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后备体育人才培养的诉求、困境与探索//刘波

刘波，郭振，王松，等.体教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诉求、困境与探索[J].体育学刊，2020，27（6）：12-19.

研究缘起，多维诉求

2020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下文简称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这是继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后，中央深改委再次聚焦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上来，意义重大。《意见》通过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三大球座谈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理应探索一种不同于美国和德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即中国特色体教融合”。这为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境在于竞技体育人才萎缩严重，尤其是足、篮、排三大球后备人才匮乏，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掣肘。体教融合的提出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而言，是改革过程中转变发展理念，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困境带来了破解之道。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也是世界各体育强国重点关注议题。纵观世界有代表性的三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即美、日的学校体育模式和欧盟各成员国的“体教融合（dual career）”模式，三种人才培养体制各有优劣，对“体教融合”有着不同诉求。

美国：以美国大学体育协会（以下简称“NCAA”）为主导的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组织，构筑了各种运动项目的体育赛事，培育了大量的高水平运动员，很好地解决了运动员学业与竞技之间的矛盾。

欧盟：欧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逻辑为“自上而下”即从顶层设计到各成员国落实，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政策出发，引导和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相关措施的实施与开展。

日本：日本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主要通过学校体育、大企业俱乐部以及职业俱乐部来实现。

体教融合，中国特色

从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历史进程来看，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要依托“三级训练网”体系，竞技训练与学业/职业之间尚未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三级训练网”过分注重竞技层面目标追求，忽视青少年运动员的教育目标，加之退役运动员的增多，体育体系内工作岗位分配资源相应减少，使得运动员退役再就业问题显现，竞技训练与学业/职业之间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探索多种途径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比如，在大学、工厂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足球、篮球、网球等运动开启职业化进程。

进入21世纪后，“三级训练网”弊端愈发严重，尤其是对运动员的教育模式以及退役后职业规划的缺失，使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问题频发，其中迫切解决的问题是运动员的“学训矛盾”以及“退役再就业”。

在体育部门方面言，迫切希望扩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以此提升质量。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作为实现体育强国可持续发展基石，无论是在数量储备，还是质量提升上，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教育部门方面言，希望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竞技水平。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体教结合模式历经30多年的探索，大都面临着高水平运动员竞技水平不高的窘况，“体教结合”培养模式很难说是成功。

困境窥探，研究反思

反思国内“体教融合”，“体”“教”融合自成悖论，“体”“教”最高顶层设计部门，隶属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两大机构。因此，中国“体教融合”绝非简单的“体”“教”融合，而应为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融合。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体育发展方式发生巨大转变与重大挑战。因此，中国“体教融合”必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学理依据不足，政策导向不清

“体育”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无定论性，导致对“体教结合”或是“体教融合”的解读时，会存在如下观点：不论是体教结合还是体教融合，都存在学理上的悖论，即体育本身就是教育一部分，体育与教育的结合或是融合是不成立的。

而“体教融合”中的“体”和“教”指的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通过整合两大部门的优质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来实现青少年健康发展。

（2）体教结合成功少，体教融合借鉴难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体育部门追求竞技卓越，教育部门更注重全面发展，两者的价值理念不同，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不同。

体育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上较为封闭单一，运动员注册制度、全运会体系、专业队学院化使得教育部门很难有话语权。比如，“清华模式”本来可以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有益补充，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难以实现。可见，体教结合成功少，因此，体教融合也难以借鉴。

（3）资源配置匮乏，招生规模制约

体育部门迫切希望教育系统能够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起到应有作用。而教育部门更关注的是“普及”层面，即青少年体育体质健康。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探索上，以大学阶段为例，虽然我国一些大学能够依靠自身“品牌效应”，吸引优秀的运动员生源，但大多数高校体育的软硬件资源配置匮乏且滞后，在经费投入、训练条件设施、教练员水平、团队配置、后勤保障、队伍管理等方面，无法与体育系统相比较，学生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大都处于低水平阶段。

（4）学训矛盾难以缓解，人才流动更加理性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训矛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根源在于运动员的教育与训练于同一个时间维度进行，两者是一种动态过程，且互为冲突。由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包涵各个层面，比如，运动员在生理上历经少年、青年和成年时期，学业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阶段，训练上历经启蒙、发展、精通到退役，运动员自身协调难以协调各层面所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学业和训练之间的矛盾，需要家长、教练员、教师、同伴等各群体的支持和帮助。再者，目前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流动趋向“理性人”发展，一些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选择进入大学深造，但因大学在训练水平、竞赛体系、注册制度、培养理念等诸多方面的不足，很难把有潜力的运动员培养成精英运动员。

后续展望，中国路径

回顾中国竞技体育的成就，离不开举国体制下高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但需要注意的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弊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诉求。

（1）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

明确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的重要性。要把这一理论根植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矛盾变化，即体育强国建设需求的青少年体育发展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和学校体育低质量徘徊之间的矛盾。理清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的相关重要议题：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概念与内涵；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价值；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向。

（2）强化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时代命题，需要顶层设计确定方向、理顺思路、推动实施。考虑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理论探讨与顶层设计最终要落脚到实施层面，加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二元对立，就更为迫切需要顶层设计来“破局”，解开两大部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领域目标和价值冲突，使之融为一体。

（3）实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两条路径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形成，要充分考虑到及时可行的即时短期路径，亦要认识到竞技体育体制、制度、机制的根深蒂固的症结而设计中长期路径。因此，既不能安于现状，如把先前体教结合模式作为基础来实现体教融合；又不能激进改革，如取消体育部门，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全部放置在教育部门；而需要深化改革，实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短期和中长期两条路径。

作者简介：

刘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校工会副主席。兼任中国奥委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公体组副组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秘书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

1995年、1998年和2008年分别获得清华大学材料系工学学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理学硕士和德国科隆体育大学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校团委副书记，体育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挂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体育发展战略、体育体制比较和大学体育教育。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德文和中文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

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8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