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胡耀飞：史念海、黄永年二先生与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创办
1981年5月30日，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唐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正式开启这一教育部批准的当时全国范围内唐史研究领域第一个学术机构。对于唐史研究所的创办而言，有两位先生的功劳不可磨灭，即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史念海（1912-2001）先生和唐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人员黄永年（1925-2007）先生。虽然史先生主要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先生主要以古籍整理知名，但他们的研究领域与唐史都有密切关系。关于唐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拜根兴先生已有四十年回顾的大作在前，本文即就拜文未能详述的唐史研究所创办情况略述一二，用以致敬前辈筚路蓝缕之功。
史念海先生与唐史研究所的成立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与谭其骧（1911-1992）、侯仁之（1911-2013）共同继承了顾颉刚（1893-1980）先生的禹贡之学，并在陕西师范大学开创了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一片天地。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分设的唐史研究所（1981年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成立）和历史地理研究所（1987年成立）这三家单位，历史地理研究所是最后独立的一家。事实上，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早期，史先生更多考虑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唐史学科的发展。
史念海
由于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成就过于丰硕，故而学界对其在唐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较少关注。大体而言，史先生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唐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集中展示于他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笔者也曾就史先生对藩镇时代研究的贡献略作梳理；第二，首倡重建中国唐史学会，史先生的这一贡献，武汉大学朱雷先生已有专文《首倡重建唐史学会的史念海先生》予以阐扬，此不赘述；第三，就是创办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并创刊《唐史论丛》。
《唐史论丛》的创刊，依托于唐史研究所。而唐史研究所的创办，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学术研究活动的逐步恢复之潮；另一方面，更来自于时任副校长的史念海先生的积极促成。正如唐史研究所第二任副主任马驰（1941-2019）先生所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繁荣唐史研究，他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全国第一个唐史研究所，由他申报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大陆首批民间学术团体之一的中国唐史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首先由史先生倡议兼筹建。成立大会和首届年会就在史先生任副校长的陕西师大召开。学会的常设机构秘书处就挂靠在史先生任所长的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
史先生对于在陕西师范大学设立唐史研究所的想法早已有之，根据一份1980年代初史先生写的《筱苏自述》：
近来还有一点设想，我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的，陕西师范大学设在西安，西安就是过去的长安，曾经是十几个王朝建都之地。这些王朝中最重要的是唐朝。唐朝的文化丰富多彩，唐朝强盛时长安是世界有名的都城，至少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对于唐代的历史作系统的研究，已列为陕西师范大学的重要工作项目。我作为这个学校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应该分出一定的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然，重点还是放在唐代的地理方面。
根据史念海先生1998年对此自述的追忆，可知此自述在1980年代初写就后未曾发表，至1990年代末，方才整理之后，供稿《世纪学人自述》公布。
从这篇自述中可以看到，史先生对于自己供职的陕西师范大学，生活的西安，有很强的责任感。在写这篇自述时，史先生不仅担任历史系主任，更是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所以才有“我作为这个学校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一语。但自述中并未提及唐史研究所，可见当时应该还没有成立，即这篇自述很可能写于1981年5月之前。但正是在这篇自述中，史先生已经有了想要重视唐史研究的想法，以及对唐代地理研究的展望。
此外，根据史念海先生的大女儿史先义女士的回忆，史先生对唐史研究的重视还与日本学者对唐史的研究有关：
父亲培养的学生有日本人，也被请去日本大学讲过学，在和日本人交往中，父亲发现日本学者对中国唐史的研究非常重视，他马上有了紧迫感。父亲曾经对我说：如果日本学者对我们的历史研究超过我们，那将是我们的耻辱。怎样加强唐史研究，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成立中国唐史学会（当时叫唐史研究会），并请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做会长。听了父亲的想法，我感到父亲的责任心太强了。其实，在“文革”前，父亲还不是中国史学会的会员，他认为做研究写文章是最重要的。由于日本学者的触动，他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决心效仿顾颉刚先生，积极创造学术研究的团体平台，联合各方的力量，促进中国唐史研究的新突破。他不但申请召开唐史学术会议，还把学会的秘书处挂靠在陕西师大，并亲自主编不定期的《唐史论丛》。甚至利用当副校长的影响，把唐史研究专家黄永年、周景濂、马驰等先生调进学校，成立唐史研究所。
可见，史先生对中国唐史学会的创建和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成立，部分出于面对日本学者所产生的紧迫感。当然，史先生是1993年才第一次到访日本，故史先义女士的意思大概是史先生在1980年代以前跟来华访问的日本人交往中已有此紧迫感，并在之后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赴日访问的时候，加深了这种紧迫感促成的责任感。
虽然就中国唐史学会的成立而言，不仅是史先生有此想法，即唐长孺（1911-1994）等先生与史先生是不谋而合。但唐史研究所的成立，可以说确实是史先生个人之力所促成的。正如史先义所说，史念海先生是“利用当副校长的影响”，成立了唐史研究所。一个映证是，根据笔者在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进行的调查，1981年4月，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1913-1988）正在陕西师范大学调研，史先生作为副校长，与当时的校长李绵（1912-2007）一起接待，留下了一些合影。大约就是这一时间之前，史先生得到教育部的首肯，建立了唐史研究所。在1981年5月30日的成立大会上，不仅由李绵校长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批准成立唐史研究所的覆文，还有当时陕西省副省长谈维煦（1911-1992）等省领导出席并讲话。不过目前未能找到教育部的批文，故而无法获知具体时间。但根据下文所要引用的黄永年先生与相关师友的信件往复，大约在1981年3月，即已有教育部批文成立唐史研究所，只是成立大会放在了5月30日。
唐史研究所的成立，不仅开创了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新阶段，更为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相继成立提供了借鉴。在唐史研究所的基础上，陕西师范大学的唐史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的业务展开，也陆续走上了正轨。根据成立时的报道，唐史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有六项内容：
1.搜集考释唐墓志，每年拟出刊《唐志考释》两辑，每辑约二十五万字；
2.做好资料整理工作，为注释《旧唐书》打好基础，先整理现有唐代史籍。目前先着手《安禄山史迹》、《高力士外传》等书的注释；
3.继续作好培养研究生工作，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
4.继续承担历史系本科的教学工作；
5.全国唐史研究会设在我校，我们有责任把唐史研究的各种学术会议组织好，及时将会刊出版，并准备第一届年会论文；
6.配合图书馆作好搜集唐史资料工作。
（唐史所：《我校唐史研究所成立》，《陕西师大》，第3期第一版，1981年6月16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报道
以上六项内容，当然只是计划，日后会有具体的变动，但大致上确定了唐史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后也基本按照这一计划完成了大部分任务。
唐史研究所成员除了专注自己的科研之外，还积极与国内外同仁交流。1981年11月11-17日，唐史研究所所长史念海先生、研究人员黄永年、牛致功先生，一起参加了在扬州举行的中国唐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是为唐史研究所成员的第一次集体亮相。1983年，史念海先生再次带领唐史研究所黄永年、牛致功，以及兼职研究人员曹尔琴赴成都四川大学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第二届年会，并与日本学者座谈。
在科研方面，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之前，撰写了多篇以唐史研究所为署名单位的唐代历史地理论文。根据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索，就有《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1984年）、《我国古代都城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及其影响》（1985年）两篇史先生以唐史研究所为署名单位的论文油印本。更详细的目录，可以参考陕西师范大学科研处在1984年编的《陕西师范大学科学研究成果选编（1952-1983）》，其中单列了唐史研究所成员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周景濂（1925-2012）从1965年到1983年公开发表的文章目录，共计68篇。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资料阅览组的同仁编就了一部《四种唐代地理书地名综合索引》，请史念海先生作了序，也正好契合了史先生欲研究唐代历史地理的想法。可惜这部索引只有油印本，没有正式出版。此外，史先生还指导研究生，其中1984年毕业了辛德勇、郭声波、费省等三人，即史先生以唐史研究所为单位所指导的唯一一届研究生。
史念海以唐史研究所谓署名单位的油印本
史念海先生创办唐史研究所的另一项重要成就便是创刊了《唐史论丛》，虽然直到1987和1988年才正式出版前三辑。但是根据笔者在下文所引用的黄永年先生与诸位先生的往复信函可知，早在1981年唐史研究所创办之初，就有编集学术刊物《唐史论丛》的计划。史先生在《唐史论丛》第一辑《前言》中表示：
《唐史论丛》现在出版问世，这是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内工作人员及所联系的同志研究成果的汇集。当前从事唐史研究的同志相当众多，集体的研究成果以唐史命名结集出版的尚不多见。除过中国唐史学会年度论文集外，这个《唐史论丛》大概可以说还是第一次。……陕西师范大学校址就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下。既然位于唐京旧地，近水楼台，应该重视唐史的研究，因之就创设唐史研究所。唐史研究所的创立，不仅促进所内及其所联系的同志对于唐代史事的研究，而且还要多方收藏有关唐史的资料，为国内外学人提供研究唐史的条件。由于是新近才创设的，机构还不很健全，人员也显得较少。好在以此为中心，联系各方有关的同志，共同致力，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就。这个《唐史论丛》就是以唐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及其所联系的同志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结集的。研究成果不断取得，这个《唐史论丛》也将陆续发刊。各方同志如乐于协力赞助，更所欢迎。
这篇《前言》的具体撰写时间未知，但从《唐史论丛》在唐史研究所创办之初即有计划，以及《前言》行文中“新近才创设的”等语句来看，应该是在唐史研究所最初几年间所撰，只是由于出版因素稍有拖延。更重要的是，史先生在《前言》中一以贯之地强调了陕西师范大学地理区位优势对于唐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及《唐史论丛》的创刊在国内唐史学界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唐史研究所的创办，还深刻影响了当时历史系本科生的专业方向选择。根据当时历史系1980级本科生，现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薛平拴先生的回忆：
次年5月，学校举行唐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我们八零级全班同学幸运地参加了这个大会。唐史所由教育部下文批准设立，史先生被任命为所长。当天下午进行学术报告，史先生和黄永年、牛致功先生先后作了学术报告。这是我第二次聆听史先生的教诲。我当时对学术研究所知甚少，史先生和诸位先生的学术报告虽然并未完全理解，但此次经历对我和许多同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我对隋唐史兴趣日渐浓厚，并准备报考隋唐史研究生。
可见，正是在史先生和诸位先生的感召下，当时的本科生薛平拴先生最终走上了隋唐史研究的道路。当薛先生本科毕业后，即留在唐史研究所做行政工作，日后进一步读研、读博，从而在隋唐史领域颇有成就。
黄永年先生与唐史研究所的草创
唐史研究所成立之后，史念海先生以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的身份兼任所长，具体事务由副所长上官鸿南、秘书周景濂负责。上官先生和周先生虽然也做一些唐史研究，但并不专职从事研究工作。（根据笔者与拜根兴先生2021年5月11日赴上官鸿南先生府上进行的访谈，上官先生表示，他当时主要协助研究所行政事务，后又兼任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教学方面则给研究生开过一门逻辑学的课程。周景濂先生主要协助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史地考察，自身的兴趣在于唐陵石刻研究，拍摄了近4000幅照片，撰写有《唐陵石刻研究》一文。该文在孔夫子旧书网有1985年的油印本，田有前已予以整理，刊于《西部考古》，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9-156页）真正的研究人员只有黄永年先生、牛致功先生等。根据1985年6月访问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先生的记录：
唐史研究所是为了形成一个中国唐史研究的核心机构，而于1979年先成立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史研究室，而后于1981年升为专门性研究所的。在史念海所长的带领下，由唐代政治研究室（主任为黄永年教授，黄教授同时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室（主任为史念海教授）、地理研究室（主任为史念海教授）、文化研究室（主任为牛致功教授，牛教授同时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四个部门构成。除上述教授外，还有3名专职研究员，中国其他大学的许多唐史专家也在此兼任研究员。
可以看到，即使到了1985年，虽然分设四个研究室，唐史研究所的规模依然很小，史先生甚至兼任经济研究室和地理研究室的主任，可见所谓研究室之简陋。
事实上，就研究所的草创阶段而言，由于牛致功先生当时主要精力在历史系那边，并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故而史先生更倚重正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整理馆藏古籍，又有世交的黄永年先生。黄先生也不负众望，为唐史研究所的草创出力甚多。大体上，黄先生的功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黄先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在唐史研究所培养了许多研究生，并撰写了日后《唐史史料学》的雏形《唐代目录学》，以及其他一些唐史论文。正如黄先生在《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一文中所说：“一九七八年九月，我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先在图书馆编撰了一本馆藏善本书目，接着前辈史筱苏（念海）教授邀我协助他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一九七九年元月，右派问题正式改正，恢复了讲师职称，一九八一年升副教授，一九八二年升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一九八三年，学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一九八七年任所长。”关于具体的讲课情况，黄先生曾在《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中回忆：
就在我到图书馆后不久，陕西师大德高望重的史念海先生对我说：“我们一起来招唐史研究生吧！”这当然使我再一次喜出望外。……可能他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或其他途径知道我对唐代文史下过功夫，从而作出了一起招收唐史研究生的打算。要知道，彼时我还是个所谓摘帽右派呢，史先生这么做不能不说是敢于超前地大胆放手用人。至于我们正式招进第一批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研究生（当时还没有博士生，全国所招均为硕士生），是在第二年1979年。在这年1月份，我的右派错案已在省里作为第一批试点正式改正了，但在史先生向我提出时，是绝对预计不到不久就能平反改正的。
要招，得准备开点什么专业课。我到史先生家里讲了我的看法，史先生完全同意，没有说要作任何增减。接着，我把几门主课的内容作了安排，写了点提纲之类，想请史先生审核，史先生看都没有看，一概让我全权处理。对我如此高度信任，确实激发了我的勇气，鼓足了我的干劲。加上一开头我还暂时住在图书馆，用书方便，记得写《唐史史料学》初稿不过花了一个暑假加个寒假的时间。其他所有的业务课讲稿也都是这次由我一个人写，一个人讲，没有提出通常要专门留有时间以备新课的要求。
可见，正是在史念海先生的充分信任下，黄永年先生几乎独自一人撑起了当时尚且是历史系唐史研究室的研究生培养工作。
黄永年
至于黄先生所提到的《唐史史料学》初稿，根据笔者在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所查，1979年最初编好的是《唐史目录学》（初稿），1983年改名《唐史史料学》。黄先生编好《唐史目录学》（初稿）后，曾签赠一册给校长李绵，故档案馆保存的该册封面上有“李绵同志指正。永年。”字样。（该册后由李绵转交档案馆保存，归档案卷号：3KY-02-079。此外，在孔夫子旧书网，也有两份《唐史目录学》（初稿），是1980年10月黄永年先生分别签赠给唐耕耦先生、张泽咸先生的。）关于编纂这册《唐史目录学》的初衷，则正如黄先生在其《前言》中所说：
目录学对我们研究历史的同志来说，就是引导我们如何充分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批判地审查这些历史资料的一门课程。我们研究唐史，就必须认真学好唐史目录学这门课程。
建国前大学、研究所里没有开设过唐史目录学这门课程，建国以来也没有看到兄弟院校、研究机构有过唐史目录学的讲义。清代以来的学者对唐史史料作过许多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一则不够系统，缺乏系统的阐述；再则不够深入，即哪些是原始的第一手史料，有些史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解决。
我研究唐史断断续续进行了多年，对某些专题和史料作过点研究，但同样免不了不系统，不深入，好多有关唐史史料的问题对我来讲并没有解决。这次给唐史研究生讲，力求在前人和我个人原有的基础上推进一点。但真正大幅度地推进，还必须把大量史料认真对勘分析后才有可能。我们唐史研究室准备把注《旧唐书》作为中心工作，通过这一工作的实践，将来再给以后的研究生讲唐史目录学，应该会讲得好些。目前只有这点水平，起个引导作用而已。
在这个前言中，黄先生明白地阐述了为了给唐史研究生讲课，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开设了“唐史目录学”这门课程。
黄永年签赠李绵的《唐史目录学》
这门课程，也与当时历史系唐史研究室的注《旧唐书》计划相契合，后者正是前文所列唐史研究所成立之后的六项工作之一“注释《旧唐书》”的前期设想。受黄先生影响，他指导的唐史研究生还与南开大学的唐史研究生合编了《一九八〇年报刊所载唐史论文目录》，刊登于中国唐史学会前身，当时刚刚成立的唐史研究会《唐史研究会会刊》第一期上。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黄先生通过自己的学术人脉，为唐史研究所购置藏书，并请到了多位兼职研究员。黄先生本身就是文献学者，喜好藏书，与国内诸多文史大家如吕思勉（1884-1957）、童书业（1908-1968）、缪钺（1904-1995）等都有师友、姻亲关系，其学术声望早已在外。因此，他最初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被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借调整理馆藏古籍，直到1978年正式调入陕西师范大学（据黄永年先生自述，此事即由时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李绵促成，他与当时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陈吾愚（1921-1982）谈妥，很快就进行了调动。参见黄永年：《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册，第483-484页）。但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黄先生作为唐史研究所的成员，自然要为唐史研究所服务。
于是，在购置藏书方面和聘请兼职研究员方面，黄永年先生齐头并进。根据《顾颉刚日记》，1979年2月，黄永年先生进京后数次拜访顾颉刚先生，这次进京主要就是为唐史研究室购书。到1980年冬天，黄先生又去上海为唐史研究所购书。至于聘请兼职研究员，主要体现于黄先生与国内诸多学者之间的书信往来中。1981年3月15日，黄先生致函四川大学缪钺先生时提及拟聘请李必忠（1923-1998）为兼任研究人员事：
敝校近经教育部批示，成立唐史研究所，史筱苏（念海）先生兼任所长。惟此间力量单薄，如永年者亦承乏研究生导师，实愧悚之至。日前，所务会议上决定聘请少数兄弟院校教师兼任敝所研究人员，先生年高德劭，自无暇及此，不敢渎请。拟请李必忠兄一兼，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如蒙俯允，乞赐函示知，当将正式聘请书及贵校公函寄奉也。兼任研究人员半属名誉性质，但求在学术上给敝所支持，如有关唐代研究文章在敝所刊物上发表之类，不敢多增加负担。又，必忠兄目前是何职称，亦祈示知，聘请书上可比照填写。忆童年读《禹贡》半月刊，诵先生所作马培棠先生墓志，即深致钦仰。其后读尊论李义山、吴梦窗诸文，及新着《杜牧年谱》，益感启迪良多。敝所拟编印《唐史论丛》，五月中集稿，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承印，如蒙赐大稿，曷胜感荷！文体、篇幅均不拘，即关于李唐文学者，亦至欢迎。（转引自曹旅宁：《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第108-109页。）
可见，唐史研究所在当年三月，即已有教育部批示予以成立，并召开了所务会议，确定聘请兄弟院校兼任研究人员。此外，《唐史论丛》的出版也提上了日程，虽然数年后方才问世。对于黄先生的来函，缪先生3月20日答覆道：
贵校承教育部批示成立唐史研究所，史筱苏先生以硕学重望出任所长，又有积学之士如先生者为之辅翼，定能探究深邃，撰述日新，可喜可贺！来示拟聘李必忠君兼任研究人员，已转告李君，甚感盛意。李君在川大历史系任教三十年，成绩显着，去岁由学校提升为副教授，已呈报省高教局以俟批准。钺久患目疾，视力衰损，难以翻检群书，操笔撰写，正在辅导研究室中数位中青年教师编写《北朝会要》、《三国志选注》，偶有所获，亦写论文。以后希望与贵所联系，多承教益。
在回信中，缪先生将兼职信息转告了李必忠先生，表明这一聘请之事基本顺利达成。可惜的是，缪先生最终未能给《唐史论丛》提供大作。
四川大学李必忠之外，还有数位兼职研究员，也是黄先生写信请来。比如1981年3月14日，云南大学李埏（1914-2008）先生致函黄先生：
贵研究室为当今唐史重镇，扩充为亟，固其宜也。有筱苏先生暨足下主持其事，今后之发展正未可量。承不弃，使我亦得侧身于诸先进之林，岂胜荣幸，敢不勉旃。唯弟学殖荒落，于唐代史事所知甚少，深恐有伤筱苏先生暨足下知人之明。但望不以为不可教而教之，则幸甚！《唐史论丛》及《史林与学苑》出刊，最是盛事。自当努力作文，以应雅命，共襄盛举。
虽然未见黄先生给李埏先生的去函，但从李先生的回函中可知，黄先生也向李先生发出了聘任为唐史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的邀请，并就《唐史论丛》进行约稿。不过，大约由于《唐史论丛》出版不畅，日后未见李先生大作。
1981年5月11日，河北师范学院胡如雷（1926-1998）先生致函黄先生曰：
前些天你所来函，聘请我系王树民先生为兼职研究员事，系领导曾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这类事，只要没有把人调走的可能，我院就不会不同意。至于我本人，兼职后只怕不能为你所贡献什么力量，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弟本人，则颇为有利，至少可以藉机利用贵校的图书资料，所以当然不会拒绝。估计将来你所来函正式联系时，亦不会遇到阻力。……上次去贵校，未能亲自参观唐史研究所，故你所资料情况不详。如有什么稀见图书资料，望能介绍一下，将来有机会也许可以学术出差一次，以便读书补课。此外，你们那里有复印机吗？如有，能代印资料吗？我今年有五千元的买书、印资料费，怕用不完。如贵所能代印一批资料，则无任感谢。（以上均转引自曹旅宁：《〈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拾遗》，第211-212页。）
通过胡如雷先生的信件，不仅能够看到黄先生曾去函聘请胡先生和王树民（1911-2004）先生为唐史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也能看到当时唐史研究所或其前身唐史研究室的藏书已颇有盛名在外，使得胡先生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经费来复印资料。
除了李必忠、李埏、胡如雷、王树民等，还有杨廷福（1920-1984）、周绍良（1917-2005）和陈光崇（1918-2009）等先生也通过黄永年先生的关系，成为了唐史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比如杨廷福，他在1981年12月写的学术自传中自谓：“1980年秋，我返沪为上海教育学院讲课，并兼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杨廷福：《杨廷福自传》，《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第5辑，1983年，第182页）陈光崇在七十岁时写的《七十自述》中写道：“我的兼职还有中国唐史学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研究员……等。”（陈光崇：《七十自述》，李俊武、周光培主编《北方史界人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黄先生对这几位兼职研究员的邀请，不仅是名义上的，也是事实上的。根据1980-1983年在唐史研究所读研的郭绍林先生回忆：
他看到杨廷福先生发表《唐律》研究的论文，卞孝萱先生发表鉴真研究的系列论文，认为其方法既唯物又辩证，南游途中特意安排我们到上海和扬州拜见两位先生，请他们为我们讲课。（郭绍林：《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2005年第9期；收入陆三强主编《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和学术》，第158页）
正是在史念海先生的信任，黄永年先生的努力之下，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方才逐渐扩大规模。到1988年时，“唐史研究所现有专职人员8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兼职研究人员18人，均为高级职称”。（不著撰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这是1994年武则天研究会第五次年会期间照片。后排从左往右分别是潘泰泉、赵文润、胡如雷、李必忠、马驰；前排自左到右分别是常万生、赵望秦、拜根兴。
结 语
以上，笔者大略回顾了史念海先生和黄永年先生对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创办之功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只是，虽然两位先生对于唐史研究所的草创之功巨大，史先生自己更多关注历史地理，黄先生的兴趣始终离不开古籍整理。因此，虽然黄先生承史先生之命具体负责唐史研究所的创办工作，但数年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文献学兴趣中去了。正如黄先生在1984年10月写的自述《我和唐史研究》中所说：
可能由于近几年来我一直充当中国古代史专业唐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写过一些研究唐史的论文，有些青年认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要我介绍经验。最近，某学会也要我写建国以来个人怎样从事唐史研究的文章。其实，从十三岁接触线装书以来，我的兴趣一直是多方面的，爱好史，也爱好文，还兼好我国传统的版本目录以至碑刻之学。就史来说，青年时还爱好宋以后的历史尤其是明清史，很想退休以后重治先秦或明清史以娱晚年。如果一定要用《新唐书》“自言”的笔法来说是什么家，我只好自言为“杂家”，“唐史专家”之称则万不敢当。
可见，黄先生自称“杂家”，而非“唐史专家”，这是自谦，也是对自己多元兴趣的概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黄先生已经出任1983年成立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副主任了，可见他的兴趣终究在古籍整理方面，此后与唐史研究所渐行渐远。1986年1月，黄先生的工作关系正式转入古籍整理研究所，1987年出任所长，从而专门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
与此同时，1985年，牛致功先生辞任历史系主任，来到唐史研究所专职从事唐史研究。1987年，史念海先生又创建了历史地理研究所，唐史研究所的历史地理学者分流过去。此后，便开启了唐史研究所的一个新阶段，牛致功、牛志平、马驰、拜根兴、薛平拴、杜文玉等学者各擅其场。这方面的情况，拜根兴先生的文章已有综述，颇可参考。
总之，回顾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创办，史念海、黄永年二先生功不可没。值此唐史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梳理两位先生对唐史研究所的贡献，不仅能丰富我们对于二位先生学术人生的认识，更期望我们唐史研究所能够继承前辈精神，将其风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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