话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陷入红军与白军的混战。1918年2月3日，列宁代表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发布命令，拒绝承认沙俄政府欠下的一切内债外债，其中外债总额为185亿金卢布。列宁的这一立场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苏联是完全敌视沙俄的，另一方面，这些外债中有不少是欧洲国家对白军支援的物资，他们把这些资助也算在苏联欠的外债里，布尔什维克能认才怪。与苏联不同，俄罗斯堪称国际市场上的“优质借款者”。1991年分家时，俄罗斯继承了约61.34%的原苏联债务，其他则由剩下的加盟共和国分摊。原本大家对还清这些钱已不抱指望，因为苏联一共欠了近千亿美元，而当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不过几十亿美元。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罗斯不仅承担起来属于自己的债务，还在1993年4月2日以苏联继承者的身份宣布接手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所有义务。普京时期，由于国际能源价格暴涨，俄政府获得了大量外汇，最终于2017年全部还清苏联时期外债。回顾历史，沙俄、苏联末年其实都发生了“外债飚升”的现象——七十年代苏联外债只有50亿美元左右，1986年超过300亿美元，1989年超500亿美元，解体前高达966亿美元。因此也有人讲，“外债飙升”可以被视为帝国崩溃的先兆。

今天人们对战争的很多基本概念，都来源于对一战、二战的总结。更准确一点说，它基于一种工业革命后才产生的新型国家形态——中央集权，政府对重点国民经济高度掌控，社会有凝聚力，民众具有广泛的爱国主义和集体牺牲精神，可以被简单定义为“工业民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家和决策者们尝试把大量的民用工业转变为军事用途，进行大规模战时生产，然后组织并支撑一支庞大的军队投入战场。不过在一两百年之前，或者说在前工业革命时期，战争的形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妨以大清为例，清朝统治者无论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都没能实现对整个国家的动员。别说清朝了，即便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能够实际动员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全国范围内到处都是“鹅城”。原因一开始提到了，这种国家动员型的战争必须具备那几个前提条件：中央集权，政府高度掌控，有凝聚力的社会，广泛的爱国主义和集体牺牲精神。最近几年，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提出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工业超级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西方过去两百年来在冲突和竞争方面的经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未来中美之间对抗将更类似于14世纪的模式，而不是20世纪那种灾难性的世界大战。那究竟什么是“14世纪模式”呢？

兵者，国之大事。对于任何一场潜在发生的战争，当事国通常都会做方方面面的详细评估，比如：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战争中可以采取哪些手段、不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战争的影响是什么以及如何善后。以上这些可以统称为“战争的理论”，需要精密算计和反复斟酌。回顾历史，目光远大的国家通常拥有理智、精细的战争理论，他们参与一场战争的目标往往是为了赢得于己有利的和平，在开战之前就做好了长远的战后规划。而一些短视、狂热的国家则经常为战而战，以二战之前的日本为例，其在战争问题上“短于思考长于行动”，甚至发生以下犯上、低级军官为了军功晋升绑架高层政治的情况。本篇我们从兰德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份题为“U.S.

引子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按照当时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规定，苏军武装力量在谁的境内，将来就由谁来管理。1992年初，时任黑海舰队司令员的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来到基辅，表示愿意效忠乌克兰。彼时黑海舰队作为苏联海军四大舰队之一，拥有约10万名军人和6万名各类辅助人员，833艘舰艇和数百架飞机，经常在地中海水域与北约海军对抗。不过对于新建国的乌克兰来说，它并不需要这支庞大的舰队，反而视其为烫手山芋。乌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拒绝了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的效忠请求，因为千疮百孔的乌克兰根本无力维持舰队。不得已，卡萨托诺夫只能再宣誓效忠俄罗斯，于是俄乌双方谈判达成了俄罗斯租用克里米亚军事基地的协议。说来滑稽，正是这笔糊涂账，为日后的《克里米亚危机》埋下伏笔。正文过去一年多里，尽管陆地战场方面俄军稳固住局势并转守为攻，可在黑海战场上，乌克兰取得了巨大进展。美英等国通过援助乌克兰大批防空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无人艇，让乌军具备了一定的“区域拒止”战力，在北约全天候情报系统支持下，有效实现对黑海中西部海域俄军军舰的打击。2023年9月22日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总部冒出滚滚浓烟。“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沉没后，标准排水量仅3600吨的“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巡防舰成为黑海舰队新旗舰。2022年10月29日，停靠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遭到乌克兰无人快艇攻击，修复半年多后重新列编服役。回顾历史，苏俄系舰艇长期都有“重火力、轻防御”的问题。苏联时期的军舰习惯于列装大量反舰导弹，看起来凶猛异常、威风凛凛，但却为此牺牲了防空、声呐探测等防御性功能。俄罗斯海军由于苏联解体失去了乌克兰境内的大型造船厂，无奈之余只能建造一些排水量两三千吨级的多用途轻型护卫舰撑门面，更加缺乏远程区域防空能力。自开战以来，俄黑海舰队损失了包括旗舰“莫斯科号”在内的约30%的舰艇，位于克里米亚的海军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指挥中心等遭受了系统性攻击。美国驻欧洲陆军前司令本·霍奇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黑海舰队赶出克里米亚和黑海西部的努力是乌方反攻最成功的方面。”英国国防大臣詹姆斯·希佩则在2023年的华沙安全论坛上称：“乌克兰已经功能性击败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所谓“功能性击败”，意指俄黑海舰队目前不太敢派出舰只前往黑海西部水域，事实上放弃了对乌克兰沿海的封锁，从敖德萨出发的运粮通道已不再受到直接威胁，粮食外运基本恢复了战前水平。而这一切竟然是在没有海军对战的情况下发生的，仅仅依靠无人艇和空中打击。俄黑海舰队后撤路线从2023年底开始，俄军被迫将总部位于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舰队主力后撤，一小部分船只被转移到费奥多西亚（上图中间节点），大部分船只则被转移到俄本土城市新罗西斯克。新罗西斯克到敖德萨的水上距离约为780公里，中间隔着一个克里米亚半岛，乌军想要直接打击该市存在很大难度，截至目前虽然发生过几次，但频率不高。不过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俄海军面前：新罗西斯克作为军港是没问题，可它缺乏对军舰进行必要维修养护的造船厂。原先俄黑海舰队的造修船厂主要位于克里米亚，如：塞瓦斯托波尔、费奥多西亚，现在已经变得极不安全。2023年12月25日，黑海舰队“新切尔卡斯克”号大型登陆舰在费奥多西亚船厂进行维修，抓住空窗期的乌克兰空军立即发起攻击，用英国援助的“风暴之影”隐身巡航导弹一举重创该舰。到2024年3月，留在克里米亚港口的军舰只剩下一些价值不高的船只，平时很少出海。尽管这样做可以保存黑海舰队的骨干力量，但也极大削弱了俄海军对乌克兰敖德萨一带的威慑能力，使黑海舰队成为一支“存在的舰队”。新罗西斯克的港口费奥多西亚的港口。费奥多西亚造船厂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船生产基地，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前，中国曾与乌克兰签订建造四艘“野牛”气垫登陆艇的合同，价值3.15亿美元。费奥多西亚的港口遭到乌空军袭击。最近一段时间，北约与俄罗斯围绕黑海的博弈日渐白热化。3月17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专门视察海军指挥中心，要求黑海舰队提高舰艇和船只的生存能力，加强对其设施的保护。北约方面，在取得阶段性战果后，目前正计划大举介入黑海战局。罗马尼亚启动了一项预算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基地扩建项目，要在黑海港口城市康斯坦察附近建设一个占地30平方公里的大型海空军基地供北约联军使用，新基地距离乌克兰边境仅130公里。另外，面临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产量库存有限、德国方面又不愿意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情况，北约再次商讨所谓的“武器置换”策略。记得2023年美国155mm榴弹炮库存告急，而拥有大量产能的韩国不愿意直接援助乌克兰炮弹，于是便由美国出面购买韩国炮弹，把韩国的炮弹补充到美军军火库，余出来的美军炮弹再援助给乌克兰。套用到今天，现在是德国方面不愿意直接给乌克兰巡航导弹，于是英国提出了一种折衷方案——你德国干脆把导弹卖/送给我，补充英军的军火库，然后英国再把置换出来“风暴之影”导弹继续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期频繁播发祝贺普京胜选的新闻稿，大都是一些对俄友好国家。整个黑海南岸都是土耳其的领土。土海军拥有1艘2.7万吨级两栖攻击舰、8艘4000吨级巡防舰、8艘3000吨级巡防舰、4艘2000吨级护卫舰和12艘德制常规潜艇，是目前黑海范围内最强大的海军力量。除了新建军事基地和协调军事援乌外，美国还一直在推动土耳其通过“更加自由的《蒙特勒公约》”，以便北约扩大其在黑海的存在。《蒙特勒公约》是一份1936年在瑞士蒙特勒签署的国际公约，它承认了土耳其对伊斯坦布尔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拥有控制权，保证和平时期民用船只的自由通行，并对非黑海国家军用船只的通行做出限制。开战初期，土耳其曾引用此公约条款拒绝俄罗斯海军其他舰队的船只进入黑海，当时被认为是在保护乌克兰。不过没过多久，土耳其就变成了俄罗斯的“门卫”——我们很难想象有朝一日土耳其把美英海军舰只放入黑海后，会给俄海军造成怎样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尔多安这个骑墙的兄弟关键时刻还是拉了普京一把。文章最后，谈谈黑海之战的军事意义。黑海之战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区域拒止”战术的成功。众所周知，“区域拒止”是中国为对付西太平洋美军发展的一种战术，它采用DF-21、DF-26等大量中程弹道导弹形成对敌威慑，阻止美海军靠近中国沿海区域。“区域拒止”的含义为，由于我的海军力量无法与你形成势均力敌之势，所以动用大量的岸基、空基威慑，让你的水面舰队远离我的核心利益海域。站在军事的角度看，有了“区域拒止”能力，才有《封锁作战》和《登陆作战》的基础。

八十年代中美交往的过程中，每当遇到疑难杂症，中国驻美大使往往会去登门拜访尼克松和基辛格，寻求二位的见解。二位老朋友也都是倾囊相授，不仅给出指导性意见，还分享了有可能影响里根决策的方法和途径。

在结束不久的俄罗斯大选中，普京以破纪录的压倒性优势获胜。尽管各方对于这场胜利都有预期，但选举过程本身还是十分重要，因为克里姆林宫很希望借此向外界展示俄罗斯的团结。这次选举数据有以下三个值得注意的点：1、普京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没有借助统一俄罗斯党的平台；2、普京得到了超过87%的选票，远远超过了他2018年总统选举时创下的77%的纪录，为苏联解体后最高票；3、俄罗斯选民投票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77.44%，这让普京获得了近7600万张选票，两项数据同样为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需要注意的是，单纯拥有高得票率并不稀奇，在选情一边倒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类似的情况，难的是把“高得票率”和“高投票率”结合起来。这说明俄罗斯政府能够动员民众参加一场毫无争议的选举，以表明他们对普京及其政策的支持。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普京政治契约》的胜利。得票率第二的为俄共候选人哈里托诺夫。竞选期间，哈里托诺夫非但没有批评普京，反而称赞“总统正努力巩固国家在所有领域的胜利”。胜选记者会上，普京洋洋洒洒回答了很多提问，其中比较惹人关注的有两个。其一是赞扬了反对派活动人士鼓励更多选民投票的举动，并主动谈及上个月在监狱中突然死亡的反对派领导人。普京称“他的去世是一起不幸的事，原本已经批准了其通过囚犯交换计划释放，只要不再回到俄罗斯”。这是普京若干年来首次谈及俄政坛反对派的话题，带有一些怀柔意味。其二是谈到了俄乌战争的问题。普京称“俄罗斯需要考虑与乌克兰和谈的对象”——暗示泽连斯基不是可以和谈的人选。然后面对记者关于俄军是否要打下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等乌克兰大城市的提问，普京称现阶段没有计划，他以防御性的立场谈到当务之急是在乌克兰东部建立“缓冲区”，从而让俄领土免受袭击。不难体会，俄乌战争的运动战高潮部分已大致结束，现在各主要当事方陆续开始思考善后事宜了，比如：怎样和谈，跟谁和谈以及如何让己方的战后环境更加安全等等。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下，尽管表面上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对俄罗斯选举不屑一顾，但私底下大家都在睁大眼睛观察着俄政坛的变化，希望发掘《后普京时代》的蛛丝马迹。有西方智库学者就直白地讲道：普京之后的克里姆林宫人事变动将是西方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最大的机会。前文我们类比过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同一时间线上的不同政权，二者其实有很明显的相似性：建国背景都是一样的民穷财尽（一战的沙俄，冷战+经济改革失败的苏联）。导火索都是核心城市发起的示威运动（圣彼得堡，莫斯科）。旧政府都没有像样的反抗（近乎和平演变）。主要领导人都有海外势力背景（列宁，叶利钦）。新政权都是在第二代任上稳固（斯大林，普京）。……如果把同样执政三十年的普京和斯大林做一个对应的话，那么俄罗斯的下一代领导人极有可能会调整对美关系，比如早期想走“三和路线”的赫鲁晓夫，同时西方也会充分利用《中国与俄罗斯的分歧》。实际上，欧美内部一直有很强大的亲俄派，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文化和宗教上与欧洲十分接近，它反对西方主义有一种上限，甚至更多是出于普京的个人行为；而中国不是，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故事。1999年，叶利钦与时任总理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今年秋天，美国选民将继续面临“艰难的选择”——拜登or特朗普。选民对拜登的担忧主要是他太老了，一来精力不济，二来万一老爷子有个身体不适，将交棒给民意基础很差的副总统哈里斯。2月10日，一份检察官的报告称拜登是一位“善意的、记性不佳的老人”，“他甚至无法向调查人员回忆起儿子博·拜登去世时的情况”。再加上近期拜登在公开演讲时又混淆了几位世界领导人的名字，这让选民们更加质疑他能否够胜任日理万机的总统工作，84名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发布公开信，称拜登必须接受认知测试。白宫方面严厉驳斥了上述报告，副总统哈里斯说：“该报告中对总统行为的描述与事实完全错误而不符，而且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至于特朗普，虽然也78岁了，但在拜登的对照下人们似乎忽略了他的年龄问题，而是将注意力放到法律指控以及他的一些言行上。简单点说，美国人对于特朗普是“爱的爱死，恨的恨死”，十分矛盾。拜登与特朗普的较量一方面在各自秉持的立场政策领域，另一方面也在选举规则上。以2020年美国大选为例，双方因计票争议爆发了激烈冲突，直到今天官司都没打完。美国总统选举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第一步，登记投票选民登记后才能参加投票，登记人必须是年满十八周岁的美国公民，需提供住址、党派关系和姓名等信息。第二步，投票投票方式有三种，分别为提前投票、邮寄投票和选举日现场投票。所谓提前投票即有些州在选举日之前会安排一个指定时间段，登记选民可以提前投票。所谓邮寄投票即事先通过相关渠道申请，在选举日10~30天前将选票寄出去——这是极具争议的一项政策，后面详细谈。所谓现场投票即11月投票日当天去各个投票点排队投票，也是最传统的方式。第三步，开票美国大选投票现场为什么邮寄选票争议巨大呢？我们试着推演一下其中的逻辑。1、与现场投票相比，邮寄投票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力度有所降低。现场投票时是完全隐私的（如上图所示），即使夫妻二人一同到投票所投票，彼此也不知道谁投了谁。邮寄选票则不同，选民更有可能在旁人知晓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受外界因素影响大，有时还会发生贿选交易，比如在买票人注视下做出勾选以换取一定的报酬。2、与现场投票相比，邮寄投票更看重候选人所在党派的动员实力。传统场景下，候选人因时间精力有限，只能通过媒体、造势活动等渠道向选民发表观点，很难覆盖到每个人，选民多凭自身主观判断去选择支持哪位候选人。邮寄投票则不同，所在党派完全可以利用庞大的基层组织去“催票”，走街串户，登门拜访，甚至替选民把选票填好，选民只需要签个字就行。3、邮寄选票更容易在过程中被销毁或延迟送达。这个很容易理解，毕竟多出来了一个漫长的环节，邮政部门及邮递人员的权力大大增加。因为这些弊端，所以共和党方面长期反对邮寄投票模式。那支持邮寄的民主党又是怎样讲的呢？当然是为了公平和普惠，让每位选民都参与进来。2016年美国大选的选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只有28%的共和党人支持邮寄投票，而持同样观点的民主党人高达84%，双方分歧巨大。熟悉美国政治的朋友基本都了解，民主党的票仓其实一直大于共和党。民主党扩大支持者群体的操作简直是“一条龙服务”：放松边界管控→扩大合法/非法移民规模→赋予他们美国公民身份→投票支持民主党……2021年1月拜登上任首日即公布来了一项移民法案，要为110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提供一个为期八年入籍美国的途径。而众所周知，特朗普是秉持“零容忍移民政策”的，近期他甚至宣称非法移民“污化了我国的血统”——这被民主党人批评为“希特勒式的言论”。不过民主党虽然支持者数量多，但忠诚度却没有共和党高，反映到选举层面也就是整体投票率低于传统白人选民。正因如此，特朗普才能够凭借铁杆基本盘与希拉里、拜登杀得难解难分。拜登阵营做了一个域名为“counteveryvote.org/（每一票都必须投）”的网站，号召支持者出来投票。美国邮寄投票的规定很早就有了，但因各州政策不同（有的允许，有的不允许，有的有条件允许，如疾病、体弱、临产等），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成为影响选举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2020年大选期间由于疫情影响，被迫全国范围内普及了邮寄选票制度，这大大提高了民主党在几个关键摇摆州大城市的投票率。2020年9月，距离投票日还剩四周时，就已经有660万美国民众完成了投票，这一数字是2016年同期的10倍。而根据美国选举委员会提交给国会的报告，2020年大选时只有30.5%的选民在选举日到现场投票，邮寄选票的选民比例占到43.1%，比2016年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由于全国范围内普及了邮寄选票制度，美国2020年大选的投票人数和投票率创下19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原先特朗普可以依靠支持者的高投票率与民主党一搏，现在连最后的优势也没了。选前特朗普曾多次要求推迟大选，等疫情影响消散、人们更愿意现场投票时再举行选举，但改变大选日期需国会批准，在民主党掌控国会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的。台湾的选举制度要求回户籍地投票（或登记居住在现地址满六个月，具体投票点选民可以到官网查询），因此在选前一天往往会有大规模人口流动，有些人也会因此放弃投票。我们不妨设想一种场景。假如美国的选举投票制度跟中国台湾地区一样，必须本人现场投，并当场核实证件，那么对于特朗普将十分有利。再假如投票当天下起大雨、刮起狂风，那对特朗普就更有利了，因为其支持者异常狂热，这种情形下简直可以一票当两票使。实际上，站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角度，邮寄选票是对选举的玷污，如果某位选民连四年一度的大选都懒得去投票站投下神圣一票的话，那他根本就不配享有这项权利。临近2024大选之际，有关邮寄选票的问题再度成为焦点，目前共和党已在多个州发起了法律诉讼。不过想要彻底取消这一制度是很难了，共和党的诉求退步为不得在选举日之后接收邮寄选票等折中方案。回顾历史，任何一项传承制度都需要被赋予一个“大义的名分”——让每一位投票者相信并执行选举结果，比选举结果本身更重要。在可预见的将来，华盛顿权力交接的不稳定性或许会成为困扰美国政治的一大难题，也将间接影响中美《针锋相对的未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擅长用写实的笔法向大家介绍不为人知的国内外热点故事，强烈建议关注一下——正文不知读者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支持乌克兰，拿上千亿美元去给泽连斯基打仗呢？美国又为什么要在中东穿梭斡旋两边不讨好，为以色列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呢？不仅如此，像朝鲜半岛、缅甸、南海、太平洋岛国、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等等全球热点地区，只要出事——甭管好事还是烂事，基本都会有美国的身影。华盛顿可不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呢？答案是不行。这不仅仅是所谓“世界警察”的责任感，而是拥有实实在在的法律义务。因为美国拥有大量法律条约性质的“盟友”，历史上，美国集体防务承诺的官方清单包括与美洲大陆国家（里约热内卢，1947年）、欧洲和加拿大（华盛顿，1949年）、韩国（195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51年）、菲律宾（1951年）、日本（1951年、1960年）以及被大多数人遗忘但仍然有效的部分东南亚国家（1954年马尼拉条约）。简而言之，华盛顿抽屉里保存着世界上最多的安全承诺并继承至今。除正式签约的形式外，美国还用总统声明等方式将中国台湾地区、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纳入其安全保证中。具体到“核保护伞”，根据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的统计，被纳入美国核武器保护的国家数量有近50个，约占世界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只要这些国家中的任意一个遭遇安全问题，美国或多或少都有义务帮忙解决。图为美国总统克林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于

3月11日~3月15日，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海军在阿曼湾举行了名为“安全纽带-2024”的联合演习。这是自2019年以来中伊俄三国进行的第四次海上联演，不过由于规模扩大、时间敏感等因素，此次军演备受各方关注。演习科目方面，主要包括编队运动、舰炮射击、通信操演和反海盗等，以维护海上经济活动安全为目标，实战色彩较弱。参演兵力方面，去年三方总共派出了12艘舰艇，今年则高达二十余艘。其中：中方出动了1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1艘054A导弹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即45批亚丁湾护航编队；伊朗派出了几乎全部海军主力舰艇，共有10余艘；俄罗斯则拿出了太平洋舰队的精锐，包括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和1艘大型反潜舰。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年2月俄乌开战前，俄罗斯方面为了加强黑海舰队力量，曾调拨太平洋舰队“瓦良格”号前往黑海。但因行程晚了几天，战争已经开打，土耳其根据《蒙特勒海峡制度公约》拒绝其通过黑海海峡，“瓦良格”号在地中海等了大半年，最终不得不折返海参崴。现在回头看，土耳其算是间接帮了俄罗斯的忙，也是爱护“瓦良格”号。“瓦良格”号巡洋舰原名为“红色乌克兰”号，1983年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下水，与被击沉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是同级舰。伊朗国防部提供的中俄伊“安全纽带-2024”联合军演现场照片显示，一艘伊朗海军快艇靠近参演的中国海军补给舰。具体到此次军演的初衷，中国似乎是希望尽可能冲淡对抗西方的色彩，为此邀请了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阿曼和南非海军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观摩，媒体报道方面也只是蜻蜓点水。俄罗斯与伊朗则有壮大声势的考量，毕竟前者正在乌克兰打仗，急需展现“自己有朋友”，而后者算是红海危机的半个当事方，目前已在中东各条战线上与美国爆发零星（代理人）冲突。除此之外，俄罗斯和伊朗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目的，那便是巩固“南北货运走廊（INSTC）”的安全。此次演习的海域阿曼湾恰好就是“南北货运走廊（INSTC）”的南大门。“南北货运走廊”是俄罗斯高度重视的一条对外生命线，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和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后，它的重要性急剧升高。我们看上图。俄罗斯到中东、印度、东南亚的传统货运路线为“绿线”，从圣彼得堡出发进入芬兰湾，经波罗的海入北海，然后依次通过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经红海进入印度洋。不难体会，这条传统路线对于俄罗斯来说风险系数实在太高了——自芬兰湾开始，它就一直暴露在西方的眼皮底下。因此早在俄乌开战之前，普京政府就启动了备用路线“红线”的建设。与“绿线”不同，“红线”直接在俄罗斯里海沿岸港口装货，经里海运输到对岸伊朗的港口（也可以通过阿塞拜疆转运），然后货物上岸，在伊朗境内由铁路运输到波斯湾的港口，再度装船，经阿曼湾运往印度或东亚。考虑到目前与西方的强对抗关系，“红线”对于俄罗斯吸引力极大，因为莫斯科只需要搞定伊朗就可以获得一条完全不受西方干涉的货物通道。南北走廊使孟买和莫斯科之间的运输时间从40天减少到14天，其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来回装货比较麻烦，且里海船只吨位有限；二是俄罗斯/阿塞拜疆与伊朗采用了不同铁路轨距。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是里海沿岸第一大城市和最大港口，设施完备，与俄罗斯之间有前苏联时期的便捷铁路联通，因此对于一些民用物资俄方倾向于借道阿塞拜疆。马哈奇卡拉是俄罗斯内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里海沿岸第三大都市，尽管也靠海，但只有一个比较小的港口。达吉斯坦共和国政府大厦。远处的海即里海，依稀可见海中的货轮。阿斯特拉罕是一座位于伏尔加河入海口（注入里海）的河港城市，可以直通里海。这里是俄里海舰队司令部驻地和面向里海的主要转运港口。不难发现，在整条“南北货运走廊”中共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节点，一个是伊朗，另一个是里海。伊朗不必多谈了，俄伊关系已经达到事实性军事同盟的水平。2022年7月，普京开战后第一次赴前苏联之外的国家访问就是去的伊朗，之后伊朗开始大举军援俄罗斯，对俄军在2022年底稳住战场形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至于说里海，它沿岸共有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五国签署有《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这份2018年签署的条约堪称一次“大妥协”，俄方在油气开采、海底油气管道等方面做了让步，伊朗则在里海是“海”还是“湖”的问题上做了让步，牺牲了部分海底资源主权。最终，各国同意里海水面主要区域按湖泊原则供各国共同利用，但海底和地下资源则需按国际法海洋原则由相邻国家根据相互协议划分，航运、渔业、科研、主要油气管道铺设均按照各方约定的规则进行。另外，公约规定“非里海国家不得在里海驻扎军队，其舰船不得进入里海，里海国家不得提供本国领土给第三国从事危害其他里海国家的军事行动”——俄罗斯非常看重这一条，因为它确保了俄方对里海的控制权。2018年，里海五国领导人就长达22年的里海法律地位争议达成共识，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黄海的面积）的里海是全球最大的封闭内陆水体，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丰富。俄罗斯有一支里海舰队，配备有十几艘舰艇，其中还包括三艘可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小型导弹舰。最后让我们聚焦一个具体的案例：伊朗向俄罗斯输送武器弹药。众所周知，2022年以来伊朗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外部军援方，那这些军火是怎样运到俄罗斯的呢？主要即通过里海。我们看下图——伊朗的船只从里海对岸出发，一路北上，经伏尔加河入海口进入俄罗斯河港城市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既可以通过铁路与北部的伏尔加格勒、莫斯科联通，也可以通过河运抵达伏尔加河、顿河沿岸的城市，甚至还能直接进入亚速海。其中，在上图伏尔加格勒附近有一条苏联时期修筑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运河全长101公里（其中45公里是天然河道和水库），沟通了里海和亚速海，共有船闸13座，可通行5000吨以下货轮。2021年还曾有过一则热门新闻，当时俄罗斯里海舰队的15艘船只通过该运河进入了黑海，到黑海进行拉练。伏尔加河-顿河运河河畔的列宁雕像。伊朗北部面向里海的港口安扎利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