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魔鬼》

莫易

        儿时，大约四、五岁光景。有一次贪玩淋了场大雨，夜里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父亲一大早背着我在泥泞中走了十几里地，赶到公社驻军卫生室。

        记得，之所以记得，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身穿白大褂头顶五角星的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是两位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一位叔叔从父亲背上接过我，抱着我坐在他的大腿上，摸了摸我的额头，对另一位叔叔说了句什么，然后拿出一把只有过年才吃得上的糖果塞在我的小手，笑着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几岁了。另一位叔叔先给父亲倒了杯水，并安慰父亲不要焦急，然后一手握着玻璃针管一手拿着棉签过来，在我屁股上蚊子咬似的推了一针，再去包了几小包药片交给父亲。父亲掏出他的布帕，一层一层揭开，露出几张角票。解放军叔叔见状连忙摆手：“装起来吧老乡，我们不收费的。"父亲迟疑了一下，仍旧一层一层包好装进衣袋，从解放军叔叔手上接过我，道了谢，在解放军叔叔"记得给孩子按时喝药，睡一觉就好了"的嘱咐和目送中走出了公社的大门。

        中午，父亲给我喂了一次药。晚上，母亲又给我喂了一遍。第二天醒来，果然神清气爽，又活蹦乱跳了。

        我是八岁那年才上小学。每逢星期天，都会拿把镰刀拎着竹篮跟二哥一起去田间地头割猪草。有一次割破了手指，看到满手鲜血，二哥也不知所措，我吓得哇哇大哭。

        记得，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大人们总是拿“叫谭叔来打针"吓唬晚上睡觉蹬被子的孩子。谭叔是大队部的赤脚医生，经常挎着药箱走村串巷，孩子们都认得，都怕他药箱里那些长长短短的针头。此时，谭叔正好从田埂上路过，他听到我的哭声，疾步过来，蹲下身子，一边掐住我的手指根一边说着"没事的，别怕"一边从药箱里拿出棉签和药水替我清洗伤口，再撒上一些粉末，用纱布包好，这才站起身来。他一面摸着我的头一面嘱咐二哥："带弟弟回家，别让他的伤口沾水，过两天就好了。"然后挎上红十字箱，大步而去。

        时光在历历在目的记忆中哗哗流淌，弹指挥手间，已经人到中年。前年十月下旬，左手中指被刀片割了道口子，流了不少血，敷了小半瓶云南白药才止住。同事驱车送我上街道卫生所找医生清洗包扎，卫生所的医生说不接红伤，只好转上邻近的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原以为到医院清洗一下伤口，敷一点外创药，再包扎一下也就完事了。谁知急诊科的医生说需要做麻醉缝合手术，在做完手术后，还要求住院治疗。因为手头工作繁忙，又是小伤，感觉没有住院的必要，便陪着笑说，还是我每天过来打针换药吧。不料医生脸一沉，说不住院的话会有感染的风险，后果由我自负。我坚持不住院，医生便要求我在门诊日记签上“风险已告知，不住院，后果自负"的字样。

        揣着一仟多元的缴费单从医院出来，手指还在麻木。想起医生叫签字的情形，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第二天换药的时候，看到伤口有些浮肿，医生说有感染的迹象。到了第三天，伤口依然浮肿。医生说好像已经感染，要我去上级医院手外伤专科就诊，并再次要我签上"有可能感染，已建议转总院手外伤专科治疗"的字样。

        那情那景，好像法官给犯人判决，要犯人签字画押似的，令人六神无主、焦躁不安。给一交际甚广的朋友挂了个电话，便急急忙忙赶往总医院，直奔住院部找朋友推荐的手外伤专科主任王医师。王医师说，他本来已经下班，接到朋友电话又转回来的，正等着我哩。他仔细检查完伤口，涚缝合后出现浮肿属于正常，可以肯定，伤口并未感染，只要再坚持消炎一周，半个月后就可以拆线了。

        紧崩了好几天的神经总算松弛下来。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遇到一名男子，他问我是不是办了住院。我说没有。他说最好别办，说他剖鱼时手指扎了根鱼刺，来医院被医生忽悠着住院治疗，手术开了好几刀，已经花费近两万还出不了院……他的话，犹如兜头一盆冷水，将我心中刚刚油然而生的对王医师的丝丝好感浇得灰飞烟灭。

        由于伤口不能沾水，工作多有不便，加上右肩疼痛难耐，干脆告假回家。上午去街道卫生所打了点滴，下午上区中医院挂康复科。康复科坐诊的是一位姓赵的医师，开口就问我哪里痛。我说肩膀痛，他便要我做脑后摸耳动作，见我双手脑后都可以摸到耳朵，即下诊断，说我这是严重的颈椎病。

        我暗暗称奇，因为我的确有颈椎的老毛病。那是五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正赶着一篇稿子，突然酒醉似的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翌日上医院看门诊，医生二话不说，直接开颈部X光和脑部CT，看了检查报告后，说我颈椎第三至第七节出现唇形骨质增生。我问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医生说这病压根就治不好，只有合理保养。查出毛病却没治疗方法，不禁郁闷而沮丧，回家跟妻提起这事，妻说头晕恶心应该是变形颈椎挤压到血管造成脑部供血不足所致，得上卫生所扩张扩张血管。上卫生所打了三天点滴，此后倒也不头晕恶心了，但肩膀却一天天的痛将起来，甚是难受，尤其卧床休息，简直痛不堪忍。每次疼痛的时候就想，颈椎病如此普遍，医学又如此发达，为什么没有根治的方法呢？

        我正想问赵医师这病能不能治，还没来得及开口，赵医师就拉着我在一木椅上坐下。先吊颈30分钟，再扎针30分钟，然后拔罐、打针，完事后才坐下来。我问赵医师能不能治好。他说我这种情况需要做一个疗程的针疗，再给我配制一个月的中成药，至少能管上三、五年不复发。我问大约需要多少费用，他说不多，不超过两仟。我一听喜出望外，现如今患一场感冒，只要上医院，不花个三五佰都好不了，这两仟块钱就能换来三、五年颈椎安康，太值了。在他的示意下，我先付给他一仟，还不由多看了他一眼，为他干脆利落的诊断心生敬怎。

        治疗在痛苦和欣喜中进行，虽然针疗如同炼狱，但卧床休息肩膀不再痛得厉害。一个疗程很快过去，连同杨医师为我专门配制的一大罐药粒，果然才一仟八佰块钱。临走的时候，我向赵医师表达了真诚的谢意，并要了他的电话，表示只要效果如他所言，一定给他送锦旗。

        意想不到的是，回单位上班不到半个月，肩痛就复发了，而且越来越痛，越痛越厉害。好几次掏出手机，想问问那位曾经令我感恩戴德的赵医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想世态炎凉、人心冷漠，亦或这毛病还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只当自己病急乱投医，花钱找罪受。

        因为公社驻军身穿白大褂的解放军叔叔和肩挎红十字箱走村串巷的大队赤脚医生谭叔在记忆深处永不磨灭的高大形象，我对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天职的白大褂一向心怀敬仰。然而，这几次的医院经历，把我对白大褂的敬意粉碎得荡然无存。别说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就连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都说过：疾病不是医生治好的，而是人们自己战胜了它们。从医学和心理学来讲，人体自身具有强大的免疫与修复机制，足以对抗与战胜外来疾病。医生的作用就是唤醒或激励患者体内处于休眠或低落状态的抗病机制，以达到预防疾病、战胜疾病、消灭疾病的目的。医生的积极暗示，能够激励患者体内的抗病机制积极工作，消灭病毒，而医生的消极暗示，则会对患者体内的抗病机制产生压抑的负作用。

        现在，有些医院里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望、闻、问、切“而上这器械那器械、做这化验那化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不说，要命的是，有些医院有的医生善于夸大其词、言过其实。他们总是把小病说成大病、轻病说成重病，总是把简单的疾病描述得那样复杂、那么恐怖，以以来吓唬患者，给患者添加不安情绪和施加心理压力，以达到令患者茫然无措、百依百顺的目的。然后，给患者开大处方，动大手术，做大治疗。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大处方、大手术、大治疗，往往不能让患者重获新生，而常常使患者惨遭毙命。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就是为了从患者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吗？

        都说医者仁心，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可是什么时候，某些医生竟变成了心狠手辣、谋财害命的魔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