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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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古代历史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北属时期”。
所谓“北属”，自然是指被北方的中国统治。
其中，距今最近的一段越南北属时期发生在明朝，又被称为“安南属明时期”（1407年–1427年），共计二十年。
此后，越南再也未被中国统治过，维持独立状态直到遭法国殖民。
有清一代，越南保持着与中国的册封关系，使用汉字为官方文字、参考中原王朝科举制度，与朝鲜半岛类似。
1920年代身着汉服的越南阮朝官员
二战结束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开始投身解放运动。
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胡志明与我党渊源深厚，他不仅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同学，还是黄埔军校的同事。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胡志明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离权力中心很近。
胡本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略带广东口音，而且粤语说的也很棒。
基于这种于公于私的情谊，整个法越战争（1945年-1954年）和美越战争（1959年-1975年）期间，中国都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准同盟的形象来示人。
周恩来与胡志明
不过，中越之间这种“准同盟”的关系在1969年胡志明去世以及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开始发生悄无声息的松动。
1970年底，为了逼迫北越上谈判桌，美国再次对越战进行了升级。
这一次中国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
一方面，中国仍明确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积极推动对美交往，并邀请尼克松访华。
尽管周恩来一再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越南，但中美的接触仍引起越南的“强烈反弹”。
从越南的角度，他非常担心自己成为一个“筹码”，被中国“卖掉”。
尼克松访华正值1972年春节期间，这一年的新春团拜会上，越南驻华使馆人员全体缺席，表示对中美接触的抗议
越南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自尼克松访华之后，尽管中美之间仍然有很多矛盾、建交之路也充满坎坷，但双方在“对苏”的大战略上已经开始有很多共识和合作。
1975年8月和9月，刚刚实现统一的越南百废待兴，越共高层领导人黎德寿和黎笋先后造访北京，希望获得中国援助。
前者空手而归，病重的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越南人得让我们喘口气，恢复一下元气”。
后者则得到“四人帮”的回复，要求越南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这相当于明确回绝越南的要求。
揣着一肚子气的黎笋来到莫斯科，受到勃列日涅夫热情招待，并许以援助。
至此，越南彻底倒向苏联。
和朝鲜一样（《平壤，1956》），越南内部当时也有所谓的“亲苏派”和“亲华派”。
在1976年底的越南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亲苏派的黎笋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而亲华派的代表人物长征、武元甲等则逐渐被弃用。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越南劳动党党章中还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不过早在1960年即被删除。
黎笋当政后，越南与中国的矛盾开始升级。
概括来说，双方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立场问题
1977年6月，迫切需要经济重建的越南加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太平洋舰队进驻越南金兰湾和岘港。
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具有军事色彩的“友好同盟条约”，从南北两方对中国施加压力。
同年12月25日，十万越军精锐向柬埔寨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仅用12天即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亲华的民主柬埔寨政权。
曾参加中越赤瓜礁海战的“鹰潭”号护卫舰舰（舷号531），退役后存放于青岛海军博物馆
2、领土问题
1885年前，中越属于宗藩关系，并未划定准确的陆地边境线，仅以地理习惯划分管辖区域。
中法战争后，中国将越南的宗主权转于法国。
在随后的中法陆地划界中，部分战前属于越南管辖的区域被归入中国，成为中越两国陆地领土纠纷的源头。
1978年9月起，中越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对方军队越界。
对于南海诸岛，统一前的北越承认属于中国，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科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课中写道：
“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
然而统一之后，北越政府接受了原南越政府控制的南海岛屿，对南海诸岛的归属权开始改变立场。
七八十年代的越南偷渡船
3、华侨问题
因为历史的原因，越南有大量华侨。
1975年越南取得统一战争胜利后，将南方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致使不少华侨华裔财产被没收，并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
这一时期，大量华人或自行逃难、或被驱逐离境。
在八十年代末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3夕阳之歌》中，曾生动的展示了当时华人逃难时的悲惨场面。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1970-1990年代，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被海盗杀害或者葬身大海。
而这些人中，又以华人华侨占大多数。
英雄本色3凄凉的结尾。电影中，梅艳芳扮演了一个“乱世女英雄”的形象
1979年1月，小平同志启程访美。
在亚特兰大的一次演讲中，当谈到和平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和平单靠祈祷是求不来的”。
这句话普遍被认为是“剧透”了十几天后的对越自卫还击战。
实际上，早在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即已拟定“1.0版对越作战方案”——
命令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的参战部队及配属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迅速将乙种部队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尔后向指定地点开进集结，至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等待中央军委的命令执行对越机动作战任务。
预计在东西两线集结6个野战军，以越北边境浅近纵深的县级城镇为目标，用3-5天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速战速决，震慑越南的气焰。
同时，为防止苏联在北方可能采取的武力援越行动，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及新疆军区均进入临战状态，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
从1.0版的计划来看，最初设想的战争规模比后来要小很多。
几个关键词：浅近纵深、县级城镇、3-5天、歼灭1-2个师……
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迫使我方对1.0版的方案进行了“升级”，因为就在1978年的12月25日这天，越南发动大规模侵柬战争。
鉴于严峻的形势，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形成“2.0版对越作战方案”——
1、全线增加3个野战军投入作战
2、进攻目标由边境县城升级到省会城市
3、战斗时间延长至15-20天
4、战斗目标为歼灭越军3-5个师
最终，解放军东西两线共组织了7个野战军（后又补充两个军）另2个军区独立师的兵力，并附属多个地面炮兵师、高射炮兵师、铁道兵师、通信团和防化团。
空军方面，航空兵奉命出动各种飞机700余架，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巡逻警戒，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但一般情况下不进入越南境内作战。
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也同时完成战术部署，担负中国境内的机场对空保卫任务。
南海舰队还组建了一支代号为217的合成舰艇编队，集结各型舰艇120余艘，随时准备打击苏越可能入侵西沙群岛的行动。
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
2月17日拂晓，在中越两国延绵500公里的边界线上，万炮齐发，战斗打响。
当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
正式官宣。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有一座著名的边关——友谊关。
湘桂铁路从这里穿越峡谷连接越南谅山，成为沟通两国的大动脉。
友谊关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名字——镇南关。
清光绪十一年（1885）的中法战争中，清军曾在此地以绝对优势兵力击退法国侵略者，取得镇南关大捷。
九十多年后，这里再次成为大军兵进越南的要地。
中越边境的友谊关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在大方向上分兵两路——以昆明军区为主力的西线和以广州军区为主力的东线。
东线指挥官为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西线指挥官则是战前刚刚走马上任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二人都是开国上将。
1月7日中午，杨得志飞抵昆明上任，与王必成进行了工作交接。
当天下午，他就飞去设在开远的昆明军区前进指挥部视察，听取了前指汇报。
战役打响一星期后，杨得志突发急病，被专机秘密接回北京治疗。
所以后期西线部队主要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张铚秀指挥。
张铚秀（1915-2009），开国少将，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云南省委书记。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八十年代他还指挥过两山战役，是解放军从事作战指挥年限最长的将领之一。张铚秀的夫人丁亚华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曾孙女
中越战争期间，越南方面的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武元甲和文进勇。
武元甲是越南内部辈分仅次于胡志明的人物，大家可以理解为“朱德”的咖位。
作为“亲华派”的重要成员，武元甲其实非常不希望中越发生冲突。
文进勇是越南第二位四星大将，长期以来一直是越军中仅次于武元甲的二号人物。
就在四年前，文进勇率大军攻陷西贡，灭掉南越。
此战，文进勇是黎笋极其依仗的亲苏派盟友，也被委以重任。
1986年黎笋去世、亲华派领导人长征（因仰慕红军长征故改此名）上台后，文进勇逐渐淡出越南政坛。
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的武元甲，在他左侧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
概况一下双方作战力量：
中方
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欠第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
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第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张铚秀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东西线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总兵力约22万人，在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突袭。
越方
以一线的6个步兵师（第3、345、346、316A、338、325B师）、10余个地方团、20余个独立营及4个炮兵团应战。
后期又陆续加入步兵327、337师和若干独立团。
越军参战正规军在1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武装民兵配合作战。
虽然越军总兵力处于明显劣势，不过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民兵都刚刚经历过南北越统一战争的淬炼，战斗力不容小觑。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1979年2月17日开始，至1979年2月26日为止。
2月17日拂晓战斗打响后，东线12万解放军大军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
开战仅三小时后，我军北集团即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县前进。
由于越军精锐主力并不在国内，解放军又调集了绝对优势兵力，导致战役一打响便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在东线大军多路并进的同时，西线3个军及配属保障部队10余万人在杨得志指挥下，从云南边境的三个方向攻入越南。
开战数天内，东西线解放军连克越北多个城市，向越南境内突进了20-50公里。
面对解放军大军锋芒，深谙“游击战军事思想”的越军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
越军凭借地方部队、公安、民兵在边境一线节节抵抗，主力步兵师则实施机动作战的战术，与解放军进行周旋。
这种谨慎保守的麻雀战、袭扰战给解放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且严重威胁我补给线。
一时间，我数十万大军难以极速向前推进，战前宏伟的作战规划无法实施，被迫做起了“扫荡清剿”的苦力活。
群山环绕的高平
在第一阶段，解放军遭遇的最强阻击发生在越北重镇高平。
高平市是越南高平省的省会，为当时我军的主攻方向之一。
高平之战是解放军首次使用坦克装甲兵大规模集团作战，也是世界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山岳丛林坦克作战。
战前，越方总指挥文进勇认为，越军要担心的是主要是同登到凉山战区，高平和老街方向岩洞暗堡成群、工事完备，稳如泰山。
实战中，解放军以59式、62式坦克搭载步兵组成的快速穿插部队迅速进攻，顺利攻克高平敌军后撤路上的重要隘口——东溪（见下图右下角）。
高平之战示意图
在东溪，解放军构建起环形防御阵地，切断了高平越军南逃的道路，合围其346师。
为了阻挡解放军的进攻，越军还炸毁了一个水库。
经过工程部队架桥抢修后，北路解放军才得以通过水障。
2月24日，解放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对高平发起攻击。
经过7个小时激战，25日凌晨占领高平。
此战我军的失误主要是“口袋没有扎紧”，只歼灭了驻守的越军地方部队，跑掉了其主力346师的大部。
之后一段时间，解放军对高平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
直到3月上旬，才基本歼灭这个逃出法网的346师。
穿插中的解放军坦克部队。这种缺乏装甲车、靠坦克运兵的方式极容易遭受越南游击队袭击，给我军带来不小的伤亡
凉山之战是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第二阶段（2月27日~3月5日）最重要的一次战役。
此战之后，河内震动，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凉山是越南凉山省的省会，也是河内的北方门户。
凉山地理位置极为关键，自古以来都是中原王朝南下讨伐越南的必经之地，有“下凉山而越王降”的古训。
高平、同登等重镇被攻克后，凉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一旦凉山有失，河内将直接暴露在解放军机械化部队面前，所以越军调集重兵，准备死守凉山。
2月27日，谅山战役正式打响——这是我方对越南的一次“摊牌式进攻”。
凉山市夜景
凉山战役之前，在越北的重重丛林山地里，解放军的攻势并不顺利。
越军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以较小的战损躲避了我军首轮的正面攻势。
虽然解放军不停向前推进，但却频繁陷入在山区中清剿越军小股部队的困境。
一旦不予以清剿，越军便会频繁发起战术反击，干扰我后勤补给线。
经过几十年战火的洗礼，尤其是在美军这个“王牌陪练”的锻炼下，越军在面对拥有火力优势对手时可以将部队进行迅速的集结和分散。
越军主力师常常可以一声令下集结起来作为常规机械化兵团出击，然后一旦见势不妙，立即分散成为山地和丛林作战游击队。
这种战法在法越、美越战争中是作为弱势一方越南的“绝招”。
为了给越南以震慑，彻底达到惩戒的目的，突破越北山区的束缚、逼近河内北方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势在必行。
因此，凉山就成为了解放军的必选项。
2月27日，凉山战役打响。
解放军进攻部队率先清理掉谅山周边的越军据点。
到28日，谅山周边越军被消灭殆尽，谅山陷入解放军重围。
3月1日，54军集中300余门大口径火炮对谅山市和周边附近越军驻地进行了30分钟的火力突袭，落弹上万发。
当时许世友愤而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
在解放军的炮火下，谅山市区的军营、火车站、汽车站、发电厂、邮电大楼、省府大楼、市府大楼、公安厅、国际旅行社等主要建筑物、军政设施被打得千疮百孔。
谅山对外的通信中断、交通中断、供电中断，整个城市陷于瘫痪。
越军一不明单位用无线电明话向河内总参报告说：
“敌人从上午8时30分（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个小时）开始炮击，火力非常厉害，简直不可想象，炮声隆隆，从未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一直不停地轰，数不清有多少发，所有的道路都被他们封锁了，我们简直无法抵挡，要撤退只有爬山。”
眼看谅山一片硝烟滚滚，建筑物一栋栋变成废墟，越军开始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还击。
解放军步兵则在坦克部队提供的直瞄火力配合下，对谅山奇穷河以北市区进行全面攻击，到3月2日，凉山北市区被攻陷。
指挥战斗的许世友
3月4日，55军打过奇穷河，当天攻占谅山南市区。
55军最远向奇穷河以南推进了5公里，与攻占迷迈山的43军127师共同形成了威逼河内的态势。
3月5日，东线42军126师攻占下琅，广西军区独立师攻占广宁省高巴岭。
当日晚，中国宣布已达到惩罚作战目的，开始从越南撤军。
几个小时后，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令，表示要抵抗到底。
从3月6日起，解放军以交替掩护、边清剿边撤退的方式，开始脱离战斗。
此期间我方携带大量民生工矿物资回国，还包括大量中国无偿支援越南的物资。
撤军过程中，我军有计划地摧毁了越北地区的大量越南军政设施，以破坏其战争潜力。
3月12日，东线谅山方向的解放军率先完成撤军。
3月13日，西线云南方向部队全部撤回了国境线以内。
东线高平方向解放军撤退的最晚，他们在撤退路线上铺设地雷，以远程炮火掩护撤军，迫使越军无法发动大规模追击行动。
3月16日22时20分，最后一辆军车回到中国领土。
战争结束。
两个多月后，东线以许世友为总指挥的广州军区前进指挥部从南宁班师回到广州。
在大家最关心的双方伤亡人数领域，战后出现了“三个版本”——中方版本、越方版本和西方版本。
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到，这三个版本的伤亡数字差距非常大。
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6,954人牺牲，14,800多人受伤。
因为大量民兵的参与，导致越南方面的伤亡很难估算。
一般认为，越军正规军+民兵的总伤亡达到十五万人以上。
全民皆兵的副作用就是这样，会给对手以“口实”，大家都懂的。
另外，这场战争暴露了解放军的诸多问题：
1、因为长期没有战斗，部分军官军事技能不强，指挥不力，已远逊色于1950年代那批百战淬炼过的战斗骨干。
2、59、62式坦克在战斗中被击中损失数量很多，56式半自动步枪在丛林战和近战中火力不如越军装备实用。
3、没有军衔制导致部队打散临时拼建时不能迅速确定指挥关系（军衔制在文革时期被扣上政治帽子，遭取消）。
4、缺少输送步兵的装甲运兵车，使得步兵不得不搭载坦克行进，易受攻击。
经此一战，解放军大规模军改和现代化建设提上日程。
对越自卫还击战是一场“收着打”的有限战争。
自始至终，解放军的海空军都没有投入战斗，至少是没有派遣到一线参与战斗。
就像我方一直强调的，战争目的主要是“惩戒”，惩戒完后需要迅速收手，避免陷入泥潭。
作为冷战期间的一场大规模“热战”，对越自卫还击战在设想之初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就非常多。
美国的因素，苏联的因素……
其实苏联早在1978年就已取得越南著名军港金兰湾使用权。
在巅峰期，金兰湾是苏联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太平洋舰队旗舰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即驻扎于此基地。
此外，金兰湾空军基地还部署图-95、图-16等战略及战术轰炸机，以便在“第一岛链”周边实行常态巡航，史称“东京急行”。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方面不得不慎重思考对越作战的“规模等级”。
实际上，在战略层面看，这场战争中各方也是比较克制的。
1979年的越战中还有一点比较值得玩味的，是交战过程中的“国际反应”。
一般地球村里发生这种“大事”，各家各户都是要表个态度的。
在战斗打响后，苏联阵营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谴责中国，支持越南，并要中国撤军及停火。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是一个很“暧昧”的态度：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这个表态看似是“不偏不倚”，实际却很值得玩味，有那么点默许或“支持但不好意思明说”的感觉。
另外有两个国家是仅谴责越南的，一个是朝鲜，一个是被越南攻打的柬埔寨。
这场发生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边境战争，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最直接的战果就是争取到了改革开放的宝贵机会，使中美关系进入了十年黄金时期。
战争中，中国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工矿业，打乱了苏联-越南在东南亚的部署，基本实现预期战略目标。
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伤害是持久的。
解放军在撤退过程中收回了大量越南公私部门物资，对越南的村庄、公路、铁路施行完整且有系统的破坏。
更重要的是，此战迫使越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大规模陆军（约120万），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了严重拖累。
另外，受战争影响，越南开始了对党内亲华派进行大清洗，共有两万余人受牵连。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剧照
战争结束后，很多亲历者通过各种方式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回忆。
其中有一本书流传很广，名字叫《1979对越战争亲历记》。
这本书的作者是王志军，一名香港出生的解放军战士。
作者曾任55军163师487团（原“红一团”）“狼牙五壮士班”班长，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同登和谅山战役。
该书真实反映了当年的那场战争，特别是163师的战争历程。
据《对越战争亲历记》描述，在我军撤退的途中，曾大规模捕杀越南农村的牛——
“连越南的牛见了163师的官兵都跑得远远的。”
实际上，依据越方战后的统计，此战越南共损失40万头牛。
战争的惨烈可见一斑。
1984年国庆大阅兵。这次受阅的部队大都是从两山前线轮战回来的精锐，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
1979年的大战并未一劳永逸的解决双方纠纷。
解放军撤军后，越南军队又相继占领了中越边境许多骑线点，并占领了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在中国边境频繁活动。
面对越方的挑衅，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奉命率领部队对占领云南省罗家坪大山和扣林山的越军进行攻击，先后收复这两座山头。
此后，中国方面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84年4月发动了争夺老山和者阴山的两山战役。
经过三年的反复战斗，解放军获得战争胜利，最终收复两山地区。
在两山战役中，我方采取各大军区轮流作战的方式与越军长期交战，以达到通过实战训练部队的目的。
直到1989年，中越边境的冲突才彻底结束。
在1979~1989漫长的十年边境冲突中，解放军众多新星从中涌现。
比如：
张万年 六十年代曾以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奉命赴越南溪山学习组考察学习，给越军将领留下深刻印象。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任43军127师师长，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傅全有 老山战役时任第一军军长，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廖锡龙 者阴山战役时担任主攻师11军31师师长，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
李作成 对越自卫还击战“战斗英雄”，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张又侠 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任14军40师118团连长，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另还有刘粤军、常万全、赵宗岐等多人，也都是参与过中越边境战争的。
自四五十年代的战争岁月结束之后，解放军又一次培育了大批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事将领。
1977年9月，43军127师师长张万年为战士作刺杀示范
话题再来到越南。
1986年，黎笋以79岁的高龄病逝在越共总书记任上。
黎笋去世三个月后，越共六大在河内召开。
越南的三位建国元老长征、范文同和黎德寿集体引退，并推举此前被打倒的阮文灵出任新的总书记。
当时越南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和苏联、东欧一样陷入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价格闯关失败、经济改革十年停滞不前、干部老龄化严重……
越南虽然在1975年完成了统一，但大家却普遍认为，“过去的十年是一场灾难”。
在这种形势下，曾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阮文灵被推举了出来。
阮文灵与中国渊源深厚。
早在六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时任越共南方局书记的阮文灵就曾化名“十菊”多次秘密访华，商谈中国援越问题。
我方领导人对其赞赏有加，曾判断他将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
读报的阮文灵。阮文灵任上开始施行“革新开发”，故被称作“越南邓小平”
南北越统一后，阮文灵出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
他在执政胡志明市期间，曾强推“社会主义改造”，使西贡这座“东方小巴黎”陷入经济发展困境。
事后，阮文灵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弊病，强烈反思了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开始在胡志明市搞市场化改革。
然而此举却被河内定性为“为发展资本主义开绿灯”，阮文灵遂被打成越南的“走资派”，遭到罢免。
黎笋去世后，政治上相对亲华的长征接任总书记。
阮文灵借机力邀长征赴胡志明市考察，获得后者认可。
随后，阮文灵以总书记的身份亮相1986年的越共六大。
他向越南人民公开道歉，并以“私有化改革、开放市场、法治建设”三板斧为核心拉开了“革新开放”的大幕。
1986年，也就成为越南的“改革开放元年”。
越南“革新开放”启动的年代，正是社会主义阵营江河日下的时期。
眼看着大哥苏联一步步没落，东欧各国风起云涌，越南对革新充满着急迫感。
不同于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东欧各国把改革之手深入政治领域，越南改革方案非常简单——照抄中国。
为此，越南开始在外交领域向中国靠拢，主动改善对华关系。
胡志明市天主教堂
1990年9月3日下午2时左右，成都金牛宾馆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他们分别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
这是一次“秘密会晤”。
为了准备这次会谈，金牛宾馆里所有其他房客都提前几天被清空。
中方领导人在金牛宾馆1号平房迎接了越南客人。
阮文灵身着咖啡色西装，有些学者风度；杜梅身体还健壮，头发全白，穿一身蓝色西装——他俩都已年逾古稀。
而范文同因双目白内障视力极差，穿一身蓝色的干部服，像中国的老干部。
成都金牛宾馆，馆名为邓小平所题
下午，会谈开始，阮文灵先作了长篇讲话。
尽管他讲了柬埔寨、边境、历史等很多很多话题，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期待中越关系正常化。
阮文灵向中国领导人说：
“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
他还表示：
“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
会谈一直持续到晚上8时，8时半才开始晚宴。
面对诚恳的阮文灵，中国第三代领导人遵循了小平同志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指导思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会谈的最后，中国领导人还念了鲁迅先生的两句诗：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阮文灵等人十分高兴。
1990年成都金牛宾馆会晤
在“成都密谈”结束一年多后，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
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结束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两国敌对状态。
从中国的角度，由于八十年代末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陷入冰点，也有打开外交局面的强烈需求。
就这样，曾经反目的社会主义兄弟又一次坐到一起。
越南开始“摸着中国过河”，进一步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
1991年，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一本《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序言是这么写的：
“近些年来，我国研究家们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对外政策的演变。”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越南几乎是重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对美关系正常化，加入WTO，接收制造业转移，Made in Vietnam……
2000年，克林顿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
在河内大学的演讲中，克林顿称，“美国人现在把越南视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场战争”。
场馆外的河内大学生也很默契，拉起了“忘记过去，面向未来”的标语。
六年后，在日内瓦第12轮入世谈判上，越南凭借最后一晚的通宵夜谈拿下入世资格。
像极了中美入世谈判时上演的剧本。
克林顿访问越南
回顾几十年的恩怨情仇，某种意义上来说，越南是曾经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中转型最像中国的那个。
其乐融融大家庭，风雨来时各自飞。
渡尽劫波后，却发现当初的兄弟们早已不再。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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