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潮文萃｜杨奎松：历史研究的“机动性”

栏 目 介 绍

 往期《唐潮》，收录了大量精彩的老师访谈和约稿文章，这些都是《唐潮》的宝贵财富。在学术自媒体平台高度繁荣的今日，这些资源，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蒙尘，也不该闭门造车而独享。编辑部将它们重新誊录，配图辅之，制成“电子版”《唐潮》，拟名《唐潮文萃》，作为公众号的固定栏目之一，陆续放送，以飨读者。

杨奎松先生采访记（二）

杨奎松教授简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1990年底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评为副研究员，曾任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室副主任，1997年评为研究员并任革命史研究室主任，1998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1月调入北京大学任教，2003年应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苏关系史、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等，并从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的角度研究国际冷战史。

编：

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仍存在一些禁忌，您认为共和国史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作为初学者又如何选择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题目？

杨：

今天研究共和国史，最便利之处，是亲历者多多，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发言权，很难拿假的东西来蒙混他们。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距离当下太近了，势必会受到政治的干预和影响，什么能研究能发表，什么不能研究或能研究不能发表，常常无法由研究者自己来做选择。同时，人人都是亲历者，但不同人的经历感受却可能千差万别，结果就是像上面所说的，你讲你的“真实”，我讲我的“真实”，你不承认我讲的是真实的，我不承认你讲的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讨论很容易变成意气之争，甚至是情感冲突。相信大多数了解一点人文知识的人都了解，历史研究最讲客观中立，然而因为共和国史离得太近，即使主观上想要客观中立的研究者，在选题和研究中也很难避免被自己的主观情感，特别是不同于过去人的价值观所影响。因此，虽然有价值的研究选题非常多，但一般的研究者能否驾驭得了，也会是一个问题。

以我个人的经验，必须承认，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的。离得远了，研究的禁区、障碍和主观羁绊就会少很多。假如年轻同学或年轻学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学术，而非迫于现实需要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记住老一辈学者讲过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话。这倒不是说真的要十年不发文章，而是说，历史研究者理应有长远一些的眼光，要懂得有些事着急是没有用的。对于那些真正有心想要回答一些只有基于长时段大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到答案的研究者来说，就更是要做好长期准备，循序渐进的研究功夫。何况，大历史的研究或大问题的答案，总需要从小历史和小问题研究起，这并不妨碍你找到可以发表的话题。比如，我当年的志向是要研究中共史，所做的第一个扎扎实实的功课，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共史，而是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资料搜集开始着手，逐渐做到中共建党，再一步一步往前走。再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想要做客观评价陈独秀思想生平的研究还不可能，我就只做穷尽一切相关资料的工作，并不急于研究和发表。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政策宽松了，我的研究成果也就很快发表出来了。同样，今天政治上受限的某些话题，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情况肯定也会逐渐发生变化的。

（图为陈独秀先生及其所创报刊——《新青年》）

当然，对今天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同学、年轻学者来说，因为没有改革开放以前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相对来说在研究此前的共和国史的时候，受家庭的，特别是自身情感的影响左右会少得多。这看起来或许是好事，因为比较容易做到客观中立。但是，从这些年我看到的情况，这可能也会变成劣势。因为今人的价值观与过去人的价值观相差太远，难免会在思想上、情感上，形成较大的隔膜，以至对历史及其历史人物发生误读和误判。前两天讲中共史，有一个年轻学员就当堂对我所讲中共早期成员很多人有“信仰”的情况，提出了质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打着“信仰”之名，蒙骗下面的党员，为他们自己谋利益呢？类似的说法或看法，这些年我听过不少，包括有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已经不算年轻的研究者，今天都理解不了中共史上种种“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在他们看来，什么路线、政策、观点的分歧，都不过是当事人用来掩盖争权夺利的遮羞布罢了，他们讲演、发言、书信、指示中的种种论说，都是蒙人的，未必有谁真的是在为“主义”、为“理想”而争。这种情况反映出的，其实正是今人与古人在精神、理念和思想方法上的巨大差距。因为他们从小没有接受过理想教育，完全不理解何谓“追求真理”，睁眼闭眼到处都是利益之争，因而很容易把物质主义的现实简单地投射到历史中去，相信是人都必如此。显然，不克服这种思想观念上的隔膜，注定就无法像陈寅恪所要求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对过去的人和事能否在同情的基础上去理解、去解读，恐怕是当今年轻同学或年轻的研究者最需要面对的一种挑战罢。

（图为陈寅恪先生及其箴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编：

您认为西北地区的现当代史研究其自身的特点在哪里？

杨：

我自己对西北地区现代史的关注，只局限在个别事件史或个别地域史的范畴。西北的范围很大，不同地区地理的、人口的、民族的、宗教的、社会文化的，以及经济发展的差异非常大。无论是研究西北地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历史，还是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要想做综合的宏观史的研究，恐怕都十分困难。我觉得，一直以来，西北有些专门史研究（如西北民族史、西北经济史）和一些区域史研究（如西北各省、自治区的专史），都做得较有特色，今后大概也还是要发挥这方面的特长。

编：

哪些史料和著作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杨：

对我形成对社会、对人的看法影响最大的书，现在想来还是年轻时读的各种小说，特别是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大仲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大学毕业后我已经很少再读文学作品了，但我还是热衷于看那些能够深刻揭示人性的复杂性的影片。如果你们读过我的《“边缘人”纪事》，想必也能从中看到这些小说及影片对我的影响。我研究历史，从一开始就既反对神话人，也反对妖魔化人，无论对谁都一样。我更愿意相信，每个人都有性善的一面。这么多年来，无数史料读下来，我愈加相信我的这种认识是不错的。

（图为杨奎松先生的著作：《“边缘人”纪事》）

【责任编辑：靳怡 郁进科】

刊于《唐潮》杂志社 二〇一七年·九月，总第四十九期

完

注：因篇幅限制，编者对采访录的问题顺序进行了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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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录文/沈鑫

责任编辑/周聆嫣

审核/张策、张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