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1969

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节点——1964年。

为什么1964年是一个“节点”呢？

因为在这一年的10月14日，正在黑海边度假的赫鲁晓夫被“强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仅仅两天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约见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向中方通报了莫斯科发生的重大变故。

为了试探苏联新领导层的对华态度，中国方面主动提出要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

刚刚掌权的勃列日涅夫表示很欢迎，顺势向中方发出邀请。

于是在这一年的11月，周恩来、贺龙组成的中方高级代表团乘坐两架伊尔-18型飞机，飞往莫斯科。

1964年11月，周恩来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

11月7日，苏联政府隆重举行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

当时贺龙作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贺龙：不堪回首月明中》），与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紧邻而坐。

酒过三巡，马利诺夫斯基开始胡言乱语。

说到最后，他竟然明示贺龙回国发动政变，就像苏联办掉赫鲁晓夫一样……

这一下子酿成了重大外交事故。

周恩来随即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

第二天，尽管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党道歉，但这次试图挽救两国关系恶化的出访已然失败。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事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一起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等人，对其在莫斯科表现出的坚定立场表示肯定。

彭德怀与马利诺夫斯基，1958年

事件的主人公马利诺夫斯基，当时在苏联的地位极为尊崇。

中国人之所以熟悉马利诺夫斯基，除了这次“宴会事件”外，还因为1945年的苏联红军对日作战。

苏军进攻东北的作战中，马利诺夫斯基曾作为西线总指挥，率六十余万大军翻过大兴安岭，大破日本关东军。

在《苏共，1953》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等人的斗法期间，马利诺夫斯基和朱可夫一样，成为赫鲁晓夫极力拉拢的对象。

这一时期马利诺夫斯基成为苏联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是朱可夫的副手。

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由于赫氏的独断专行，使得作为军方领袖的马利诺夫斯基和赫鲁晓夫发生激烈冲突。

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的政变中，马帅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有“拥立大功”。

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中国边境往事》）

1964年中苏关系的继续走冷，直接影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中苏边境谈判。

近代的中苏边界问题，始于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

条约中只是笼统的规定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但对于江中各个小岛的归属细节，却并没有明确指定。

一般来说，在以河流划界的情况下，默认界线是“主航道中心”。

无奈整个二十世纪都是苏强中弱，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苏军攻入东北后，几乎把所有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岛屿都纳入苏联的管辖。

珍宝岛就是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一个江心洲，全岛面积0.74平方公里，长1700米，宽500米。

枯水期时，珍宝岛和中方一侧陆地相连。

因为这种明显的地理归属关系，所以在划界谈判中，苏联原本已答应将珍宝岛归还中国。

无奈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划界谈判被迫停止，所谓的归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从1967年开始，中苏双方巡逻队开始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

就像最近大家看到的中印喀喇昆仑地区边境冲突一样，双方从对骂、推搡，到棍棒武斗，层层升级。

好在今天中印是有成熟的沟通管道的，可以有效管控分歧。

但在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的那段时间，中苏两国间的沟通渠道已全部切断，形势千钧一发。

陈锡联上将是文革后期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曾是“接班人团队”的重要成员（《京城，1976》）

1969年初，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三月份在珍宝岛进行“反击战”。

之所以选在三月份，部分原因是为了给四月召开的“九大”定基调。

面对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锡联当然清楚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场政治高于军事意义的战斗。

所以在筹划时他反复强调：“要立足于小打，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基于这种大的考量，珍宝岛战役的规模不大。

虽然事后双方拉开了不小的阵势，但实际动用的作战单位均在“团”以下。

在整个1969年的三月，珍宝岛一共发生了三次小规模冲突，分别在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

3月2日这一天，中苏双方巡逻队在珍宝岛上首次发生“热战”。

关于当天是谁开的第一枪，双方后来各执一词。

由于中苏均以最大的敌意来判断对方的企图，局面因此迅速恶化。

3月15日，苏军把最先进的T-62坦克、装甲车和“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开到了冲突现场。

俨然想用一场武器秀的形式来威吓住中方。

解放军也不甘示弱，调来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筒等武器。

一场真刀真枪的干仗就此打响。

15日的冲突持续了九个小时，珍宝岛反复易手达八次之多。

战斗中，一辆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T-62坦克履带被地雷炸断，乘员弃车逃生。

苏军边防总队的装甲车（1969年3月12日）

3月15日这天是珍宝岛战斗的高潮。

据估计，双方都伤亡了数十人，苏军的阵亡人员名单中还有一位上校。

气急败坏的苏军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的兵力在珍宝岛地区展开，与我方形成激烈对峙。

不过由于双方的克制，大战最终没有打起来。

后面几天双方争夺的焦点成了那辆停在冰面上的坦克。

T-62是六十年代集苏联军事工业精华于一身的“高级货”。

当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有一辆T-62中型坦克被打瘫在珍宝岛的江汊上时，勃列日涅夫大怒。

他下令一定要把这辆坦克弄回来，实在弄不回来就把它炸沉到江底。

于是从1969年3月16日至4月29日，中苏双方围绕这辆T-62坦克展开激烈争夺，以至于赋予了它很多“政治意义”。

3月17日，中苏双方为争夺T-62坦克，开始互相猛烈炮击。

尽管交火激烈，但双方人员均未能将坦克拉回。

3月21日，苏联因不愿让中国获得这辆当时最为先进的坦克，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但被我方击退。

眼看中国方面势在必得，苏军不得已调来重型迫击炮，精准击破了坦克旁的冰层。

坦克遂沉入乌苏里江江底。

不过苏联方面显然是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

T-62坦克在珍宝岛战斗中给解放军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解放军的主要反坦克武器，像75毫米无后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式火箭筒等，都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

为了一探这个高级货的究竟，中方下了死决心要搞到它。

4月27日夜，解放军乘夜色派出海军潜水员，偷偷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

苏军发现后，双方再度爆发激烈炮战。

最终，在后方炮火的掩护下，我方终于把已沉入江底坦克给成功抢了过来。

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展示的苏联T-62坦克和美国M-26坦克。前者就是珍宝岛落水的那辆坦克，后者是朝鲜战场缴获的

这辆被赋予军事和政治双重含义的T-62坦克一经拉上岸，立即成为珍宝岛战役的重要战果。

它先是被拉到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工厂做修复，后于6月初送抵北京，在军事博物馆当做“镇馆之宝”展出。

T-62不仅成为苏联入侵珍宝岛的罪证，也为后来中国自制坦克提供了宝贵的蓝本。

苏联人恼羞成怒。

珍宝岛的冲突和T-62坦克事件让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

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具体方案是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一时间，珍宝岛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

如此大事，苏联人觉得事先有必要和美国通一下气。

于是在1969年的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

按照苏联的想法，在当时中美关系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至少会保持中立。

不过基辛格和尼克松商议一番后觉得，美国有必要帮中国一把，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1、苏联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国作为牵制苏联的一张王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2、一旦苏联动用核武器，会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众多国家将完全臣服于苏联；用尼克松的话说，“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3、当时驻韩日的美军有二十五万人之众，一旦中苏爆发核战，即使是间接的核污染，也会给日韩两国以及当地美军带来巨大影响。

考虑到中美当时没有太好的沟通管道，也缺乏互信，尼克松和基辛格商议后决定让媒体把这个风放出去。

这是美国政客惯用的“甩锅”方法——美国的媒体神通广大，我们政府管不了的，你勃列日涅夫也不能怪罪我们。

基辛格在尼克松任期内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尼克松对他的信赖远远超过对国务卿等人。

就在苏联大使向基辛格透露消息的两天后，8月28日，不知名的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

题目很震撼——“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文中说：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

《华盛顿明星报》的这则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谴责苏联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当然也注意到这一重磅新闻，立即启动战时准备，将大批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并开放地下工事。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有名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当时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全部进行了疏散，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留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到了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则到苏州负责战备。

与苏联军方的咄咄逼人不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的柯西金力劝勃列日涅夫与中国和解。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在机场秘密会晤。

这便是著名的中苏机场会谈。

两国总理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

局势得到一定的缓解。

柯西金与周恩来

珍宝岛事件是冷战期间的一件大事。

从此之后，中国与美日等西方国家逐步走近，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改善问题提上日程。（《外交风云七十年》）

今天或许难以想象，七十年代中国官方媒体甚至公开发声支持日本要求北方四岛的运动。

是为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