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番外篇

本篇接《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白俄罗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在明斯克举行峰会，2015年2月11日。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舆论习惯于把《明斯克协议》跟《慕尼黑协定》给联系起来。

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连同法、意领导人一起，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领土要求。

他回国后向人们宣告：“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39年3月，德军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其他省份，公然破坏《慕尼黑协定》，英法被迫向波兰提供安全保障，以威慑德国不要继续妄动。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但未派一兵一卒，史称《西线无战事》。

直到1940年5月德国发动进攻法国的战役，二次大战才真正升级至大国搏生死的阶段。

西线开打当月，主和派张伯伦辞职，主战派丘吉尔上台。

6月，法国亡国，绥靖政策彻底破产。

法国战役期间，时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隆美尔在指挥作战。

二战结束后，当人们进行复盘时，1930年代英法执行的绥靖政策首当其冲成为背锅侠。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挑战者会小心隐藏其真实意图以麻痹对手，所以坚决的遏制和要比妥协/合作更可取。

还有人基于军事视角出发做推测，认为如果英法决心1938年对德开战，效果要比1940年被动应战好得多。

不难体会，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坚定遏制战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多米诺骨牌”思维，冷战后美国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提防（大于合作），以及小布什时期对伊拉克等国先发制人的出兵，多多少少都有吸取绥靖教训的意味。

可见慕尼黑这一隐喻在西方决策界影响之深远。

不过当抛开固有视角后，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张伯伦等人执意推行对德妥协，真的只是战略短视、被希特勒蒙蔽吗，还是其他复杂因素作用下不得已的结果呢？

1935年的巴黎街头。

在唐世平主编《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书中，作者对于英法绥靖政策的原因做了以下几点解释。

1、一战带来的惨烈损伤让欧洲弥漫着和平倾向，民众从心理上无法接受再打一场世界大战。

2、《凡尔赛协议》的苛刻条件让一些欧洲人对德国颇感同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承受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魏玛共和政府不得不大量印钞以偿还赔款和战争债务，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1923年1月，因德方未能完成款项偿还，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河沿岸的工业区，这让很多德国人觉得自己国家遭受了极其恶劣屈辱的对待，希特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

3、1930年代大萧条爆发，英法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无暇顾及外部事务，即使对外干预也优先处理本国殖民地的事情。

4、法国政局动荡，内阁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对德政策领域几乎完全跟随英国——相对于法德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英德矛盾其实要小一些。

5、苏联的建立。

一战前协约国“铁三角”是英、法、俄，在制衡德国的战略问题上，俄国向来是关键一环。

可1917年之后俄国成为敌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英法与苏联的矛盾某种意义上已经大于英法同德国的矛盾，这使得英法更希望德国与苏联开战。

1936年7月29日，时任英国首相鲍德温对主战派丘吉尔说：

“假如一定要打仗的话，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打起来。”

英国学者米德尔马斯在《绥靖战略》一书中写道：

“英国默默地怂恿德国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扩张，这种迹象表明，苏联指责英国打算使德国和俄国作战以指望出现‘持久的均势’，是有道理的。”

6、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个人因素。

张伯伦是商人出身，对和平的执念超过其他政客。

1938年3月，德国进兵奥地利，德奥合并；在内阁紧急会议上，张伯伦认为这一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能因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放弃和平希望。

丘吉尔与张伯伦，1935年。一战后英国执行裁军政策，政界弥漫着对战争的松懈氛围，丘吉尔是少有的警惕派。

不难体会，1930年代英法对德妥协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不是决策者单一因素导致的，套用唐世平教授的一句话：

“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喜欢说‘历史上……’，但我们通常都是使用简单化的类比来思考历史和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全然忘记了历史事件的背景。

人们总是去追求简单化的‘铁的规律’，但‘铁的规律’往往是不存在的。”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海报，主题为“赶上并超车”。与英法不同，苏联从新政权建立伊始就一直在为世界大战做准备。

下面再换一个角度。

所谓“战略博弈”，本质上是要预判对方的底牌，而对于权力高度集中型政权来说，实际上就是要判断其主要决策者的决心。

具体到慕尼黑事件，一种观点认为张伯伦等人被希特勒蒙蔽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伯伦等人意识到了希特勒的危险，但却无法准确评估这种危险的程度。

很明显，后者更加符合事实，即准确判断对方决策者的决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回顾人类战争史，发生战略误判的情况比比皆是，有鉴于此，人们习惯于用对手上一次的行为去预判他下一次可能的反应。

比如：越战期间，美国因中国在朝鲜果断出兵的历史，认为中方存在极高的可能性出兵越南，故进行了必要的克制。

再比如：俄罗斯通过美国在阿富汗撤军期间的表现，判断拜登政府对外军事干预意愿不强。

总而言之，除非能拿到战略级情报，否则想评估对手行为是很难的，单纯从结果去倒推张伯伦等人的失败多少有失公允。

驻新加坡英军向日本投降，1942年2月。

前文提到过，霸权国家签订的那些安全防卫条约有点像存在银行里的存单，它以霸权国家的信誉做担保，当第一张存单的兑现出现问题时，就是霸权崩塌的开始（《中国等待的时机》）。

这一点在英国身上展现地淋漓尽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举进犯东南亚。马来战役中，日军把装备精良、试图固守阵地的英军杀得片甲不留，一路节节败退至新加坡。

新加坡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明珠和堡垒，丘吉尔称其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战前人们普遍预期这是一座难以攻克的要塞，连德国元帅戈林都称“攻陷新加坡需要五个师团的兵力和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可谁都没想到，新加坡保卫战竟以一种尴尬的局面迅速收场——1942年2月15日，八万多名英军士兵向三万余名日军投降。

之后新加坡被日本设置为“昭南特别市”，由此进入三年多的日据时期。

新加坡沦陷使得大英帝国威风扫地，意识到宗主国已无法保障其领地安全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迅速靠向美国，印度的独立运动变得日趋活跃，英国几百年苦心建立的殖民体系濒临土崩瓦解。

丘吉尔本人感慨道：这是（帝国）命运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