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备，1969

本篇讲述“珍宝岛事件”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分小引和三个小章节：

小引

1、机场会晤

2、第一号令

3、柳暗花明

小引

上面这张图是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台历。

像这样的工作台历西花厅里保留着二十多本，从1950年1月1日一直持续到1976年1月8日。

记录着新中国成长的每一步脚印。

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西花厅台历却出现了罕见的大段“空白”，很是让人费解。

此时无声胜有声。

空白，也是历史的痕迹。

1、机场会晤

1969年9月2日上午，胡志明因病逝世。

因为9月2日当天是越南的国庆节，所以越南官方把该消息拖后了一天公布。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重要人物，按惯例各国都要前赴河内进行吊唁。

周恩来第二天一早就出发赶到河内，当天去当天回。

考虑到当时中苏双方的紧张态势，这种安排被部分媒体解读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

吊唁胡志明的周恩来。二人1922年相识于巴黎，后来一起经历过黄埔军校筹建、上海地下工作等时期，关系深厚，以兄弟相称。

1969年中苏之间非常的不太平。

三月份，双方在珍宝岛兵戎相见；八月份，苏联又在新疆铁列克提偷袭中国边防军。

话说当时苏联军方对华态度十分强硬，想通过武力彻底解决掉中国。

相对来说，苏联政府层面比较希望勃列日涅夫修复对华关系。

所以在珍宝岛冲突发生后的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进行沟通。

谁料负责接听电话的女话务员竟把两国政府间的专线电话给挂断。

挂之前小姑娘还痛骂了柯西金一通：

“苏修坏蛋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

可见有的工作不能用“阶级觉悟太高”的同志……

多聊一句柯西金。

作为六七十年代苏联“温和派”的代表，他曾在1964年至1980年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任期长达十六年，是勃列日涅夫任内最重要的副手之一。

苏联总理柯西金与美国总统约翰逊，1967

被小姑娘扣电话后，哭笑不得的柯西金仍然思索着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领导人接触。

胡志明葬礼显然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按照越南方面的安排，葬礼9月9日这天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也就是1945年胡志明当着五十万越南人宣读《独立宣言》的那个广场。

由于周恩来事先已经去过河内了，所以正式葬礼仪式中方派出的代表是副总理李先念。

河内巴亭广场主席台上，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

柯西金心急如焚，无奈之中只好通过越南方面向中方传话，希望在返程时可以“途经”北京机场。

或许是因为胡志明葬礼那天太乱，越南方面一时竟耽误了苏联的传话。

直到下午三点半，越南外交部的一位司长才把消息转告给中方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

苏联代表团口信如下：

一、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

二、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事关重大，李先念立即报回北京。

直到10日清晨才收到国内复电，此时柯西金一行的专机起飞已一个多小时了。

9月10日上午，经停杜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会见。

杜尚别是苏联塔吉克共和国的首府，即此时苏联代表团一行已经回到了本国境内。

尽管如此，柯西金仍立即命飞机折飞伊尔库茨克，然后转往北京——他一定要见到周恩来。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人在机场迎候。

稍事休息，周恩来开始在首都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与柯西金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

是为中苏总理的“机场会晤”。

写本小节故事的时候笔者专门参考了外交部官网上的“新中国外交历史回顾”栏目。

对于这段小故事官网上是这样结尾的——

这次会晤是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20年间唯一的一次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去世，苏联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于1980年去世。

平铺直叙中带着那么一丝丝伤感。 

2、第一号令

按道理讲，1969年9月11日的中苏总理“机场会晤”对于两国间紧张局势应该起到明显的降温作用。

但实际效果却比较有限。

为什么呢？

主要是“副统帅”林彪有着不同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