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选举将于2024年3月17日举行，大选理论上采用两轮投票制，不过外界一般预计普京将在首轮以绝对优势当选，胜选后的宣誓就职日为5月7日，执政期限至2030年。选举结果本身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事情，各界睁大眼睛观察的反而是总统选举之外的重大人事变动，尤其是会不会出现“普京的继任者”。对此，有西方智库提出了以下几点判断：1、普京的继任者大概率从现行体制精英中脱颖而出。2、考虑到年龄因素，如果想成功“管理”继任者，普京就需要尽快任命和培养这样一个人或一个接班团队。3、如果普京为了巩固当前权力暂时放弃任命继任者，那么未来的俄罗斯领导层更迭很可能是一个由精英斗争引发的自上而下过程，类似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的场景——不难体会，明确继任者对普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时间节点需要仔细斟酌。4、战争状态下，俄罗斯领导层更迭与乌克兰战场局势发展是两件互相影响的事情，激烈的外部矛盾客观上给普京移交权力增添了不稳定因素。5、一旦普京的接班人崭露头角，中国、美国、欧盟等就需要为各种不同的政治场景制定计划。以此为引子，本篇试着展望一下俄罗斯的后普京时代。

政治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即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契约可以是自由，可以是安全，可以是秩序，也可以是发展。过去二十多年里，俄罗斯政府与民众达成的默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普通民众尽量不参与国家事务，精英们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人身安全、社会保障和民族自豪感，以及保证不对他们的个人事务进行过多干涉。自新千年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依靠这一政治契约实现了平稳有序发展，普京本人和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罕见的民意支持。叶利钦下令炮击俄罗斯议会大厦以平息叛乱，1993年2000年的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苏联解体并不是在1991年一蹴而就的，其衍生的混乱与割裂绵延了整个九十年代，普京第一任期堪称俄国由乱到治的转折点。政治契约对于一个政权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当政治契约遭到背弃或发生改变时，往往伴随着激烈的震荡。

要说这个世界上对中俄分歧理解最深刻、运用最娴熟的国家，非印度莫属，早在1949年尼赫鲁访问美国期间，这位印度开国总理就对杜鲁门总统讲道：“苏联和中国不应被视为铁板一块，尽管他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分歧还是会出现。”事实证明了尼赫鲁的先见之明，自六十年代中苏分裂开始，印度便与苏联结成同盟，长期采取“联苏制华”的策略。1991年苏联解体对印度来说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九十年代新德里几乎举目无亲，当时中俄高层交往借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东风稳步推进，印度则陷入与俄罗斯的欠款纠纷中。新千年普京上台以来，俄印关系得到极大修复，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希望建立一个由俄国、中国和印度为极点的多极世界，从而限制美国作为单极霸权的国际影响力。在“中-俄-印”三角形中，俄罗斯把自己摆到枢纽的位置，对彼此保持警惕的中国和印度施加平衡（《如果一定要爆发新冷战》）。与经常在联合国等场合挑印度毛病的西方相比，新德里其实更喜欢与莫斯科打交道。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是一个转折点，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急剧下降，中国成为普京平衡西方压力的关键依仗，这让俄罗斯在“中-俄-印”三角中的身位不由自主地倒向中国，不再是“枢纽”。原先俄国对华军售质量是低于对印军售的，但在2014年之后，俄罗斯对华出口了苏-35和S-400——在此之前中国从未获得最新款的俄军武器系统。能源领域的合作与军事领域类似，中俄2014年签订了为期三十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输送合同，中国丝路基金还破天荒拿下了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股份。当印度意识到它可利用的中俄分歧空间缩小后，为了应对可能的挑战，合乎逻辑的想法自然是再找一个有能力制衡中国的大国。从“中-俄-印”三角关系的演化中可以发现，俄罗斯在制定国家战略时的自主性非常强，其与中国的关系也好、与印度的关系也好，利益考量远远大于价值观或对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为了准确了解我们最重要的北方邻居，接下来把视角切换到克里姆林宫，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思考一下未来“逆风翻盘”的复兴之路，以及这条路上可能爆发的中俄分歧。俄国政治家们或许会构思如下的三步走战略：

台湾岛内颇具影响的吴玉山教授近期做了一场有关“俄乌战争对台湾启示”的演讲。他首先介绍了前面提到过的“东西战略断层线”概念，即美国在俄乌战争和中美对抗的背景下逼迫盟友们统一站队，要求亚洲盟友制裁俄罗斯，要求欧洲盟友给台湾站台。于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一些万里之外的东欧国家开始操作台湾议题，比如立陶宛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再比如捷克议长访台。吴玉山认为，这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影子——西欧大国华盛顿叫不动（出不起价），只能叫来一些东欧小国。但不管怎样，未来“全球一盘棋”的局面将更加明显，任何国际危机都会被放大到阵营对抗的角度下去审视。具体到台湾，吴玉山在演讲中着重阐释了战争的残酷性和避战的紧迫性。战前4100万人口的乌克兰目前有高达1000万的难民，其中500万在国外，500万在国内，从战火弥漫的东南各州跑到了相对安全的西北各州。台湾地区与乌克兰的情况截然不同，其面积仅为后者十七分之一，且海岛地形会让民众在特殊时期根本无处可逃。由于台湾和大陆牵扯到国家认同，这是最最刺激民族主义的因素，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必须有所准备。目前台湾城市街头已经贴满了防空设施的标识，指示一旦发生空袭的避难路线，侧面反映出军事压力正急剧升高。纵观台湾岛内对两岸局势的判断，无外乎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苏起、吴玉山等人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认为台湾若不尽快调整两岸政策，将在未来几年内遭遇巨大危机。另一种则是主流乐观派，他们认为只要台湾不宣布“法理台独”，再怎么折腾也不会触碰大陆红线，所以不必杞人忧天。需要说明的是，持后一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蔡英文、赖清德等民进党人，还有很大一批国民党人。OK，关键问题来了，是不是真的只要台湾不宣布“法理台独”，就不会触碰大陆红线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大陆的对台红线有两条，一条是“明线”，即“法理台独”，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暗线”。

本篇接《中国的应变策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分布图，围绕俄罗斯呈一个明显的弧形，乌克兰即处于这条弧线上。近几年，“战略断层线”的概念重新被各方关注。具体来说，美国自二战结束开始就分别在东欧和东亚建构了两条“包围线”：一条在东欧，冷战前是穿越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中间，即北约与华约的对峙线；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将这条防线向东推，目前交锋阵地已经在乌克兰。另一条在东亚，沿着朝鲜半岛三八线、日本、冲绳、中国台湾和菲律宾一路画下来形成“第一岛链”，以关岛和澳大利亚作为后方基地。纵观冷战至今的地区性危机事件，基本都发生在这两条战略断层线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的大量军事资产陷入无事可做的境地，于是1990~2010年代美军将中东打造成其最重要的战略区域，连着打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三场大战。至拜登上台的2021年初，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可划分为3个战略区，即欧洲、中东和亚太。美国最大的15个海外军事基地中，有七个位于北约国家（六个欧洲国家和土耳其），四个位于亚太地区，三个在中东，还有一个在加勒比海。其中，驻军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一东一西形成两大战略支撑。拜登上台以来，在地缘政治层面做了很大的调整，通过阿富汗撤军和抽调驻中东军事资源等操作，美国把中东战略区地位降格，相当于从“三个大军区”调整为“两个大军区+一个副大军区或军分区”。这样一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显得愈发明朗：美国在东战略断层线上与中国对抗，在西战略断层线上与俄罗斯对抗——前者目前处于接触/遏制状态，后者则已经爆发了大规模代理人战争。犹记得特朗普时期，一些西方观察家常常感叹：“美国愈发清晰地听到中国追赶的脚步声”；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世界很可能滑入新冷战对抗。然而自2023年年中以来，我们惊喜地看到了一些变化。

一个国家可以选择的国际事务战略无外乎三种：1、跟随/搭车2、对抗/超越3、游离/孤立所谓“跟随/搭车”，即整体上认可接受当前的国际秩序，哪怕受些委屈也暂时忍耐下来，尽可能广泛的参与当前国际体系建设，管控与主要霸权国家的矛盾。所谓“对抗/超越”，即以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为主要目标，或自身主动出击，或暗中支持其他更加不满当前体系的国家出击。所谓“游离/孤立”，最典型的例子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独守北美大陆，尽量不掺和欧洲和亚洲的地缘角力。不难体会，建国初期中国的策略大致属于“对抗/超越”——五十年代强调超越，比如最典型的“超英赶美”口号，六十年代则转向对抗。八十年代之后，中国逐渐调整为“跟随/搭车”策略。这里讲一个小故事。1978年里，74岁的邓小平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七个周边国家。他十分惊讶的发现，竟然没有多少邻国信任中国——长期输出革命的政策让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怀疑，对华政策大都处于紧绷状态。小平同志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安全困境不完全是“外部势力”所致，还与中国自身同外界的互动方式密切相关。回国后，小平同志在内部讲话时开始强调“自我克制”，不要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争夺主导权，也不要勉强承担中国无法担负的国际责任，外交层面要让邻国放心，对内才会有宽松的发展环境。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注：事实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首次提出“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的讲法，预示着对外战略的调整。邓小平亲自拟定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提纲手稿，这份提纲手稿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共3页，约500字。提纲拟定后，再由秘书班子根据其精神予以补充。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内国外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最根本的全球战略格局其实变动并不大，而中国的历次重大外交决策也是有规律和脉络可循的。

小引8月21日，也就是南非金砖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各国领导人纷纷乘机抵达约翰内斯堡。在友好国家主办多边峰会的情况下，中方通常喜欢加进去一次国事访问，一方面可以提升外交规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趁机巩固与东道主的关系，争取做“半个主场”。不管基于怎样的考虑，总之当中方代表团转机抵达南非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亲自在停机坪上迎接，而当印度总理莫迪的转机降落时，南非政府仅派出一名内阁部长去迎接。根据南非当地媒体《Daily

回顾历史，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堪称亚太地区划时代的事件，整个地区的军事、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由此发生改变。然而谁又能想到，四十年后的几乎同一时间，特朗普政府掀起咄咄逼人的贸易战，让中美各个层面的冲突逐渐公开化（《五十年：从尼克松到拜登》）。据传，2018年11月14日基辛格先生来北京访问时参加了一个晚宴，席间他用“新范式”来定义中美关系的未来，并断定“再也回不到从前”。四年多疏忽而过，今天的人们似乎早就认可了基辛格的判断——中美关系已跨过临界点，临界点之后激烈竞争将成为常态，且具有长期化特征。与基辛格的担忧类似，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在2018年新加坡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系统阐释了对中美贸易战的悲观前景。保尔森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不能达成一个可行共识以解决当前的争端，经济铁幕将降临世界。”近几年来，中美关系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外交机构和战略学者们最关心的话题，堪称“显学”。本篇以若干个小段落的形式，梳理有关中美竞争的一些观点。1、历史上，经济危机与军事地缘危机是一对孪生兄弟，当今世界距离爆发全面冲突或许只差一次经济大萧条。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使得危机的破坏性急剧升高，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发因素之一。站在当下视角，即使约束住了经济危机导向战争的趋势，但在各方高度不信任的大背景下，主要经济体也将很难协同应对危机本身。最终的结果是全球化秩序走向崩溃，世界形成若干个大国主导的国家集团（区域经济安全组织）。2、美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持续冲击下，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正发生动摇，可能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即大家调侃的USA和USB）。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这样警告道：“移民及其激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解连接共同国家的纽带，降低共同的国家使命意识，使美国面临巴尔干化的危险。”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是一个带有贬义的地缘政治学术语，其含义为一个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分裂成若干个较小国家或地区的过程，且这些分裂后的国家或地区关系紧张甚至处于敌对状态

上篇介绍了《中国崛起的地缘技术路径》，当中提到了两条路径分别为：1、整合亚欧大陆上另外两个次一等强国俄罗斯与印度，以“中（主核）+俄印（两个副核）”的形式挑战美欧霸权2、面对只整合了一个次等强国（俄罗斯）的现实，中国应尽可能维持住欧盟与印度的中立状态，然后拉拢其他边缘地带力量。其中路径1是理想情况，路径2是当下实际的状态。不过正如收复台湾存在《第四种方案》一样，中国地缘层面的破局也有一张难度极高+出人意料的“鬼牌”，即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条地缘技术路径。路径3：在稳固中俄关系的前提下，整合日本、韩国与东盟，将东亚打造成比肩跨大西洋联盟的强大综合体。前文介绍过，目前世界上有三个中心区域：1、北美2、东亚（中日韩+东盟）3、欧洲以2022年GDP数据做计算，东亚和北美的GDP总量均为28万亿美元左右，欧洲（欧盟+英国）是19.6万亿。如果我们把俄罗斯（2万亿美元）和中国台湾地区都算进东亚圈子，那么整个东亚圈子的GDP总和为31万亿美元，而美欧的跨大西洋联盟（不含墨西哥）是46万亿美元。虽然经济层面仍有差距（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持平），但二者无论在军事地缘、能源供给、政治地位、先进技术以及人口等领域，都已经形成了均势。2022世界GDP分布图（注：台湾地区在其中以经济体计算）军事领域，中、俄、日、韩的实力均十分雄厚，甚至单把中国台湾地区拿出来都可以秒杀一众欧洲“列强”。能源领域，有了俄罗斯（广义上还有中亚和蒙古）的全力供给之后，东亚经济圈的内循环特征将明显加强，甚至可以考虑构建像“北溪”“南溪”那样的能源大动脉，有助于中日韩摆脱对“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政治地位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跨大西洋联盟也就是2:3的微弱差距。先进技术领域，日本和韩国作为吸收西方技术最彻底的两个亚洲国家，可以部分替代欧美的角色，这对于中国、东南亚的科技发展十分关键。至于说人口/劳动力，东亚联盟更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两倍以上，比后者更具经济发展潜力。在东亚联盟完成整合的前提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时间站在我们一侧，超越欧美是迟早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地理层面印度距离东亚更近，在争取这一关键中间地带力量时东亚联盟会占据很大优势。再退一步讲，即使争取不到印度也没太大关系——该局面里新德里的重要性下降了。印尼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煤（主要用于火力发电）出口国很多朋友要问了，第一条技术路径（整合俄罗斯+印度）我们看到了上合与金砖组织的框架，第二条技术路径（维持欧盟和印度中立，积极争取各边缘地带的区域性强国）很明显是当下正在操作的，那么第三条技术路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端倪呢？有的。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第三条技术路径（整合东亚）的核心就是台湾。其实经济层面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像RCEP就是在经贸领域整合了中日韩+东盟+澳大利亚，但东亚地区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整合仍遥遥无期。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如果想要实现第三条路径里整合东亚的宏伟目标，单纯收复台湾是不够的，还需要看收复的过程。简而言之，在“速战速胜/兵不血刃拿下台湾”“惨胜拿下台湾”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三个选项中，只有“1”和“3”有可能进一步达成整合东亚的目标，“2”则会适得其反。更详细的分析在《中国收复台湾的影响》一篇中有过介绍，此处不再赘述。最后解释两个疑问。疑问1：什么条件下中俄关系将不再重要呢？回到上一篇的介绍。亚欧大陆有四股力量，分别是中国（1.5）、欧盟（1）、俄罗斯（0.5）和印度（0.5），亚欧大陆之外则存在一股强大的平衡力量——美国（2）。中俄关系重要性下降的前提条件，是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超过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还要印度站队中欧一方。即亚欧大陆东边缘地带霸权（中国）与西边缘地带霸权（欧盟）联合，外加一个次等强国（印度），共同向中心地带（俄罗斯、中亚及中东）拓展势力，而此时俄罗斯大概率会与美国结成联盟关系，以保持均势。熟悉历史的朋友或许会联想到，上述场景有一点像二战——统一欧洲大陆的德国（亚欧大陆西边缘地带霸权）和侵略中国部分地区的日本（亚欧大陆东边缘地带霸权）联合，向内进攻苏联，而苏联则获得了域外强权美国的支持。只不过德日集团尚缺一个次等强国的辅助，如果三四十年代印度是一个独立且站队德国的国家，让印军从腹部联合进攻苏联，胜负未可知。当然，现实情况印度是英国殖民地，而且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地面作战力量去制衡日本，相当于亚欧大陆上存在一个次等强国与美国、苏联结盟，德日的胜算自然大大下降。八十年代的世界地图，苏联与印度中间就隔着巴控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瓦罕走廊疑问2：中美有没有可能结成某种形式的地缘同盟呢？答案是现阶段不行。此处的道理其实跟一战前英国与德国走向分裂类似——作为大陆之外的离岸平衡手，英国/美国不能允许陆地霸权无限做大。早期德国的实力小于法国/俄国，英国可以扶持它去牵制法/俄，德国也可以玩“英-法-德”战略三角。可一旦德国的实力超越法国成为欧陆霸主，英国就会立即调整之前的遏制政策。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中美。当苏联是亚欧大陆第一霸权时，美国联合中国、西欧遏制苏联；当欧盟成为亚欧大陆上最核心的力量时，美国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绞尽脑汁阻止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当中国长大到一定程度后，又会继承曾经苏联和欧盟的角色。因为站在美国的视角，与亚欧大陆上最强的霸权国家结盟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导致该霸权国家继续长大，最后大到将美国自身边缘化。反过来说，如果某一天亚欧大陆上真的出现“绝对霸权”，该霸权的力量是美国联合亚欧大陆次强权所无法撼动的，此时美国也有可能成为这个绝对霸权的盟友。当然，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近现代以来，“地缘政治学”始终是中国处于弱势状态的一个学科。古代王朝时期，中国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去看待天下，整体思维是“中心放射形”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眼看世界的清朝官员第一次有了初级的地缘政治观念；比如前文提到大学士周德润给光绪皇帝上的奏折，当中有“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表述，其实就是苏联/俄罗斯国土安全防御中的缓冲区概念。不过清末的这种地缘政治思维还是过于初级，没有形成全球视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限于自身实力，同样未能够跳脱出东亚的一亩三分地，而且当时的主流学者们似乎对地缘政治也不太感兴趣。待到新中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大背景下曾先后形成“中间地带”和“美-苏-中大三角”的地缘思维。以中间地带为例，中方认为美国和苏联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向中间地带扩张势力，中国则应该尽可能团结他们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再以美-苏-中大三角为例，其基本含义是调整中美矛盾低于美苏矛盾，具体措施包括结束越战、缓和台海局势等等。朝鲜人绘制的“四海总图”，中国居于世界中心，周围是海洋，再外围是未知大陆。与中国相比，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学说要丰富得多，比较著名的有马汉“海权论”、麦金德“世界岛”、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等。每当诞生轰动性的地缘政治学说，总能影响到各主要大国的军事/外交战略制定。比如1890年，卸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的马汉推出自己的旷世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详细阐述了海权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海权论”一经问世便迅速被当时的海洋大国所接受，掀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舰巨炮海军竞赛。历史上，地缘政治学说通常与人类工业/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假如某一天陆地运输/空中运输取代海运成为各国大宗物流的核心方式，那么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关岛、夏威夷等或将不再重要，各种五花八门的“陆权论”“空权论”甚至“太空权论”则会喷薄而出，大国间竞争的策略也会随之改变。常驻日本的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海权国家有句名言：帝国的利益边界是对方的海岸线。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下辖的研究所。今天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专业研究机构群体，可以为各方决策提供咨询。下面进入本篇的主题——中国崛起的地缘技术路径。按照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美国维系世界霸权的前提条件是亚欧大陆处于分裂状态，谁能够统一或整合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谁就能挑战美国。举个例子。假如欧洲是个统一的整体，那么它只需要再联合1~2个亚欧大陆中心或边缘地带的次一等强权国家，就可以对美国霸权形成巨大威胁。因此，美国一方面十分介意欧盟的整合，对其时打时拉，另一方面也高度警惕“欧盟-俄罗斯”关系，尤其是以“北溪”为代表的大宗能源绑定。而乌克兰危机中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彻底打断了“欧盟-俄罗斯”走近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亚欧大陆的分裂状态。再以中国为例。作为亚欧大陆另一端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层面充当的角色与欧盟类似，只不过一个在西边缘地带、一个在东边缘地带。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跟警惕“欧盟-俄罗斯”关系一样，“中国-俄罗斯”关系也是让美国如鲠在喉的。《金砖与上合的框架》一篇里提到过印度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和俄罗斯的地位类似，都属于亚欧大陆上的次一等强权国家。美国既然介意“中国-俄罗斯”关系，自然也会介意“中国-印度”关系。简单梳理一下，目前亚欧大陆上存在的四股地缘政治力量：第一等：中国（1.5），欧盟（1）第二等：俄罗斯（0.5），印度（0.5）在此基础上，如果两股地缘政治力量彼此陆地接壤，则认为具有“背靠背”的关系，再额外增加0.5赋值，于是可以得到下面的关系列表：中欧关系-2.5-美国高度介意中俄关系-2.5-美国高度介意中印关系-2.5-美国高度介意欧俄关系-2-美国高度介意欧印关系-1.5-美国不太介意俄印关系-1-美国不太介意纳粹德国巅峰期的势力范围，这是一种武力统一欧洲的尝试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楼，这是一种和平方式整合欧洲的方式。欧盟的经济体量略逊于中国，军事实力处于严重阉割状态，不过其最核心问题还是“一致性”太差，很难形成一股高度整合的地缘政治力量。接下来谈中国的技术路线。路径1：整合亚欧大陆上另外两个次一等强国俄罗斯与印度，以“中（主核）+俄印（两个副核）”的形式挑战美欧霸权细心的朋友很容易联想到，所谓“中（主核）+俄印（两个副核）”其实就是上合组织的框架，而所谓的美欧霸权说白了就是北约，有时也称“跨大西洋联盟”。美国与欧洲不仅防务一体化，经济联系同样密切，跨大西洋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一万亿美元（包括美国-欧盟和美国-英国），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经济关系。客观的讲，即使中国成功整合了俄罗斯与印度，再外加上合圈子里其他一堆小兄弟，也只是与美欧形成均势而已，毕竟已维系七十多年的“跨大西洋联盟”实在太强了。站在美国全球霸权的角度，“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超过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区域的关系。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欧洲关键时刻不再站队美国，会对华盛顿施行全球战略带来多么毁灭性的打击。当然，至少以未来可预期的视角看，美欧关系仍非常紧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不应心存幻想。在路径1的大背景下，“中-俄-印”联盟需要尽可能拉拢其他一些边缘地带的力量，比如：日本、巴西、东盟、海湾阿拉伯国家等。不过可惜的是，目前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十分糟糕，连“中-俄-印”这个最基本的框架都只搭了一半（中-俄），再往下讨论也就意义不大了。“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地缘政治层面的重要布局，它尽可能走了美国实力相对薄弱的区域。路径2：面对只整合了一个次等强国（俄罗斯）的现实，中国需要尽可能维持住欧盟与印度的中立状态，然后拉拢其他边缘地带力量。按照笔者的理解，路径2是当下中国实际的状态。考虑到中印关系的脆弱性，使得中方对于整合印度的前景很不看好，之所以上合/金砖等组织尽可能带着印度玩，目的主要是维持新德里的中立状态。也正因如此，印度总给人一种左右逢源的感觉：一边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G7，一边出席上合/金砖峰会。这种局面说白了并不是印度的外交工作做得多棒，根本原因还是当前的国际地缘格局所致。《战争的胜负手》一篇中提到过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例子，当德国与苏联关系走近的时候，英美对于日本积极争取、百般拉拢；而一旦德国与苏联撕破脸，英美迅速将日本与德国打包捆绑。换言之，二战期间日本其实没有上过“正桌”，希特勒直接替它做了国运选择。回到当下。既然整合印度的难度极高，那么中国最务实的举措就是尽可能促成欧盟与印度的中立。套用一个官方外交术语，叫做“战略自主”。在欧印保持战略自主的理想情况上，中国需要尽可能拉拢东盟、中亚五国、巴基斯坦、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等边缘地带力量，这将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十分考验外交耐心。总而言之，多张零钱不如一张整钱好用，由于地缘层面的均势并未形成，因此中国在面对“跨大西洋联盟”时会感受到莫大的压力。1888年俾斯麦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讲，熟稔地缘政治对于德国这种身处四战之地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值得庆幸的是，21世纪不是20世纪，也不是19世纪，中国还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去积蓄力量。文章最后，用一句俾斯麦的名言来结尾：“当没有听见上帝的脚步声时，我们除了等待别无出路。（《百年争霸》）”

在西方国家眼中，上合是一个集体安全组织，未来有可能成为北约在东方的平衡器；而金砖是一个与G7相对应的组织，G7代表了传统的西方七大工业强国，金砖则是新兴经济体的集合。上合组织目前有八个正式成员国（伊朗2023年2月签署总统令，正在实施有关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法律，尚没有完全走完手续），金砖是五个国家，今年据说也要扩容。与上合相比，金砖的经济色彩更加浓厚，有意愿参与的国家会比较多。根据媒体的消息，阿根廷、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等均对成为金砖正式成员表示强烈兴趣，其中阿根廷、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经济总量排名非洲第4）已提交申请。在金砖和上合这俩组织中，印度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是除中俄外唯一一个同时加入两大平台的国家。考虑到中国与印度关系平平、甚至有点敌对，因此不少朋友都对印度可能扮演的角色抱有疑虑。实际上，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来“缓冲”中印关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金砖、上合的平台里没有俄罗斯，印度大概率不会进来陪中国玩，中印关系的下限可能更低。不仅如此，如果印度不参与，金砖/上合的重要意义会有所下降。尤其是金砖组织——俄罗斯与巴西的人口量级都在1~2亿的水平，资源型国家的特征比较明显（跟新兴经济体形象有差距），南非则体量更小。至于上合组织，当初扩员时中国曾对印度的加入持保留态度，担心影响组织的团结和效率，是俄罗斯极力推荐才放行的。普京担心如果上合不接纳印度，莫迪政府有可能倒入西方阵营，这才说服了中国。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完全合理的。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联盟”再度紧密，仅凭中国与俄罗斯是力量已不足以在实力层面与美欧形成均势。就算中国勉强对子美国，俄罗斯能对掉整个欧洲吗，似乎不太现实。因此，经贸领域的事情暂且放到一边，仅从军事地缘的角度看，印度的角色就日益凸显。很多朋友都听过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畅销书《大棋局》里有关“中-俄-伊”同盟的论述：“对美国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对美国的不满。”对于这句话笔者是不赞同的。因为现实情况摆在眼前：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根本不害怕伊朗与中俄走近，也毫无拉拢伊朗的想法（比如重启“伊核协议”），反而有把伊朗、朝鲜与中俄打包捆绑的想法——这哪里像是“最大潜在危险”呢？美国真正在意的国家/地缘政治力量，是印度。拜登政府上台后，把印太战略的核心定位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定期组织四国领导人峰会。虽说是“四边机制”，但这个舞台的目的是将身处孤立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拉到大国竞争的核心位置，尽可能刺激新德里参与国际政治角逐。因为日本、澳大利亚原本就是美国的小弟，彼此间沟通密切，再搞个对话机制显得十分多余。换言之，四边机制其实可以分解为“美日澳+印”，是美国为印度量身打造的，对新德里的重视可见一斑。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在东京举行，2022年5月历史上，印度是一个缺乏斗志的民族，有点懒散、逆来顺受、主动躺平的感觉。自独立开始，印度就信奉甘地“非暴力不合作”那一套理论，以“不结盟运动”首脑自居。对此，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印度国家性格的平和，但温俊轩在《谁是世界中心》一书里也提到过一个观点：印度有可能是在模仿美国崛起的思路，先用“孤立主义”的思维超然于世界主要矛盾漩涡之外，待到足够强大、地缘优势足够明显时再出手。地缘战略层面，印度的位置很不怎么样，感受到来自北方中国的巨大压力。印度的人口分布与中国不同，其主要城市群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恒河平原上；沿海城市孟买在印度的感觉更像是群山环绕的珠江三角洲，而不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由于印度国土北部是辽阔的恒河平原，所以它可以轻易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然后整几条小公路就到了中印边境的军营。这种地理环境的好处是比较适合在边境地区搞小动作，不过一旦战争升级到双方互相攻击本土，也将劣势尽显。印度的精华地区全都摆在第一线，触手可及；而中国整个阿里地区一共只有十二万常住人口，辖区内的高价值目标与对面恒河平原不可相提并论。因为领土纠纷以及面对中国的地缘劣势，使得印度心理上不希望与中国走近，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也缺乏安全感。中国随便在西藏、新疆修条公路/铁路，印度都会睁大眼睛仔细盯着看，担心有什么军事企图。这种表现有点像应激反应，可以认为是一种潜在的自我保护。中印边境地区地形图。光一个印度北方邦（图中虚线轮廓）就拥有约2.4亿人口。回到金砖和上合的话题。在两大组织的框架下，再叠加俄罗斯的桥梁作用，中印并非不能够合作；更进一步，中国甚至还可以帮助印度与巴基斯坦达成某种低程度的谅解。而如果印度能够与中国、俄罗斯形成一定的默契，其意义将十分重大。人口层面，三国的总量高达30亿，是美欧之和的三倍。经济层面，印度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中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层面，美国将彻底失去利用“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航线”施压中国的底牌。按照某些西方智库的分析，华盛顿正在准备一套战略威慑预案。什么威慑预案呢？简而言之，美国不应该在台海或东海区域与中国岸基力量硬碰硬，而是要增强印度洋-马六甲-东南亚关键交通线上拦截中国航运船只的能力，逼迫中国海军在远离岸基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打一场决定性海战。上述场景中，印度的角色将至关重要。因为印度的东西海岸几乎可以完全辐射整个印度洋北部航道，仅凭岸基力量就可以实现军事覆盖，更不要提印军苦心打造的海上力量。随着未来美国的力量更加聚焦，印度对于印度洋的影响力必然会逐步提升，也将由此形成与中国的地缘均势（中国保障/威胁印度北部边境的安全，印度保障/威胁中国印度洋航线的安全）。印度的第一阶段目标是成为印度洋霸主，实现与中国平起平坐之势。马六甲海峡出口处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是印度领土，战略地位十分关键。最后做一下总结。金砖组织和上合组织是中国打造“经济→政治”联盟的两个核心平台，其宏观思路可以概括为“由易到难”“由经济合作到政治/军事合作”。回顾历史，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只要有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共同的现实利益，而军事政治联盟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卫这些利益。另一方面，与国家间双边利益相比，多边组织下的利益更加盘根错节，剥离切割的难度更高。当然，二十世纪人类也曾诞生过意识形态联盟，但总体上看利益的重要性还是要超过意识形态。如果经济联盟最终破裂，原因只有一点——彼此之间的利益还不够大。

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后的今天，随着持久战、拼消耗的形势渐渐明朗，有关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2023年2月24日，中方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该文件的框架与一年前冲突爆发时（2022年2月26日）外长的五点表态基本一致，在“军援”和“撤军”等关键议题上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正因如此，很多朋友都对中方下一步可能的行动倍感兴趣。其实早在开战之前，国外智库就已经将中国的反应视为重要研究课题，比如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2022年1月发表过一份名为《中国将如何应对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的报告。本篇以此切入展开讨论，分析中方在应对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呈现出的外交策略。夕阳下的克里米亚大桥1、前传

每当谈及台湾问题时，中美各界关注的焦点都会放在战争规划和推演上，人们通常很少去思考，如果中国成功收复台湾会对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然而当各方真正做决策时，后果及影响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对中国来说，如果收复台湾带来的利益大到一定程度，执行统一决策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即使将承担部分风险；同样，对美国来说，如果失去控制台湾带来的损失高到无法接受，那么纵然有一万个不情愿，也会出兵协防。基于以上考量，最近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发表了一份报告，名字叫《中国成功收复台湾对世界的影响》（中文译名，英文原名为：The

1999年12月31日，人类进入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当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为迎接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而忙碌时，莫斯科传来了爆炸性的新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俄罗斯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着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战争的画面，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俄国没有副总统的岗位，按照法律规定，总统辞职后将由时任总理普京代行职务。当天，中国向即将告别的叶利钦和新上任的普京同时发去了电报和口信：对前者宣布辞职表示理解和尊重，同时祝贺后者成为代总统。这期间还有个小故事。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月1日凌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一亚洲局副局长贡恰罗夫在值班，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政务参赞周力给他打电话，想确认叶利钦辞职的消息。得到确认后，中国大使馆很快便把北京传来的签字电报转交俄罗斯外交部，贡恰罗夫看后给周力打电话，提出中方最好能发两封电报：一封给叶利钦，表示尊重；另一封给普京，表示祝贺。于是便有了颇具“人情味”的两封电报。普京上任之初，外界对这位年轻的俄罗斯领导人并不熟悉。为了在俄罗斯政权交替期间保证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中方在工作级会谈中向俄方提议，希望签订一份国家条约来给双边关系发展保驾护航。2000年7月，普京首次访华，对中方提出的条约议题给予了积极响应，他表示希望抓紧时间推进，以便在中国领导人回访莫斯科之际将该条约作为核心成果拿出来签署。之后几个月间，外交部的同志们迅速起草完成文本并广泛征求了意见，于2000年10月向俄罗斯递交，并在同年12月派外交官赴莫斯科与俄方面对面商谈细节。在台湾问题上，中方表述参考了2000年7月的《中俄北京声明》，当时俄方承诺在台湾问题上实行“五不”立场，“五不”中的最后一条为“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考虑到声明只是一种意愿倾向，而条约具备法律效力、双方需要为此承担义务，因此到签约谈判时俄方的立场有所后撤，认为这会让美国等国家认为俄中关系已具有军事同盟性质，故不能将其写入条约文本。中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不希望俄方立场发生倒退。最终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将“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删掉，改为“俄方重申1992年至2000年期间两国元首签署和通过的政治文件中就台湾问题所阐释的原则立场不变”——相当于做了一层嵌套。在边界问题上，俄方希望加入“双方对对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并承诺将来也不会提出此类要求”的措辞，中方则坚持用“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这一表述。然而俄方直到最后时刻仍不死心，一定要写上“互相没有领土要求”这几个字，并表示不影响进行中的边界谈判工作。考虑到当时两国只剩下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块地区的边界线尚未确定，且六十年代中方就已经发表过不要求收回沙俄时期被割领土的外交声明，因此中国最终同意了俄罗斯的请求。《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现场，2001年7月16日。按照国际惯例，一份条约的签署过程分四步：谈判、签署、批准、生效，该条约于2002年2月正式生效。OK，上半部分聊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前世今生，接下来谈另一份备受关注的文件——发表于2022年2月4日冬奥会开幕式当天的《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与《风生水起的国民党》不同，自2022年底“九合一”选举大败以来，民进党方面可谓风声鹤唳，处于权力、政策激烈重组的状态。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败的有多惨呢，我们只需要看下面这张图便清楚——全岛22个县市中，国民党横扫14席（包括六都中的台北、新北、桃园、台中），民众党拿下1席（《不同寻常的新竹市长》），无党籍2席（均为前国民党党员），民进党只拿下区区5席。作为一个靠选举起家的政党，民进党向来拥有严格的选后问责机制，面对如此大败，党主席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相继辞职。其中，至关重要的民进党党主席一职由蔡英文党内主要政治对手、现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接棒，他也是目前绿营内部呼声最高的2024候选人。“行政院长”一职则由蔡英文党内的盟友、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接任。不过外界一般认为，岛内真实的行政权力其实握在副院长郑文灿手中——1967年出生的郑文灿履历扎实，很有可能成为民进党下一代领军人物，只是当下尚不足以威胁到赖清德。总而言之，赖目前已经成为绿营内部与蔡英文并列的“太阳”，实际影响力不亚于蔡。作为旁观者，有时不得不佩服民进党干脆利落的问责机制与强大的战时凝聚力。民进党往往在胜选之际吃相难看，派系之间为了争夺蛋糕（行政岗位）斗得头破血流，但一到危急存亡之秋，无论先前大家有多少矛盾，总能够迅速团结在最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周围，一致对外。就以赖清德为例，作为副领导人的他2020~2022年间完全被蔡英文弃用，岛内戏称为“深宫怨妇”。然而随着选举遭受失利，绿营各派系立即表态拥护民调最高的赖清德出马接掌党主席（对比国民党至今拿不出提名方案），并对他的一些改革措施予以相当程度的支持——至于说下一次斗得头破血流，等选赢了再说。此情此景真是应了列宁同志那句名言：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权，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一切。民进党很喜欢物色本土励志青年从政：赖清德1959年出生于台北县万里乡一个贫苦矿工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矿难去世，母亲一人拉扯六个孩子长大成人。自今年1月赖清德出任党主席算起，民进党逐步进入了2024的“战时状态”。一切为了选举，一切为了胜利。这其中最关键、最当务之急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如何确定绿营的两岸政策框架。前文解释过，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框架是尽可能同时满足北京和华盛顿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低要求”，以实现“和平保台”的目标。而民进党2023年之前的政策框架为“抗中保台”：基于最坏的场景做准备，向美国采购武器装备、扩充兵员备战。“抗中保台”曾在上次2020年大选时帮了蔡英文很大的忙，使她逆风翻盘；可“九合一”选举的事实却表明，这张牌似乎失效了——俄乌战争让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大增，继续主打对抗性激烈的口号已然不合时宜。于是民进党在2022年底开始出现小幅度转向。12月24日，赖清德首次提出“和平相处”的概念。12月28日，代理党主席、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回答两岸议题时直接用了“和平保台”的字眼，并暗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被在野党操作为战争恐惧。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蔡英文更是时隔三年再度出席“2023大陆台商春节活动”，期间她表示：“两岸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我们愿意与大陆展开对话，并且一同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能够促进台海稳定的道路。”尽管结束演讲后不到五分钟蔡英文就起身走人，颇有些不情愿的意味，但不管怎样，这已经是近几年来罕见的低姿态了。然而，正当外界判断民进党可能希望降低两岸冲突感时，2月中旬，民进党的口风突然转变，开始猛烈抨击大陆与国民党。比如：气球事件发生后，绿营政治人物一边倒地为美国唱和，指责大陆“破坏国际秩序”；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北京期间，绿营政治人物集体嘲讽国民党为“投降者联盟”。赖清德本人则亲自出面，称：“‘九二共识’几乎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反击道：“‘台独’才是让中华民国没有生存空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框架在短期内一波三折呢？岛内媒体圈的“智多星”郭正亮给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解释——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影响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小气候。梳理一下时间线：2022年11月15日，G20中美元首会晤，双方关系止跌；11月26日，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12月，民进党政治人物于多个场合展示“和平保台”意愿。2023年1月18日，赖清德接任民进党党主席；2月3日，流浪气球开始登上美国媒体舆论版面；2月4日，蔡英文出席大陆台商春节活动；2月5日，原定的布林肯访华时间（中方从未官宣），临行前一天宣布取消，同日美军F-22战机击落气球，外界预期的中美关系“小阳春”不复存在；2月8日，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启程访问大陆，遭到民进党激烈批评，绿营又有恢复“抗中保台”战斗模式的感觉。……由以上事件的发生顺序不难发现，民进党所谓“释放善意”的阶段与其说是“败选反思期”，不如说是“中美缓和期”。当民进党政治人物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脆弱到无法承受一次普通的打击时，他们开始孤注一掷。简而言之，就是赌2023年里中美与两岸关系持续恶化，赌美国不满国民党脚踩两只船的做法，赌即使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有意缓和、以麦卡锡为首的国会也会继续火上浇油。于是我们发现，在经历过短暂的尝试后，民进党两岸政策框架又迅速回到原先的亢奋基调下。实际上，绿营大佬林浊水很早就讲过：“民进党的主场在‘主权’，国民党的主场在和平，这两个主场不可能全拿。民进党要守住‘主权’，但也不要冲过头，因为要在和平部分少失分。想在和平抢到分、甚至赢，是不可能的。”2022年初，赖清德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时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同框30秒，被绿媒大肆渲染为“历史性互动”“重大突破”。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民进党对2024的这种孤注一掷能有几成胜算呢？不低，接近五五开的架势。台湾岛内各种民调有很多，一些公开的民调往往具有“政治引导目的”，不一定准确；而专业机构私下做的民调又想拿出来卖钱，通常不会直接公布出来。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一边参考公开民调，一边观察各主要政治人物的态度和动作。比如最近搅局的郭台铭（《郭台铭要选2024，国民党会否重蹈覆辙？》），他肯定是花钱买了专业民调、甚至是自己做了民调，在得知希望很大的情况下才决心出来蹚浑水的。不信看看2016年台湾大选前蓝营政治人物的表现，除了洪秀柱外没有一个愿意出来选的。因此，判断当下国民党占据着2024大选优势，其实没什么疑问。那为啥说五五开呢？其一便是郭台铭和柯文哲这俩“X因素”的搅局。已表态参选2024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据传私底下曾放出豪言：谁当选由我来决定（最后时刻可以选择支持其中一方，看国民党/民进党能给到什么价钱）。而柯文哲早在2020年大选前夕就已经与郭台铭搭上了线，一旦郭被国民党抛弃，很有可能选择跟柯合作——郭的财力正是民众党需要的。如果郭台铭与柯文哲合作，二人的力量更加不容小觑。其二，美国的态度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岛内民意。不妨设想一种场景，国民党候选人赴美“面试”时遭到冷遇，民进党候选人获得高规格接见。更极端一点，赖清德访美期间“偶遇”拜登，或者拜登于某个场合“夸奖”了赖清德。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这些都足以决定胜负。总而言之，民进党不是小白，更不会随随便便押注，大陆要对美国介入台湾2024选举做最坏的预期。这场选战既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在选，也是中国与美国在选。

选举政治有个特点：当一方非常有希望在即将举行的重要选举中获胜时，其行情往往看涨，外界会以较高规格去跟它交往；反之，面对大概率的败军之将，外界则会敷衍相待。遥想四年前，韩国瑜以“竞选行程紧张”为由成为新千年后唯一一位没有赴美面试的台湾大选候选人（除竞选连任的情况），当时岛内舆论普遍认为，“竞选行程紧张”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是美国评估韩国瑜赢不了蔡英文，不愿意见或仅许诺很低的接待规格。无奈之下，国民党尽力安排了韩国瑜跟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举行会谈，想予以弥补，怎料莫健拍照时摆出一副十分不情愿的表情（下图），再度印证了美方敷衍相待的立场，韩国瑜选情遂遭到重创。四年时间疏忽而过，如今形势大不相同。随着国民党取得2022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胜利和侯友宜、郭台铭两位强势候选人初露端倪，2024大选前国民党的一举一动开始备受关注。根据相关媒体猜测，今年国民党将安排好几轮高级别代表团分赴中国大陆和美国沟通。大陆方面，开年以来已有前党主席洪秀柱和现任副主席夏立言等两位国民党政治人物前来访问。尤其是夏立言，作为马英九时期的陆委会主委（对应大陆国台办主任），他2月9日、10日的访问受到了北京高规格接待。在会谈后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中，陆方领导同志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夏立言则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希望今后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增进互信沟通，加强交流合作”。其中，大陆官方提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而没提“一国两制”，是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它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出现后者的替代方案。实际上，2022版的台湾问题白皮书中曾出现过5次“‘两制’台湾方案”的表述——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与台湾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我们将继续团结台湾同胞，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在两岸同胞共同致力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两制”台湾方案的空间和内涵将得到充分展现。两岸同胞共同探索实施“两制”台湾方案，共同发展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确保台湾长治久安。既然反复提了5次，说明是重点中的重点，表示大陆愿意就“两制”的具体内容来与台湾同胞谈，尤其是跟岛内比较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政治力量谈。在夏立言访问北京的同时，民进党、台湾陆委会和亲绿媒体对国民党和夏立言代表团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与嘲讽。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强调：交流对话应基于对等尊严，不应设置任何错误的政治前提框架，陆方安排刻意凸显对台矮化与伤害。民进党大佬、“立法院长”游锡堃则以“提醒”的口吻表示：国民党不要再“与虎谋皮”，国共内战至今，国民党被欺骗不知多少次，应记取历史教训。部分绿媒也出面聒噪，称“夏立言此行可能落入大陆强制性政治框架，给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背书，并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选2024投石问路”。不过综合来看，上述言论并未激起太多浪花，尤其跟2022年8月的那次访问相比，整体氛围不可同日而语。2022年8月10日，夏立言曾在佩洛西访台刚刚结束、解放军围台军演期间不顾岛内舆论高压率团访问大陆，当时各界普遍认为国民党如此操作会沦为民进党靶子、掉不少票，然而结果却出乎预料——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民进“抗中保台”策略完全失灵。有了上回的经验，这次夏立言再访大陆时国民党方面明显底气足了很多。同为国民党副主席的连胜文发文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国民党必须派代表前往大陆，与对岸进行对话。夏立言已73岁高龄，是国民党三位现任副主席之一，曾是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台方联络人。（《台湾的方略》）聊完了对大陆，下面再谈对美国的沟通。按照台湾政坛的惯例，每次大选前蓝绿候选人都会赴美“面试”，时间一般是大选的前两年（候选人地位已完全凸显的情况下）或前一年（初选获得候选人资格），即2024年大选，2022~2023年间成行。相关人物的访美行程会受到岛内舆论高度关注，媒体会通过美方接见规格、停留时长、官方表态等各个层面的细节进行认真推敲，向选民们分析报道美方的意见。这份“访美面试成绩单”对台湾政治人物来说极其重要，轻轻松松便能影响5%~10%左右的民调结果，是选举的关键胜负手。一般来说，岛内候选人访美的标配规格是获得副国务卿接见。马英九-备战2008大选2006年3月，身兼国民党主席和台北市长两职的马英九以“蓝营太阳”的身份启程访美，志在为2008年大选争取美国的支持。小马哥轻车简从，入住价格仅一百多美元的宾馆，获得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副国家安全顾问柯罗契和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韦德宁的联合会见。其中，佐立克完全不避讳记者，大大方方从正门进入会晤地点，停留约一小时后离开；马英九也一反低调作风，在记者面前笑得合不拢嘴。除此之外，他还拜访了一位哈佛大学的老同学——时任华盛顿市市长。考虑到之前几年间与陈水扁及扁政府官员仅能见到助理国务卿，美方给马英九的规格使其一时间声势大振。蔡英文-备战2012大选2011年9月，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兼2012候选人的身份启程访美，结果只见到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事后她被白宫官员疯狂打脸，称“蔡英文让我们明确怀疑她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维持近年来区域享有的两岸稳定关系。”直接判了民进党2012大选的死刑。朱立伦/蔡英文-备战2016大选2015年，首次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作为马英九接班人赴美面试，见到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布林肯。同样是候选人，同样是党主席，2015年5月蔡英文也发起访美之行。此番她创下台湾候选人首次同时进入白宫和国务院的纪录，不但见到了朱立伦见到的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还“偶遇”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实际地位与国务卿相当）。由于2015年的访美之行与2011年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岛内舆论认为美方有接受并力挺蔡英文的姿态，于是为民进党2016重新上台扫清障碍。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主要团队成员，左起：副总统拜登、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国务卿克里。具体到2023年岛内各方的行程，目前首先透露出消息的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大概率会在4月份启程访美；不过因党派实力弱小、胜选概率较低，柯文哲预期享受的接见规格很有限。民进党方面近期一直放风称要安排赖清德2023年访美，甚至传出将提名驻美代表萧美琴（台独顽固分子，1971年出生于日本神户，中美混血）与其搭档的消息；只是兹事体大，目前尚未有官方表态。国民党则延续了一贯的慢热风格，当下侯友宜、郭台铭、朱立伦、赵少康、张亚中等多位已表态或被认为有意参选的政治人物还处在台下角力阶段，暂时没心思考虑访美的事宜。综合来看，国民党2023年可能做出这样的布局：2024候选人确认后安排其访美，另派出与候选人关系密切的党内重量级人物再访大陆。其目的也很简单，尽可能同时满足北京和华盛顿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低要求”，以实现其“和平保台”的政策目标。文章最后，谈一下国民党对大陆的意义。底线思维是近年来的官方高频用词，具体到中美关系，所谓的“底线场景”其实就是美国主动点燃台海局势，逼迫中国在一个不成熟、准备不充分的时间点去强行解决台湾问题。而此时的国民党，尤其是执政状态下的国民党，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与缓冲作用。因为面对战争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一向保守谨慎的蓝营政客通常不会跟随美国节奏起舞。换言之，国民党及其背后的岛内民意是制约美国鹰派点燃“台海大棋局”、避免将台湾“乌克兰化”的关键力量，可以在某些场景下帮助大陆稳固局势，延长战略机遇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国民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仍是北京台湾战略里不可或缺的一环。欢迎关注“江宁知府”和“织造短评”——

苏联末年，天下大乱。不仅加盟共和国层面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俄罗斯国内也群雄并起，一时间诞生的各类政党达上千个。像大家熟悉的国防部长绍伊古，他就拉起一个名为“统一运动”的政党组织，成为今天大名鼎鼎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原始股东之一。九十年代初，作为曾经的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此时主推西方总统制，各领域改革措施十分激进。而“八一九事件”中叶利钦的盟友——俄罗斯国会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与副总统鲁茨科伊却认为，俄罗斯应当实行议会制。整个1992年间，两派斗得不可开交，交火战线从改革内容、新宪法、外交政策一直延伸到具体人事。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家的行政权主要集中在叶利钦手里，坐镇在克里姆林宫（原苏共中央和苏联中央政府驻地）。立法权则被议长哈斯布拉托夫掌握，大本营位于苏联时期的最高苏维埃（苏联全国人大）驻地——白宫。白宫长期以来都是莫斯科的第二权力核心，今天为俄罗斯总理府所在地。1993年9月，“克里姆林宫派”与“白宫派”的矛盾彻底白热化。先是叶利钦解除副总统鲁茨科伊（白宫派）的职务，接着议会发布致《俄罗斯公民书》，宣布停止叶利钦的总统职务，并任命被免职的鲁茨科伊为代总统。叶利钦盛怒之下命令军队包围议会大厦白宫，对大楼实施断电、断水、断联络。副总统鲁茨科伊是苏军将领出身，曾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立下大功；面对咄咄逼人的叶利钦，他并不想束手就擒，一度拉拢军方试图复制“八一九事件”翻盘的奇迹。可惜叶利钦并没有给“白宫派”以机会。10月4日，叶利钦下令军队强攻议会大厦；经过十小时激战，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投降。事后，叶利钦方面承认共造成142人死亡，744人受伤；反对派方面则称有超两千人被杀。这便是震惊世界的“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又称“莫斯科十月事件”。简而言之，大乱之年的叶利钦依靠纯军事暴力，暂时完成了对俄罗斯国家权力架构的整合。虽说苏联时代领导人交接主要也依赖政治角力，但人家都是在黑箱里斗，比派坦克炮轰议会大楼这种做法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两相比较，叶利钦的卖相更加难看。经此一劫，俄罗斯迅速向“强力总统制”迈进，原先为“议会制”准备的各路政党纷纷消散，为今天“强总统-弱政党”的模式奠定基础。在1993年的莫斯科政治危机期间，一位苏联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决心重建俄罗斯共产党，他便是担任俄共中央主席长达三十年的久加诺夫。久加诺夫1944年出生于书香门第，苏联时代历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局长、副部长等职。为了更迅速的壮大俄共，久加诺夫将自己的老领导、当时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雅科夫列夫请了出来，共谋大业。雅科夫列夫是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十年代中期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作为苏斯洛夫之后的苏联新一代意识形态主管，雅科夫列夫高调赞扬西方国家，诋毁苏共历史，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时代“公开性”运动的奠基人。1988~1990年间，他不仅大量引进西方媒体电台，还编排国家外汇预算进口西方报纸刊物，放到苏联市面上来销售，为抽芯一烂埋下伏笔。虽然为苏联解体立下汗马功劳，但雅科夫列夫并未在叶利钦新政府中谋得一份好差使，遂转向与俄共合作。通过联络失意的旧苏联时期领导人，久加诺夫与俄共在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大背景下迅速壮大。彼时叶利钦的“休克疗法”让俄国内寡头横行，普通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不少民众开始怀念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俄共打出“重建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实现革新的社会主义”等口号，一度成为俄罗斯最大党团。纵观历史，只要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差、普通人变贫穷，俄共的支持度就会升高，反之亦然。1996年的全俄大选中，局势十分不利的叶利钦在众多寡头和西方贷款的支持下获得53.8%的选票，勉强逆转战胜之前民调领先的久加诺夫（40.3%得票率），被认为是俄罗斯选举史上备受争议的一战。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也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了该次选举，得票率仅为0.5%。原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遗产实际转移到了俄共和久加诺夫身上。时任中国驻俄大使的李辉陪同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参观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展览馆。俄共于2000年之后产生分裂，一度出现两个全会和两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名场面。但不管怎样还是坐稳了俄罗斯国内第二大党的位置，大概有个10~20%的民意支持度，是统一俄罗斯党最大的政治对手。俄共当下的运作模式与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类似，即一旦某位明星政治人物当选杜马议员/州长/市长，通常会顺理成为俄共中央委员或相应党职。比如现任新西伯利亚市市长洛科季，他兼任的党职为俄共新西伯利亚州州委第一书记。2019年，洛科季市长曾为俄共州委驻地前的一尊斯大林雕像揭幕，引起不少议论。除拥有俄罗斯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市的执政权外，目前俄共还掌握着俄罗斯国内三个一级行政区，类似民进党早期通过地方选举在台湾南部个别县市执政的模式。俄共的机关宣传报仍叫《真理报》，这份1908年由托洛斯基创办的著名报纸在苏联解体时被叶利钦查封出售，几经倒手卖给一个西方财团，俄共1997年又把它买了回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发行。理念上，俄共以恢复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认为普京是叶利钦亲西方卖国政策的继承者。因为这种一边反普京一边反西方的立场，使得俄共长期以来不受待见，俄罗斯国内的亲西方势力甚至批评俄共是我党的“党支部”。百年一轮回，想想真是滑稽。回顾俄罗斯建国之初的1991~2000年，苏联解体后的短短十年间，俄罗斯人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剧变。他们既反感苏联时代的高压统治，又讨厌叶利钦将经济搞得一团糟、把国家财富拱手让于寡头的做法。忽左忽右间，中间路线逐渐成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共识。新千年前后，支持普京的几派政党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进行了合并，他们包括团结联盟（绍伊古）、祖国运动、以及全俄罗斯党。新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立刻超过俄共，成为杜马第一大党。由于本身就是个大杂烩，使得统一俄罗斯并没有一个核心理念，它对外宣称奉行“自由、法律、公正、和睦”的共同价值观——“自由”来自西方，“公正”继承自社会主义苏联，非常有趣。普京曾于2008~2012年间（卸任总统担任总理）担任统一俄罗斯党党主席，待到恢复总统大位后，又将党主席的宝座让于梅德韦杰夫。二十年下来，统一俄罗斯党于理念上融合了普京的个人英雄主义、沙俄的民族主义、苏联时代的武德、中国的实用主义以及部分西方右翼思想，用西方政治术语解释叫做“大帐篷式政党”。其中，普京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统一俄罗斯党内占了很大比例，一旦普京离开，搞不好会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俄罗斯的未来》）。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故事在莫斯科重演，并非是危言耸听。统一俄罗斯党党旗历史很多时候真的是轮回前进。或许普京就是俄罗斯的“斯大林”，斯大林干三十年，普大帝再干一届也是三十年，两位政治强人算是打平了。从权力传承的角度来看，普京这样的强人一旦离开，莫斯科极有可能陷入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正如斯大林逝世后的马林科夫时期一样。

最近几年，二十世纪初德国与英国的竞争经常被引用来理解当下的国际政治环境，即以衰落中的霸权英国表征美国，以崛起霸权德国的角色表征中国。本篇采用穿插并进的方式，一边回顾百年前英德之争的演化，一边与今天的中美之争做对比，以德为鉴。名画《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创作于1877年，反应了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时的场景，白衣者为俾斯麦。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在统一并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就军事实力和人口规模而言，德国取代法国成了欧洲大陆上的主导国家。长期以来，英国的战略要求是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拿破仑帝国那样主宰欧洲大陆，从而威胁到英国安全（美国实际上继承了英国的核心战略思想：确保亚欧大陆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其实十九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与德国关系不错。德国（中国）非常尊重英国（美国）在欧陆的特权和安全关切，将英国（美国）视为制衡法国（苏联）的重要外部力量；而英国因在众多殖民地问题上与法国存在竞争，因此与普鲁士一拍即合。这一时期，英德两国不仅战略上属于准同盟关系，精英阶层的交往也十分密切。1859年，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有德国血统）的长女于嫁给了德皇威廉一世的儿子，即维多利亚女王是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一世长孙）的外祖母。总而言之，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的二十年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很小心谨慎的处理了对英关系——国王威廉一世对俾斯麦极其信任，几乎把所有国事都交给了他。俾斯麦深知德国地缘处境的危险，于是他向其他欧洲列强保证：“德国不再向欧陆扩张领土，德意志到此为止，我们对自己的边界感到满意。”在海外扩张殖民地问题上，俾斯麦同样战战兢兢，当时德国专心殖民那些未被占领的非洲和太平洋群岛地带，尽量不去触碰列强们已有的利益。俾斯麦时代的最后时刻（1889年），他曾郑重的向英国提出一个建立正式联盟的建议，不过遭到英方拒绝。德意志帝国这种如履薄冰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二十年；1890年，二代德皇威廉二世继位，他随即辞退75岁高龄的俾斯麦，德国就此步入威廉时代。在威廉时代的头十年中，英德竞争对立的基调逐步确立，各种关于危机和战争的担忧隐隐浮现。OK，接下来用1972~2012年间的中美关系来做类比，大家会发现惊人的相似。

前文谈到过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三条技术路径：1、和平手段搞定台湾2、和平手段搞定美国3、非和平手段这三条技术路线是美国一些智库机构给出的分析总结，也被很多岛内媒体引述。最近一段时间恰逢日本动作频频，于是突发奇想，其实解决台湾问题还有第四条技术路线可以选择——和平手段搞定日本。首先解释一点，无论是Plan

克里米亚是黑海北岸一个几乎被海洋包围的半岛，位于乌克兰国土主体之南，俄罗斯国土主体以西，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岛的75%）。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克里米亚扮演着诗和远方般的仙境角色——气候温和，阳光明媚，街道上长满杏子和葡萄树，与俄国自身的严寒形成鲜明对比。1954年1月，苏联隆重庆祝历史上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三百周年。庆典期间，克里米亚被曾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给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示俄乌之间友谊永恒。五十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克里米亚的变更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域内行政边界，而非国家边界。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俄乌学者对克里米亚管辖权变更过程中最高苏维埃（苏联全国人大）的法律手续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乌方学者认为合法合规，俄方学者认为不合法也不合规，双方争吵不休。克里米亚半岛地图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有关克里米亚的转划问题逐渐演化成独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面临的尖锐矛盾。早在1992年5月，俄罗斯议会即裁定苏联时代1954年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的决定无效。当时克里米亚曾一度宣布独立并引发骚乱，民选总统尤里·梅什科夫试图将其从乌克兰分离，在向克里姆林宫寻求支持时遭到叶利钦拒绝。小心谨慎的叶利钦对克里米亚局势做了调解，最终使它成为乌克兰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与此同时，俄罗斯租借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作为黑海舰队基地，年租金9700万美元，为期20年（2010年续租25年，条件是俄罗斯以市场价七折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整个1991~2014年间，受限于乌克兰本身落后的发展水平，曾经的黑海明珠克里米亚也一蹶不振；据统计，2013年克里米亚地区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的38%。实际上，俄罗斯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里发展非常不错的一个，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克里米亚景色，图中的白色建筑即雅尔塔皇宫，其周边区域曾是苏联时代领导们的度假胜地黑海舰队基地时间来到2013年底。因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定，“亲欧派”开始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游行示威运动往往点燃容易收场难，一轮轮升级之下，乌克兰国内局势全面动荡。2014年2月7日至23日是索契冬奥会的时间，作为俄罗斯时代第一场奥运会，普京邀请了4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一时间高朋满座。由于冬奥会的限制，使得同期莫斯科对乌克兰局势的干预相对克制。2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以访问哈尔科夫市为由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基辅遭亲西方派控制），次日被乌克兰国会表决革职。逃到莫斯科后，亚努科维奇希望普京能够出兵帮助其平定内乱，类似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的模式。此时恰好是索契冬奥会闭幕式前一两天，克里姆林宫并未做出向乌克兰派兵的决定。直到2月27日，亲俄军人在一片混乱中占领了克里米亚国会（该事件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并非普京授意），选举出一个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而新总理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俄罗斯求援。夕阳下的克里米亚大桥这封求援信戳到了普京心头痒点，他立即下令派遣两万两千人的武装力量进驻克里米亚半岛，占领各处军事要地。大军所致，乌克兰海军总司令别列佐夫斯基立即变节，带领超过一半的乌克兰军人跟随投诚——这大概也是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前普京和绍伊古希望重复的画面。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决，两个选项如下：1、是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权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重新合并？2、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宪法并赞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次日开票，投“1”的占绝大多数。开出票来的第二天，普京和克里米亚共和国“议长”“总理”及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签署克里米亚入俄条约，大功告成。之后，一枪未发的乌克兰武装部队被克里米亚示威者和俄罗斯军队逐出基地，乌克兰方面则宣布“撤军”。前文解释过，重振帝国雄风是普京本人及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根基。2018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俄罗斯现政府将收复克里米亚作为任期内最重要的政绩加以宣传。3月14日，普京总统亲赴克里米亚，把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官方竞选活动设置在了这里，一同举办的还有庆祝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四周年庆典。2014~2020年间，俄罗斯在饱受西方制裁、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仍投入200亿美元支持克里米亚的发展，先后修建了刻赤海峡大桥、

作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乌克兰战争前景至今尚不明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将超乎人们想象。对于这一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先生做了如下的生动比喻：乌克兰战争是“跨越国际秩序的卢比孔河”。话说在公元前

当地时间12月25日，普京总统在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时表示：“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寻求分裂俄罗斯的结果，分而治之，他们一直试图这样做，现在也正在这样做。”普京总统的认知没错，实际上，西方世界有关分裂俄罗斯的声音一直存在；但正如前苏联一样，西方国家不可能直接进攻一个核大国——他们催动帝国分裂的方式往往是用外部压力诱导去俄国内部矛盾的爆发。OK，本篇接下来便试着探讨一下俄国国内几股不可忽视的内部矛盾，以及中国对未来俄罗斯重大局势变化可能做出的预案。文章共分三个小标题：1、战争导致的军阀化2、普京的接班人竞争3、中国的预案

刚刚结束的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有一个人的胜选和蒋万安一样惹人注目，她便是新竹市长高虹安。高虹安的参选身份是“立法委员”（民众党在“立法院”只有5个席位，高担任副总召集人）。作为此次唯一一位当选的民众党县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在11月26日开出的票中以约十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民进党候选人，成为民众党开山立派以来首位当选县市长的党员。高的选战之路打得非常艰难，与掌握庞大行政资源的民进党和家大业大的国民党不同，柯文哲的民众党能给予候选人的支持非常有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曝光没曝光。而且柯文哲也早已不是当初“绿白合”时期的角色，现阶段他跟民进党的关系十分糟糕，再加上新竹的国民党候选人相对弱势，使得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成为绿营重点打击的对象。比如选前的10月底，绿营翻出了高虹安2016年向中国大陆申请专利时的文件，因地区一栏填的“中国台湾”，故批她为“友陆安”。面对亲绿媒体全方位的密集轰炸，高虹安针对每项质疑都能迅速做出回应。据理力争之下，反而激起了选民的同情心。最终，她以38岁的年龄（1984年生）成为新竹市最年轻的市长，也是新竹首位女市长。到现场为高虹安助选的柯文哲民众党籍新竹市长只是高虹安的第一层身份，之所以说她特殊，是因为其还有另一层身份——前鸿海集团副总经理。鸿海是富士康的母公司，由郭台铭创办；2005年，鸿海超越岛内第一大国营公司中油成为台湾最大企业，并持续迄今。那么高虹安是如何进入鸿海的呢？早年间，高一直在科技界深耕，2012年赴美读博时期，她的导师李杰是鸿海集团特聘专家（工业人工智能领域）、挂名高管，与郭台铭相识。在导师推荐之下，高虹安于2017年加盟了鸿海，担任副总经理兼工业大数据办公室主任。2019年，郭台铭的马英九等国民党大佬的撺掇之下准备出来竞选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走“特朗普路线”，怎料初选败于人气鼎盛的韩国瑜之手。初选落败后，郭董的流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成了当红炸子鸡，引来各方势力的橄榄枝。其中就有来自柯文哲和民众党热情邀请，一时间，郭台铭大有被柯文哲“整合”的架势，甚至传出“郭柯配”。想要结盟必须得有人事层面的动作，于是郭台铭在鸿海集团内部积极物色年轻、形象好的人选加盟民众党，由民众党提名参选“立法委员”。高虹安便是这一时期被郭台铭推荐进民众党的，弃商从政。以郭台铭和柯文哲在岛内的政治能量，想竞逐大位的确很有难度，但推几个“立法委员”出来还是小菜一碟。于是高虹安被量身定做打造成了“科技女将”“学霸立委”的形象，开始拥有小规模人气——郭和柯也被外界称为她的“两位老板”。众所周知，新竹是台湾的科技城，台积电总部便设在新竹市科学园区。此番民众党将科技背景浓厚的高虹安推出来选新竹市长，简直再合适不过，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同框的王金平、郭台铭和柯文哲，郭台铭能在其中坐C位，足见他在岛内的地位之高。高虹安当选后，郭台铭第一时间致电予以祝福，郭的这一态度被外界视为向民众党和柯文哲示好。随着此次台湾县市长选战结束，2024年1月的台湾大选就在眼前，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民进党方面正痛定思痛，目前来看蔡英文的势力受损严重，副手赖清德出征的希望非常大。赖早年担任台南市长时的民意极高，而且作为虚职性质的副领导人，他几乎不用为民进党的种种施政劣迹负责，形象受损很小。国民党方面，无非党主席朱立伦和新北市长侯友宜这俩人选；以国民党内斗内行的特征，二人很有可能杀到不欢而散，两败俱伤。作为夹缝中生存的第三方，柯文哲早早就在筹备2024大选的事宜了。据他本人透露，卸任市长之后“要回窑洞”（指回台大医院报到），重新排班上课一段时间，然后在明年2月向台大医院办退休，全职备战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抛开侯友宜离党参选等极特殊的情况，对柯文哲来说，唯一有可能匹敌蓝绿两大阵营的组合，就是自己+郭台铭。考虑到郭不会以副职的姿态参选，因此这一组合中柯文哲必须放弃野心，以民众党的利益为重，辅助郭台铭。这一局大交易如果能够谈妥，2024台湾大选将成为继2000年之后的又一次“三国演义”。届时郭柯二人能拿出怎样的两岸政策论述，将是一大看点。

纵观人类历史上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与结果，大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外交层面结盟站队的重要性，要超过战场上的发挥。即战略上的纵横捭阖高于战术上的军事作战。大道至简，但凡用理性外交主导政策，选择以力破巧的国家，基本都赢了；而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军事层面剑走偏锋，或者领袖激情凌驾于外交团队决策的国家，基本都输了。以二战时期的德国为例。作为地理位置最不利、身处两强中间的德国，希特勒最初的战略规划十分明智——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苏联，击败英法。合适的战略配合上德军的优异表现，使得德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希特勒不仅与斯大林一起瓜分了中东欧，还惊天一战秒杀法国，成为西欧霸主。如果大家穿越回1940年秋天，忘记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当时的世界格局大致是这样的：德-苏-日三国把控了整个亚欧大陆，三国间关系相对友好，有结盟的趋势；美国作为世外桃源充满危机感，英国瑟瑟发抖；世界上最激烈的战火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孤立无援，举目无亲。换言之，二战欧洲战场并不是一场高潮迭起的大战，它更像是一阵军事行动、一阵外交行动。1939年闪击波兰之后，歇了大半年，《西线无战事》。1940年闪击法国之后，又歇了接近一年，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纳粹德国巅峰期的势力范围整个1940年下半年间希特勒一直在搞外交战线的操作，而德国最终败就败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战上。1940年9月27日，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成立“轴心国”集团。前文介绍过，二战爆发前地球上的几股重要（军事）力量分别为英法同盟、纳粹德国、红色苏联和世外美国。打完了1939~1940年的第一阶段战争后，英法同盟不复存在，仅剩一个战力算0.5~0.7的英国。与此同时，德国上升至1.5，苏联还是1；美国虽然战争潜力巨大，但由于身处孤立的美洲大陆、想跨过大西洋/太平洋到亚欧大陆来争霸并不容易，因此大致也算个1.5.而《三国同盟条约》说白了是德国拿下日本，勉强增加个0.5的实力值吧。这样以来局面便十分清晰：英国（0.5）与美国（1.5）必然是绑定的，德国（1.5）拿下了日本（0.5），那苏联（1）就成为关键的胜负手。别看此处的数字写了个简单的1，它代表了两个日本或者两个英国的总国力，是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这些名将打多少胜仗、歼灭多少敌军都换不来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此时希特勒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取得与苏联的实质性结盟，从《互补侵犯条约》升级为盟友。至于说苏联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与决定大国生死存亡的结盟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事。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于柏林欢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到来，1940年11月希特勒并不糊涂，他最初也是想尽快搞定苏联，然后全力对英国以及英国全球各地的小弟们开战。1940年10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写信给斯大林，称德方希望将苏联拉入刚刚成立的轴心国集团，建立“四国同盟”。斯大林遂派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前往柏林谈判。德方提供了“四国条约”的草案，要求苏联只能向国土以南的印度洋方向扩张。斯大林原则上同意签署条约，但要求将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一带的保加利亚也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中（1948年美国公布了纳粹德国外交部有关德苏谈判的文件，苏联立刻驳斥，称苏方仅仅是在刺探德国并且毫不保留地拒绝德国的瓜分世界提议）。这一来二去呢，搞得非常不愉快。如果时间拖回到半年前，那会儿德国西侧面临英法同盟的巨大威胁，希特勒肯定不会为了个土耳其跟斯大林翻脸。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德军大战刚胜，十分强势，而苏军打个芬兰都费了老劲，表现极差，这让希特勒萌生了直接干趴苏联的想法——我全都要。说来有趣，希特勒先与日本签下结盟条约再找斯大林谈判，多少有些阻碍了与苏联的结盟。因为苏联想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无非东西两个方向——东边的中国东北、朝鲜半岛，西边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苏联国土南侧是高加索山区和里海，即使越过去也只剩下个伊朗，最多加阿富汗，实在摆不上斯大林的桌面。而现在东方的日本成了德国盟友，西边的势力范围希特勒又不想给，苏联人显然对这纸捞不到什么好处的盟约非常犹豫。某种意义上讲，在1940年夏天法国战役结束的窗口，希特勒最需要的是先拿下与苏联的盟约，而不积极凑上门的日本。因为一旦德国（1.5）与苏联（1）结盟，从实力上就已经不再怵怕英美同盟（0.5+1.5）。大盘子有了，再去争取一些像日本这样边边角角的“零钱”。能争取到固然好，争取不到干脆让苏联去对付日本。反正远东地区那么大，足够给斯大林想象空间了，双方也不至于为了个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翻脸。日本巅峰期的势力范围或许是被法国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激情之下的希特勒没有向斯大林妥协。至1941年初，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往柏林的电报已经被“已读不回”。意识到情况危险的斯大林迅速对日妥协，于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避免遭受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这既是二战转折点，也是德意志帝国由盛转衰的节点。一旦与苏联掀了桌子，相当于德国（1.5）同时面对苏、美、英（1+0.5+1.5）三国的绞杀，战术上的成功已于事无补。因此，二战期间德国与其说败在军事层面，不如说败在1940年下半年的外交与战略规划上，败在希特勒胜利之后的一念冲动。敦刻尔克大撤退历史很有意思，希特勒的选择不仅影响了德国的命运，也间接决定了日本的命运。回到上面1940年的国家实力计算。英美同盟：0.5+1.5德国：1.5苏联：1日本：0.5当1939~1940年间德国与苏联走近时，英美在制定对日方针政策时采取了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段——经济上持续加大对日高科技及原材料禁运（可以认为是打击日本战争潜力，也可以认为想增加谈判筹码），政治外交上则频频向日本抛出橄榄枝，希望将日本拉出“轴心国”集团。换言之，这一时期东京是有选择余地的。日本人甚至可以拿不跟德国结盟、退出“轴心国”为条件，以“中立姿态”向英美要一份分量十足的协议。为什么英美肯如此绥靖日本呢？因为苏德一旦形成同盟，实力将不在英美之下，而日本作为当时世界上极少数的“次一等强权”，哪怕实力只有个添头性质的0.3、0.5，也很容易成为左右局势的胜负手。可随着1941年6月德国与苏联翻脸，英美在欧洲方向的压力骤然减轻。此时英美同盟成为乱局中拥有绝对实力优势的军事集团，他们只要保证苏联不倒就可以了，然后让德国与苏联去互杀。当然，考虑到希特勒的威胁还是排在第一位，因此名义上苏联成为英美争取的盟国对象；以英国为例，丘吉尔在“巴巴罗萨计划”的次月即推动签订了《英苏协定》，不久又升级为正式军事同盟关系。但实际上，英美此时其实已经可以预见“第一步先消灭德国，第二步再打压消灭苏联”的宏观技术路线了，尽管技术路线的第二步是在半个世纪后才彻底完成的。这一点上美国人理解得很直白——从实力的地位说话。至于说日本，此时英、美、苏已然形成对纳粹德国的压倒性优势，日本的决定变得无关紧要，可有可无（希特勒替日本人做了决定）。于是美英迅速调整了对日绥靖方针，改为强势打压。也正是在1941年夏天英美政策完全转向之后，走投无路的日本才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1945短短四年间，日本将明治维新以来几代人积攒下的一点“家底”挥霍殆尽，重新回到了本土的几个小岛上——“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其经历就好比是闭关苦练下山的裘千仞一样，原本想着要去华山论剑，不料却成为别人的一盘开胃菜，连正桌都没上。防失联，欢迎关注备用号“织造短评”——

防失联，欢迎大家关注备用号“织造短评”——最近几年，有关“逆全球化”的话题甚嚣尘土。其实“逆全球化”是个伪命题，与其说全球化本身出了问题，不如说是由于美国实力下降与自由市场理念倒退所导致的。面对力不能及的情况，华盛顿迫切希望减少自身以及盟国因贸易关系而对中国产生的政治依赖，进而画地为牢。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圈圈框框主要是基于自己，以关税为手段尽可能保护国内产业，对外不管中国还是其他盟友均一视同仁。拜登时期则充分运用了“统战思维”，试图拉拢各种小圈子，构建贸易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统一的对华包围圈，并将产业链加速向本国和其他安全地区转移。总而言之，中美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竞逐——军事地缘自然是一个战场，经济贸易同样是一个重要战场。而在经贸这个阵线上，德国与日本将成为非常重要的风向标国家。上面是一张2021年的全球GDP地图——美、中、日、德是排名前四的国家。考虑到当下美元汇率强势，按照专业机构的经济增速推测，2022年美国GDP有望达到24~25万亿美元，中国GDP预计在18~19万亿美元，双方差距较2021年可能略有扩大。日本由于日元汇率暴跌，排名第三的位置大概率不保，美元计价的GDP总量会降落至4万亿美元左右，与德国伯仲之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上回GDP总量在4万亿美元之下是遥远的1992年，那一年核算数据为3.9万亿美元。是谓“失去的三十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异军突起的是印度，其2022年GDP总量或将达到3.5万亿美元，进一步缩小与德日差距。不仅如此，印度莫迪政府的国内支持度长期维持在60%~75%区间，几乎是主要选举国家中唯一一个获得半数以上选民支持的政府。简单梳理下来，以2022年的GDP估计值做排序：1、美国-24万亿2、中国-18万亿3、德国-4万亿4、日本-4万亿5、印度-3.5万亿目前来看，排名第5的印度是上合组织成员兼金砖组织成员，历史上不结盟的立场非常浓厚，与中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角逐者，尽管印度当下仍是“多极化”的一员，但未来的某一天大概率也会登上历史舞台——类似2005年的中国（当年GDP排名世界第五）。1、2立场对立，5保持中立，那么作为地球村里的3、4名，德国和日本在经贸领域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极具指标意义。作为美国核心圈子G7的成员，如果德日坚持贸易全球化，则美国的封堵与孤立政策将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其中之一守住底线，也不算很坏的结果。至于说中亚、中东、东盟、非洲、南美等地域，他们或与中国的关系密切程度高于美国，或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浓厚，相对来说并不算“兵家必争之地”。纵观历史，或许是历史优越感所致，使得美国经营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水平很差。当然，亦或许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以往国际贸易中分量不高，华盛顿政客懒得下大精力去维系。上面提到了德国和日本的特殊性与关键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日本就是亚洲的德国。历史上，德国日本分别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又分别在二战中被盟军击败。美国海外驻军很多，但最核心的两个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德国有美军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驻德美军总兵力约3.3万人；日本则是美国亚洲最重要的军事存在国，驻日美军总兵力约3.5万人。大规模驻军德日一方面有“联合防卫”的含义，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制约控制的考量。军备方面，德日作为传统军事强国，目前军力都处于被严重阉割的状态。两国长期以来的军费开支都只有GDP总量的1%左右，与国际上2%的基准线相去甚远。二战战败后，德国的军力受到高度限制，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德国陆军如今只有6万名士兵，空军只剩下约120架台风战斗机撑门面。日本自卫队的境况稍微好一些，但海陆空自卫队的总兵力也仅有不到25万人。因为美国驻军等历史因素，使得德日老百姓情感上普遍不喜欢搞军备竞赛，国内征兵困难；以日本自卫队为例，其人员平均年龄高达36岁，是一支垂垂老矣的部队。简而言之，实际操作中德日基本上将安全防务外包给了美国，由此导致德国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与经济实力十分不匹配。如今面对多事之秋，两国老百姓都希望政府能更加有力的主导局面，于是均开启了艰难的整顿扩军工作。摩耶级导弹驱逐舰是日版的阿利伯克III型舰，满载排水量破万吨对外关系上，德国和日本都是标准的外向型贸易国家，依赖经济全球化与大宗能源进口，与俄罗斯、沙特这种截然不同，与中国、美国也存在很大区别。高度参与全球化的结果，是中日、中德的双边贸易规模都十分庞大。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高达2350亿美元。而中国与日本贸易体量更在德国之上，2018-2021连续四年突破3000亿美元，其中2021年高达3713亿美元——单一国家里仅此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上表是海关总署统计的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抛开相对特殊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不谈，日本、韩国、德国、越南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四个贸易伙伴。刚刚的消息是越南一把手阮富仲同志即将启程访华，稍后是德国总理朔尔茨，与日本、韩国的试探性见面则大概率会安排在G20峰会上。前文解释过，放眼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板块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北美、欧洲、中国、日韩、东盟、印度、俄罗斯等几个。在中美关系不确定性日益增高、上合组织基本盘日益巩固的情况下，欧洲和日韩毫无疑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阵地。假如说这两块阵地丢掉，那基本上与五六十年代的对外贸易格局也相差不大了。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基本盘，跟俄罗斯、东欧个别国家、中亚、阿拉伯、非洲、越南、柬埔寨等做做生意……想当年，“改革开放”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定语——向西方世界，因为在相对封闭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样是“开放”的。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大家便能够体会，RCEP（东盟+日韩）和中欧投资协定（已冻结）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中国不是俄罗斯，中国是贸易型经济体，一年六万亿美元的外贸总额关系着千家万户和国家的国力。这一点上我们与德国、日本、韩国的利益其实高度一致。2022是大变局纷至沓来的一年，欧洲那边已经给打了个样。未来某一天，如果亚洲发生类似乌克兰战争那样的黑天鹅事件，日本韩国的境遇只能较德国更差。对他们来说，同样需要未雨绸缪。

2022年是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以今天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其实是一个偶然成分很高的事件。事实上，二十世纪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的根本性转折即是1972年尼克松北京之行；如果没有尼克松“乾坤独断”，就不会有七十年代至今的中美关系。访华飞机上的尼克松，桌上放着有关于中国信息的简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是除南斯拉夫外唯一一个与西方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国家；在那个两大阵营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里，我们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股清流。这种偶然性与特殊性是由一系列复杂历史事件所导致的，比如祸兮福所倚的中苏分裂，再比如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尴尬，还有中美领导人各自的立场与性格。以尼克松为例，美国国内后来产生了一个政治谚语，叫“尼克松到中国”（Nixon

电视剧《潜伏》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余则成接到上线指示，得知八路军方面出了一个叛徒，急需除掉。可如此高度保密的事情余则成毫无线索，又不敢公开打听，怎么办呢？在经过层层范围缩小后，他用“请示安排饭局”的方法巧妙试探，实现锁定叛徒方位的关键一步。作为一个优秀的地下/媒体工作者，当你想确认A消息时，不能直接问当事人“请问A是真的吗？”这样人家会回复你“naive！”正确的做法是像余则成一样，旁敲侧击，润物细无声。亦或者如上海丈母娘一般，询问准女婿“你家车位的物业费是多少？”通过另外一个曲线问题，巧妙的将几个关键信息点一一捋出来。OK，言归正传。笔者日常关注的微信公众号中，有一个是“外交部”。“外交部”是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账户，比市面上流传的那些“大国号”“时政号”要权威100倍。该号每天会更新完整版的国内外记者提问与发言人回答，非常精彩。7月20日这天，它按惯例推送了7月19日例行记者会的问答实录，其中有一则简短的消息异常惹人关注——彭博社记者：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邀请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领导人于11月访华并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你能否证实中方已发出相关邀请，并且欧洲四国领导人尚未答复？赵立坚：我不知道他们这是从哪里来的消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假消息。消息的真伪发言人已经给出判断，此处不再讨论。单就问题而言，记者引述提问的两句话里信息量极为丰富；通过抛出该问题，他至少想确认以下几个关键信息：

2008年7月3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集结了四百多人。他们身穿白衣、头绑布条，一边高举希望获得台湾居民身份的口号，一边齐唱着一首凄凉的歌——《亚细亚的孤儿》。从下午一直聚集到深夜，期间还由现场维持秩序的台北市警察将“陈情书”送给了“立法院长”王金平的秘书处长。最终，台内政部门负责人深夜到场宣布：同意他们前去自首，自首时给发临时身份证明，以解决工作和居留问题。或许大家想不到，这些岛内走投无路的黑户，便是泰缅孤军的后代。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军败退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三个：东南沿海诸岛广西越南边境云南缅甸边境众所周知，李敖调侃的“一国只两省”是指福建省和台湾省，“一省只两县”则是说台湾手里的那个“福建省”只有金门和马祖两个县。其实刚刚败退台湾时，老蒋手里远不止两个省，而是保留了五个省的机关。除上面俩外，还有云南省，浙江省和江苏省，以及海南特别行政区。最早消失的是江苏省。1949年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陆续迁往崇明岛、嵊泗列岛，不过仅一年便遭撤编。其次消失的是广东省-海南特别行政区。广东解放后，国民党把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海诸岛划出来成立海南特别行政区。随着1950年5月解放军大军攻克海南岛，国民党这个特别行政区政府不得已停止运作。1979年高雄市改制为直辖市，原先属于海南特区管辖的南海诸岛（东沙岛与南沙太平岛）由改交由高雄市代管。接下来是云南省。1950年，国民党败兵带着他们的“云南省政府”搬迁到了泰国，以此作为大本营指挥泰缅十几万孤军反攻大陆。三年后的1953年4月，联合国作出决议要求泰缅孤军解除武装撤回台湾；于是老蒋被迫命令云南省省主席李弥率部撤台，从此名义上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便没了。不过背地里，老蒋撺掇部分孤军留了下来，默许陆军中将段希文自任国民政府云南省省主席一职。最后一个是浙江省。1949年，国民党的浙江省政府迁至了大陈群岛，在此苟延残喘了六年之久。1955年1月，华东军区陆、海、空军各一部在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统一指挥下发起一江山岛战役，大获全胜。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眼看情况不妙，蒋介石在美第七舰队的帮助下迅速组织撤退。至此，东南沿海（除金门、马祖）和海南岛的残兵均撤回了台湾。相对东南沿海方向，退往广西越南边境和云南缅甸边境的国民党部队，可就命途多舛了。台湾“福建省政府”大楼。1956年因金马地区实施全面军管，国民党的福建省政府精简后迁至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从广州坐上飞机，只需要三个小时便可以飞到位于泰国湾里的富国岛。富国岛是东南亚著名的旅游岛屿，隶属越南坚江省富国市，与柬埔寨隔海相望（柬埔寨方面也宣称拥有该岛主权）。这里盛产珍珠和鱼露，在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岛上居住着约十万人口。1950~1953年间，曾有三万多国军曾被法国人软禁在富国岛上，被台湾方面宣传成“海上苏武”。话说渡江战役后，国军上百万残兵纷纷向东南沿海和边境方向撤退。当时桂系的地位在国府内部极为突出，白崇禧手握七个兵团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国军最后的底牌。1949年4月，“桂系”大档头李宗仁飞赴桂林，决心在大本营广西自行重组政府，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其实早在《和谈，1949》时，我党就曾向李宗仁抛出过“桂系反蒋”的方案，李一时犹豫没有接受。此番回广西，李宗仁很可能是想重操旧案，以二档头白崇禧的五十万大军和西南几省为筹码，和我党谈一个好价钱。面对大哥准备与蒋介石决裂的架势，白崇禧显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4月29日，白崇禧飞离武汉前往桂林准备与李宗仁见面。一方面他是想听听大哥的“方案”，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哥对反蒋一事慎重再慎重。不过就当飞机临近桂林时，天上突降暴雨，白崇禧只得改飞广州。当晚，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旧址会晤白崇禧。经过一番“思想工作”，蒋介石最终说服白崇禧与之合作，李白二人就此分道扬镳。我们很难想象要是那天桂林不下雨，让李宗仁先见到白崇禧，历史会是什么结果。此前几十年里，每逢桂系做重大决策，李宗仁都能做白崇禧的主；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功败垂成。李宗仁曾警告白崇禧（身着军装者）“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但白仍执意赴台湾。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组织国民大会罢免李宗仁时，白举起双手表示赞成1949年底，四野大军攻入广西，负隅顽抗的白崇禧桂系军大败。桂系残兵一部分败退走海路被运往海南岛，另有一部退入越南境内。1949年12月14日，四野大军攻占镇南关，解放广西全境。广西战役失败后，白崇禧飞往海南岛，留守越南边境一带的残兵则重新编成第一兵团，交由黄杰指挥。时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密电指示黄杰：先入越南建立根据地，再图反攻。于是黄杰便命令部队以“轻装分散”的形式退入越南境内，以躲避解放军的追击。越南当时属于法国殖民地，解放军自然不愿意直接攻入越南境内与法军产生冲突，遂在边境处停止追击。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军高层陈诚、白崇禧等人之所以决策把残兵退入越南境内，其实存在引诱解放军入越的想法。按照他们的思路，接下来国军将与法军联合进攻胡志明的地盘作为国家根据地，把中国内战搅成“国际问题”。要是能吸引美国介入，那就更好了。因此解放军并没有入越清剿，而是把战线由军事层面转移至外交层面。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广播，指责驻越法军允许国军部队进入越南，并发表外交声明施压。法属殖民地时期的河内法国人面对蜂拥而至的国军败兵感到非常棘手。让国军大摇大摆过境吧，一方面得罪新中国政府，另一方面颜面何存？围剿国军吧，那可是三万多正规军啊，真打起来法国人也费劲。既然“麻杆打狼两头怕”，那双方就开始谈判吧。1949年12月12日，国军兵团参谋长何竹本与法驻谅山边防军参谋长奥里亚会晤，双方签下《峙马协定》，具体内容如下：法国同意国民党军借道越南海防转运台湾；国军武器交法方封存，由政府交涉发还；沿途警戒由法方派出，给养由法方负责；12月13日开始行动，五百人为一组，妇孺先行入境。“协定”达成后，国军开始向越南境内聚集。期间国军还与胡志明的越共游击队发生冲突，一路且战且走。12月24日，法军看到蜂拥而至的军队和难民越来越多，且考虑到新中国政府的施压，开始后悔放国军入境。为了防止生乱，法方撕毁“协定”，想强行收缴国军的武器，双方遂爆发冲突。国民党军与法军方激战至1950年1月6日，终因弹尽粮绝，被迫向法军投降。此后法军以“保护”的名义把解除武装的国军拘禁在越南北方蒙阳与莱姆法郎两处集中营里。1950年春，有了新中国支持的胡志明部越战越勇；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法国人开始考虑将北方集中营里的三万余名国军南下迁移至富国岛等地。这场横跨越南南北的大迁移直到1951年方才彻底完成。富国岛上的沙滩作为西方阵营的大哥，此时美国走上台前和法国磋商这支被扣国军的事宜，美方想把这三万余人武装起来，直接编入驻越法军同北方的越共作战。不过法国方面倒是对该建议非常慎重。他们担心这会给解放军直接出兵越南以借口，遂拒绝了美方的提议，继续将国军软禁在岛上。法国人把国军赶到岛上后便置之不理，连营房都没有提供。国军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在岛上盖医院、学校，修复机场等交通设施，处境甚是凄惨。经过几年的努力，竟在这个离故国千里之外的小岛上慢慢扎下来根，还发展起农渔产业。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不急于把这支孤苦伶仃的部队接回台湾呢？原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老蒋极度兴奋，一直做着反攻的春秋大梦。在他的设想中，越南（黄杰）和缅甸（李弥）的这两支孤军将成为反攻大陆的“奇兵”。直到1952年春，台湾方面才通过美国方面与法国交涉，提出撤回富国岛部队的请求。待沟通完毕后，国民党政府在岛内各地兴建了“克难住宅”，命名为“赴台新村”（后改名“富台新村”）。直到1953年5月，台湾才派船赴富国岛接回了这批流亡越南三年多的国军。当时有部分国军不愿意离开，最终滞留在越南和柬埔寨成为侨民，实际抵达台湾的人数为30087人。富国岛的国军赴台后，成为被重点宣传的对象。1955年11月，台当局在高雄市第一大湖大贝湖（今称“澄清湖”）内填出了一个一百平方米的小岛。这座小岛被命名为富国岛，以纪念这支在越南的孤军。小岛与湖岸有桥连接，岛上有纪念碑，岛外侧有凉亭建筑，名曰“思源亭”。“思源亭”这个名字，或许是有意在提醒这些迁台的人——饮水思源，不忘故土。高雄澄清湖和湖中的富国岛相对退入越南境内又流亡富国岛的这支部队，走缅甸一路的国军残兵命运更加艰难。几乎在广西战役的同时，陈赓率二野大军直逼云南昆明。这时的昆明周边云集了西南一带退却至此的大批国军，其中主力精锐是中国远征军名将李弥率领的第八军和常德会战英雄余程万率领的第二十六军。1949年12月9日下午7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昆明起义让蒋介石十分震怒，他指挥西南国军残部，试图在解放军到来前将卢汉起义镇压下去。从12月16日起，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等部三面包围昆明，全面进攻。由于解放军援军就在眼前，所以卢汉的滇军在面对中央军精锐的进攻时表现的异常顽强。在坚守昆明四天之后，陈赓率二野大军旋风而至，围城的国军则向滇西一带撤退。李弥（左一）是国军的一员福将，曾在淮海战役中化装逃出生天对于李弥来说，滇西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1944年6月，当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在松山受阻时，李弥作为第八军副军长奉命以战地总指挥的身份率部主攻松山。此番故地重游，他率领的不再是士气高昂的远征军，而是兵败如山倒的十余万残兵。和军队一起撤退的还有滇西一带的部分边民；他们或是被国军煽动，或是军属，总人数达数十万之众。1950年1月，解放军发动滇南战役。我军的意图十分明确，要一举歼灭国军在云南的最后两支部队——第八军（李弥）和第二十六军（余程万）。1月14日，李弥和余程万飞往台湾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会上李弥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表态愿意留在云南，建立反攻基地。尽管勇气可嘉，但滇南战役仍以国军的惨败收场——两个军主力约六万人被歼。不过李弥的确是死硬分子，他收拢残部，把大批打散的散兵游勇带去了自己熟悉的缅北，成立了所谓的“李弥游击队”。这一时期在李弥游击队里出现了许许多多国军各部的番号：第8军、第26军、第41师、第42师、第44师、第93师、第73师、第103师、第169师、第170师、第237师、新编第3师、荣誉第1师、机场警卫军、滇桂黔三省的边防军、省府军等等。鱼龙混杂。不仅如此，为了扩充兵员，国民党残军还在缅北当地办起了军事进修班，吸引当地缅人加入。像日后叱咤金三角的大毒枭坤沙、罗星汉以及“果敢王”彭家声等人，都是国军进修班毕业的高材生。五十年代初的缅甸虽然名义上已经从英国独立，但实际上政府对于边疆的掌控力非常弱。最初，缅甸政府也是想驱逐或者剿灭这支国军的。1950年3月13日，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吴奈温在景栋举行记者会，表示缅军会解除孤军武装。磨磨蹭蹭了几个月，1950年夏天，缅甸调集了两万多国防军围攻位于缅北金三角孟果一带的国军。结果国民党残部在李国辉（李弥第八军709团团长）的率领下，以伤亡千人的代价大败缅军，歼敌近5000人。此前寂寂无名的李国辉一时名扬东南亚，成了金三角人尽皆知的“小李将军”。泰国《曼谷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各大媒体密集刊登了《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报导。蒋介石大受振奋。泰北小镇美斯乐，这里是泰缅孤军的最终落脚之地解除了来自缅军的威胁后，国军残部在缅北建立起多个根据地。1951年5月，这支孤军大举反攻云南，先后攻克14个县市乡，并在沧源建立起军事指挥所。一个月后，解放军大举进驻昆明、大理和楚雄，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反攻。国军残部只得再次退回缅北丛林之中，继续打游击。1953年，缅甸和苏联在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入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孤军放下武器，退出缅甸。为了不落下国际指责的口实，蒋介石想了一个法子。他把余下的孤军改名为“志愿军”，并发了一道密令——留精撤弱，明撤暗留，等待时机。接着明面上向世界宣布，余下者均为抗命，已与台岛无关。于是乎，一边是李弥大张旗鼓的率领一万多名孤军和家属撤回台湾，被安置在桃园和台北一带；另一边国军中将段希文则接替李弥，自封为国民政府云南省省主席，继续领导这支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队伍。美斯乐牌子下面写着“93师

《几人从此到瀛洲》一篇中介绍过“先礼后兵”的预测。“兵”的方案之前写过太多太多了，简而言之——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站在中国大陆的角度，尤其需要避免将台湾作为一个孤立问题来看待，试图准备一个“得乎其中”的方案。不做则以，如果真要做，希望是将台湾、南海、整个第一岛链，甚至马六甲、印度洋航道等一并包含进来，以此为目标设置计划与配套措施。说起来，在当下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不仅大陆方面有危机感，华盛顿、台北同样存在摊牌的危机感。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过本篇我们不去聊太沉重的话题，侧重点放在先礼后兵的“礼”上。1993年4月27日，来自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来自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新加坡举行了著名的“汪辜会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是挂靠在国台办下面的民间机构组织，一般由退休的正部级领导干部担任会长、现任国台办副主任担任副会长。与海协会类似，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也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它的上级指导单位是“陆委会”，对应大陆国台办。1993年“汪辜会谈”时，担任海协会会长的是汪道涵先生。九十年代他的身份角色非常特殊，可以直通最高层，此处不再赘述。另一边，辜振甫先生的身世地位也十分显赫。作为岛内豪门望族，辜家蓝绿通吃——辜振甫本人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总统府资政”，其同父异母弟辜宽敏则是台独大佬、民进党的“总统府资政。”待两边的机构、人员确定好了之后，经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的斡旋撮合，一场举世瞩目的会谈终于圆满完成。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会谈。而会谈顺利举办的政治基础，便是前一年海协会、海基会于香港进行事务性磋商时形成的临时意见：“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2000年台湾政权交接之际，即将卸任的陆委会主委苏起将上述意见概括为“九二共识”四个字。随着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获得巨大成功，这一关键论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马英九飞抵新加坡出席两岸领导人会议，2015年11月7日《马英九时代》是“九二共识”大放异彩的时期；其巅峰之作，要数2015年底发生在新加坡的那场高峰会。

众所周知，1996年台海危机的导火索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其实李登辉访美还有一个前奏——1994年过境夏威夷。李登辉与陈水扁自1979年中美建交至九十年代初，美国方面大是大非面前基本恪守了“三个公报”的准则。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界“联中制苏”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事上的延续。无论是中国美国、古代还是现代，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需要配套的人事去落实执行。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虽然华盛顿“联中制苏”的大战略已不复存在，但从尼克松时代开始那一批对华友好的外交官员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以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组成了华盛顿对华政策的“鸽派”群体。时间来到1994年5月。当李登辉访问中南美洲期间过境美国时，美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德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李登辉在夏威夷过夜。罗德曾担任基辛格的助理，参加过《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1972》、《福特访华，1975》等重大外交事件，1985~1989年间任美国驻华大使，1993~1997年任助理国务卿。作为对华政策的鸽派，罗德仅仅安排了李登辉专机的加油事宜，让他到夏威夷当地一座空军基地的招待室里休息休息，并委派了一名上尉军官出面接待。如此低的规格使李登辉大怒不已。李决定不下飞机，身穿睡衣在飞机上会见了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礼节上只要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AIT主席都会与之见面）。作为抗议，送白乐崎下飞机时李登辉甚至没有送到机舱门，为此还讽刺的说道：“不能送你到机门了，免得不小心滑落，踩到美国土地。”台湾面上激烈的表现与暗地里的舆论公关起到了显著效果。事后，美国国会内部的亲台议员对助理国务卿罗德口诛笔伐，频频拿他去国会作证询问，给主管外交工作的美国国务院带来巨大压力。李登辉眼看时机成熟，遂于1995年初亲自对外释放风声，表达了回访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愿望，并得到时任校长的支持（事前以李登辉个人名义给康奈尔支付两笔捐款）。与此同时，美国会亲台议员们展开规模庞大的连署（台湾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从中运作，签订总额450万美元的委托合同），要求行政部门加以检讨，放宽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的限制。1995年，49岁的克林顿与22岁的莱温斯基第一次握手的场景台湾的积极推动与国会议员们的强势起哄使得罗德等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深知李登辉访美会激起北京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职权很大程度上依赖总统的信任；这一时期克林顿总统对国务卿等人并不十分满意，反而更加重视国会的意见。最终，疲于应付两边压力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干脆将“准许”“不准许”两份文件同时提交给白宫，让克林顿总统拍板。克林顿经过一番得失权衡，决定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到访美国，这便有了历史上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1995年6月7日至12日，在经美国国会两院决议及克林顿政府的同意下，李登辉以私人行程名义启程访美。他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全英文的公开演讲——“WITH

金日成幼名成柱，早年随父母一起逃亡东北。

在《从一张照片看普京与绍伊古》一文中，提到普京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出生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图瓦共和国位于外蒙古西北部，古称唐努乌梁海。本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左上角红色框内的区域为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面积有十七万平方公里之巨，相当于一个山东省的大小。其核心区域是叶尼塞河上游的一处河谷。由于群山环抱，水草丰美，历史上这里曾是西辽和瓦剌等少数民族政权活动的地方。明末清初，唐努乌梁海地区属于喀尔喀蒙古管辖。“蒙古”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通常分为漠南蒙古、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三部。漠南蒙古即今天的内蒙古；1636年皇太极远征漠南蒙古，一举将其臣服。漠西蒙古即今天的新疆准格尔；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数次亲征葛尔丹，收服的就是漠西蒙古。漠北蒙古是今天的蒙古国一带，又称喀尔喀蒙古，唐努乌梁海便是它的一部分。顺治年间（1655年），清朝正式册封了喀尔喀蒙古首领，唐努乌梁海地区由此纳入到了大清版图之中。回顾中国历史，汉族王朝对漠北蒙古实施有效统治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无论是大宋还是大明，核心地盘都在关内。相对来说，少数民族出身的清朝十分重视对内外蒙古的经营，满蒙和亲的情况十分普遍。正因如此，坊间才有了“蒙古是满洲入关的嫁妆”一说。唐努乌梁海卫星图，图中群山环绕的河谷即唐努乌梁海核心区域十七世纪后半叶，沙俄的势力开始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一带。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清朝和沙俄在外东北雅克萨接连打了几场千人规模的边境战争。一番较量后，双方签署《尼布楚条约》，完成两国东部边境划界。几乎统一时期，沙俄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试图引诱当地蒙古族首领降俄。清廷担心夜长梦多，于雍正初年拉着沙俄签订下《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北部的中俄国界。至此，中俄北部和东部边界基本确立，唐努乌梁海成为有正式名分的大清领土。1860年和1864年，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逼迫清朝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尽管丢掉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外蒙古及其境内的唐努乌梁海仍在大清的疆域内。两国还在1869年设置好了界碑。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沙俄派出二十万大军入侵中国东北。

1、前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1898年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成立的一个组织。由于沙俄政府的强势清剿，早年间社会民主工党基本处于流亡海外的状态，与同一时期的孙中山类似。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会上，列宁与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马尔托夫出现意见分歧。马尔托夫支持政党成员独立自由的表达想法，而列宁推崇民主集中制。马尔托夫反对一些太过激烈的革命手段，列宁主张“掀桌子”。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大多数人支持了列宁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们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相对应的，马尔托夫的支持者被称为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191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把孟什维克派驱逐出党，成为新的社会民主党（布）。社会民主党（布）后来变成俄共（布）、联共（布），直到1952年才正式改称苏联共产党。列宁是律师出身，本姓乌里扬诺夫，1891年以校外生资格通过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青年时代列宁曾赴西欧各国考察，与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建立起联系。因立场倾向革命，使得他的大名很早就被沙俄政府挂上了号，只能常年流亡海外。列宁博学多才，能说俄、法、德、英等多国语言，爬山、骑行、游泳样样精通。与思想中充满暴力成分不同，现实生活里列宁是一个彬彬有礼、富有情趣的人。那为什么一个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会萌生出十分激烈的想法呢？这便来了电影《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名言——“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打住。其实类似的出发点孙中山也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曾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与列宁何其相似。既然你的革命力量是三合会这种组织，那暴力几乎就是绕不开的选择。位于红场的列宁墓2、初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一直希望东线的对手沙皇俄国能内乱掉。所以从战前开始，德国就不断出钱支持俄国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份报纸《火星报》，是列宁与孟什维克派首领马尔托夫一起在德国慕尼黑创办的。流亡西欧期间，列宁等人不断写文章发到报纸上，传播革命思想。“列宁”便是这一时期他用的笔名。当时有支持俄国革命想法的不止是德国，还有日本。由于跟俄国在中国东北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日本早在日俄战争前便已经往俄国境内派遣了大批间谍。与甲午战争前渗透中国如出一辙。1904~1905年的战争期间，日本著名间谍明石元二郎跑到欧洲去找列宁，出巨资帮助其闹革命。这一时期德国和日本不止风投了列宁一家。只要是能让俄国乱起来，管你搞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通通给钱。最初，德国方面开花结果的风险投资对象并不是列宁，而是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年初，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历时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灭亡，沙皇尼古拉二世成了亡国之君。二月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事后形成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并存的混乱局面。当时德方非常兴奋，立即向俄国临时政府提出媾和的建议。可临时政府里没有谁敢拍板这种大事，对于柏林方面的提议一直模棱两可。此时人在瑞士苏黎世的列宁说：“我敢！”德国人非常高兴。他们赶紧派人秘密护送列宁回国，并支付了大量资金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一个不行，再来一个。由于正处战争期间，大部分国家都封闭了进出通道，因此德国人费了好大劲才将列宁等俄国革命者送回国。先是搭乘列车穿越德占区，然后坐船走海路送往瑞典，最后再乘火车抵达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们不负众望，十月革命一举成功。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程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攻占冬宫那“临门一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城市里的地下斗争。和孙中山同盟会以及三十年代上海特科做的事情很像。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俄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新政权创立之初，苏俄高层形成了以列宁、托洛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为“三驾马车”的领导团队。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联总理。托洛斯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即苏联红军总司令。捷尔任斯基任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主席。这个名字很长的委员会俗称“契卡”，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克格勃。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召开——这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次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列宁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原来就在会议开幕几天前，苏俄政府刚刚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宣布退出一战。条约中，苏俄割让了包括波兰东部、立陶宛等在内的近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个付出巨大代价的停战条约是列宁在斯大林等人的支持下力主通过的。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大咖都持保留意见。之所以列宁要签订这个“卖国条约”，目的自然是减轻苏俄新政权的外部压力。新诞生的苏俄风雨飘摇，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前面提到过的重要原因——这是列宁早就和德国人谈好的条件。有“事前协议”，由不得你不答应。苏德《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现场3、反抗1878年12月18日，斯大林出生在格鲁吉亚一个古老的城镇——哥里。这个出生日期是苏联历史学博士斯比宁费了不少力气考证的。为此斯比宁专门跑了一趟格鲁吉亚第比里斯省哥里市的教堂，仔细查阅了1878年的出生登记簿。斯大林的真名叫约瑟夫，姓氏是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同样是一个笔名。根据历史学家斯比宁的考究，斯大林出身农奴世家，祖辈曾世代在当地一个公爵家里为奴。因不堪压迫，曾祖父这一代历经千辛万苦成功逃亡了出来，获得自由身。苏联历代领导人中，列宁的出身最好，属于小资产阶级。其身后的历任苏共一把手，基本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斯大林的父亲是农民出身的皮鞋匠，娶了一个同样出身为农奴的女儿。性情暴躁的父亲经常酗酒无度，殴打妻儿，斯大林对他的印象极差。青年时代斯大林把本姓“朱加什维利”改为“斯大林”，彻底抛弃了父姓。此后几十年间，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只提到过父亲一次。大概是说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鞋匠，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出身寒微、常常遭受家庭虐待的经历，让斯大林的性格中存在暴力加自卑的成分。暴力就不用解释了，成名后的斯大林推崇肉体消灭，杀人如麻。自卑其实也是斯大林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多朋友看历史照片会误认为斯大林人高马大，其实他只有一米六多点。斯大林对身高问题非常在意，除极个别会见外宾的场合外，不允许任何人站在他身边。苏共高级官员们必须在斯大林身后半步开外——官场熟悉的“半月形走位”。在红场阅兵等重大场合，斯大林会身着特长军大衣，登上C位特制的木块以显示高大英挺。斯大林现存最早的照片，摄于1894年（16岁）。那时斯大林的目光中带着一丝丝迷茫与忧郁，与后来坚毅无情的神态有很大差别1899年，无法支付学费的斯大林被学校开除，从此全身心走上革命道路。离开学校前，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小镇贫农出身的孩子，于公于私都使得斯大林坚定支持列宁一派的思想——暴力革命。怀揣着一腔怒火，青年斯大林掀起桌子来非常的猛。组织罢工、发放传单、抢银行、绑票勒索……样样精通。其中“斯大林抢劫运钞车”的故事经过很多西方史学家渲染，流传最广。俄国革命年代的“抢银行”在革命者中间被称为“没收行动”，即没收阶级敌人的财产作为革命经费。1907年6月26日，斯大林组织人在第比利斯市内的一处广场伏击了银行护送队。宛如美国好莱坞大片。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和自制炸弹袭击，布尔什维克们成功劫取了二十几万卢布的现金。当时斯大林的妻子身患重病，家里穷的叮当响。然而即使这样，斯大林仍将抢来的巨款分文不留，全数上交给组织。最终妻子因得不到医治于当年年底离世，只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名叫雅可夫。二战期间，雅可夫曾在苏联红军西方面军中任炮兵连上尉连长，1941年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德军提出用雅可夫交换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德军元帅保卢斯，被断然拒绝。斯大林留下一句名言：“我不会用一名将军交换一名士兵”。按照官方公布的正式履历，斯大林一生有过两次婚姻，育有三个孩子。第一任妻子便是1907因斑疹伤寒去世的叶卡捷琳娜。留下的孩子雅可夫1943年在德国战俘营中自杀（一说被德军枪杀）。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因与斯大林政见不合于1932年自杀身亡（一说被误杀）。娜杰日达留下的儿子瓦西里在斯大林去世后因军事事故被判八年监禁，出狱后酗酒而亡，年仅四十岁。娜杰日达留下的女儿后来叛逃美国，被包装成“投奔西方的红色公主”，经常写书批判父亲。纵观斯大林一生，可谓是亲情黯淡。唯一陪伴了他终身的是那爱不释手的烟斗。斯大林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时习惯口含着烟斗在会议室里踱步，一边说话一边吸烟。一众苏共高级干部低头认真记录，场面极具威严。后来这一动作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模仿，具有复杂深刻的政治含义。直到今天，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大家一起围坐着桌子开会。如果出现像斯大林这般叼着烟斗踱步在会议室中的画面，则象征着领袖与其他人之间巨大的权力鸿沟。不再是平等的“同志关系”。沙俄警察局拘捕斯大林的档案照片，很有道上大哥的风范4、遇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时候，列宁47岁，斯大林39岁。二人只相差八岁而已。满打满算，列宁执政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而斯大林却掌控苏联整整三十年。这其中就不得不提苏联历史上扑朔迷离的“列宁遇刺事件”。1918年8月30日，列宁赴莫斯科郊外的米赫尔松工厂对工人发表演讲。演讲完准备登上汽车离开，一位名叫芬妮·卡普兰的女杀手朝列宁连开三枪，其中两颗击中列宁。一颗子弹击中左肩，另一颗击中左胸并穿颈而过。事件发生三天后，嫌疑犯卡普兰在未经任何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契卡（克格勃）执行枪决。给后人带来诸多遐想。根据克格勃的口供，卡普兰承认自己刺杀了列宁，并表示无人指使，完全是个人所为。列宁遇刺的故事在1939年版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有过生动演绎，一度广为流传。暗杀事件给列宁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安全取走子弹从，使得从1922年初开始列宁便频繁中风，从此远离工作一线。历史有时候真的如“蝴蝶效应”一般，两颗子弹彻底改变了苏共高层的权力格局。新诞生的苏俄政权面临着一场权力大洗牌。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列宁似乎是“列宁式政党”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被暗杀成功的。其他大家很难找出一个列宁式政党领袖和平年代遭遇不测的情况。古巴的卡斯特罗据说挫败了634次暗杀，人毫发未伤。电影《列宁在1918年》剧照列宁遇刺后的第二年（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俄共政治局：列宁

每天一篇全球人文与地理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NO.919-俄罗斯迁都作者：伊万

4月21日，一段俄罗斯官方媒体发布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具体情节看过报道的朋友们都知道个大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普京汇报，经过五十天激战后，马里乌波尔“已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但是（关键的信息往往在but之后），亚速钢铁厂里还残余了两千多名乌军和亚速营。绍伊古保证，俄军只需三到四天就能完全消灭乌克兰守军。普京打断了绍伊古：“我认为对工业区的攻击建议是不合适的，我命令撤销这一命令。必须考虑保障我们的士兵和军官的生命，不需要爬进这些墓穴。把这整个区域封锁起来，让一只苍蝇都无法通过。”……俄媒的视频一经播放即受到广泛关注。毕竟之前绍伊古已经“神隐”了一个多月没有露面，坊间诸多传言。有关军事作战的话题并不是本篇的焦点，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视频画面本身。以下为两个典型场景——画面中普京身体后仰在椅子背上，右手从下往上抓着桌沿，不如往日那般淡定从容。或许是连日指挥作战，神态方面普大帝看起来稍有些疲惫。与中规中矩的普京不同，人称“当代朱可夫”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亮点颇多。他摆出了一个典型的“官场汇报姿态”——屁股只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不仅如此，大家仔细观察二人的脚。普京双脚平放在地面上，而绍伊古却踮着脚，有点半蹲的感觉，战战兢兢。因为这种特殊的坐姿，使得绍伊古大腿和小腿呈一个明显的锐角（发力状态），与普京形成鲜明对比。整个汇报过程中，绍伊古只有两种姿态：图1-拿着纸汇报。图2-放下纸听训示，双手靠拢在一起，宛如一个犯了错的孩子。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这段视频大家不难发现，执政已二十多年的普京在俄罗斯政坛真是“神”一般高高在上的存在。俄罗斯没有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只有普京和六部尚书——大帝亲掌六部。尤其是兵部。普京今年年初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的表情。苏联-俄罗斯的国防力量体系中，国防部长地位极高，类似中国的“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与美国文官出任国防部长的传统不同，苏-俄系的国防部长都是军职。红色帝国时期，苏联国防部长大都身负卓越战功。有一点刘邦“白马盟誓”的感觉——“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抛开二战期间自己兼任国防部长的斯大林不谈，战后苏联的几任国防部长分别为：布尔加宁（1947-1955）朱可夫（1955-1957）马利诺夫斯基（1957-1967）格列奇科（1967-1976）乌斯季诺夫（1976-1984）索科洛夫（1984-1987）亚佐夫（1987-1991）布尔加宁是苏共排名十分靠前的常委（《苏共，1953》），五十年代以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兼国防部长，1953年之后的实权在第一副部长朱可夫手中。朱可夫不介绍了。马利诺夫斯基是苏军功勋将领（赫鲁晓夫给他做过政委），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和1945年苏联对日出兵的主要负责将领之一。格列奇科二战期间担任集团军司令，被誉为战时最有才华的集团军司令之一，《战备的前夜》中曾扬言对中国全面出兵。……历任苏联国防部长中只有乌斯季诺夫是非一线作战部队出身。他曾担任苏联武器装备部部长、国防工业部部长等职（军职），凭借搞出一堆尖端武器装备高升了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霸气的戎装照与前辈们辉煌的履历相比，绍伊古的仕途颇具戏剧性。绍伊古1955年生于苏联图瓦自治州（现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柴旦市，有一半图瓦人（泛蒙古人）血统。父亲担任过苏共图瓦州党委书记，据说与叶利钦是老相识。图瓦州历史上属于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部。按照台湾“地图开疆”后的中华民国全图，绍伊古算是中国人……青年时代绍伊古在大学读的土木工程专业，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他到苏联建筑国企任职，一路做到了总工程师，俄罗斯时期还评上了地质科学院院士。从简历大家不难发现，绍伊古其实是个专业技术人才，或者说官场中的专业技术官员。年轻的绍伊古，有一点蒙古人的相貌特征与1991年前后抓住历史机遇突飞猛进的普京一样（《红色帝国的掌门人

传染病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大敌。面对如今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和信息渠道病毒都能肆意横行，在古代，控制住传染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在2006年百家讲坛火爆的那段时间，笔者从一期杂志上看到一篇野史文章——《满清代明：不是吴三桂惹的祸》。文中作者提出了“鼠疫影响满清代明”的观点。由于搜遍全网也没有找到原文，此处只能按照记忆中的文章主旨思想，重新组合一下分享给读者朋友们。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国务卿基辛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等人陪同下抵达北京，开启访华之行。受周恩来总理委托，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前往机场迎接福特总统，并主持欢迎宴会。邓小平陪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在首都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平心而论，中国方面对于福特总统的此次访华期望不大，与三年前的尼克松完全不能比。为什么呢？因为福特是个神奇的人物。1974年8月8日晚，深陷“水门事件”丑闻的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从次日起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

2月16日，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官方公号“果敢民族之声”发布了一则讣告。全文如下：来源：https://www.163.com/dy/media/T1505478621708.html首先解释一下治丧委员会名单中的人物。第一段人名来自佤邦。排名第一的鲍有祥在《佤邦皇帝》一篇中有过介绍，现任佤邦联合军总司令、佤邦人民政府主席、佤邦联合党总书记、缅甸联邦共和国边境检查总署署长。鲍有祥之后的人名大都是佤邦高管。比如肖明亮是佤邦二当家；鲍有宇、鲍有良一看就是鲍有祥的兄弟辈。目前佤邦可以认为是缅北这些割据政权的“领头羊”。鲍有祥麾下有铁甲三万余，排在最前面理所当然。第二段人名来自掸邦第四特区。排名第一的吴再林即彭家声的女婿林明贤，吴再林是他的缅名。尽管都是割据一方的“特区”，但掸邦第四特区只有十几万人口，实力相对佤邦要弱很多，故排在第二段。第三段只有两个人名：通米亚能和达艾鹏。缅北这方土地上除了大家熟悉的佤邦、掸邦第四特区，掸邦第一特区和克钦军外，还有很多规模更小的武装。比如这个通米亚能，他是若开民族解放军的首领，而达艾鹏则是德昂民族解放军的首领。若开军、德昂军与果敢同盟军的立场比较一致，属于“盟军”性质。不过他们的规模相对拥有正式根据地的鲍有祥、林明贤等人要小很多，一说有千余人，一说只有几百人。故只列了一下老大的名字。最后一段很显然是彭家自己人，名字列的最多。彭家荣、彭家华、彭家振是彭家声的兄弟辈。排名第四的彭德仁是彭家声的大儿子，现任果敢同盟军总司令（正式称呼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排名第五的杨文洲则是彭德仁的副手，同盟军副总司令。中间男子为彭德仁，两侧分别为杨文洲和彭德钧（副司令兼参谋长）闲絮了这么多，接下来切入正题。彭家声没有发表过“官方简历”。在人物盖棺定论的关口，本篇便试着以履历的形式来梳理一下这位“果敢王”的一生。简历彭家声，男，果敢族，祖籍中国四川会理县，无国籍人士。1931年2月5日出生于果敢红石头河。注：目前网络上关于彭家声出生的资料来源于鲁成旺著《果敢志》，一般认为其1931年出生，与讣告中94岁的年龄略有出入。1948年（17岁）毕业于国民党军93师主办的军事训练学校（新城进修班），与坤沙、罗星汉等为同期同学。插播一句：彭家声与坤沙关系较好，九十年初曾一度联合；与罗星汉是死敌，彼此杀伐多年。军事训练学校毕业后，彭家声在果敢杨氏土司的自卫队中服役，直至六十年代初。1962年（31岁），新上台的缅甸奈温军政府撤销缅北一带土司的自治权。在仰光任职的原果敢杨氏土司代表人物杨振声回果敢组织革命军，全军共六个大队，彭家声任光明大队副大队长。1965年（34岁），果敢革命军不敌缅甸政府军，彭家声与上级领导一起投降，部队被解散。1965年7月（34岁），回家赋闲一段时间的彭家声重整旗鼓，成立“果敢人民革命军”，开启艰苦的山区游击战争。1966年（35岁），由泰国回果敢的杨氏土司杨振声、杨振业部先与彭家声联合，后发生内讧。彭家声在杨振业、罗星汉和政府军的三重夹击下节节败退，突围逃至中国境内。年轻的彭家声1967年（36岁），这一年彭家声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退入中国境内的彭家声部被重组为缅甸共产党东北军区，进行正规化训练和改编，彭本人加入缅甸共产党。1968年1月（37岁），经过全面整编升级的彭家声部以“缅甸人民解放军”的名义重新进入缅甸。此番入缅，彭家声部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政府军以及罗星汉、杨振业等人。1969年3月（38岁），缅甸政府军被迫放弃果敢。同年4月，彭家声设立果敢县。彭本人以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的身份兼任县长，并将县政府机构迁至靠近中国南伞口岸的杨隆寨。1969~1989年间，彭家声作为缅共大将四处征战。因同一时期缅共内部局势复杂，各种分化、政治斗争此起彼伏，使得彭家声身世几度沉浮。至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方面的断粮（1985年元旦正式宣布），缅共所处的境地已十分困难。拥有固定根据地的彭家声东北军区和鲍友祥中部军区地位日渐突出，成为缅甸人民军的两大主力。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的掌控力明显变弱。毛泽东与来访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边走边谈，1963年8月1989年3月（58岁），缅共东北军区司令员彭家声发起兵变，宣布脱离缅共，成立果敢特区。彭家声部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3月13日，彭家声发兵勐洪，缅共东北军区一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3月14日，彭家声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缅共东北军区二旅政委高良一部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人马大都投降彭家声。兵变发生后，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召开政治局会议，认定彭家声此举是“反革命叛乱”，命令中部军区前往镇压。时任缅甸人民军中部军区司令员的李自如（中国汉族知青）深感大势已去，“请假”回到云南保山老家“休养”。4月17日，中部军区副司令员鲍有祥发动兵变，宣布脱离缅共，成立佤邦联合军，自任总司令。4月19日，缅共“八一五”军区也宣告脱离缅共领导。军区司令林明贤宣布成立“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自任主席。4月22日，鲍友祥率部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将德钦巴登顶及其他领导人礼送出境。短短一个月多内，缅共的几大军事力量纷纷走向独立。不得已，缅共中央经中国云南迁至北方的101军区驻地，试图继续挣扎。1989年9月，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军”。至此，缅共的最后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宣布独立。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带着一众缅共中央委员离开缅甸流亡中国，德钦巴登顶本人1997年病逝于北京。中国领导人会见并宴请德钦巴登顶，1976年11月1989年（58岁），宣布独立的彭家声与缅甸政府达成停战协定。政府同意果敢地区保留地方武装果敢同盟军，同时挂牌成立掸邦第一特区政府。一时间，“彭家声模式”受到热烈追捧，缅甸境内其他十几支武装纷纷效仿。1990年（59岁），彭家声宣布在果敢禁毒。1992年11月（61岁），彭家声与时任果敢同盟军副司令、杨氏土司势力的代表人物杨茂良发生冲突。杨茂良是大毒枭出身，对于彭家声的禁毒政策十分抗拒，二人终因矛盾无法调和而兵戎相见。1993年5月（62岁），杨茂良在政府军和佤邦的帮助下击败彭家声，彭被迫退出果敢地区。杨茂良主政果敢时期，中国云南边境的毒品问题极其突出。1994年（63岁），杨氏贩毒集团的重要人物杨茂贤在潜入中国临沧地区贩毒时被抓获，同年被判处死刑。一开始杨氏家族想要出重金赎人，杨茂贤被处死后又强势叫嚣威胁报复中国。于是中国方面对果敢实施封关，切断其主要经济来源。果敢内部反对杨氏家族的声音日渐高涨。1995年11月（64岁），彭家声在女婿林明贤的帮助下入驻果敢，杨氏兄弟逃离，彭家声重新掌控局面。之后彭家声坐镇果敢十四年，直到2009年8月8日与缅甸政府军爆发冲突。下野后的“果敢王”彭家声居住在女婿林明贤的掸邦第四特区。屋内挂着一幅显眼的字画——“威震缅北”总结一下，彭家声的履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48~1967年，作为果敢土司武装领导人从事军事活动。1968~1989年，作为缅共武装领导人从事军事活动。1989~2009年，作为果敢特区领导人执政掸邦第一特区。三个二十年。2014年底，八十多岁的彭家声曾一度高调复出，不过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浪。今时不同往日了。作为缅北地区的知名历史人物，对彭家声的评价争议很多。据说晚年彭自认为有三大功劳：开启缅北和平、禁毒和促进果敢经济发展。三件小事中，又以1989年代表果敢地方武装与缅甸军政府达成二十年期的和平协议最为重要。彭认为这是自己戎马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拉开了缅北的和平进程。即文章开篇处那份“讣告”的第二个头衔——缅甸联邦国家和平事业重大贡献者。全篇完。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擅长用写实的笔法向大家介绍不为人知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读者朋友想更深刻的了解中国近现代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强烈建议关注一下——正文若干年后，如果让美国的政客们票选一件中美关系史上“最后悔的事”，相信一定少不了这件。它便是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的双边协议。

七十年代，毛泽东身边前后有过三位重要的“联络员”，他们分别是王海容、唐闻生和毛远新。本篇主要讲述他们三位的故事。《复出，1973》一篇中介绍了小平同志1973、1974、1975三年一步一个台阶的经历。把时间线梳理一下，大致如下：1973年2月，从江西返京3月，复出任副总理4月，首次公开亮相8月，当选中央委员12月，增补政治局委员，任总参谋长1974年4月，代表中国出席联大10月，风庆轮事件中获得毛泽东支持12月，四届人大组阁获得毛泽东支持1975年1月，“三副一正”四个头衔全面就位1~10月，开启大规模整顿工作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被闲置简单梳理不难发现，1973~1975年10月这段时间里，复出的小平同志始终维持对“四人帮”的进攻态势。在周恩来等老同志的帮助下，小平同志迅速取得毛泽东信任；地位蒸蒸日上，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不过1975年10月之后，局势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首先来看一个视频片段，截取自在俄罗斯被禁的英国喜剧片——《斯大林之死》。电影本身做了很多讽刺性艺术性的夸张，毕竟英国人专注黑苏联很多年。作为一个历史公众号，本篇以此为切入点，来聊一聊真实的斯大林之死。斯大林在1937年拍摄的一张宣传照。即使在官方场合，他也不忘这个标志性的烟斗众所周知，斯大林一生酷爱抽烟喝酒。在与人谈话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时，斯大林常常口含着烟斗在会议室里踱步，一边说话一边吸烟。众多苏联高级干部低头认真记录，场面极具威严。吸烟有害健康，绝不是一句空话。这不，二战结束时才六十多岁的斯大林就惹了一身毛病。健康状况与同一年龄段的中国领导人完全不能比。（《邓小平登黄山》）由于大量吸烟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本篇是权力系列的第六篇，讲述权力演化的故事。权力的游戏权力的交接权力的对撞权力的偏好权力番外篇与大家通常认知的基层岗位不同，对于一个政治实体来说，越到高处在“权力授予/来源/划分”这几问题上便越会趋向模糊。基层岗位可以拥有简单的职责和级别划分。比如A局长负责这块业务、B局长负责那块业务，副处级＞正科级。人尽皆知。但高级岗位的逻辑却并不是这样。有时甚至会发生“人”大于“岗位”的现象。即哪个岗位含金量含权量高，主要看是谁在干。A君可以把一个平平无奇的岗位干“大”，换到B君手里则会把一个显赫的岗位给做“小”。闲话少叙，首先来看一张图片——苏联的历史之前讲述过很多，其中有两段“过渡时期”，上图中均做了明显的标识（平行线）。第一段的故事在《斯大林：克里姆林宫》中有过介绍。第二段马林科夫的时间跨度大致是在1949~1955年间。（《苏共，1953》）斯大林晚年身体不大好，苏联高层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组成“三人团”轮流主持中央会议。遇到问题时，三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可使用斯大林的签字印章，将文件以最高领袖的名义下发。斯大林去世后，占据优势地位的马林科夫抢了老大部长会议主席的头衔，把苏共第一书记让给了赫鲁晓夫。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史为鉴，接下来就以作古的苏联为例介绍其最高层权力的演化过程，从而依次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的国家最高职位是什么呢？这个职位的权力是如何演化的？中国类似的历史进程又是如何呢？

在缅甸北方掸邦的山区里，有一个名为佤邦的自治区，又名掸邦第二特区。佤邦人口约55万，分为“北佤”和“南佤”。北佤与中国云南省接壤，采用人民币为流通货币；南佤与泰国接壤，采用泰铢为流通货币。南北两个佤加起来大概是三万平方公里的地界，面积相当于两个北京市的大小。佤邦的首府位于北佤的邦康。这座缅北小城里有一位稳坐江山三十年的“总司令”——鲍有祥。青老年鲍有祥老年鲍有祥鲍有祥有四个职务——佤邦联合军总司令，1989年起佤邦人民政府主席，1995年起佤邦联合党总书记，1996年起缅甸联邦共和国边境检查总署署长，1990年起前三个可以通俗理解为佤邦小王国里的“三位一体”——党政军一肩挑。第四个是缅甸中央政府的职务，有一点正部级干部的感觉。其实熟悉缅北历史的朋友都清楚，这个“边境检查总署署长”只不过是鲍有祥被招安后缅甸政府给的虚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佤邦就是缅甸共产党的重要根据地。1989年，缅共在“断粮”和国际共运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分崩离析。作为缅共大将（缅甸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的鲍有祥于当年4月宣布自立，遂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停战协议。次年，为了奖励鲍有祥，缅甸军政府任命他为“边境检查总署署长”。鲍有祥麾下的三万佤邦联合军在名义上被划为缅甸的“边防警察部队”。实际上嘛，大家都懂的。与果敢的彭家声、勐拉的林明贤一样，鲍有祥也是一个与中国渊源深厚的人物。1949年9月，鲍有祥出生在昆马地区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父亲鲍兴嘎是佤族的一个“头人”（旧时代对少数民族头领的称呼），非常亲大陆，是退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死敌。五十年代时，鲍兴嘎还曾作为云南少数民族代表赴北京，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1959年7月，国民党残军一部突然袭击了鲍家，鲍兴嘎被迫带着全家迁到中国云南省沧源县境内。鲍有祥便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沧源县的一所小学就读，学校老师给这个佤族少年起了一个汉名——“有祥”。六十年代是中国狂热输出革命的时期，而缅甸是其中一个重要战场。不少华侨华人和云南知青都加入了东南亚的共产党，投身轰轰烈烈的世界革命。作为“头人”后代鲍家人自然不能落后。于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年轻的鲍有祥加入了亲共的佤族部落武装，之后在游击队和缅甸人民军中混了二十多年。从1969年开始（时年20岁），鲍有祥历任缅甸人民军连长、副营长、营长、副旅长等职。乱世之中，他仅仅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便做到了缅甸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高位。不仅如此，鲍有祥还在1985年7月成为缅共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仅36岁。年轻有为。佤邦三十周年大庆阅兵式上鲍有祥检阅部队，2019年4月17日六七十年代缅共的作战对象主要是缅甸军政府和国民党残兵。国民党残兵方面，由于解放军不方便越境去清剿，缅共实际上承担了部分“代理人”的角色。缅甸政府军方面，真要追根溯源起来与缅共原本是一家。缅甸最早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叫做德钦党，无论是昂山、吴努还是后来缅甸军政府的首任老大奈温，都是这个党出身的。三十年代，昂山（素季的父亲）和吴努（五十年代曾任缅甸总理）等人从德钦党出来组织成立了缅甸共产党，昂山任总书记。经过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昂山最终带领队伍走上了联合日本“曲线救国”的道路，与缅共内部的另一波人分道扬镳。昂山遇刺身亡后，吴努继承了缅甸政府机关的班底。很可惜，吴努并没能与自己亲手创办的缅共达成和解协议。不仅如此，虽然吴努以总理的名义接管了缅甸国家政权，但他在军方中的影响力很小。1962年，随着缅甸政权出现危机，时任国防部长的奈温（曾随昂山一起赴日本学习军事）发动政变拿下吴努、废除宪法。当政后的奈温宣布施行“缅甸式社会主义”，实际操作却是把曾经正常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军政府的状态。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前排左二）。从七十年代启动对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中国方面的外交理念逐渐变理性。1971年8月奈温访华，中缅两国的关系大大缓和，此后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在此之前，中国官方一直是反对军政府的。六十年代《人民日报》还曾刊登缅共领导人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时间来到八十年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曾经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告一段落。由于中国方面的断粮，缅共的资金来源和装备补给日趋枯竭，部分军头开始打起了毒品贸易的坏心思。缅共后期，彭家声的“果敢指挥部”和鲍友祥的中部军区成为缅甸人民军的两大主力。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的掌控力已明显变弱。1989年3月，原缅共东北军区司令员彭家声发起兵变，宣布脱离缅共，成立果敢特区。缅共老大德钦巴登顶召开政治局会议，认定彭家声此举是“反革命叛乱”，命令中部军区前往镇压。时任缅甸人民军中部军区司令员的是中国汉族知青李自如，他深感大势已去，“请假”回到云南保山老家“休养”。同年4月17日，中部军区副司令员鲍有祥与原缅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佤县长赵尼来发动兵变，宣布脱离缅共，成立佤邦联合军，鲍有祥任总司令。赵尼来和鲍友祥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将德钦巴登顶及其他领导人“礼送出境”。至此，鲍友祥正式开启了自己在佤邦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毛泽东与来访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边走边谈，1963年8月正如《帝国的秩序》开篇处提到的纳扎尔巴耶夫一样，鲍有祥同样无力去构建一套新的秩序。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缅共制度再做一番包装，套用在了佤邦身上。1992年12，鲍有祥在县城邦康成立了佤邦联合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赵尼来、鲍有祥、李自如、赵明、肖明亮为政治局常委。佤邦设有政治局、办公厅、党委、少先队、青年团、人大和政协等机构。法律部分参照了中国，不过条文比中国要严厉很多，且保留了大陆已经废止的公判大会。鲍有祥的运气很好，佤邦成立之际恰逢不可一世的大毒枭坤沙宣布在掸邦建国，触动了缅甸政府的底线。机智的鲍有祥主动抛出橄榄枝，与缅甸军政府联合打败了坤沙。作为交换，佤邦得到了自治的承诺以及坤沙在泰缅边境的地盘，即今天南佤地区。佤邦之音公众号与同为自治特区首领的林明贤等人类似，鲍有祥也在佤邦搞起了家族政治。鲍有祥有十个女儿、两个儿子，孩子们很多都有留学经历。他的儿子鲍岩康和多位侄子均在佤邦联合军中担任要职。二太太谢国芬的兄弟谢国卿担任佤邦财政部副部长。有那么点破产版“四大家族”的味道。同果敢、勐拉等边境小城一样，佤邦受中国影响巨大，货币流通为人民币、移动通讯由中国境内的运营商提供、通用汉语及简体中文。学校教育方面，除少部分缅文课程外全部使用中国教材，甚至有一些学生会到中国境内上学。在2020年的新年致辞中，鲍有祥称：来自中国国家层面的通讯、电力等项目已在佤邦落地并推进开展，“一带一路”的红利将惠及到佤邦人民……与时俱进，非常时髦。不仅如此，主管宣传的佤邦新闻局还搞起了微信公众号，经常上传汉、佤、傣语新闻。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一行访问佤邦，2017年会谈结束后，孙国祥特使向鲍有祥赠送茅台。孙国祥曾任驻越南大使、驻纽约总领事（大使衔）。外交人员有时就得这样，上得了厅堂（纽约），下得了厨房（佤邦）本篇的最后，聊一则小新闻。中国方面负责与这些缅北华人小邦进行交往的主管官员是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根据公开资料，从2015年起担任该职务的孙国祥特使曾于2017年和2020年两度到访佤邦。2017年是鲍有祥亲自出面会谈的。2020年时由于鲍有祥身体抱恙，是佤邦“二当家”肖明亮出面会谈的。另有一众佤邦的政治局委员列席，规格非常高。佤邦的官方报道行文深得中国精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一下——《肖明亮副主席等我邦中央领导会见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全篇完。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中亚邻居哈萨克斯坦非常不太平。据哈萨克斯坦政府网站1月5日发布的消息，总统托卡耶夫已于当日签署法令，宣布首都努尔苏丹进入紧急状态。这哈国是继曼格斯套州、阿拉木图市和阿拉木图州之后第四个进入紧急状态的一级行政区。就在法令签署当天，大批抗议者冲入哈国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市的政府大楼，现场一度传来枪声。至此，哈萨克斯坦这场因为油气价格上涨造成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演变成全国大骚乱，成为俄美口水战的又一大战场。颇有当年“阿拉伯之春”的感觉。骚乱发生后，哈国政府其实已经承诺恢复价格，并采用内阁总辞的方式来平息民怨。不过骚乱这种事情就好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块砖一旦被推倒，想要中途止住十分困难，除非暴力的强势介入。以本次哈国的骚乱为例，抗议者的社会经济诉求已被迅速掺入政治诉求。抗议人群打出了“祖父，走开！”的口号，矛头直指执政哈萨克斯坦长达三十年的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铜像被推倒。图源：东网要说纳扎尔巴耶夫这位同志，那可真是一位传奇人物。1940年7月出生于阿拉木图州的他，少年时经历过斯大林的集体农场时代。据纳扎尔巴耶夫回忆——“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我们所有孩子都去帮妈妈干活。这是难以忘记的经历：坐在满是石头和沙子的田地里，在可怕的烈日下。如果集体农场大丰收，可以分到几袋小麦做口粮。”尽管童年是在饥饿中长大的，但平心而论，纳扎尔巴耶夫算是苏联比较幸福的一代人。五十年代他赶上了苏联大发展的时期，从冶金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专业工程师，然后从冶金工厂逐步走上从政的道路。纳扎尔巴耶夫曾在苏联的官僚体系内一路成长。几十年间，纳扎尔巴耶夫历任州委书记（类似地级市）、哈共中央书记（省常委）、哈部长会议主席（省长，时年44岁）、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其政治生涯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五朝。哈萨克斯坦是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一级行政区。由于其面积仅次于俄罗斯，故巅峰期的纳扎尔巴耶夫作为哈共一把手曾身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妥妥的封疆大吏。不仅如此，当时各界舆论甚至一度认为纳扎尔巴耶夫会是未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的有力竞争人选，属于接班人梯队的重要成员。青年时代的纳扎尔巴耶夫和母亲九十年代初，作为地方官的纳扎尔巴耶夫面对莫斯科飘来的“新思维”小心谨慎应对。他随着当时的潮流一起，摇身一变把“哈共第一书记”的头衔换成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苏共，1991》一篇中提到过，当初苏联土崩瓦解的时候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比较积极，激烈的躁动。而中亚五个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是非常不情愿的。尽管有骚乱，但民意大都愿意继续留在苏联。即富的愿意走，穷的愿意留。在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办的全民公投中，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里有九个表达了希望保留革新后苏联的意愿（76％赞成）。其中就包括纳扎尔巴耶夫的哈萨克斯坦。投完票后，这九个加盟共和国准备签一个“新联盟条约”，具体签约的日期定在了8月20日。怎料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苏共内部的强硬派这么一闹，非但旧苏联没保住，新苏联也随之泡了汤。面对“八一九事件”后掀起的独立浪潮，红色情结深厚的纳扎尔巴耶夫不离不弃，一心希望继续保留在苏联境内。一直到1991年12月16日，无力回天的纳扎尔巴耶夫才硬着头皮在辖区内组织了一次选举。哈萨克斯坦遂成为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选举结果出炉，始终牢牢掌控局面的纳扎尔巴耶夫自己做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这一做，就是整整三十年。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什么货币崩盘、通货膨胀、食品短缺，人才外流……大家能想象到的末日景象一样不少。苏联时期斯坦们都是“财政转移支付省”，莫斯科每年大把的银子划拨过去。现在苏联解体了，除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富含石油天然气日子稍好点，其他三个斯坦可谓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一蹶不振。其中最差的塔吉克斯坦国内经济崩溃多年，人均GDP仅827美元（2018年国际汇率），还不如朝鲜（约1000美元)。外患方面，中亚斯坦们原本是红色帝国苏联的地盘，环顾四周谁敢惹我？现在爹没了。摸摸自己的小身板，别说常年盘踞中东的美国和紧邻的中国，就是把伊朗摆在面前都能把斯坦们吓得够呛。最气人的是苏联还热爱树敌，和周边国家多多少少都有些纠纷。这一点上纳扎尔巴耶夫十分务实。他迅速启动了中哈边界谈判，把六十年代中苏争议地区铁列克提一带归还中国，及时解决了与我国的领土问题。（《战备的前夜》）凭借着能源优势和外交眼光，纳扎尔巴耶夫带领哈萨克斯坦慢慢走出了苏联解体的阴影，成为经济上很不错的内陆国家。哈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达到9000多美元。放眼中亚五国比较，是标准的“斯坦模范生”。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总部，全国主要靠这家公司哈萨克斯坦出口商品组成，主要靠卖油气给中国熟悉各国历史的朋友或许会有体会，想建立起一套新的国家体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看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具体操作起来就变成那个“划一道线1美元，在哪划9999美元”的问题。作为哈萨克斯坦的首任总统、开国之君，纳扎尔巴耶夫无力去构建一套新的秩序。他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把苏联那套东西重新包装了一下，套用在了“新政权”身上。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政党叫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尽管2019年纳扎尔巴耶夫就已经把总统的宝座传给了托卡耶夫，但直到2021年11月之前，他都一直担任着党主席。祖国之光党在哈国国内的地位类似统一俄罗斯党，大概每次议会选举都能获得80%以上的议席。在祖国之光党内部，纳扎尔巴耶夫基本沿用了原苏共党组织的架构体系。既有以政治局为核心的决策机构，又有党委会、党委扩大会等一系列组织形式。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大家很熟悉的模式——祖国之光党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XXX祖国之光党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上议院议长XXX2019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总统职位。接班人是他最信赖的部下——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托卡耶夫。现年69岁的托卡耶夫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七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1983年，托卡耶夫来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了十个月的中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被派驻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历任二秘、一秘、参赞，驻华时间长达八年。正因如此，托卡耶夫的汉语十分流利，对中国情况十分了解。苏联解体后，作为哈国出身的外交人才，托卡耶夫回到刚刚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效力，任外交部副部长。此后他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段仕途之旅，一路担任哈国外交部长、副总理、总理、上院议长等职务，直到接班。2019年3月20日，就在哈国权力交接的当天，为纪念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兼民族领袖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议会正式将首都阿斯塔纳更名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名）。这座位于哈国北部半沙漠草原上的城市，曾经是苏联时代的垦荒之地。而如今，它即将和新总统一起迎来严峻的挑战。这场面纳扎尔巴耶夫应该很熟悉——又一次的渡劫。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街景全篇完。

1969年4月27日夜，珍宝岛冲突末期的“政治战”打响。中国方面从海军调来了潜水员，乘着夜色潜入乌苏里江中，偷偷将之前炸沉在江底的苏军T-62坦克打捞了出来。被苏军发现后，双方爆发激烈炮战。最终在炮火掩护下，我方成功把坦克抢了过来。这辆被赋予军事和政治双重含义的T-62坦克先是被拉到抚顺的解放军工厂做修复，后送抵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一经展出，它便成为军博的当红炸子鸡，报道的媒体和排队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中国军事博物馆展示的苏联T-62坦克和美国M-26坦克。前者即珍宝岛落水的那辆坦克，后者是朝鲜战场缴获的在抢到坦克的同时，中方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首先是严厉指责苏联挑起冲突，讨好美帝，蓄意反华；然后是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一手硬，一手软。看到这份声明后，苏共高层对于如何处理分歧明显。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和主管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强调高层接触、和缓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苏联军方代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则坚决主张报复中国。格列奇科是1967年之后苏联军方的第一号人物，二战期间的集团军司令，战功卓著。六十年代他曾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是令西方非常胆寒的人物。由于和勃列日涅夫的特殊关系（二战期间勃是格列奇科所在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格列奇科在勃当政时期的分量非常重。尽管军方态度坚决，但在政府（柯西金）和意识形态部门（苏斯洛夫）的双重压力下，勃列日涅夫最终还是同意首先与中国进行接触。政府部门在一个政权中的分量大家都清楚；其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意识形态部门的地位同样极高。苏斯洛夫曾主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长达三十余年，他有一句名言：“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生活问题无法解决的苦恼，而并非精神的皈依。党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物质的。”格列奇科与苏斯洛夫既然是定下了先沟通的方案，苏联方面于1969年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联系中国，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苏联军方非常不屑，格列奇科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别说，还真是一语成谶。半个月过去了，中国方面始终未对苏方提出的总理直接会晤议题给予积极反馈。这下子军方的态度占了上峰，勃列日涅夫批准了对中国的报复行动。苏联国防部一众高参们经过精心策划，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中苏东段边界，而是选择了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西段边界地区——塔城。熟悉中国行政区划的朋友一般都清楚，新疆下辖一个副省级的自治州，名叫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是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的一个地级单位，下属六个县。这里与哈萨克斯坦（原苏联）接壤，草原湖泊密布，风景秀丽。1969年8月13日上午8时，中国塔城地区下属裕民县的三支巡逻队共90余人按照既定巡逻路线开始巡逻。由于当时中苏边境局势已十分紧张，此次巡逻出动人数是正常情况的三倍。正当我军一支巡逻队30余人正常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争议区突然冒出了300余名苏军。双方爆发激战。我边防战士依仗地形据守五个多小时，因增援军队未能赶到且缺乏重武器支援，最终大部阵亡。铁列克提争议地区遂被苏联控制。“九一三事件”后，身负失察之责的林彪老部下、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被免职。直到1999年11月，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北京，铁列克提地区的主权问题才得到解决。双方边境条约明确规定，当年冲突地带划归中国。再后来，新疆军区把当年我边防军英勇作战的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行文至此，大家觉得苏联军方做的精心策划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单纯看铁列克提战斗，其规模比起珍宝岛尚且差得远，更类似一次严重的边境摩擦冲突。东边丢了100分的面子，西边找回20分，似乎不是苏联人的风格。其实这只是苏联的“诱敌之计”。苏军直接越过边界采取极端军事报复行动，背后已经做好了大规模战争的准备。铁列克提战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诱使中国升级报复。换句话说，苏军希望中国有所行动，而且格列奇科坚信秉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不会坐视不管。为此，苏联方面加紧军事动员，通过《真理报》宣传铺垫舆论，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气，且已经开始走外交渠道探询美国的态度。一切都是大战来临的迹象。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收到苏联大使的通报后，认为有必要帮中国一把，于是故意将“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重磅新闻泄露给媒体，一时间国际舆论对苏联全面挞伐随着一系列爆炸性事件的发生，难题摆在了中国面前。苏联可不是过家家的对手。这个国家凶猛霸道、实力强悍，且与日本一样擅长搞“突然袭击”。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出兵东欧国家还是1979年出兵阿富汗，苏军都是采用先发制人的模式。面对空前的外部威胁，中国方面产生了两派互相对立的意见。一派以林彪为首，背后是“四大金刚”为班底的军委办事组。他们认为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高。作为一名谨慎的军事家，林彪一度建议放掉密云水库的水，防止苏军导弹攻击水坝。9月30日国庆节前，林彪在视察西郊机场时指示北京周边机场全部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机场值班人员配发武器，以备敌机突然空降。另一派则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帅为代表，他们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相对来说，毛泽东是倾向四位老帅意见的。但尽管如此，中方一开始做的最坏预案也就是苏联突袭中国东北，在东北和苏军打人民战争。没想到现在西北出事了，而且还被爆出“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消息。不得已，一场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核大战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1969年8月28日，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的“九项要求”下发全国。这九条要求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造反派”的。过去被视为造反派标志性运动的打砸抢活动被全面禁止，专业武斗队一律解散。不少智商欠费、一时反应不过来的兄弟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十年动荡初期天下大乱的局面开始有所收敛。接下来的故事，便是《全面战备》了。

夏日的京城，热浪滚滚。每到这个时候，京师大学的校园里便会躁动起来。毕业生们摆着地摊，一边售卖着各种带不走的东西，一边互相感慨时间的飞逝。学弟学妹们则被吆喝声吸引过来，纷纷抢购。王小力一个人在寝室收拾行李。明天，他就要坐上离京的火车，回老家汉东省林城市楚阳县了。屋顶的风扇呼呼的转着。王小力拿出一盘邓丽君的磁带，插入寝室几个兄弟凑钱买的录音机——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听到这百转千回的歌词，王小力阵阵感慨涌上心头。四年前，他从楚阳县考入京师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楚阳县第一个考入京师大学的考生。在京城，他看到了书本上的天安门、长城、颐和园。他许多次坐公交车路过新华门，看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墙，想象着里面的别有洞天。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倏忽之间，已是离别之时。这时，寝室门吱嘎一响，舍友袁华回来了。袁华是王小力大学四年最好的朋友。虽然也来自外省，但袁华在京城有好几个亲戚，而且混的都不错。在亲戚的帮助下，加上京师大学的硬牌子，袁华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从计划经济年代开始，国家计委就是中央部委中一等一的部门。

因此整个旅顺战役中日本先后“总攻”了三次，期间大大小小服务于总攻的战斗更是不计其数。本着“武士道”精神，日军的第一次总攻采取了步兵冲锋的人海战术。

本篇是“权力系列”的番外篇，分以下几个小话题：借力预期耗散凝聚参考阅读：权力的游戏权力的交接权力的对撞1、借力回顾中国官场上的历史故事，“借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借”谁的力呢？其一是向盖棺定论的正面历史借；其二是向拥有巨大自然权、良好IP的前政治人物借；其三是向凝聚共识的权威意识形态文件借。举例说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大Boss赵立春始终没有露过面。在沙瑞金发起的反腐风暴中，赵立春除了让儿子去找李达康、高育良两位大将，直接给高育良打电话等操作外，还有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点。他通过渠道找了香港媒体人刘生，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个月与三十年”的文章。有关这篇文章的故事刘生和赵瑞龙聊过，用意十分歹毒。刘生试图把“长期以来”在汉东省执政的赵立春与正面历史相捆绑，从而将沙瑞金三个月的反腐行动定性为对汉东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否定。果然，沙瑞金看到文章后十分愤怒，立即指示权威媒体撰文批驳。刘生的例子太过负面了，下面虚构一个例子。剧中的镜鉴周刊时政记者A县在2000年前后划为县级市，经过几届领导班子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建设成就。有一天，该县级市空降了一位书记过来。出于迅速立威的想法，新领导揪住一位副县长的小辫子要杀鸡儆猴。县长作为本土派官员的代表，此时强势站了出来，在常委会上讲了一段话：“同志们，X副县长分管的拆迁工作出了问题，我作为县长也有责任，县政府将立即严肃整改，下不为例。”“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拆迁工作存在长期性与复杂性，这是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突出矛盾。”“我们A县撤县建市二十年来，经过几届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这个过程中，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撤县建市是八九十年代的一股热潮，之后冻结了很多年，近年来有政策复苏的态势上面县长发言的最后一段，便是常见的“借力发言模式”。这种发言通常会用一个时间定语开头——“撤县建市二十年来”。高规格场合下，时间的追溯点有“XX大以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国以来”等几种表述方式。追溯的历史越久远，蓄力越大。层层追溯，追溯的过程中引用个别权威意识形态文件，则更显力道。尽管这类表态的分量很重，但借力发言模式一般采用很平和的语句发起，比如：“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2012年3月14日）如果此时发言人再低头看一下稿，那含义就更加明显了——字斟句酌，有备而来。2、预期聊完了借力的故事，下面聊一聊权力的预期。权力这件事情，是会随着大家的“预期”产生波动的。比如李达康，作为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他在汉东官场的能量非常大。风头甚至盖过了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高育良。这其中隐含的一个点，是大家默认李达康为新省长的有力人选。即同样干京州市委书记，A君年轻有为富有上升潜力，B君垂垂老矣仕途最后一站，他们俩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是不同的。同样干一个局长，任职的第一年、第三年和第五年，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也不同。在《权力的游戏》一篇里我们详细介绍了职权、附加权和自然权的含义。此处的“预期”更多属于“附加权”的范畴，附加了一个仕途前景。一个政治人物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营造预期”。具体来说，完整的技术路线是这样的：营造预期→完成预期→升华权力→被后人借力权力预期的现象放到美国官场同样适用。以大家熟悉的拜登为例，拜老爷子很有可能成为近几十年来美国最弱势的总统。这其中除了常见的“反川大联盟盟主”、“中庸无为”、“精力欠佳”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拜登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几乎不允许他连任。一旦美国政坛形成了这样一种预期，对于拜登施加自身政治影响力是极其不利的。官场之上，谁都愿意去经营一种长久的关系。谁也不愿意为一个没多久便会告别政坛的老爷子去冲锋陷阵。站在华盛顿老油条们的角度，即便是民主党侥幸赢了明年的中期选举，最多再过两年，“东宫”便会呼之欲出。届时无论是舆论焦点还是权力核心，都将迅速从拜登身上转移。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爷子急着要现在这个时间点会晤。因为再拖下去搞不好自己说了都不算了，角色更加尴尬。3、耗散既然有“预期”，就有预期的“耗散”。还是以李达康为例。某一天上级组织部门突然宣布，空降某京官来汉东任省长，“沙李配”彻底泡汤。尽管李达康的职位没有丝毫变化，还是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但他在汉东官场的影响力会不可避免的下降。量化一下各位的权力值——新省长到任前：沙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