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冯立君：隋唐史课堂形式及其学术启迪

隋唐史课堂形式及其学术启迪

冯立君

摘  要：研究生阶段课堂的特点对教授者教学设计的互动性、学术启发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隋唐史的硕博士研究生课堂为例，重点探讨课堂主体、互动的范围和影响等基本问题，并基于实例对研究生课堂与学术研究的良性共生关系提出思考。

关键词：研究生；课堂；呈现形式；学术启迪

研究生阶段教学目标与大学本科截然不同。本文所言的研究生指学术型的全日制硕士、博士，不包括专业硕士，重点以中国史专业的隋唐史方向为例证，结合实例探索研究生课堂的形式及其对研究生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所谓实例，并非笔者作为高校教师授课的事例，而是回顾作为博士生时期完整听授和参与的几个课堂实例，结合教师经验和学生体验双视角，或许能为把握教师—学生互动关系提供一些新的认识。
冯立君教授

一、论文讲授+外文原著研读式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教授每学期为硕博士研究生课程大体分为两种形式：其一，以讲授者近期发表论文作为材料，逐字逐句阅读并随时提出论文写作中问题。其二，讲授者事先选定一部外文专著并复印分发，课上全程逐句阅读并翻译。需要注意，这两种形式是两门课，但听课选课者完全相同：课程修习者+讲授者指导的全体硕博士研究生。我将其称为“论文讲授+外文原著研读式”课堂。论文讲授共18周。一篇文章往往要讲述四五周甚至更长，论文本身实际上是作为范文文本，进行启发式教学。大到选题来源和立意，小到注释规范、行文用词，无所不包，囊括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部常见问题，极具针对性。这是由讲授者在本校长期的毕业学位论文指导经验和作为北京大学等各院校硕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丰富阅历凝聚而成的对应性授课。同时，讲授者还较为注意区分听课者中的初入门径者和涉史稍深者，因材施教，讲授内容本身也具有层次性，可供不同阶段和境界者各取所需。为使这种课堂的特点更清晰展现，举例说明如下。例如，讲授者在讲述《交叉区民众心态之研讨——以唐朝长城区域为例》[1]一文时，针对短短二百余字的摘要和关键词部分，讲授了摘要的具体写法: 要高度概括全文核心内容和结论，切忌写成正文的前言; 需要在文章完成后反复锤炼; 建议使用两到三句逻辑关系紧密的句子。身处这种形式的课堂，研究生容易尽快掌握针对该群体常见问题进行的入门要领，通过敲碎一整篇学术文章并条分缕析，研究生们直观地感受学术论文各部件的“制作”过程与表达效果等，而这些恰恰是纯理论学习所不能获致的。教师将时间集中用于讲授，加强了这种短时间内使研究生进入预备科研状态的教学效果。李老师的外文原著阅读课坚持了很多年，阅读量较大。课堂采取精读英文原著的形式，教师念一句英文，随后进行简单词义讲解和翻译，以理解原著为基础，兼或略作延伸。学生需时刻紧跟老师节奏，随时查阅生词，互动形式主要是对词句语义的理解，如无异议直接向下阅读，遇有疑义随即提出或纠正。课程时间集中在晚 7 点至 11 点，阅读量相当大，即便如此，有时仍有意犹未尽之感。目前，李鸿宾教授带领学生阅读书目包括: Jonathan Karam Skaff，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Zhenping Wang，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S. Adshead，T'ang China: 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 (Palgrave Macmillan，2004)；Francesca Fiaschetti and Julia Schneider eds.，Political Strategies of Identity-building in Non-Han Empires in China(Wiesbaden：Harrasowitz Verlag, 2014)。不难看出，选材多为近年新作，其理论、方法和史料处理等方面都颇具引领性，研究生在导师指引下无疑将会在掌握学术前沿方面受益匪浅。这种阅读形式，学生无须分取一片段作为自己独立完成的翻译作业，因此也就避免了因完成一片段而无暇整体阅读和吃透全篇的弊病。全体学生只要紧跟讲授步伐，就能够共时最大获取文本的学术内涵。这一课堂的教学效果体现在学生通过直接深入接触英文前沿性研究专著，既提高了英文阅读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专业研究中的国际视野和资料处理能力。

李鸿宾教授

二、系列讲座式

2015年3月—6月，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放授课一学期，整个学期每周三9点至12点授课，总题目为“中国中古诸问题: 以石刻史料为中心”。课程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诸多院校的历史系研究生，甚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时任副教授) 每周都要赶京津城际高铁来校听课。这种持续一学期的专题讲座课程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同时实际上也是对其学术地位的肯定。气贺泽保规先生全程使用汉语讲授，并在课前准备详细的中文 PPT，预先发送到公共邮箱，以利于听课者预先学习。课程每周一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专题讲座。讲座内容以通过石刻资料来研究中国中古社会课题为主，都是建立在讲座人先行的研究基础(多为已发表的新近研究题目)之上的前沿性研究内容，对于以科研为核心要求的研究生而言，“干货”多，“水分”少。课程内容凸显的是使用新史料解决新问题的特点，往往是从常见而不引人注意的现象综合分析，得出意想不到的合理认识，令人拍案叫绝。每次约三小时的专题讲座讲解完毕，教授都留出十分钟左右供学生提问、交谈。

气贺泽保规教授

系列讲座每次时间集中(高强度)、整个上午几乎不停顿地演讲(高密度)，又是纯粹使用汉语表述(高难度)，给主讲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主讲者每天都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北京不是只有一个大学，所有的大学的学生、研究生、年轻学者都来了，其中有很多代表性的学者。所以我心里一直感觉紧张，同时还有责任心，天天准备，每天早上、晚上准备，有时候睡得很少甚至睡不了。”同时，研究生用实际行动(每周都从北京各地起早赶来“占座”、认真倾听学习)对主讲者给予积极回馈和褒奖，因此主讲人仍然感觉到知识传授带来的满足［2］。从中可以看到，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主要体现在对讲授内容的重视，而非课堂形式上的拘泥，师生双方都从中获得知识和学术的享受，互动也就变得自然而然而且无处不在，课堂得以无限延伸。气贺泽保规教授随后召集的云居寺考察学习、唐代幽州学共同研究班，实际上可以看做这种交流的变换形式和继续深化。在主题为《在中国出现的“中国中古”观》一文中，作者使用了最新的学术资讯，并以独到视角烛照出“中古”一词在学术用语中的使用频度增加所蕴含的学术趋势。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古”一词始现，特别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就是中国首次使用“中古”作为研究机构名称(1992年改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随后，作者回溯中国史学界自 1949 年以来的分期概念，并讨论“文革”后的中古史观。佐以梳理台湾、香港学术史，推论大陆可能受到了港台的影响而使用“中古”。接下来，以2000年为界，重点阐述前后两阶段的演变特点，2000年以来，书名、文章题目频繁出现“中古”一词。2015年3月“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更是鲜明地以中古为题。从国际上来看，“古代”迄于秦汉，宋以后则为“近古”(未被广泛认同)，其间则为“中古”。欧美学界把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视为 Medieval Period(中古)，近年来又出现包括南北朝—隋唐宋元为 Middle Period(中世纪)的观点，同时代表韩国史学界的朴汉济也以“中世”为题出版专著《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3］，但所论时段仅包括魏晋南北朝。作者随后追加一部分理论探讨，即从中国中古史论到唐宋变革论，抛出了“如果将‘魏晋—隋唐’视作中古，那么对‘唐—宋’应如何理解”的提问，重点梳理了最具代表性的张广达的内藤湖南论以及台湾学界对内藤的评价，并得出两个启示:一是不惑于事物的表面现象，须洞察其“潜移默化”的方向，从内在的逻辑揭示中国史的本质;二是在灵活吸收他人的学术精华基础上，独立判断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内容是课堂的核心，准备充实的专题讲座内容，对有志于科学研究的青年学人而言无疑是高质量的课堂。

三、读书班式

中国大陆最典型而成功的中古史读书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圣令》读书班”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主持的“隋唐长安读书班”。

2019.11.22《天圣令》读书班最后一次合影图源：赵晶

《天圣令》读书班”在对唐宋时代残留令文的细绎精读中淬炼学问。读书班主要内容是对天一阁发现的明抄本《天圣令》残卷校订本的译注工作，班长黄正建研究员坐镇主持日常讨论。读书班成员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至今已进行八年，从《田令》一直读到《丧葬令》，读书成果包括多篇译注稿［4］。讨论形式为预先一学期安排研究生负责做出十几条令文的翻译、注释报告，至少提前一周群发全体读书班成员。每隔一周的周四上午开班，每次研读约四小时。首先是黄老师回顾前次讨论进度和遗留问题并安排本次讨论顺序，通常是先请一位对上次遗留问题查阅资料的同学发表小报告，然后进入令文的正式讨论。小报告视问题大小而长短不定，一般是对于令文理解歧义的再研究。同学报告后，全体讨论进一步的意见，大体会得出较为一致的意见，有时仍会讨论衍生出新的歧义，则下周继续分头寻找材料或请教专家，如针对《狱官令》遇到的唐宋除、免、当官员告身之处置问题，钱大群先生书面答复黄正建老师的请教，后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 期。在正式讨论环节，报告人宣读对令条文本的注释、翻译及相关历史问题的书面材料，然后读书班针对报告本身、令文条文以及前人的校证等提出各种意见，观点往往针锋相对，一种见解之外又出一种释读，往复补苴，此起彼伏，争论不休。原本坚持自己的观点，下次课因为新发现了材料竟然完全转向另一种观点的也常有，充满了戏剧性。一般一上午只能讨论三五条令文，极为精细，特别是与韩国、台湾等地高校组织的同主题读书班相比，进度更迟缓，咀嚼得更细。黄正建、牛来颖、雷闻等老师长期主持参与读书班，常常提出睿智的反问，激发进一步的延展思考，使人豁然开朗，学问在透彻的拆解中越辩越明。《天圣令》残卷与每位同学致力研究的具体毕业论文题目并没有太多关联，但是读书班对令文每一字每一句的反复细绎、琢磨、求解的过程，为他们的学术生命注入了极为重要的基因: 最大限度地深挖史料价值，而这对于资料稀缺的中古史研究有时往往是决定性的。这即“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研究生教学本质的充分体现。
荣新江先生 图源网络
无独有偶，荣新江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唐代长安读书班”同样使参加者受益匪浅。荣新江教授 2015 年3—6月利用研究生课程再度开设“唐代长安读书班”，吸引了北京各院校中古史专业研究生，而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陆扬、朱玉麒、史睿，考古文博学院的沈睿文，中国人民大学的孟宪实、王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牛来颖、雷闻、孟彦弘，首都师范大学的游自勇等诸老师也都是每堂课必到，可谓群星璀璨。该读书班的前身是对韦述《两京新记》文本的细读和问题研究。本学期的读书班则是以唐代一年中节日为主题和顺序，依次分请参加的研究生选择一节日作为题目，广泛搜罗史料，撰写讨论材料即报告。报告的要求很明确，首先要制作该节日的史料长编，严格按照史学规范进行排序和校勘，同时发现问题，尽可能多地提示研究史及其盲点。针对文献中出现的问题，每位老师各说一句，基本就应该有“正确答案”了，其魅力之大，可以促使学生们加倍读书研究，享受学术乐趣。诸位老师如众星拱月般围绕着主讲人，学风令人沉醉。我曾在懵懂中选择了唐代社祭为题进行报告，其间资料搜集和整理以及发表的过程都得到荣老师和诸位老师的指导，学习到妙趣横生的史料处理和解读方法。特别是荣老师，每次的讲解都像一篇学术散文，我个人的感觉是他呈现给学生的“历史想象力”是无限的———对于唐朝整个帝国的运行，长安城内的活动，启发学生们在脑海里自动绘出一幅类似三维立体动画般的图景，每个坊里、街市、城门应该有什么，逢节日会有什么活动，一一毕现。他告诉大家，将所有新出墓志的信息一一录入按照城坊分布的长安地图中，这项繁琐的工作，可以重新复原唐代都城居住面貌，这让人无限神往。主讲人要求的阅读量实际上非常大，借助电子检索数据库，所需讲解材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例如我引用的很多社日这一天饮酒、分肉等等民俗风情的诗歌，老师们信手拈来作答，使得士俗民风跃然纸上，让人佩服。中国古代史教学中课堂的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 如果是以学术规范入门和学术训练为主，论文讲授结合外文研读无疑是从初级入门和高级前沿双管齐下，使学生获得良好的科研基础和国际视野; 如果是提升硕博士研究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为主导，则以系列性的专题前沿讲座形式较为适合，既能够集中在某一专门领域深入开掘，在讲座中系统阐释一些具体的问题，又能够从细节方面起到示范作用;而如果是针对某一特定文本或史料群进行研读，则读书班形式最为恰切，可以汇集群智，揉碎文献，能够齐头并进，攻克难题。而在此之外，实际上有更多形式的历史课堂，或许综合穿插多种形式的课堂也是值得尝试的，相信最终都会将孜孜以求的研究生们引领进入更辉煌的学术殿堂。

（本文写于2017年底，原刊《唐都学刊》2020年第1期）

参考文献：［1］李鸿宾.交叉区民众心态之研讨——以唐朝长城区域为例［M］|| 邢广程.中国边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气贺泽保规,冯立君.中国中古史研究漫谈[DB/OL].https: //site.douban.com/237536/widget/ notes/17780023/note/513702733/［3］박한제.중국중세호한체제연구[M]. 서울：일조각，1988.［4］徐世虹.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J］.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018( 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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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冯立君

图文整理/尤雅琪

责任编辑/傅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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