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纵横捭阖
本篇是《西安事变：生死时刻》的下篇。
张学良正式出兵捉蒋的时间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
为了保证绝对机密，他在“动手”前的一个小时才告诉刘鼎（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
凌晨五点，刘鼎将情报电告中共中央。
那么这四个多小时发生了啥呢？
原来张学良在兵谏的同时，已切断西安全城的电力供应。
刘鼎虽然备好了发电机，但大功率电池却不巧没电了，于是他连夜找人买到特种电池，才把这一关键情报第一时间送出。
何应钦与蒋介石有过很多“恩怨情仇”。作为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他在事变的第二天便亲率数十万大军逼近陕西潼关，扬言要“血洗长安”，营救蒋介石
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于12月12日上午传抵南京。
一时间，蒋死活的各种传闻不胫而走，南京国民政府顿时大乱。
坐镇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于当天下午三点在公馆召集党政军首脑“谈话会”，力主立即出兵讨伐，并马上成立所谓的“讨逆军”。
与此同时，何也向驻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宋美龄等人通报了消息。
何应钦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日本通”、“亲日派”。
此时他“力主讨伐”，风风火火的自立为“讨逆军总司令”，显然是有“私心”的。
什么私心？
那自然是希望张学良把蒋介石、陈诚等一干人等全部撕票，由他何应钦来主持大局。
激动不已的还有汪精卫。
自从被蒋介石斗倒后，汪郁郁寡欢，侨居德国养病。
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汪精卫的“病”突然好了。
他立即赶赴柏林乘专机回国，醉翁之意显然是要上台执政。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在国内的地位有点类似于《笑傲江湖》里的“左冷禅”——一个关内众多军阀推举的“武林盟主”。
蒋盟主在合并“五岳剑派”和对抗“魔教”（日本）这一重大问题上迟迟没有进展，导致舆论汹涌。
在被张学良活捉后，各路军阀粉墨登场，各怀鬼胎。
何应钦、汪精卫等人还算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的势力，暗中使使坏，话不敢明讲。
像山东的韩复渠，就明确支持张学良反蒋，电称“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
四川刘湘更狠，他主张对蒋出以“断然处置”……
这就是蒋介石平日里费尽心思“收服”的小弟们，关键时刻顿时漏了陷。
真心要“护蒋”的还要数蒋的家人们。
宋子文、孔祥熙和宋美龄得悉张、杨并无伤害蒋之企图后，坚决反对对西安用兵，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
三人原本想立即飞往西安，但被何应钦阻止。
心急如焚的宋美龄在上海找到一个叫威廉·端纳的澳大利亚人，此人原为新闻记者，后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
西安事变发生时，端纳正巧在上海。
宋美龄请求端纳和她一起赴西安了解情况。
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学良的了解，判断张决不会杀蒋，表示愿意赴西安探明真相。
端纳的判断给了宋美龄极大的信心。
12月13日中午，宋美龄和孔祥熙不顾何应钦的激烈反对，毅然飞离南京，经洛阳赴西安。
宋美女决心要救蒋英雄。
张学良、宋美龄和蒋介石。宋与张是同龄人，关系非常“要好”。张学良曾亲口夸宋美龄是“美若天仙”，宋美龄则赞张学良是“莱茵河畔的骑士”
当凌晨五点收到刘鼎的第一封电报时，由于事发突然，我党不敢确认这是真的。
12日当天，西安方面又一连发了三四封类似电报，于是不得不信了。
几乎与南京何应钦的“谈话会”同时，12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红军大学附近的草坪上召开会议，通报西安事变情况。
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初步确立了以下几条原则：
1、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毛泽东意见）；
2、争取冯玉祥、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周恩来意见）；
3、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张闻天意见）；
4、不排除杀蒋。
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来接。
12月20日，我党收到共产国际“老大”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
很惊喜，共产国际的主张和我党事先讨论的方案“基本吻合”。
之所以说是“基本吻合”而不是“完全吻合”，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有斯大林的“圣旨”——必须释放蒋介石。
为何苏联如此力挺蒋介石呢？
从“战略”上来讲，苏联希望蒋能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在远东拖住咄咄逼人的日本。
从“舆论”上来说，事变发生后，日本和中国国内的“亲日派”大肆宣传西安事变是苏联在背后策划的“阴谋”，迫使苏联不得不出来撇清关系。
我党西安事变处理三人组
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并不复杂。
12月18日，抵达西安的周恩来先与张学良、杨虎城举行会谈，拟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2、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战分子；
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12月22日，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与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在张公馆中楼进行谈判。
由于“人在屋檐下”，宋氏姐妹对我党和张学良事先拟定的“六条意见”几乎是照单全收。
谈判非常顺利。
唯一的遗憾是蒋介石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
这也为他后来幽禁张学良、杀害杨虎城埋下伏笔。
教科书上的配图，张学良与杨虎城。后者在1949年解放前夕被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杀害，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
熟悉民国年间历史的朋友一般都清楚，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好，二人一直以“兄弟”相称。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让蒋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
两年后的中原大战，又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出兵挺蒋，大败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的“联军”。
此次张学良“兵谏”蒋介石后，一直心有愧疚。
于是在达成协议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25日，张学良在未通知我党的情况下执意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赴南京。
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大吃一惊。
他立即和孙铭九一起驱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
然而为时已晚，赶到时飞机已腾空而起。
周恩来叹息道：
“唉！张汉卿就是看旧戏看坏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果然，张学良这一去，就是五十年的幽禁。
得知蒋介石平安归来，刚刚蹦跶了几天的何应钦顿时心慌意乱。
他亲自跑到机场去迎接蒋。
一边迎接还一边向蒋解释，说他先前的种种做法是为了“仗大义、伸国法”，是“不得已而主张讨逆”云云。
7月17日蒋介石庐山图书馆发表讲话——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我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遵义会议”。
事变结束后，“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为接下来处理卢沟桥事变和全面抗战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西安事变也结束了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对我党的围剿，为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1996年，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最高领导人指出：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
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1991年张学良（中）被解除幽禁生涯后，吕正操（右）赴纽约与之相见。吕正操曾是张学良的秘书，西安事变后加入我党，1955年授衔开国上将。他也是最后一位逝世的开国上将（1904~2009）。
个人奋斗，历史行程。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但凡成就大事业的，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运气的成分。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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