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毛主席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基本纠正！

来源：丹姐读历史 百家号18-06-09

1937年12月，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图为与会人员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又写了一篇具体论述其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的文章，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于四月二十七日，不经党中央就擅自发表在《群众》周刊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严重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首先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不同集团的正确论断。他抹煞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看不到国民党集团腐朽反动的阶级本质。他胡说什么国共两党都是“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他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和服从国民党、蒋介石，就是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蒋介石，背叛人民的根本利益，葬送革命事业。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长江局主要成员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左二）、博古在汉合影（武汉八办供图）

      在依靠谁抗战问题上，王明不相信人民武装，轻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他反对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而提出了所谓“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主张集中我人民军队去配合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争。他为了适应蒋介石“军令统一”的反动要求，提出所谓“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这实际上是把人民军队“统一”到国民党的反动军队里去。同时，王明反对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热衷于在大城市里同国民党的达官要员搞“上层统战”，不愿派人到农村去做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

长江局负责人和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影。左起：张云逸、叶剑英、王明、博古、周恩来、曾山、项英。

      在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上，王明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上，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是人民的胜利。王明否认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把争取民主和坚持抗战对立起来，把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对立起来，他甚至竭力帮助蒋介石批判“抗战胜利后是共产党的天下”的观点。在组织纪律上，王明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他在武汉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而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和违背中央方针的演说和文章，严重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影响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九月和三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曾一度迷惑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可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起了坏影响。

      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工作的发展，并导致一九四一年初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党中央为了及时纠正王明的错误，一九三八年五月对长江局、东南局，连续发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正确方针，强调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游击队，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二十二日，在《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又指出: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同时，反复地强调“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应转入农村，“长江局应有计划的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


      但是，王明拒不执行党中央的上述正确指示。在徐州失守后，他片面强调战略中心任务是“保卫大武汉”。他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不派人去农村组织游击战争和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结果，城市的革命力量没有及时地转到农村，使我党丧失了在长江流域发展革命武装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克服错误倾向，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为了开好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于九月十四日，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国的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了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正式召开。到会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王明、王稼祥、项英等三十八人，另外还有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会议总结。

      报告和总结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坚持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毛泽东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坚持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解决了如何保证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反对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的错误倾向。因此，毛泽东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并指出:在反倾向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才能巩固党的纪律。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强调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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