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翁彪：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陕西师范大学 

翁彪，80后，2015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担任古典文献专业讲师。没有代表作。研究领域是敦煌文献。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在浙大中文系读本科。大二结束前专业分流，除中文基地班，还有编辑出版、影视文学和古典文献几个方向可选。其他方向都能顾名思义，平常无奇，唯“古典文献”听起来酷炫神秘。又因中文系有个传奇的学长曾在这专业，我就慕名而去了。所以当时的选择不但主动，简直鲁莽。对于专业研究人员，这个学科所指为何或许不言自明。但它与其他涉古专业到底有什么区别，何以要在此之外专设这样一个专业，大家似乎也只能拿“文史不分家”的老话来搪塞，少有人细究。而要向低年级的本科生或非专业人士作简洁的解释，基本上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既然提到对这门学科的前后印象，我想还是应该把自己可笑的最初印象和至今不能释然的困惑坦诚说出来。文献学最初进入高校学科体系在1959年（北大），却在1966年和1978年两度停办（又分别于1972年和1981年两次恢复），虽然存在具体的时代原因，但也可以说明这门学科的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并非今天才有的新状况。文献学的内涵、外延没有得到学理化的清晰表述，本身就是学科史和学术史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不仅仅关乎个人学养。事实上，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作为古典文献学家的尼采就曾吐槽过19世纪末的欧洲古典学界：“我在对古典学者的追根究底中发现：1. 年轻人对何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一丁点概念；2. 他无法知道自己是否适于探究这个问题；3. 此外更重要的是，就他或许真正拥有的知识而论，他并不清楚自己在何种程度上适合成为一名教师。那么，他决定走上这条道路，并非出于他对自己或者自己的学科的认识，而是出于：1. 模仿；2. 继续自己在学生时代所做的事很方便；3. 维持生活的念头。简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九的古典学者根本不应该成为古典学者。”最后这三条择业理由，相信中枪的并不止我一个。尼采这段牢骚，和当时《悲剧的诞生》被严重忽视的愤懑心情不无关系，但他揭示古典学者们在如何自处这一问题上的无知，却并非一时激愤之辞。自古就有研究经典的学问，但专设一个学科，而与其他各种学术门类并列，则是社会现代性的结果，是以古代经典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为前提的。欧洲的古典学形成于18世纪末，我国的古典文献学形成于20世纪初，原因在此。古代文化遗产被整体切割出去、悬置起来，以基于当下需求重新整理和解释，是任何国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对的议题。谁来整理，为谁整理，如何整理，本是“古今之争”的题中之义，深刻触及社会、文化与政治的诸多问题。技术上的谨言细密是另一回事，但作为一门学科，古典文献学恐怕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让人皓首穷经的饾饤之学，本身就充满着思辨与论诤。新中国系统规模地展开古籍整理事业、设立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是在上世纪50年代：这门年轻学科的诞生是以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批判为背景的。我们不能将古典文献学简单等同于“整理国故”运动、史料学派或古史辨派，但这些学术现代化潮流确实酝酿了这门学科基本的概念、方法与价值取向。我们当然还应承认这门学科对清代朴学的承继关系，今天被视为文献学基本内容的版本、目录、校勘与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正是在这时候专业化的。然而，这种承继绝不只在方法论层面：与其像清人那样自诩“汉学”，不如将这一学术传统追溯至宋人对古典世界的智识兴趣与疑古思潮。这种对古典的智识兴趣恰恰与两汉学术的教化取向大异其趣，本身就预设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分离，划出了对经典文本和古典历史予以怀疑、批判的空间。考据，或作为一种工具的文献学，如果不以这种对古典的智识兴趣和怀疑取向为前提，就难以构成一门学科。在今天，一方面仍然可以见到那种对古代典籍的伦理兴趣、玄学解释，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到批判与怀疑这一学术传统的失落，专业人士将文献学视为一种意义自足的方法，甚至一项高级的智力游戏，同时非专业人士将古典视为一种符号资本、审美风格或亚文化。我以为，同时直面这两种倾向，不断省思当下与古典的关系，批判地继承文化典籍遗产，正是古典文献学仍然构成一门学科的必要性。一门学科的内涵及其价值，恐怕并不取决于它在那个象征人类知识整体的Pie Graph中究竟占据哪一板块（因为这种想象往往是需要被解构的），而要看它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如何与原本外在于它的那些因素相角力、纽结，并不断地发生重构。如果从研究对象的角度难以划清这门学科与文史哲等其他学科的边界，那么从学术传统的形成与阐绎来把握这门学科的特质，或许同样可以说明问题。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文献学训练对资料检索与文本校读有直接帮助，是文史研究的基本功。而今天高中毕业生既受应试教育挤压，又遭大众媒体蚕食，惯于依赖网络，两手不沾纸叶，古文献阅读水平或整体上较过去不如。在本科阶段开设相关课程，作技术上的训练，当然就更加迫切。这并无疑义，但我想再罗嗦几句题外话。除了涉古专业会开设“文献学”的课程，目前全国有六所高校开办了“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分别是陕师、南师、上师、西南、北大和浙大。必须承认，绝大多数本科生都对“古典文献学”这个专业非常陌生，在专业分流时感到彷徨、困惑，而选择了本专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仍然从事古籍整理和专业研究的比例也远比研究生低得多。因此，说清楚这门学科在技术层面对于专业的学术研究到底多重要，恐怕都不足以解答低年级本科同学在专业分流时的疑问。我在浙大读大学，本科时就接触到古典文献学，现在陕师大任教，仍给这个专业的本科生上课。因此，和本科时就有志于学术研究或研究生阶段出于专业需求而接触到这个学科的朋友相比，我有一些不同的经验感受。我以为，对于古典文献的本科生，在技术训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传递视野、价值和使命感。通过具体、扎实的文献细读经验来给古典祛魅，帮助学生理性客观地认识古今之间的延续性和断裂性，引导其不断反思古典文献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惟其如此，才能让这门学科更广泛、长久地发挥影响吧。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虽名目不同，内涵并无差异。我以为“历史文献学”中“历史”二字，既不是“史部”的意思，也不是“历史学”的意思，而应是“历史上的”、“过去的”之意，与“古典”内涵重叠，没有道理将二者分别对应于文学研究/史学研究或中文系/历史系。黄永年先生早有文章提出，应将二者合并，持相同意见的学者也非少数。我的研究方向是敦煌文献，尤其感兴趣的问题是敦煌俗文学材料的宗教属性。过去研究这些写本的学者多来自高校中文系，倾向于从白话文学史或俗文学史的角度予以解读和评价，但却不免忽视其实际的社会宗教功能。譬如变文写本就是这样，而王于飞老师就曾指出一些变文写本其实用于舍经入寺，是做功德用的。这些写本既是文学史材料，也是宗教史和社会史材料。需要努力克服文史哲之间的学科壁垒，对文献作综合性的研究，才能避免那种以今度古的认识吧。我也对写本时代文献的异文问题很感兴趣，这或许属于“校勘学”范畴吧。但事实上版本、目录、校勘学总是相互为用，不大能截然分开。这里我想提一个不成熟的认识：文献学教材大都将文献学的历史上溯至刘向甚至孔丘，将目录、版本、校勘和音韵、文字、训诂目为六大法门，似乎这门学科历史悠久，早成系统。然而，就像音韵、文字、训诂被视为小学的三大板块，这其实是唐五代以后的新知识，而非汉儒的旧观念，而将目录、校勘和版本并列为文献学的三大板块，恐怕也是近代学者才逐渐形成的认知，既非“自古以来”，也不应构成现在、未来的文献学家自我表述的唯一方式。事实上，很多文献学问题就不能被这三者囊括，譬如古书通例、雕版印刷史、“经典化”问题等等。之前和很多朋友争论过“写本文献相比刻本文献是否更不稳定”的问题，同样不属于版本、目录或校勘学，或可置于西方媒介研究、书籍史的脉络里展开讨论。我想，文献学的内涵应该是开放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更多元。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在古书校读和古籍整理方面，文献学当然是基本工具，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某些时候，人们说文献学是个工具，算不上学科，指的是这门学科提不出自己的问题，仅仅在回答其他学科的问题时被拿来使用而已。我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这个状况正在被改变。目力所及，近些年乔秀岩与史睿老师在文献学概念和问题的理论化方面已经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推进，很多年轻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学科问题域的建立。学科的成立，很大程度就依靠学术共同体在方法、学风等方面凝聚共识，对学科的概念、问题域作出整合。在这方面，或许可以作的工作还有很多。允许我尝试着界定一下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从静态上讲，文献学研究的是文献的物质媒介与文本信息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媒介即信息是传播学常识，而乔秀岩老师关于“版本”与“书”互相转化的论述也可以解释这一点）；从动态上讲，文献学研究文献（既包括信息也包括媒介）的生产（书写与复制）、消费（阅读与传播）与再生产（阐释与校理）的历史过程。这个说法简单粗暴，但或许有助于将这门学科与其他涉古专业区分开来。从碑刻文献、敦煌文献到域外文献，如今文献学研究诸多领域都成果迭出，似乎不存在瓶颈和困境。存在困境的或许是文献学史和文献学理论的研究，毕竟，文献学或者说古籍的校读与整理不仅有“如何”的问题，还有“为何”的问题，而后者更加关乎一个学科的自我表述和外界认知。要回答“为何”的问题，就不能不和其他学科相对话，回应当下共同的理论困境。譬如，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有低质量的问题，在特定领域也有“过剩”问题，而这与和历史学界所谓的“碎片化问题”、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的矛盾问题具有相关性，都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历史记忆”问题在各个领域的体现。记忆主体的想象，记忆权力的争夺，记忆和遗忘的关系，这些问题在西方理论界一直被不断思考，国内学者也不乏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吸收。古籍整理过是否过剩，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应该放在这个理论语境中来反思和回应。季羡林先生晚年一次讲座上谈到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切入正题前一再强调，自己本来是做语言的，不搞义理，但近来“思想不安分”、“胡思乱想”了，才讲起这个话题。季先生当然是自谦，但我们确实更倾向于把理论思考视为“不安分”、“胡思乱想”，这恐怕是数百年来思想审查的糟糕结果。我以为，文献学史和理论的研究要走出困境，或许首先应该敢于“不安分”，敢于“胡思乱想”吧。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我不是研究生导师，没有任何经验。但不久前读到黄永年先生一篇题为《培养文献学研究生的经验体会》的文章，在课程设置、讲授指导和师生交往方面都有非常细致的考虑，这里做一推荐。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一类文科的本科教育，我想可能更应注重素养和关怀，不必决定一个人的职业选择。我的本科同班同学既有做有机农业的，也有从事广告设计的；目前本科学生里有做语文教师的，有进入互联网企业做产品经理的；顶厉害的师兄，本科计算机专业；朋友中最好的思想史学者，本科读化学。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越来越多的本科学生选择考研、读博，这究竟是不是好的选择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倒不妨回顾一下前引尼采的那段话。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只能就自己关心了解的议题简单谈谈。我以为宗教文献在未来的研究空间比较大，这不仅因为过去的文献学者较少关注这个领域，而且因为宗教文献所蕴含的丰富问题，能够拓展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加深对既有问题的认识。譬如基督教和佛教都存在大量的“伪经”材料，就对我们思考“经典化”问题有直接帮助。又如我比较关心敦煌文献中的疑伪经、俗文学与禅籍写本，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大众宗教、流行文化与写本媒介之间的关系，似乎也颇有可为。而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仅要利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也要借重西方的大众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理论。方法的综合使用、学科的交叉互动，或许正是“走出困境”的契机。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最近刚好读到内维里·莫利写的《古典学为什么重要》，含泪推荐。因为目前还没有一部《中国古典文献学为什么重要》，这本小册子或许可以视为“必读”。西方的古典学与我们的古典文献学当然不能等同视之：艺术和考古材料对于西方古典研究的意义与典籍文献是相当的，而中国发达的书写传统导致典籍成为古典研究不可置疑的核心。但二者在基本问题、方法术语与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值得对比之处。复旦大学的苏杰老师就长期在做西方文献学方法论的引介和中西文献学的对比研究，给人颇多启发。这部《古典学为什么重要？》并非方法论的导引，而是试图从学术传统中寻绎资源，回应欧洲“古典学”的价值危机。内维里同时反驳了现代人对古典的无视和浪漫化这两种倾向，探讨古典学在文化遗产的复原、接受等问题上的可能性。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他指出古典学最主要的任务在于“回归事实，以重新凸显世界的复杂性和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不确定性”。也许从“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学派的学术传统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古典文献学何以重要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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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书目文献

责任编辑/江炜炜

审核/周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