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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学 || 拜根兴: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关联问题考析

唐潮杂志 2022-03-19

來源:《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中冊


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关联问题考析

 

拜根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碑林集刊》第10卷(2004年号)刊发了刘莲芳女士《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一文[①],对2000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常兴镇砖场,现收藏于碑林博物馆的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作了详细的介绍,为唐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其襄助学术初创之功实不可没。然而,仔细探讨该墓志,其蕴含的东西仍然不少。本稿试作考析,并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关于王孝杰及其后裔

 

关于王孝杰其人事迹,《旧唐书》卷93,《新唐书》卷111均立有传记,《资治通鉴》卷205、卷206亦有记载。其事迹诸史书记载大同小异。不过,和当时其他著名将领传记相比,特别是对其家世等方面的记载,王氏的传记明显简略。

据《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新唐书》卷111《王孝杰传》载:王孝杰籍贯为京兆新丰人,唐高宗末年随工部尚书刘审礼讨伐吐蕃,在大非川战役中被吐蕃俘获,后因长相酷似吐蕃赞普的父亲,故而受到吐蕃上下的特别礼敬,数年间生活于吐蕃,最后因其他机缘返回唐境。武周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征伐吐蕃,因王孝杰在吐蕃数载,深得吐蕃内情,最终完成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重任,成为武周时期开疆拓土的重要功臣之一。武则天对王孝杰大加赞赏,云:“昔贞观中具俊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孝杰建斯功效,竭此款诚,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如此忠肯,深是可嘉”,授予王孝杰左卫大将军,不久迁拜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清源男。证圣初年,王孝杰“坐与吐蕃战败免官”。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武周东北边境形势紧张,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妫诚州刺史孙万荣,因不堪忍受武周边方官吏之凌辱,奋而率部起兵反叛。武则天先后派遣多名将领前往镇压,但均未能奏效。这样,武则天“复诏孝杰白衣为清边道总管”,率领十八万军兵前往征伐。武周军至“东峡石谷遇贼,道隘,虏甚众,孝杰率精锐之士为先锋,且战且前,及出谷,布方阵以悍贼”[②]。由于后军总管苏宏晖临阵逃遁,王孝杰失去援助,在契丹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这次武周军队也未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王孝杰坠崖谷而死。武则天追赠王孝杰为夏官尚书,封耿国公,拜其子王无择为朝散大夫。王无择开元中官至左骁卫将军。就是说,王孝杰的儿子为王无择,其因父亲的缘故拜为朝散大夫,开元年间成为一员武将。

但是,《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云王氏“祖孝杰,皇兵部尚书,英灵诞中,钟鼎传业。父默,袭琅琊公”。可以看出,墓志中提到上述大名鼎鼎的唐、武周名将王孝杰,而且王孝杰还曾被封为琅琊公。同时,孝杰之子王默“不仕少殁,弓裘未就,诗礼云终”。就是说,王默只是继承了王孝杰的琅琊公封爵,并未担当任何官职,而且年纪轻轻就病逝;墓主王氏“自幼偏罚,育于外氏,天生妇德,无忝家风,自然母仪,有为人范”,即从小就被寄养在外家,直至出嫁。王氏的丈夫李训生前官拜鸿胪寺丞,“与圣皇帝十叶孙也。”即李氏家族应当是李唐王室后裔。直到天宝年间,李氏家族仍然拥有“别业”。依据墓志记载推测,似李氏家族别业还颇具规模。王氏本人“闲闲内则,动必合仪;萧萧闺门,礼不逾节。”即她的行为很符合当时社会对妇女的规范要求。因墓志记载李训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死于鸿胪寺丞之官舍,证明李氏生前最后的官职为鸿胪寺丞;据史载,鸿胪寺置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鸿胪寺丞“掌判寺事”[③],属中级官员。故墓志题名“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

这里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上述文献史料记载王孝杰为京兆新丰人,而墓志并不认同这一点。其二,文献史料载王孝杰先是被封为清源男,死后追赠耿国公,而墓志记为琅琊公。其三,文献史料记载王孝杰的儿子为王无择,王孝杰死后被拜为朝散大夫,开元年间官至左骁卫将军,而墓志却记载王孝杰的儿子为王默,继袭王孝杰琅琊公封号,没有官任经历,并很年轻就死亡。如何解释文献史料与新出土的墓志石刻资料之间的差异或不同?新发现的这方墓志的价值到底如何?

首先,从墓志记载看,墓主王氏天宝九载(750年)迁化,终年65岁,其出生时间应为垂拱元年(685年)。王孝杰6973月战死于辽东东峡石谷,按照上述年龄推算,此时墓主王氏应是十二岁,应该是懂事的年龄。就是说,王氏理应对其家族渊源,即到底是出自京兆新丰,还是山东琅琊(也有可能是说其地望)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作为大名鼎鼎的大将军王孝杰,他的孙女王氏对其祖父的情况也应该有所记忆。

其次,上述文献史料记载王孝杰的儿子为王无择,开元年间曾官至左骁卫将军;而墓志载王氏的父亲王默并无官任,只是承继父亲王孝杰琅琊公封号,并在王氏出生不久就捐弃人世。一般来说,在相距时间并不远,一些当事人可能仍然健在的情况下,攀附或造假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问题是王氏从小就长在外家,即“自幼偏罚,育于外氏”,从墓志铭看似和王氏本宗已没有任何联系。王氏天宝十三载被安葬于“眉城三畤原”,她与京城长安、东京洛阳可能的王氏本宗亲戚来往可能并不多。墓志撰写者为墓主王氏的长子李侹,曾在唐右羽林军中任长上果毅,如此,李侹对其母亲的出自和家庭了解到底有多少,实在令人怀疑。

再者,《旧唐书》《新唐书》的编纂虽然在该墓志之后,但其完全是按照唐朝国史和实录等政府文献编写的。如果是一个普通官员,政府文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似乎还有情可原,但王孝杰曲折传奇的经历,悲怆惨烈为国捐躯,假若当时连他的出身和后代都没有记录或者记录错误,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那么,如何解释文献史料与新发现金石墓志间的差异?笔者以为,一种可能是王孝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王无择为嗣子,不仅被拜为朝散大夫,而且还可能继承王孝杰的耿国公封号,而其他儿子则没有在正史中出现。与此相关联,另一种可能王默是为王孝杰庶子,王孝杰生前及亡后,除过所谓的“袭琅公”,加之早亡,与王氏本宗并没有更深的联系。第三种可能是,基于第二种可能之缘故,加之王氏父亲早逝,她从小就寄养在舅家,她对祖父王孝杰可能了解得并不多。王氏长子李侹操刀行文的墓志,由于上述原因,他对外曾祖父王孝杰家族的了解因此更少。虽然从墓志铭文看,其叙事亲情流溢、文采斐然,似乎并非出自一军人武将之手,但在当时全社会重文大氛围之下,这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此,墓志文中出现和现存文献史料相抵牾的记载也就很好理解了。

志文中载墓主夫君李训“开廿二载,李公无忧卒于鸿胪丞之官舍”。王氏“守楚白之清规,修梁寡之至行,育遗孤于别产,收失路于异性。复理败业,再葺荒居,儿女并成,婚官皆毕。非夫人之至德,其孰砫如此乎。”案:王氏天宝九载(750年)年去世,终65岁,其夫开元廿二年(734年)别世时王氏也已四十九岁了。而按照当时一般正常的婚育年龄(不包括再婚等),此时儿女至少也已二三十岁以上,故文中的“育遗孤”、“理败业”明显是溢美之辞。当然,这也符合儿子为母亲撰写墓志,不可避免地存在拔高修饰之人之常情。

另外,志文中纪年方式很值得注意。志文中出现“开廿二载”、“开廿八载”,“天宝初”、“天八载”、“天九载”、“十三载”纪年字样。首先,将唐玄宗的年号开元、天宝,简写为“开”、“天”,据笔者查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发现天宝013、天宝021等墓志也采用这种写法。从掌握的史料看,未见唐朝官方有诏令或特制要求如此纪年,这种纪年在现存墓志中也不普遍,因此,笔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一种时尚,也可能是墓志撰写人行文习惯所致。其次,众所周知,天宝二年起改年为“载”,志文中开元纪年也用“载”,而其它墓志中将开元某年写作开元某载者也不少,而且这种写法一般都是出现在天宝中后期的墓志铭上,应当是当时人习惯了写“载”,故将开元年号也用“载”表示了。

总之,除过《旧唐书》《新唐书》王孝杰传记外,现在可以看到的《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全唐文补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书中,并未发现王孝杰其人碑志石刻方面的资料,而王孝杰家族关联的间接资料亦很少见,王氏后裔金石墓志史料也只有这方《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故这方墓志对唐代著名将领王孝杰的研究可提供了新的史料。对墓主王氏身世的探讨,由于墓志文记载不多,故只能依据现有史料加以论考;至于这方墓志及其涉及王氏夫君李训其人等,应找寻史料慎重研究。当然,限于史料所限,上述说法论点,只是笔者根据现有史料所作的一些推证,相信会经得起时间验证的。

 

二、大云寺及新罗和上考

 

志文中提到墓主王氏,“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崇启道门。夫人礼谒至诚,廻向便为上足,一心斋戒,十载住持。契不二之门,以寂灭为乐;穷归一之义,明色即是空。体性如如,喜怒不干于颜色;心神杳杳,憎爱无杂于言怀。岂可不以为如莲花不著水,居然有道者也。”显然,上述史料可提供以下信息:其一,大云寺新罗和上天宝初才来到寺院,也就是说,其来寺院的时间在天宝五载前后。更因为王氏天宝九载去世,墓志铭中有“十载住持”句,虽然此处的“十载”极可能是虚指,但可推定新罗和上来寺时间在天宝元年或二年间。其二,新罗和上在大云寺期间,王氏对其礼敬有加,而且矢志不移,十载如一日,当然,从另一侧面可证明新罗和上在大云寺驻锡时间不短。其三,新罗和上此后的踪迹,墓志铭没有涉及,现有史料也缺载。其四,此新罗和上能和信众熟练交流,并受到相当的礼遇,可见其能灵活自如运用唐朝语言,精通佛典,应该是一位入唐时间较长,佛教修养扎实,在当时有一定名望的新罗僧侣。

关于大云寺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武则天临朝称制之时。载初元年(690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④]对此,一些在朝大臣提出异议,岑长倩就是其中的一位。史载云:“和州浮屠上《大云经》,著革命事,后喜,始诏天下立大云寺。长倩争不可,由是与诸武忤,罢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蕃。未至,召还,下狱。来俊臣胁诬长倩与辅元、欧阳通数十族谋反,斩于市,五子同赐死,发暴先墓。睿宗立,追复官爵,备礼改葬。”[⑤]《唐会要》则明确记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⑥]就是说,武则天为改朝换代寻找理论支撑点,《大云经》颇受推崇,而两京及诸州所建的大云寺,就是应时而起,并供奉收藏所谓的《大云经》[⑦]的。

既然诏令两京及全国各州各建大云经寺一所,那么西京大云寺的位置如何?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载:“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时有延兴寺僧昙延,因隋文赐以蜡烛自然发焰,隋文奇之,将改所住寺为光明寺。昙延请更立寺以广其教。时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此寺当中宝阁崇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寺”。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五[⑧]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该寺位于京师长安西市之南的怀远坊。关于东都洛阳大云经寺的位置,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大云寺,本后魏净土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贞观三年(620年),复徙此坊。天寿(按:应为‘天授’)二年改为大云,会昌中废。”[⑨]对此,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对“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提出疑问,即“不知此大云寺是西京,还是如《唐会要》所载,天授年间各州所置?但《唐会要》已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何以天宝初仍有大云寺呢?如果王氏墓志所载之大云寺是岐州的,则关中西部当时亦有新罗和尚?待考。”[⑩]看来,关于岐州开元末以后是否还有大云寺,还存在一定的疑问。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岐州关联事项作一探讨。岐州建州最早可追溯到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隋开皇在岐州设置岐阳宫,大业三年罢州设立扶风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再设岐州,直到肃宗至德元年才改为凤翔郡[⑪]。岐州位居关中左辅,初唐时代常常是王子兼领之州,如高宗之子李贤、李素节,睿宗长子李宪、岐王李隆范等人,都做过岐州刺史。据《佛祖统记》卷40载:“至德元载,……,诏沙门元皎,于凤翔开元寺建药师道场,忽会中生李树四十九茎,皎等表贺,敕答曰:瑞李滋繁,国兴之兆,生处伽蓝之内,亦知觉树之荣,感此殊祥,与师同庆。”[⑫]如上所述,至德元年改岐州为凤翔郡。就是说,这里的凤翔其实就是岐州。也就是说,岐州治所所在有开元寺存在。至于此开元寺和墓志中提到的大云寺是何关系:是岐州既有开元寺,也有大云寺?还是当时不同阶层人们对同一寺院,不同时期称呼,依据自己的佛学理解习惯,做出因人而异的界定?因无其他史料佐证,无从进一步辨析。

同时,对于岐州大云寺的位置,也未见有史料记载,检索地方志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从上述武周政权新立诏旨看,岐州别立或者将已有寺院改为大云寺都是可能的,但笔者认为大云寺改名开元寺可能性更大。至于开元二十六年诏令改大云寺为开元寺,从此后大云寺的存在情况看,当时诏敕执行的并不彻底。检索大正新修《大藏经》,其中《宋高僧传》中记载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还存在的大云寺就有如下:

 

表一:《宋高僧传》所见开元26年以后仍然存在的大云寺

关联僧侣

寺院所在州县

存在年代

史料来源

备注

神暄

江西婺州

元和年间(806~819)

《宋高僧传》卷20


幽玄

浙江会稽

元和二年(807)

《宋高僧传》卷27

唐洪州宝历寺幽玄传

鸿楚

温州

大顺年间

《宋高僧传》卷25

梁温州大云寺鸿楚传

昙真

徐州

天宝年间?

《宋高僧传》卷10

唐亳州安国院释昙真传

辨才

襄阳

天宝初年

《宋高僧传》卷16

唐朔方龙兴寺辨才传

严峻

荆州

天宝初年

《宋高僧传》卷14

唐洪州大明寺严峻传

明觉

杭州

元和年间

《宋高僧传》卷11

唐天目山千顷院明觉传

 

在这里,笔者只统计了《宋高僧传》的材料,相信同类关联僧传、史书的记载应当还会不少。单从上述统计来看,当时大云寺仍然部分存在,特别是在南方地域。是否南方地域执行上述诏敕不彻底,或者因其它特定原因,导致众多的大云寺未及改名依然存在?这是应当认真探讨的问题。

《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中提到的新罗和上,他的来龙去脉如何?也就是说,遥远异域的新罗僧侣,基于什么原因来到大唐,并驻留大云寺,最终成为四方信众们信赖崇敬的“和上”[⑬]呢!据史书记载,唐朝建立之后,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纷纷遣使到京师长安,和唐朝建立关系,唐亦想通过和朝鲜半岛三国间缔结关系,重新构筑中国的天下秩序。从武德到贞观前期,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维持等距离交涉关系。然而,随着贞观十六年(642年)朝鲜半岛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特别是高句丽莫离支泉盖苏文当道,杀害高句丽王,频繁进攻新罗,违背唐朝天下秩序理念,最终导致唐太宗率兵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即位后,逐渐形成新的对朝鲜半岛的政策,660年唐朝联合新罗灭亡百济;668年,高句丽也为唐罗联军灭亡。此后,唐罗间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战争。七世纪最后二十年,唐与朝鲜半岛新主人新罗维持若即若离之关系[⑭]。但是,八世纪初叶,随着渤海国的建立,唐罗关系再一次密切起来,这表现在官方使者册封、朝贡往来的频度加大,入唐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多,民间人员来往的频繁等。

笔者依据韩国史书《三国史记》,统计这一时期唐与新罗各种交往,其中新罗圣德王在位(703-737年)的三十余年间,派遣入唐使者四十次;孝成王在位(737-742)数年,遣使入唐两次,唐遣册封等使入新罗三次;景德王在位(742-765)二十余年,派遣入唐使者十一次,唐遣使入新罗册封等一次。而双方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新罗僧侣东来学习佛教,以及留学生在唐国子监、太学、四门馆修业等[⑮]。同时,我们现在了解的均是正史或相关史书记载的入唐僧侣,而至今仍未发现或以后可能出现的史料亦可能还有。

总体来说,入唐的新罗僧侣主要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入唐后专心佛典,在唐朝高僧大德的指导下学习,有的人参与例如玄奘、义净等人主持译经等活动。其二,入唐后又继续西上,和唐朝僧侣一起历经艰险,赴印度取经,如慧超等人。其三,人数众多入唐求法巡礼的新罗僧侣。有的人学成后返回新罗,有的人没有返回故乡,终老于唐土[⑯]。上述墓志铭中提到的新罗和上,可能正是新罗圣德王、孝成王、景德王在位期间[⑰]入唐众多僧侣中的一员。检索开元、天宝年间入唐,在长安寺院求法巡礼的新罗僧侣人数不少,但同在长安、岐州两地可能驻留的新罗僧侣,其可选人物并不多。中韩佛教交流研究专家陈景富教授作有“中韩佛教交流传法、求法僧人一览表”[⑱],笔者采撷此一时期入唐新罗关联僧侣,列表如下:

 

表二:开元天宝年间入唐新罗僧侣一览表

名称

入唐时间

在长安或者岐州时间

史料来源

无著

716年前

长安西明寺

《开元释教录》

不可思议

716

师从善无畏,在长安、洛阳

《胎金血脉图》

弘印

735年前

善无畏的法嗣

《金胎两法相承》,《胎金两界血脉》

无相

726

在长安,成都

《宋高僧传》卷19

均亮

735

在长安会昌寺

《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

玄超

735年前

在长安保寿寺

《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

无漏

742~756

安史之乱前后

《宋高僧传》卷21

 

上述诸人均有长期驻留长安的经历,是否是他们中间有人曾前往岐州,在那里修行并普度众生,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是否就是王氏墓志铭中出现的“新罗和上”?或者另有新罗高僧大德,因时间的流逝,他们并未留美名于后世,但在当地却是家喻户晓的闻人名家,不得而知!

《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中“新罗和上”的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我们期待西安周围更多和新罗僧侣关联的金石墓志资料出土,在解答我们的疑惑的同时,将他们的事迹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为唐与新罗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附录

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琅琊王氏之令淑也。祖孝杰,皇兵部尚书,英灵诞中,钟鼎传业。父默,袭琅琊公,不仕少殁,弓裘未就,诗礼云终。夫人自幼偏罚,育于外氏,天生妇德,无忝家风,自然母仪,有为人范,将适陇西李公。公讳训,与圣皇帝十叶孙也。闲闲内则,动必合仪;萧萧闺门,礼不逾节。开廿二载,李公无忧卒于鸿胪丞之官舍。夫人守楚白之清规,修梁寡之至行,育遗孤于别产,收失路于异性。复理败业,再葺荒居,儿女并成,婚官皆毕。非夫人之至德,其孰砫如此乎。开廿八载,长子侹,从仕西京,徙居东洛,夫人就养,因家歧雍焉。后有次子侣,仕麟游县尉,小子铣,任龙栖别将。虽县府卑职,而禄养及时,文武不坠,是夫人之母师也。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崇启道门。夫人礼谒至诚,廻向便为上足,一心斋戒,十载住持。契不二之门,以寂灭为乐;穷归一之义,明色即是空。体性如如,喜怒不干于颜色;心神杳杳,憎爱无杂于言怀。岂可不以为如莲花不著水,居然有道者也。天八载遘疾,天九载九月九日迁化于李氏岐山南之别业,时春秋六十有五。孤子侹等,屠心泣血,不灭性于终年;叩地号天,而安厝于远日。以十三载五月廿五日权葬于眉城北三峙原下,礼也。立节立家,颇谓贞孝行已;成名成道,岂非荣乐终身。摧感五情,敬为铭曰:

弈弈名家,俄俄令德。即笄既馈,有典有则。容止可观,威仪不忒。春秋盛日,双露移天。承家不坠,立志弥坚。其行也孝,其性也贤。悟道归真,契玄虚室。无人无我,惟精惟一。卓矣平生,大哉终毕。宅兆既卜,蒿里将之。坟孤清渭,茔独荒郿。其往如慕,其返如疑。人事已空,声名未灭。幽明忽异,心哀伤绝。’叩地长辞,号天永诀。

嗣子前右羽林长上果毅侹文并书

 

 

 

 

原文刊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注释:


[①]文中所引王氏墓志铭文,均见刘莲芳《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中录文,《碑林集刊》第10辑,2004年号。

[②]上文中未注出处者,均采自《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

[③](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2005年,第506页。

[④](五代)刘昫《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

[⑤](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02《岑长倩传》,中华书局,1985年。

[⑥](宋)王溥《唐会要》卷48《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⑦]关于武则天与《大云经》相关问题,可参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大云经与武周革命》一文,收入《三阶教之研究》,岩波书店,1927年。

[⑧](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5,中华书局,1990年。

[⑨](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

[⑩](清)徐松撰,李建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⑪](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中华书局,1983年。

[⑫](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4《唐凤翔府开元寺元皎传》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载。

[⑬]当然,“和上”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和尚”是有区别的。具体来说,上、尚二字古代虽通用,而古代将佛教僧侣称为和尚,而和上、大和上则指修道高深的师僧。单从称呼上来讲,这位新罗僧侣的修行和品德,在当时应该是值得称道的。(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第33页,中华书局,2000年。

[⑭]以上论述可参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⑮]关于新罗僧侣、留学生入唐修禅、学习情况,可参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收入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陈景富《中韩关系一千年》,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⑯]参拜根兴《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⑰]新罗圣德王(702-737),孝成王(737-742),景德王(742-765),相当于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在位之时。

[⑱]陈景富《心语无说》,三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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