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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风 || 拜根兴:追忆老所长史念海教授——我在唐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

唐潮杂志 2022-03-19

今年3月27日,是和我共事近十年的史念海教授(所长)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前天下午(3月8日),西北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古都学会四家负责人坐下来,商讨如何举办纪念座谈会事宜。我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的代表参会,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会后回到工作室,翻开发黄的陈年纪事本,三十年前进入唐史研究所工作,参与编绘《西安历史地图集》,多次到史先生府上拜访,受到老先生诸多鞭策鼓励,以及读研期间跟随中国唐史学会考察队一起到敦煌吐鲁番实地考察,和史先生面对面交流。……,这一幕幕场景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竟然有写一点文字的冲动了!需要说明的是,我虽不是史先生的学生,但却是他一起共事近十年的小同事:他是所长,我是唐史研究所九十年代初在编的六名研究人员之一。


在黄河长江分水岭


1

记得1990年初刚开学,年前经过两周奋战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得到恩师牛致功教授允准,可以交付印刷厂油印并参加论文答辩,我悬着的心神才稍得安宁。此时,同门的其他同学要么留校工作,要么自己联系,工作单位已有眉目,要么入学前就有代培学校,而因我自己的原因,工作单位却丝毫没有着落。


三月末的一天,牛老师叫我去他家。恩师问我找工作了没有,对工作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是否愿意留校唐史研究所等,我一一做了回答,从恩师的语气神态看,他似对我的回答还挺满意!牛老师随后告诉我,经他提议推荐,征得史念海所长同意,提交唐史研究所所务会议研究通过,决定留我到唐史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将上报学校最后核准;说史念海所长觉得唐史研究所需要一些年轻研究人员做梯队,而我近年来为中国唐史学会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肯定我的研究潜力和办事能力等。可以想象,工作没有着落的我一下子有了下家,而且还得到我偶像级人物史念海先生的赞扬,我的心情好像一下子穿上云雾,许久才回到现实中来。感谢牛老师、史先生,我有了工作,我留校了,我的喜悦难以用语言表达。


其实,作为在读的隋唐史研究生,我的学籍编制在历史系,但因导师牛致功教授,以及牛志平两位先生的工作单位是唐史研究所缘故,我们上课也常去位于学校办公院的研究所,有时偶尔会碰见史先生来办公室,但也只是远远地仰望。史先生作为驰名海内外的三大历史地理学家之一,他的学生很多,有硕士,也有博士。当时对学界名家的崇拜,宛如今日明星和粉丝一般,我对史先生的敬仰就是如此。


敦煌吐鲁番学术考察队


到了1988年9月,作为牛致功、赵文润两位教授名下的隋唐史研究生,我们获得意外的机会,这就是参与中国唐史学会举办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考察队”,前往敦煌、哈密、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学术考察。这次前后经过二十多天的考察,已七十六岁的史念海教授身兼考察队的名义队长全程参与。在敦煌莫高窟,因誉满学界的学术大咖史先生的到来,竟然惊动了甘肃省委书记,据说省委书记直接指示,说史先生想看什么就让他看什么。正因如此,考察队全面考察观看了敦煌莫高窟所有能看的洞窟,聆听敦煌研究所段文杰、史苇湘、李正宇、谢生保等先生有关敦煌艺术、敦煌洞窟雕造、敦煌自然环境的学术报告,史先生也给我们做了“敦煌与西域开发”专题报告,使我们深刻了解到敦煌在历代王朝对西域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对史先生渊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有了进一步认识。我自己在嘉峪关住宿时不慎将一只眼镜片压碎,因考察时间紧凑,竟没有时间配新的眼镜。在敦煌莫高窟考察参观的一周内,无论是观看洞窟壁画,还是聆听学术讲座间歇的学术交流,我都是手捂住一只眼睛,费力的观看,史先生曾打趣说“小拜这是‘一目了然’”。考察队大巴穿行在荒无人烟的隔壁滩上,史先生和我们一起品尝独具新疆风味的哈密瓜、大西瓜,和大家谈笑和蔼可亲。在哈密的吐峪沟,面对宽窄不及一尺陡峭的羊肠小道,任凭先智姐流泪反对,史先生还是不为所动坚持前往;我们几位研究生顶着烈阳,扶持保护老先生参拜名闻遐迩的千佛洞,安全往返。史先生曾感叹说“如果没有几位年轻人搀扶,我要入沟实在无法想象,‘礼佛’可真不容易呀”。从乌鲁木齐返回西安的四十九个小时内,坐硬座但却担负照顾史先生的沿途起居的平拴兄和我,实际上却在白天蹭老先生的软卧席,得到老人家的照顾;老先生说我们辛苦,和我们谈考察的感受,招呼我们在软卧席轮换休息,自己则在火车走廊座位上翻阅背诵《全唐诗》中有关西域的诗篇。虽然三十余年过去了,但老先生在飞驰的列车走廊、在软卧铺床上认真诵读唐诗的情景,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回荡!这趟甘肃新疆考察之旅,使我对史先生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学生辈的疼爱,他的平易近人超乎寻常。而在火车上还孜孜不倦的背诵唐诗,更使我认识到学术大家的秉性,这就是无论场景如何改变,他心目中的学术之花依然绽放。


作者在嘉峪关


或许就是这次敦煌吐鲁番之行,史先生知道这届隋唐史研究生中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小拜,或许从新疆返回之后,先生看过我们发表在《中国唐史学会会刊》上的“敦煌吐鲁番考察日志”,以及我发表在《陕师大报》(1988.10.30)上的“成城湾记游”散文?当然,恩师牛老师的极力推荐至关重要。无论如何,经过史先生最后点头同意,1990年之后的近十年间,我作为唐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之一,受史先生的直接领导,成为他的下属。


在敦煌莫高窟考察


2

入职唐史研究所之后,学校没有安排合适的地方住,所里领导同意我在办公室套间内支一张床,也给我配有一个小办公桌,我的学习生活都在所里,研究所就是我的家。谢谢史先生、上官鸿南老师的关心和照顾。


说到具体研究工作,我们接到的研究任务之一竟然和杨贵妃有关。当时西安市外办来人联系,说是日本一个妇女代表团将要访问西安,她们对杨贵妃非常感兴趣,很想了解杨贵妃是否到达日本,没有到达日本,为什么唐玄宗一年后返回长安,掩埋杨贵妃的地方却只有香囊?唐史研究所是一个穷单位,有人找上门来,还承诺事后给一些经费之类,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啊!对此,老先生非常重视,他给两位牛先生、马驰老师、平拴兄和我安排任务,分头找寻唐玄宗逃亡四川途中和杨贵妃关联的史料。我们将当时能够见到的《全唐文》《全唐诗》,笔记小说、文人文集,包括日本学者的论著等翻了个遍,开过几次碰头会,经过深思熟虑的探讨,史先生牵头,我们得出最后结论:基于唐朝这一时期频繁下发禁止打狗的敕令,马嵬坡之变发生当时瞬息万变的局势,长安周边地区每年农历六月酷热难耐的天气,杨贵妃被勒死后匆忙掩埋等实际情况,进而得出杨贵妃不可能到达日本,他的尸体很可能被野狗蚕食殆尽,以至于一年后只有香囊存在。可以想象,这种没有丝毫迎合,不偏不倚的纯学术结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西安市外办答应的经费补助。事后史先生还安慰我们,说我们花气力搞清楚这件事情也是收获;并强调学术是公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不能迎合当下随意做结论!这件事我常常给学生们讲起,以此说明学术研究不能太功利,反之则是学术之耻辱。


1991年史先生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记得我和唐史研究所秘书任鹏杰兄搀扶他老人家下车回家,老人家高兴地对我们说道:“搭桥手术可维持十年,我还可做研究工作二十年,十年后再做一次手术就好嘛。”这种区别于常人的乐观心态,支撑着老先生笔耕不辍,耄耋之年产出大量的高质量论著,令人敬佩!


也是在1991年,史先生和牛志平老师前往香港出席隋唐史关联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经史先生和香港大学东亚研究所黄约瑟教授联系,唐史研究所和香港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承担《全唐文地名索引》的编辑任务。我们负责将《全唐文》中涉及的地名划出提交,由另外合作者将其录出编排,我们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托史先生的福,我拿到工作后最大的一笔稿费,而且还是港币。


好像是1994年9月,所里召开会议,说是世界城市大会1996年末将要在西安市举办,西安市政府委托史先生主编一部西安历史地图集,到时将其作为礼品,赠送给前来参会的世界名城代表。记得随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周五都要到所里碰头,明确地图集编绘体例、注意事项,交流编绘进度,请示并解决遇到的问题等。期间每位参与者还有500元的活动经费,可以复印资料、到西安附近考察名胜古迹,购买一些亟需的书籍等,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财富,我们私下里都很满足。正是有编绘地图的机缘,我复印了四库全书本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元人李好问《长安志图》,以及日本学者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地图集等图书。又因我承担《唐昭陵图》《唐乾陵图》《唐诸帝陵墓分布图》《唐太极宫图》编绘之任务,曾坐长途汽车只身到交通不便的昭陵博物馆,拜访号称“昭陵通”的张学勤老先生,获得他手绘的昭陵陪葬墓图,了解到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的具体情况。到1996年7月,由史先生主持编绘,西安市政府出资,有从事西安历史地理、唐史研究学者如李健超、曹尔琴、朱士光、马驰、费省、卢连成、杜甫亭,以及我的同辈学者同事吴宏岐、马雪芹、王双怀、李令福、吕卓民、王社教、薛平拴、李辅斌参与编绘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最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付印。记得9月4日在西安文艺北路的五羊酒店举办隆重的首发仪式,西安市委书记崔林涛到会祝贺,也有外地的学者与会观摩,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这部继侯仁之教授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之后,描绘古都西安的历史地图集出版面世,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1997年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教育部199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历史学著作类)一等奖(教社政证字1998第014号)。正是有史先生首肯同意,使我有机会加入到西安历史地图集编绘团队,具体承担唐代帝王陵墓等四幅历史地图的编绘任务,从另一侧面理解探究唐代历史,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诚挚的感谢老人家在我学术成长期给予的支持和关爱。


这一时期,史先生虽已不再担任中国唐史学会的领导职务,但仍关心学会的工作,我作为学会秘书处的唯一工作人员,协助秘书长处理学会日常工作活动,因而偶尔还能听到老人家对某些事情的意见和建议。1991年我为学会办理重新登记,曾前往北京出差二十余天,1992、1995年参与学会第五届、第六届年会的筹备等工作。每当拿到学会会刊及其他出版物,我要么让先智姐转给史先生,要么找机会直接送给老人家。到1993年,我还兼任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秘书长,组织举办西安所在唐史学者学术研讨;由史先生主编,我具体负责编辑的《唐史论丛》第7辑,1998年也得以出版。史先生对我上述工作颇多肯定和赞赏。特别是外地的专家学者参访唐史研究所,史先生每次都通知我参与活动;所里引进新的研究同事,他偶尔也征求我的意见。谢谢史先生!


3

1997年6月之后,因韩国朋友任大熙教授牵线,恩师赵文润教授的推荐,我开始联系赴韩国留学事宜。据马驰老师告诉我,作为唐史研究所所长,史先生非常支持我申请到韩国攻读博士学位。记得1998年2月我收到韩国国立庆北大学人文学院发来的入学通知书,第二天就到先生府上禀告这件事情,并想请他为我书写推荐信。我诚惶诚恐,唯恐老先生推辞,但史先生当场让起草推荐信文字,他稍作修改打印,随后签上他的大名。即便如此,唐史研究所批准我出国留学,但还要获得学校人事处、教务处等职能部门的认可,最后才到外事处,等拿到学校保留我的工资和岗位,“自费公派”留学的批准证明,一个多月已过;随后又到省外办,到市公安局申请到护照,时间已是四月末了。直到五月下旬,我才搭机启程前往韩国大邱所在的国立庆北大学留学。可以想象,二十多年前的学校氛围,作为中国史学科第一位申请到国外读博的教学科研人员,如果没有获得基层单位唐史研究所领导的支持,没有领导的开明、开放的胸怀,学校职能部门就更不可能放人了。谢谢所长史先生,以及常务副所长马驰老师,当然也要谢谢时任校长的赵世超教授最后拍板! 


        1999年暑假我回国,也曾专程到史先生家里拜访,汇报在韩国留学情况,老先生很高兴。留学期间我和马驰老师多次通信,了解唐史研究所及学校的各种信息。当时独自出国留学,唐史研究所同仁们对我多有支持,频送温暖。具体来说,虽然学校保留我的工资,但因儿子还小,当时爱人和我的工资都很微薄,我又远在国外,家里面临诸多困难;鉴于此,留学的前两年,研究所仍然给我发放年终奖,这些雪中送炭之举,使我颇为感动和感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1年3月27日,我们敬爱的老所长史念海教授因病去世,远在国外的我对此茫然无知,等知道史先生去世的消息已是近一个月之后的事了。翻阅我的《留学韩国日记》,当年4月中旬有如下记录,不妨原文照抄:


2001年4月17日

借李基白《韩国政治社会史研究》,李丙焘《韩国古代史研究》,以及《百济的历史与文化》诸书,论文很快就要结束了,要认真修改。下午上朱先生的课,讲“中原高句丽碑”,这通碑可识读的文字不多,故迄今为止没有相同的见解。学界一个人一个说法,简直让人感觉不是历史研究了,而是文学家的小说之作。我认为对于发现的碑文,能识读多少字,就解释多少字,不要人为的添加,这样能完整的保持原碑文之意味。不然,简直成了现代人的创作,这不是真正的历史。

晚上上陕西师范大学网站,看到史念海教授已于3月27日去世,心里挺不是滋味。史先生对青年人很好,我多次找过他老人家;1999年回去还专门去他家拜访。他的去世,我挺难过!想给平拴兄写信谈及,但时间已过近一个月,不知如何是好。还是以后写信谈及吧。


就是说,上述“日记”道出我听闻史先生去世消息的悲痛心情。2001年暑假我急着撰写毕业论文没有回国,等获得国立庆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踏上回国的旅程,时间已是2002年8月27日了。而此时由史先生发起,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唐史研究所(处级单位),已与原历史系、古籍研究所三家合并,组成新的历史文化学院;史先生发起成立的另一研究机构历史地理所则独立出去,成为学校处级建制的研究机构。回国后,我成为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中的一员。2006年听从学校安排,到新建的文科基础部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而在历史文化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并未放松。十年后的2016年,因文科基础部无疾而终,我回到历史文化学院,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虽则如此,在唐史研究所服务近十年的诸多场景却常常在梦中浮现。感谢在我步入社会之初,以史先生为首的唐史研究所先辈同仁给予的关爱和支持!


作者参加唐史研究所的学术会议


拉拉撒撒写出上面的文字,聊表对已经故去的史先生的怀念和感谢!作为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卓越的历史学家,史先生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养成所做贡献无人可比,他担任历史系主任数十年,对形成陕西师范大学完整的历史教学体系居功甚伟;1981年创立唐史研究所,1987年创立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古都学会两个国家级学会的创建,都浸透着史先生的辛劳和汗水。也就是说,今天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强劲的发展势头,追溯源头,史先生是难以逾越和绕过的。


值此纪念史念海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让我们团结一致,继承发扬以史先生为首的老一辈学者醉心学术、敢为天下先,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一心为公的家国情怀等优良品质,为学校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


2021年3月15日

拜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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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拜根興《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再版(附:高明士、馬馳/序,再版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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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拜根兴

责任编辑/江炜炜

审核/周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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