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考体育计分办法审思与改进策略//周建东，等

引文格式：

        周建东,王宁,胡田田,等.我国中考体育计分办法审思与改进策略[J].体育学刊,2022,29(1):98-102.

前言：

2020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启动体育素养在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究”。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形成激励学生加强体育锻炼的有效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在追溯中考体育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以“计分办法”为研究重点，兼顾测试内容的难度和考试呈现方式，以期为我国中考体育深化改革带来较为积极的启示。

1.我国中考体育发展概述

从1979年正式进行初中毕业升学加试体育试点，到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正式明确提出要“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我国中考体育在20余年间颁布的国家级相关文件多达9个。这也说明了我国的中考体育始终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到了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将“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作为中考体育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也说明了我国中考体育的改革日趋细化，尤其是逐步提升中考体育分值之后可能出现的“应试体育”问题、挤占落后地区有限教育资源问题、考试公信力和教育公平问题等都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2.

我国中考体育的主要计分办法

2.1合格制

合格制是通过某一标准来判断是否符合要求的二元评价制度。这种办法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颁发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学生被要求参加测试，达到标准即可获得相应的合格证书，也就是“达标”。这种“达标”的思维惯性影响了中考体育试行阶段的很多地区。

2.2等级制

中考体育等级制主要始于2000年前后的素质教育改革，要求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部分地市开始由分数制改为等级制，由原来的按总分统一录取改为按等级的高低组合进行录取。绝大多数地市以“ABC”“ABCD”“ABCDE”进行三级、四级或五级划分，通常按照考生比例确定不同等级的人数；还有部分地市以“A+、A、B+、B、C+、C、D、E”进行八级甚至更多层级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区分度。

2.3 分数制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要求“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据统计，我国各地市中考体育的分值为20-80分，占中考总分比例为5%-10%。比如，云南的“百分制”改革可能可能成为我国中考体育“升值”后的新常态。

分数制还包括一种比较特殊的“减分”办法。比如，山东聊城2021年中考的体育与健康分值为50分，学生体育测试成绩达到40分（含40分）以上，按0分计入高中招生录取总成绩；若低于40份，则低多少分就在总成绩中倒扣多少分。这种减分制在本质上是一种达标制，同时又用扣分的方式对未能达标的学生进行“惩罚”。

3.我国中考体育计分办法深化

   改革面临的三大博弈

3.1　分数评价与等级评价的优劣博弈

与合格制与等级制相比，分数是一种更精确量化的体现。但是，在考试制度改革过程中，对“分数”的批判从未停止。尤其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破“五唯”的口号，破除“唯分数”评价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于不断“升值”的中考体育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为了避免分数评价的各种弊端，等级评价成为各地中考改革的首选。比如，长沙市曾在中考改革经验（2005-1016）总结大会中指出其标志性举措在于变分数评价为等级评价，但在2021年最新高中招生办法中，各考试科目（包括体育）均以分数形式呈现，总分为610分。这似乎标志着，在长沙市分数制与等级制的多年矛盾斗争中，分数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需要指出的是，中考体育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命题，计分方式的选择判断需要结合当地的考生基数、基础教育水平、高中招生的选拔制度、中考体育的组织形式等条件进行多重考量。

3.2　考试项目与标准的难度博弈

中考体育肩负着两大责任，一是强制锻炼，倒逼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并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二是参与选拔，把体育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升学分流。因此，中考体育在考试项目的选择和考试标准的制定这2个方面必然要面临难与易的矛盾。

笔者在2021年济南市X区中考体育现场调研时发现，在基本素质考试立定跳远、掷实心球和跳绳3选1的项目中，选跳绳的考生人数比率高达80%。究其原因，中考体育的男子1 min跳绳满分标准仅为140个，远低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的180个。由于标准低、练习难度小、失误率低，满分率极高。

部分省市已经开始“升级”中考体育难度系数，不仅分值增加、项目的可选性增多，考试标准的难度也在逐年增大，深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升级”例子。但是，深圳标准并没有一味求难，而是灵活地“在容易中增难、在灵活中降难、在考试中显难、在计算中化难”。比如，男生引体向上项目的国家标准为15个满分，而深圳标准规定23个满分，高出国家标准8个，但在实际考试中允许考生身体摆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难度。正如评论员汤勇所说，“有难度的体育中考大有深意”。通过中考体育难度和标准的改革，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3.3　体育与其他科目的权重博弈

对于体育而言，中考体育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形成激励学生加强体育锻炼的有效机制，而通过考试这种倒逼的形式来激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升值”。无论是2021年把体育和生物、地理捆绑到一起仅占10分（总分610，三科比重仅为1.639%）的长沙市，还是在2023年即将实施中考体育百分制（总分700分，体育单科比重为14.286%）的云南省，其背后都是体育与其他科目权重之间的深度博弈，反映了中考制度决策部门对科目权重的认知与判断。

从全国各地的高中录取办法来看，各科目的博弈存在鲜明的层级划分，即考试科目优先于考查科目，分数评价科目优先于等级评价科目。比如：济南中考体育占50分，与语文、数学、英语同为分数评价，其余科目为等级评价；而青岛、泰安进行分数评价的仅有语文、数学、英语3科，体育则是和物理、化学等科目一起进行等级级评价，在录取时，优先考虑分数评价科目，等级科目作为第二层考虑的因素。更有甚者，尽管在中考科目中增加了体育，但在高中录取时仅将其作为考查科目或等级评价中的最低等级，甚至部分高中不将体育纳入录取要求。

令人遗憾的是，笔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在某些“重点高中”录取后的分班过程中，出现了把中考成绩减去体育、信息技术等“非高考科目”的分数进行重新排名的内部政策，并以此来筛选学生进入“尖子班”或“实验班”。在当前中考体育“升值”的深化改革阶段，由这样的“下有对策”可见，即使中考体育与语文、数学、英语等分，即使增加高中体育课时量，即便是增加高中体育的各类活动，但是在绝对的高考压力面前，如果没有“高考体育”科目，高中体育也就又回归到“忙起来不要”的原始状态。

4.

结束语

我国中考体育评价制度的改革始终在摸索中前进，无论是最初的达标制，还是后来的等级制、分数制，甚至“升值”后的百分制，其反映的并非是哪种评价制度的优越，而是我国在为中考体育分值应有的适切性进行阶段性的“政策性”辩护，以期寻求最适宜本时期、本地区的中考体育政策。无论哪种评价制度，都会面临考试难度、呈现方式与分值权重的三重博弈，而其真实的本质则在于当前社会对体育的价值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普遍认为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随之，体育在考试中的重要程度才会越高。诚如许弘、李先雄所说：“强基计划”应先固本。因此，未来对于高考体育评价制度的研究同样应当重视这3种博弈关系，通过高考体育评价制度的落实与尝试，加深整个社会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让体育在提升民族体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2017年博士毕业时的照片）

周建东，性别男，山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一名80末普通小讲师。常年纠结于两个理不清问题：一是形而上的体育知识是什么？二是形而下的体育知识怎么考？通过“是什么”，让我看到了体育界对自身知识属性的“迷之自信”或“迷之堕落”；而通过“考什么”，则让我看到了我国中、高考招生制度对体育科目的“上有政策”与“下有对策”。在多年的思考中，曾经在《体育学刊》等刊物发表过《体育与知识——基于对知识论体育哲学的考察》《山东省初中体育学业水平考试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建议》等数篇不成熟的小文章，也仅是阶段性的研究片段。本人目前资历尚浅，没有主持过任何国家和教育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