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评 || 李鸿宾：从女性史视角观察唐代士族家庭

从女性史视角

观察唐代士族家庭

阅读提示

       在女性史视角下再度观察中国历史的某个层面，早已成为学界的惯常方法，时至今日的研究成果亦丰富多彩。《身份与权利：唐代士族家庭妇女研究》一书，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焦杰继《唐代女性与宗教》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唐代妇女史研究。该书采用墓志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就士族家庭中之在室女、妻子、母亲（寡母）、姬妾等人物在唐朝的活动进行了探索，尤聚焦于家庭对她们身份的塑造与性格形成。

“李鸿宾 

陕西师范大学焦杰教授的新作《身份与权利：唐代士族家庭妇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是作者继《唐代女性与宗教》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唐代妇女史研究的力作。该书采用墓志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就士族家庭中之在室女、妻子、母亲（寡母）、姬妾等人物在唐朝的活动进行了细致探索，尤聚焦于家庭对她们身份的塑造与性格形成之上。

资料收集与材料选取

       资料的丰富与否是衡量学术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指标，史学著作尤其如此。这部作品之成型，史料的丰富积累是基本要素，大凡《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洛阳新获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全唐文补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以及《洛阳新获墓志续集》《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等三十余种，囊括了2016年以前出版的各种著录，这其中涉及女性资料者计8000余方，均在该书收载之列，为撰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择墓志并结合传世文献研究唐代妇女历史诸面相已成唐史研究之热点，《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唐代女性的生前与卒后》《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唐代女性与宗教》均系已出的典型成果。墓志资料的介入，能将诸多不为人所知且正史不甚关注的细节呈现出来，再现唐代妇女生活的不同场景和丰富的场面；她们的婚龄与生育、宗教信仰与思想倾向，乃至死后的安葬等，都可从墓志的描述中获得体认。焦杰教授的这部作品将8000多方含有女性痕迹的资料按原配和继室、母亲、在室女和姬侍妾等身份划定，进行细致的梳理，就此展开讨论，获得了不少新的信息，构成了该书撰述的一个突出特点。

【关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差异】

     墓志固然是研究唐代妇女史的重要资料，但它纪念性文体的公式化制约着撰主与志主不可分离的私密关系，使得这种体裁除了婚姻生育、命妇封赠和死亡丧葬等现世活动的内容较为可信外，有关志主的品性（妇德）、为人妻女、为人生母的生活经历，更多以温良贤淑、知书达礼或者谦恭温顺、纯孝恭俭的现象而展现，旨在与主流社会的期待相衔接。这样的书写实际上屏蔽了现实场景的诸多相貌，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女性生活置于一种特定的、且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套路之中。这是它的局限所在。有鉴于此，这部作品有意识地加大参考传世文献的力度，对资料分类、记载分层并对比勘察，以深入细致地挖掘史料做综合分辨，弥补墓志刻板遗漏的缺憾，校正它固有的偏差。

      譬如墓志中出现的尊重夫君、柔顺姑舅、关爱叔妹、友好妯娌、友善前妻之子嗣，以及重财轻物、乐善好施、宽容不妒的士族风范的女性形象，几乎主导了书写的版面，大有鼎立盛世之妇淑的品味。但这真的是每个女性生前的实际状况吗？焦杰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书写的意愿而非现实的本真，因为这些描述与传世文献留给我们的印记并非吻合。最突出的案例体现在继室与前室之子嗣的关系上，和睦者给予渲染式的夸赞；微妙者则避而不谈。其中有关妻、妾的记载尤其微妙缄默。一旦涉及这种关系时，主妻宽容、侍妾谦恭就成为惯常的表达，但它背后浸透着另一种场景，焦杰将它视作妻妾关系紧张的暗喻。

       另一重要的关系就是婆媳的彼此相处。就常理而论，年轻一方的“曲从”固然是获得年老一方好感的主要手段，但媳妇娘家的背景更是关系疏密的要害所在。前州海陵县令刘尚宾夫人范阳卢氏洪州刺史张翃之妻这种亲密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倘若缺少儿媳家门的“高尚”，能否维系得如此融洽，还真是个问题！

性别理论采择下的群体·个体

          研究的有机结合

       除了史料的丰厚之外，作品是否具有学术新意及创新程度，更是衡量它的重要指标。这其中少不了方法论和观察视角的选择，它关涉到学者眼界或视野的开合程度。就妇女史的研讨而言，它在中国大陆学界走过的40年，历经社会性别、群体与个体、身份与认同、主观能动性与生命体验等不同理论的转换及其由这些视角主导下的经验性和学理性研究的热潮，近年兴起的本土化又大有将妇女史（或女性史）从边缘推往主流的走势，并以多元化和细微化的方式，使妇女的生活形态、婚姻情感和内心世界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展示。

        但也不能不指出，“性/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是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这一概念并没有随之而延承，那种曾以犀利批判和深刻反思见长的学术研讨似乎被削弱了，如何“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女性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并促进妇女（女性）史研究的持续递进，成为学界的一个期待，焦杰教授这部作品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她从身份角度入手，在删选和借鉴墓志和传世资料记载的诸多案例中，对唐朝士家女性人生阶段的生活在细致爬梳的基础上给予考量，具体观察她们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主动作用及其产生的多方影响，将“性/社会性别制度建构”这一视角置入唐朝社会存有的性别等级对她们自身权利施加影响的框架内，结合出身背景、个体差异、家族结构、文化教育、社会分层等要素，对这些女性身份的构成和权职的承载，做了具体而微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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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有关在室女之层面，作者就材料中涉及的父母关爱、女性话语权、教育权这些主题之后，指出家庭少女、养女不寿、身

为长女、天姿聪明伶俐、出生的特殊情况等，尤其“作嫔君子，以援吾宗”之目标的设定，证明唐朝士家中的女性并非人们想象中那种“男尊女卑”的刻板固化，她们具有的话语权足以表明这些居家者的位置非但没有被漠视，甚至常常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有关姬侍妾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些“以色侍人”角色出场的侍妾，虽然居处法礼规范中的卑微地位，但在有主妻和无主妻不同的家庭之中，侍妾与丈夫的关系却颇为复杂。现实生活中的姬妾，有的被动依托、甘当配角，有的通过努力获得丈夫的关爱而地位擢升；至于崛兴于宅内进而威胁正妻之地位者，亦不乏枚举。

       应当说，性别理论的采择并用女性史之群体、个体的考索研讨，是这部作品就唐朝在室女的权利与地位、夫妻关系与婆媳关系、母妻丧葬与封赠、妻妾关系等诸多层面获得不少新意的一个有效的促成方式。

       以母妻的丧葬为例，过往的研究多关注合葬、独葬或归葬的形式及其因缘，而这部作品更倾重于丧葬背后蕴示的妻子和寡母的角色和地位。按照礼法规范，丈夫的原配具有优先权，然而在具体的丧葬活动和事宜的安排中却纷繁复杂，主事者居中的协调和决定更能左右这种丧葬的规仪，原配优先的礼法地位也在继室介入的环境中被不同程度地消解和弱化。这与夫君早逝后寡母那种自身安葬的自主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女性史视角下再度观察中国历史的某个层面，早已成为学界的惯常方法，时至今日的研究成果亦丰富多彩，仅焦杰教授本人就有多部作品发表，这部作品无疑是作者又一倾力而为。就历史作品而言，在当下学术内外兼通的场景下，作品提供的具体细节和对这些细节所做的解释，是我们考察其质量优长的重要指标，而解释的力度则在于方法和理论的多少与纯熟，这部作品在这两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当属成功之作。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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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中国妇女报》

责任编辑/尚佳怡

审核/江炜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