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臧振：我与斯维至先生

斯维至先生《史学文集》就要出版了。此刻，正是我来到陕西师大工作二十六年的时节：学校已经发出文件，我该退休了。我花了约两个月时间一字一句细读，希望出版之后尽量不出差错。此前，校出版社吴红霞女士已做了大量工作；我又请研究生唐明亮和本系教师庞慧女士分别校读过。之所以如此认真，是因为我总觉得欠了斯先生什么而且无法弥补。
 本书所收文章，有的如《释宗族》、《论庶人》、《说德》，二十多年来读过好几遍了；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两篇文章，却是第一次读到。读着这些熟悉或不熟悉的文字，勾起我无数回忆，时时掩卷长叹，可谓感慨万千。1980年，我结束了在陕北穷乡僻壤当中学教师时的十年苦读，投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毓璜教授门下攻读先秦思想史。通过阅读典籍，我认定商周时期统治者头脑中存在“重视民众”的思想。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所在，我选定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奴隶制时代的重民思想》。这题目一下子就牵涉到困扰了先秦史学界半个世纪的所谓“历史分期问题”和“亚细亚形态问题”。“重视民众的思想”与我们流行概念中的“奴隶社会”完全不符。这说明我们给学生灌输的所谓“历史发展规律”“五阶段”的理论体系是有问题的。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借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几种书来读，从中了解到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纷纭聚讼。陕西师大斯维至和朱本源的大名，都在脑中留下了印象。同时，我选修了张树栋先生研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课程和孙伯鍨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找出马恩列斯的原著来仔细琢磨，对于所谓“历史分期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基本的了解。1982年中，撰写硕士论文的同时，我给以前在陕北教中学时的学生、当时陕师大历史系77级学生刘汉利写了一封信，请他帮我了解陕师大历史系先秦史师资情况。不久接到刘汉利回信，说已经替我联系好了，系上同意接受我。陕师大这么干脆，我也就不再旁顾了。1982年12月28日，我到陕师大报到，成为在深山沟里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大学教师。几天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杨德泉先生找我谈话，说是要我来的目的，是给斯维至先生当助手。斯先生年事已高，眼力不济，腿脚不便，希望有人帮他整理文稿，查找资料。我当即欣然应允。

其后不久，应约到斯先生家拜望。斯先生跟我谈了几个小时，意气相投，甚为爽快；当即拿出几页稿纸，让我帮助校改。临别，师母何兢时高兴地说：看来要解决历史分期这个问题，还是得要有帮手，共同努力。这时，我意识到，斯先生是以解决“古史分期问题”为己任的。我当然也愿意为此努力。1983年，我写了一篇《孔子仁学的历史地位》，参加在曲阜召开的孔子学术研讨会。我给当时在本系的陈俊民老师看了。他说，文章不错，可以帮我推荐给《陕西师大学报》发表。我心里想，我是斯先生的助手，还是请斯先生推荐更好，就婉言谢过，把文章送到斯先生处。过了多日，发现斯先生根本没看，没有意见也不愿意推荐；而且对我明显冷淡，文稿也不再请我校对。是什么原因？我也没仔细去想。不久，得知延安大学一位教师郭政凯考上斯先生的研究生；延大不放人，说是中国古代史没有教师上课。为让郭政凯按时就读，我答应84年上半年去延大代课半年，算是为斯先生尽一点力吧。大约是1986年，斯先生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请系上一些年轻教师帮忙，我一点也不知道。事后，秦晖奇怪地问我：你什么事情把斯先生得罪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问斯先生为什么不让臧某办这些事？斯先生答：“咱不敢请，咱请不起。”我想，可能是斯先生让我听他的课，我因忙没去听？还是先生让我校改的文章没有及时改出？应该不至于呀！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旁人却有理由认定，那是因为我的不学无术；所以后来在谈到存在“有文凭却没学问”的现象时，就在我的名字前加上“如”，在我的名字后加上“之流”来证明。我也觉得似乎如此，只好以“夙夜匪懈”、努力读书来弥补了。一晃十五年过去，我与斯先生几乎没有来往。1998年中，南京大学的古文字学老师洪家义先生到西安开会，说是想看望斯维至先生。我领着洪先生来到斯宅。他们是老朋友了，相谈甚欢。斯先生谈到他的几篇文章，洪先生很想拜读。斯先生说，这几篇收入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但这书他只剩下一册不能相赠了。洪先生说他还要在西安停留数日，借去读过，由臧振负责送还。斯先生同意了。斯先生这书出版后送过一些人，我却没有见过，这次可以乘机拜读了。阅读中，发现此书校对极差。大约是台湾书商无人愿出此力，而促成此事的杜正胜也不可能为之逐字校对。我觉得，这事我有责任，应该由我为斯先生校对。我对斯先生的歉疚又加深了一层。读罢还书，斯先生问：你是怎么认识洪家义的？答：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洪家义老师教我们古文字。问：你不是四川大学的研究生？答：不是。问：你本科是在四川大学？答：不是。问：在哪念的？答：在北京大学。斯先生沉吟有顷，又问：那你跟四川大学没有关系？答：没有。

过了几天，斯先生打电话叫我去，把上述问题几乎一字不变地又问了一遍，我也几乎一字不改地答了一遍。这次加了几个问题：“你跟赵世超不是同学吗？”“不是在川大，是大学本科，在北大，我比他高两个年级。”“你跟李裕民是同学？”“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所以我叫他李老师。”“你跟胡戟是同学？”“他是研究生，所以我叫他胡老师。”审问结束，斯先生不说话了。沉默良久，斯先生长叹一声，说：“我弄错了！”

斯先生告诉我，我来师大不久，有人到他家对他说：那个臧某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在文革中打过徐中舒先生，迫害批斗过蒙文通。斯先生一听，徐中舒、蒙文通是我的恩师啊！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做我的助手呢！从那时起，他就决定不再与我交往。得意弟子郭政凯留校后不久，又因各种原因去了美国。斯先生曾多次希望系上给他另配助手，系上总是说没有合适的人和名额编制无法解决。于是，斯先生的著述活动基本停止。后来写过《姓名的故事》的小册子，虽有不小社会效益，但在斯先生，也只是聊补无米之炊的意思。

我记起，在我刚到师大不久，在教工食堂吃饭，几位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坐到一起。其中一位问我是那里人，我答：四川人。然后他说四川大学历史系很强啊，有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又问我跟这些先生有无交往？我其实对四川大学不很了解，只好据实笑答：跟徐中舒先生见过一面，就是他在被批斗时。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中，我住在川大。一天听同学说要批斗徐中舒，问我去不去看？我慕名而往。至于蒙文通，我去时已经死了。一天路过蒙文通故居，同学指着窗户给我看说：这是蒙老头的书房。就是这番话，在认定我是四川大学学生的人听来，很难有别的解说了。

一场持续十五年的误会解除了。十五年，对我来说有无数的损失；我的学术道路因此走得艰难曲折。然而更为受害的是斯先生——先生的学术生命几乎因此而断绝。误会解除后，斯先生不时电话约我到他家聊天，我有空一定去；逢年过节再提一点小礼物。我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了斯先生，曾带上录音机录下他的回忆。但很快就发现，年过九十的先生，记忆不是很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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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臧振

责任编辑/傅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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