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史学传承与学科建设：黄永年的历史文献学专业教研探析

史学传承与学科建设

黄永年的历史文献学专业教研探析

摘    要: 黄永年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创建人之一，具有良好的史学传承，在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研讨、教材编写与教学上有突出表现。他既提出“语言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不能分割以及学术研究应当文史合一的观点，又在实际教学中付诸实践。作为学者与历史教师的黄永年，为学界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与历史教学提供了典范与借鉴。

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中学时师承吕思勉，在吕氏门下学习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程，从此打开历史文献学研究大门，后又跟随童书业、顾颉刚学习史学。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后又因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定下终身研学唐代文史的研究方向，逐渐开辟了自己的历史文献学研究道路。1978 年，黄永年任教陕西师范大学，他系统的历史文献学教学自此拉开帷幕。从黄永年开设的课程看，其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历史文献学、唐史研究以及文史研究。不难看出，黄永年的课程大致分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题性质课程，其中“版本学”“目录学”“古籍整理概论”“文史工具书”等为专业基础课程，是研究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基础。“文史方法”“汉语文学研究”“唐史史料学”“《太平广记》《旧唐书》研究”是黄永年基于自身所学定下的专题课程。黄永年对历史文献学的认识是与其历史文献学科规划、教材编写以及课程教学紧密相连的，如今学界尚无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故以此求教方家。

一、对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独特见解

历史文献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上世纪 80年代。在学科地位的讨论上，学者意见不一，有的倾向于将其归属文献学，有的认为这门学科应属图书馆学的大类，有的认为它应属历史学下的一个基础学科。学界还因教材论述的重点而产生对立观点:部分学者注重文献学本身的探索内容，提议淡 化“史”的内容; 部分学者则注重文献学的构成，提议突出“史”的内容。而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历史文献学虽渊源已久，但作为正式学科则是“新生”，且在学科专业化的趋势下，学科内容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势必要做到明确的鉴别。

黄永年对该专业的基本教学内容有独到的认识。他在 1987 年作《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的概念和文史分合问题》( 以下简称《问题》) 一文。根据教学过程中文、史、哲统筹兼顾的要求，黄永年并不同意将语言文学文献和历史学文献分别开来研究。黄永年首先对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的相关概念提出了质疑，虽然张舜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历史文献学”名义招收研究生的学者，但在他的《中国文献学》著作中，“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历史文献”显然是同一个概念，黄永年并不赞成这种观点。文史关系自古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唐代史家刘知幾要求史家应有三长: 史学、史才、史实，其中史才包括史家应有的文学修养和历史书写。但他也批判文士执史笔，文辞多华而不实的现象，称其“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 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说明史学家所具备的文与史之才在研究成果撰写上的交融体现是有规范的，但并不妨碍史家应同时具备文和史的才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中的翦伯赞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中也指出，从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至如今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历程，“也反映出历史上所不载的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他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史 料”。黄永年在《问题》一文中也引用了翦伯赞《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这一篇文章，实际也是赞同翦氏文史兼顾的观点。在他看来，首先，若只分了文和史，“还有个哲没有着落，总不好再另开个‘哲学文献’专业来专门整理哲学书，专门培养只会整理哲学书的人才” 。不过他更偏向对历史教学和历史学科专业的考虑: 若文史分别，则经、史、子、集四部的书目便有部分无法归类，最终仍会打破文史的界限，“仍没有达到‘古典文献’分管文、‘历史文献’分管史的目的” ; 其次，强行分割文史会导致不同专业学生掌握知识的片面，这是从学术研究的实际过程作出的考虑，如学习文学的学生不仅要扎根于诗词文书，更要对相应的历史有通彻的了解，“要整理或编纂像《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类的大部头总集，就更非通晓相应时代的历史全貌不可” 。同样，学习历史的学生也需从文学的渠道来研究历史，这样才能对历史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在黄永年眼中，陈寅恪便是文史合一的优秀代表: “陈寅恪教授，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并不专门从事语言音韵的研究，但他的论文《东晋南朝之吴语》《四声三问》《从史实论切韵》却被学术界公认为权威之作，这就由于他能凭借身后的史学知识来探讨当时的语音。”黄永年也综合分析了当今高校文史课程的状况，指出对于本科生而言，“现在只把两个系里中国的古史课程挑出来合起来，再加上点先秦诸子、目录、版本、校勘之类，其总学时并未超过中文或历史本科生的总学时”，并未出现学业负担过重的现象，而对于研究生，不论叫“中国古典文献学”还是“历史文献学”，“多数也是在合而并未强调分” 。黄永年这一想法与白寿彝的看法相似，白寿彝早在 1981 年《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便提出历史文献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辨伪学以及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他认为文字学和语言学虽不能包括在历史文献学内，但古汉语、古民族语应当在学科之中。

二、文史合一的学科建设实践

明确学科地位及内容后，在课程设置和招生选择上，黄永年也有自己的标准。《问题》中写道: “以我所指导的‘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为例，除目录、版本、古籍整理概论、文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外，还开设过文字训诂、明代文学研究、《太平广记》和《吴梅村诗》两个专书研究等属于文的课程，当然也开史学方法、唐史史料学、碑刻学、《旧唐书》专书研究等属于史的课程，而且还考虑开设点先秦诸子等哲的课程。”在生源方面，最理想的便是从“古典文献”专业里直接招收，否则从中文系招来的学生“让他们主动在史上多用点功补点课”，历史系招来的学生“让他们主动在文上多用功补课”，这样“毕业取得学位后，一般都可以成为文史兼通，且懂点版本目录会整理研究古籍的多面手”。

黄永年主张“语言文学文献”和“历史学文献”相结合，提倡教学和培养人才的文史兼顾，这在其实际教学中也有诸多实践。《唐史史料学》一书是为唐史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准备的教材，此书除讲述纪传类、编年类、典章制度类、职官类、仪注类、法令类、诏令类、地理类等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还介绍了杂史小说类、诗文类、类书类、金石类、书目类、敦煌吐鲁番文书类等文献，其中杂史小说类 49 种、诗文类 74 种，两类文献在教材中占有很大比重，且诗文类开篇便提出观点: “唐人所作诗、文也是研究唐史所必用的重要文献，而且比起后人纂修的史书来，还是更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又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为例，点出诗、史互证的要求: 首先要真正读懂诗、文，从白文中找出史料，发现问题;同时也要有史书的基本功，用以发现史料中的缺漏与出入。这种教材的编写方式和对史料的见解足见其在搜罗、研究唐史的文献资料时对文与史的兼顾。 

黄永年对历史文献学这一专业以及对文史关系的独特见解，一部分来源于良好的师承: 黄永年师承吕思勉、童书业、顾颉刚、陈寅恪，这些学者无论在资料考索亦或是研究独断方面，均是学界的佼佼者，这使得黄永年培养起扎实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功。陈寅恪文史合一研究历史的方式不仅影响着黄永年史学道路的转变，更被其在之后的治史道路中继承发扬。同时，见解的产生另一部分来源于黄永年在治史过程中有关历史文献学专业实际工作的不断开展。在开展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他结合所学，开始对历史文献专业作学科独立性的解释，对文史关系作符合学科培养人才需求的解释，并制定招生准则以及教科书编订准则，可以说，黄永年在不断的实际锻炼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符合历史文献学科学发展的规律，也符合现实的需求。

三、历史文献学教材的编写与教学

黄永年早在 1978 年便撰写了四万多字的讲义《古籍版本及鉴别》，直至1997 年全部完成。讲义共分三章，由绪论、版本史和版本鉴别、版本目录三部分组成，系统讲述了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角度、用途、具体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其中作者针对在校学生的学习水平，分别在版本鉴别和目录两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在版本鉴别上，要求学习者多接触古籍，获得感性认识。此外，研究古籍版本不可闭门造车，“这就需要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择取合理部分，用来帮助自己建立学术体系” 。在学习“目录学”上，首先要多看版本类简目、题跋、藏书志以及综合性书目等参考书，接着要掌握版本鉴别的知识，同时要多看原书。黄永年对学生学习两门课程的合格水平也有标准: “给你看一本古籍，你能当场说出是何时何地所刻或何时所抄、何人所批校，就算真正掌握了版本鉴别这门学问。”

单本讲义《目录学》相比《古籍版本学》只讲述目录学的参考书和研究方法两章内容，又详细介绍了经、史、子、集四部中各书目的概况、类别。《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中另有黄永年编纂的《史部要籍概述》和《子部要籍概述》，内容与《目录学》基本一致。黄永年非常反对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的教学方式。他在《目录学》里介绍史部书目时，便推荐了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柴德赓《史籍举要》、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三本近现代学人的史学著作，在二十四史部分则分享了自己阅读心得与方式: 不要先读“本纪”，要在阅读普通中国史读本后先读“列传”，因为“列传”写得具 体，“有的文笔也生动，容易读进去”，接着再读与“列传”同一时期的“本纪”。同时针对研究的方向再去阅读诏令政书或《食货志》《艺文志》一类的资料，并随时根据所读“列传”增添相应史料。这种阅读方式虽是阅读顺序上的安排，但无疑凝结着黄永年史学研究的经验与技巧，同时也符合学习者的入门需求。而《唐史史料学》这一讲义的作成，他自述深受吕思勉《经子解题》、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以及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吸引和影响，并更明确地批评了历史教材编写应付了事这一现象: “要知道，介绍古籍这件事，如果不负责任，本来是很容易做的。上者可以摘抄原书的序跋、目录，打几句‘此书内容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之类的官腔就了事; 下焉者更可找几本性质相同、相近的书来东平西凑乱抄一通，不用付出多少劳动。至于这本书究竟应该怎样读，怎样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却决口不谈。”除了批判，他更要求教材需有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且应毫无保留:“因为不讲自己的见解，一味陈陈相因，那读者看前人或别人的书好了，又何必读你书里那么一点转引人家甚至抄袭人家的东西呢? 这点抄来的东西对读者能起什么启发诱导作用呢?”吴枫曾提出，历史文献学教材应规范化，即结构和分量适度，既能体现最新学科成就，又要与专著区 别，注重学科指导性。黄永年对教材编写的规划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想法。优秀的史学著作本身便具有应用教学的性质，而精心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也具有史学价值，这是编写者研究成果的体现。黄永年自称作唐代政治研究时多受陈寅恪影响: “一是人家没有讲过的我来讲，当然必须是事关紧要的有用的，不能写‘邻猫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家讲错了的我来纠正，其中有些是纠正同行教科书的。”这种学术研究方式也是影响黄永年编写文献学教材的因素之一。

除了对编写要求有自己的标准外，《唐史史料学》一书更分享了黄永年阅读重要书目的方式和技巧。如阅读《旧唐书》应先阅读“列传”，再有区别地阅读“志”，同时进行研究; 而《新唐书》则需配合《旧唐书》进行阅读。这与《目录学》中二十四史的阅读方式相似，又因唐史研究专题的特性而有不同。这种教材编写形式实际上是讲授者授课思路的体现。黄永年也自言自己做唐史研究，“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可见，黄永年在继承师辈史学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又在实际内容中区别以往学者研究成果，有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保证了历史文献学的“教”与“学”同时兼顾。

四、结语

黄永年作为史学成果的继承者之一，一方面谨记吕思勉、童书业、顾颉刚、陈寅恪诸师的教导，同时也跟随时代脚步，赋予历史文献学专业更多新的元素。他在开拓历史文献学疆域，并为其定性、确定课程以及编写教材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深入研究历史文献学这一领域，其所编订的教材不仅符合教学标准，也是其一生的研究成果，既有专业类的研究，也有符合自身旨趣的专题研究。

（本文原刊自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第40卷第4期 作者：徐成伟，方啸天

注释省略，如有引用，请参考原文）

参考文献

［1］ 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M］． 厦门: 鹭江出版社，2003． 

［2］ 严红．《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讨论会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 3) : 63－64． 

［3］ 黄永年．黄永年文史论文集: 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2015．

［4］ 刘知幾．史通［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5． 

［6］ 白寿彝． 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J］． 史学史研究，1981( 2) : 1－8． 

［7］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往期推荐：

图文来源/徐成伟、方啸天

责任编辑/杨洪金

审核/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