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拜根興《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再版（附：高明士、馬馳/序，再版後記）

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

拜根興 著

2020年6月出版/138元

社科文獻學術文庫·文史哲研究系列 

ISBN 978-7-5201-6811-3

內容簡介：七世紀中葉，東亞世界進入大變革、大組合的動蕩時代。在“中國的天下秩序”框架下，唐與朝鮮半島東南部新羅政權的關係經歷宗藩關係締結、相互合作、摩擦沖突乃至重歸於好的不同階段，新羅真德女王、武烈王金春秋、文武王金法敏積極展開對唐交涉，唐羅雙方使者往來其間積極協調，而率兵前往朝鮮半島的唐朝軍將，切實執行唐廷的半島政策，與新羅聯合，促使朝鮮半島百濟、高句麗兩個政權滅亡。隨後長達七年的“唐羅戰爭”，顯示出當時唐與新羅政權對朝鮮半島未來走向設計的矛盾與沖突。本書在中韓學界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三國已有文獻資料，以及學界極少關注的金石碑誌史料，梳理探討相關問題，得出自己的看法。此外，本書還汲取韓日學者細致入微的研究方法，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韓國學者直接對話，避免了此前各說各話互不牽涉之現象。

作者簡介：拜根興，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池田大作池田香峰子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科基礎教學部副主任。兼任中國唐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朝鮮史學會理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轄下中韓專家聯合研究委員會中方委員，中韓友好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韓國韓國史研究會海外理事。主要從事中韓、中日關係史及中國古代史的教學研究工作。著有《石刻碑誌與唐代東亞交流研究》《池田大作香峰子思想的新探索》《唐代朝野政治與文化研究》《開創精神絲綢之路的新紀元》等，發表學術論文有《唐涇原節度使劉昌紀功碑考述：兼論紀功碑職能的轉變》《大唐平百濟碑銘關聯問題新探》等80餘篇。專著《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榮獲陝西省第八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目  錄

緒論

一 中國的天下秩序與唐羅關係史

二 唐羅關係史研究綜述

三 問題的提出和研究方向

上篇

七世紀中葉唐朝與新羅的關係

第一章 新羅真德王時期的對唐交涉

第一節 真德王時期對唐交涉的背景

第二節 金春秋的入唐及其活動考

第三節 金法敏的入唐及其活動考

第二章 新羅與唐朝聯合及對百濟的征伐行動

第一節 戰爭發生的時間問題鉤沉

第二節 嵎夷道行軍總管所轄軍隊的編制問題

第三節 蘇定方與對百濟戰考論

第三章 新羅文武王時期的對唐交涉

第一節 文武王前期（661~668）的對唐交涉

第二節 文武王後期（669~681）的對唐交涉

第四章 金仁問的交涉活動研究考論

第一節 金仁問七次赴唐時間問題考

第二節 金仁問的政治立場

第三節 金仁問的在唐活動及其結局

第五章 唐羅戰爭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第一節 唐羅戰爭關聯的史料再檢討

第二節 戰爭期間的交涉及其交涉性質

第三節 有關唐羅戰爭結果的論議

下篇

從唐朝赴朝鮮半島將軍的行跡看七世紀中葉的唐羅關係

第六章 蘇定方的活動及行跡

第一節 蘇定方的生年考辨

第二節 蘇定方的生平考議

第三節 蘇定方之死的新考察

第四節 “蘇定方被殺說”質疑

第七章 劉仁願的活動及行跡

第一節 劉仁願及《劉仁願紀功碑》

第二節 唐留守軍和劉仁願的作用

第三節 劉仁願和劉仁軌

第四節 羅濟會盟中的劉仁願

第五節 《劉仁願等題名》中所見劉仁願的行跡

第六節 劉仁願的結局

第八章 薛仁貴的活動和唐羅關係

第一節 薛仁貴研究現況

第二節 薛仁貴在朝鮮半島諸問題考論

第九章 柴哲威與《含資道總管柴將軍精舍草堂之銘》

第一節 《精舍草堂銘》的發現及銘文

第二節 《精舍草堂銘》碑石形態等問題的再認識

第三節 《精舍草堂銘》所見柴哲威事跡

附錄

附一 與朝鮮半島古代史關聯的金石文的現狀

第一節 中國歷代金石文的整理研究

第二節 與朝鮮半島古代史關聯的金石碑誌文現狀

附二 李禎出使新羅與唐羅間登州—唐恩浦海上通道

第一節 唐使臣李禎墓志的發現及研究

第二節 唐羅使者往返道路與登州—唐恩浦通道

附三 金仁問題名與乾陵蕃臣像中的新羅使者

第一節 《萬年宮碑陰題名》與新羅使者金仁問

第二節 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中的新羅使者

附四 高句麗移民高足酉墓志銘考釋

第一節 高足酉的主要事跡

第二節 高足酉何時歸唐

第三節 天樞建造與高足酉

附表

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修訂版後記

 （1992年9月21日，馬馳、谷川道雄、拜根興，攝於楊貴妃墓）

內容提要

7世紀中葉（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東亞世界大變革、大整合時代。

建立不久的唐王朝，奉行自漢以來中國中心的天下秩序觀念，在結束對西北民族政權的征服及交涉之後，為了自己的利益，關注朝鮮半島事態，積極遣使遊說高句麗、百濟，勸解其放棄滅亡新羅的企圖，希望三者和平相處。高句麗拒絕唐朝的勸解，於是雙方戰爭爆發了。戰後新羅積極展開對唐交涉，派遣伊湌金春秋等入唐請兵，唐羅關係開始步入正軌。進入50年代，新羅派遣金法敏入唐舉訟、告捷，金仁問宿衛等，直接促成唐高宗半島政策體系的形成，唐羅關係亦進入實質發展階段。660年，唐羅聯合一舉討滅百濟。接著在東亞世界大戰——白江口戰役中，唐羅聯軍徹底擊敗有倭國海軍參戰的百濟復興軍，建立了征伐高句麗之南線據點。正是新羅與唐的協同合作，直接將高句麗送上不歸之路，實現了半島政權的一元化。但是，隨著高句麗的滅亡，新羅與唐在對半島未來前途的設定上產生了沖突，進而引發長達七年的所謂“唐羅戰爭”，其間雙方的各種交往從未停止，從而為此後締結新的關係提供了可能。本書即是考察此一時期唐朝與新羅間關係，當然其中亦部分涉及唐朝與高句麗、百濟的關係。

第一，筆者依據現存《文館詞林》《文苑英華》《全唐文》中的史料，考察唐對高句麗戰前唐與新羅、百濟的交涉關係。在論證金春秋入唐與唐羅關係的同時，還對此前鮮有人論及的金法敏入唐舉訟百濟事件涉及的《與百濟王義慈璽書》做了詳細分析，探討50年代初，唐、新羅、百濟關係衍化的過程。

第二，針對史料記載唐羅聯合討滅百濟的具體時間差異，分析產生分歧的原因及真相；根據現存韓國忠清南道扶餘市定林寺的《大唐平百濟國碑銘》，討論嵎夷道行軍總管轄下的軍隊編排問題，並討論了中國歷代史書與石刻史料出現差異的原因。另外，根據韓國史書《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中有關蘇定方的記載，商榷韓國學界認為唐朝征伐百濟戰中采取消極作戰主張者的觀點，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探討了新羅文武王金法敏在位20年間唐羅關係的總格局，重點分析唐羅同盟出現摩擦及沖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文武王《答薛仁貴書》記載的所謂“唐羅密約”諸問題。

第四，金仁問是活躍於7世紀中葉新羅著名的外交家。他曾七次往返於朝鮮半島與唐朝之間，並在唐朝居住20餘年，最終客死於東都洛陽。無疑，在朝鮮半島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金仁問理應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於史料的缺乏，對於金仁問相關事跡的研究並不充分。本書即依據相關史料，辨析既存研究成果，對金仁問七次渡唐的時間、其在唐羅戰爭期間的立場、在唐朝逗留期間事跡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五，重點分析美國學者約翰·查爾斯·賈米森（John Charles Jamieson）關於唐羅戰爭中現存中國方面史料問題的觀點，指出應當在了解此一時期唐朝內部權力鬥爭、唐宋史學史發展的前提下探討該問題，否則得出的結論將是經不起推敲的；考證了《三國史記》中僅存的唐羅戰爭關聯史料；同時探討了唐羅戰爭期間雙方的交涉問題。認為：無論刻意強調唐羅戰爭最終結果的任何方面，都會對正確理解這一時期唐羅關係產生負面影響。戰爭的終結是新羅積極抵抗、唐朝軍事目標轉移及唐羅雙方通過交涉達成的一種妥協，應該說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勝者或敗者，但雙方都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第六，論證了此前很少有人涉及的唐朝將領蘇定方在朝鮮半島的事跡。首先對《舊唐書》《新唐書》蘇定方本傳有關蘇定方生年的記載提出質疑，通過論證，認為蘇定方生於600年，享年67歲，而非史書所載的76歲。其次對蘇定方與新羅關聯事跡進行探討，特別是對韓國學界所謂的“蘇定方被殺說”提出商榷，指出此學說主張者所運用史料的誤區及其主觀因素，認定唐朝中樞不同勢力的鬥爭，是造成蘇定方死亡記載不明的直接動因。

第七，考察了唐百濟留守軍將領劉仁願其人與朝鮮半島關聯的事跡。通過《劉仁願紀功碑》，探討了劉仁願的出身及經歷，並以一個嶄新的視角，指出現存《舊唐書》《新唐書》劉仁軌傳記中有關劉仁願事跡記載的疑點，認為劉仁願是百濟留守軍的最高領導者。同時，探討了劉仁願與劉仁軌在百濟留守軍時期的合作與矛盾。根據劉仁願當時的行跡、唐羅間往來所需時間以及現存記載的問題點，認為劉仁願不可能主持羅、濟所謂的第一次會盟。再者，論述了至今無人問津的《劉仁願等題名》摩崖石刻。最後，探討了劉仁願的結局及其原因。

第八，考察了學界有關唐將薛仁貴的研究狀況，特別評介了已故東亞古代關係史專家黃約瑟對薛仁貴的研究，對唐羅同盟後期以及與唐羅戰爭關聯的薛仁貴其人在朝鮮半島的活動進行考論，對唐羅聯合討滅百濟的直接原因、安東都護府相關問題、薛仁貴在唐羅戰爭中的事跡等提出自己的見解。

第九，針對韓國發現的《含資道總管柴將軍精舍草堂之銘》，通過韓國學者發表的發掘報告，以及本人親自踏訪所得，對其做了整理考釋。首先，筆者認為這是一通斷碑。同時，根據銘文撰寫形式及碑石形態，推定此銘文碑石下端銘文每行可能有四個字缺落。其次，據銘文內容推定碑石建立年代，並對柴哲威其人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相應的比證考察。

總之，筆者認為，對唐羅同盟期涉及的唐軍將領相關事跡的探討，將有助於揭示7世紀中葉唐羅關係的真相，其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亦當受到重視。

（2005年，高明士、拜根興，攝於高明士研究室）

序一

高明士

1994年8月，我和內人月霜初次訪問西安時認識了拜根興君，當時他是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講師，給我們的印象是年輕、誠懇而有朝氣的學者。在敬佩的史念海先生、黃永年先生、馬馳先生等安排下，我們參觀古跡時，拜君是向導之一，使我們學到了不少。此事距今已經是將近十年，但是宛若昨日，時常感念。近十年間，我們經常有書信往還，從中得知拜君要到韓國留學的訊息時，說實在的，有點驚訝。一般說來，中國人的留學願望，通常是到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而到韓國，因為語言、就業等問題，對中國人而言難度較大，所以前往留學者較少。去年6月，拜君告知我他已通過慶北大學的博士論文的第一次答辯，可望於8月獲得博士學位，真是讓人高興的訊息。而今又聽到他的博士論文將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此時除了興奮之外，又有幾分驚訝。驚訝的是，出版社決定神速，似乎說明出版界已經相當重視論述中韓關係的學術著作，對學界而言，這無疑是一個福音；對出版社本身而言，可謂有遠見，都值得慶賀。

我個人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學時期，受到徐先堯教授講授“日本史”的影響，即開始關心東亞歷史關係。具體進行研究，是在1973年到日本東京大學、1981年到韓國漢城大學以後的事了。在日本、韓國進行研究時，給我最大的震撼是兩國的東洋史學者治學領域廣闊，例如日本的宮崎市定、西嵨定生、池田溫等，韓國的李丙燾、高柄翊、全海宗等，其關注的領域是整個東亞的歷史，這使我忽然變得渺小了。後來雖經發憤圖強，由隋唐教育史出發，進而從事東亞教育史研究，仍覺得起步太晚。西嵨定生先生提出東亞的中國文化圈說，是由漢字、儒教、律令、佛教等四項共通要素所構成。後來我補了一項科技要素，成為五項要素說。若從這個角度來從事傳統中國歷史研究，則凡是屬於五要素的任何一項研究，似都可以看作東亞史的研究。這是我二三十年來的體認，雖作了一些耕耘，但是在學術界，一路走來仍然感覺孤寂，尤其在東亞古代史方面。如今得以閱讀拜君的研究成果，忽然發現有了知音，其欣喜何似！所以拜君要我寫序時，感到責無旁貸，且有必要趕快推介給學界，以饗讀者。

說到天下秩序，從殷周經秦漢到隋唐時代，才有完備的展現，而行用至明清時代。一般說來，天下秩序宜分為兩個層次來思考，一是平時，一是戰時。平時，比較具體的表現主要在於冊封與朝貢關係，但是又可分為有封有貢、無封有貢以及無封無貢等情況，如何來對應，就須視當時中國的政治情勢而定。戰時，又可分為天子親征、命將出征等不同情況，戰爭形態也隨之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整個天下，包括中國本土在內，實際可區分為內臣、外臣以及不臣等三個同心圓層次。隨著時代變遷，同心圓結構內部會有不同的表現。中國傳統的這一套政治理論，也為周邊國家所襲用。於是在大天下之內，又有小天下或小中華世界的出現。

這些歷史現象，其實非常複雜，因為牽涉到實際的國力較量與社會差異等問題，不像國內制度有文獻可征，容易找到解答。或許由於這種緣故，國人在論述對外關係時，通常通過文化交流說明其影響，或由軍事觀點說明其勝負結果等。至於平時政治秩序運作層面，除冊封與朝貢問題偶爾會受到注意，其他的秩序問題，則較少涉及。例如國書內容的分析、涉外機構功能的探討、使臣往還任務的探究，乃至傳統政治理論如德、禮、政、刑等要素的運用等，尤其禮、刑的作用，殊少注意。因此，對國人常以“武功”、“經營”等字眼概括說明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就不感到意外。相反，外國學者對於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較感興趣，其研究成果也較為可觀。只是因為立場關係，不免各有所偏執，這是自然的事，無可厚非。不論何者，既曰歷史研究，一切仍須回歸歷史，也就是以史料為據，再作解釋，這是最起碼應有的共識。至於批評歷史，事涉現代人的主觀價值判斷，就不在學術討論範圍之內了。

拜君此書共分緒論、上篇、下篇及附錄四章、附表五種、參考文獻等，全書約有32萬言，洋洋大觀，精辟論述，隨處可見。書中除詳加征引基本傳統文獻外，又善用出土石刻資料，廣羅近人研究成果，尤其是韓國學者著作，而能發前人未發之覆，說服力強，允稱佳作。相信此書的出版，除嘉惠學界外，必能引起國人對中韓關係更多的關注。書中具有啟發作用的重要論點，例如對唐高宗的《與百濟王義慈璽書》分析，關係新羅金法敏入唐舉訟百濟事件。利用《大唐平百濟國碑銘》說明嵎夷道行軍總管轄下軍隊編排問題，並重新檢討蘇定方的角色與身亡問題。重新檢討文武王金法敏《答薛仁貴書》有關唐羅所謂“密約”問題，以為由諸多相關史實看來，斷無此事。有關金仁問七次入唐的角色問題，學界的研究並不充分，乃詳考其事跡，探討其與唐朝的親密關係。關於唐羅戰爭，應該說沒有嚴格意義的勝者或敗者，雙方都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透過《劉仁願紀功碑》、《劉仁願等題名》摩崖石刻，探討劉仁願的出身與經歷。對於薛仁貴在朝鮮半島活動的情形，也有專章討論，推測總章二年薛仁貴出任首任安東都護，同時對薛仁貴《致新羅王金法敏書》及新羅文武王金法敏《答薛仁貴書》再作檢討。另外，對韓國新發現《含資道總管柴將軍精舍草堂之銘》也做了解釋。附篇介紹韓國古代金石文研究概況，探討唐與新羅間海上通道、金仁問題名及乾陵蕃臣像中的新羅使者問題，考察高句麗移民高足酉的墓志銘等。

唐朝與新羅共同滅亡百濟、高句麗以後，朝鮮半島反而形成唐軍與新羅兵戎相見的窘境，這恐怕是唐朝始料所未及的。論其緣由，拜君指出除唐朝的西北受到吐蕃的威脅而影響其對朝鮮半島的決斷以外，還與起初實有忽視新羅自主統轄半島的意識，以及戰後未予新羅較高的政治位階而導致反彈有關。其後，唐朝顯然經過一番修正，終於采取雙方都能接受的處理方式，即半島秩序由新羅主導，但須加入唐朝天下秩序並尊重唐朝宗主國地位。這樣的看法，應該是較為得實。

探討傳統中國對外關係時，尤其在政治、軍事方面，必然會遇到不對等關係問題，就今日看來是很傷感情的。因此，做客觀的論述，實是治史者必須謹記在心的課題。要做到史學的客觀論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下列二事宜加留意：一是以史料為據，一是史學非行事工具。總之，讓歷史歸歷史，這一點，拜君在行文當中都能謹守分寸，可引人入勝。是為序。

2003年4月2日

序二

馬 馳

伴隨著韓國經濟的起飛，各國學者對朝鮮半島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也向縱深拓展。而1992年“首屆環太平洋韓國學國際會議”在美國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魯魯（檀香山）的舉行，則標志著當代一門獨立的學科——韓國學（或稱朝鮮學）的正式形成。中國學術界對此新興學科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已獲得令中外矚目的成果，並出現一個不斷壯大的學者群體。陝西師範大學東北亞歷史研究所的拜根興博士，就是這一學者群體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則是韓國學和中韓關係史研究中最新、最前沿的學術成果。

之所以說拜根興博士是我國學者群體中的出類拔萃者，至少有兩個原因。其一，他很早就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拜君攻讀碩士學位之時，就在導師趙文潤教授指導下，撰寫了一部名為《唐憲宗》的書稿，該書後被納入“隋唐歷史文化叢書”，由三秦出版社1992年正式出版，受到唐史學界的廣泛好評。其1990年獲碩士學位後，又以品學兼優留唐史研究所作專職科研人員，並兼中國唐史學會秘書處工作。其後，接踵發表了數十篇在中外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有關唐代歷史文化的論文，承擔了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史念海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李學勤等主編的《長江文化史》的某些篇章的撰文和繪圖工作。其二，他是我國自韓國留學歸來的首位且是僅有的一位新羅史博士。1998年，正值其事業有成（1997年已晉升為副教授）時，卻在專業上另辟蹊徑，毅然辭別賢妻愛子，遠赴韓國國立慶北大學，師從著名新羅史專家朱甫暾教授攻讀新羅史博士學位。一個不通韓語且已過“而立”之年的人，竟只身赴他國求學，這需要怎樣的勇氣和克服多麼大的困難！然而，對於有心人，數年寒窗苦讀，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他不僅過了語言關，在國外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且其博士學位論文獲得了由韓國權威學者組成的答辯委員會的一致通過，順利地取得了博士學位。

即將刊出的《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書稿，就是拜君經過修改的博士學位論文。這是一部在研究對象、角度、方法上頗讓人耳目一新的學術專著。

首先，在論述對象上，著者善於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韓國學者盛贊朝鮮半島上自檀君開國具有5000年文明史，因而國際學術界將韓國（或稱朝鮮）的歷史作為韓國學的最主要研究對象。但截至七世紀中葉，朝鮮半島並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國家，只是在新羅文武王（661—681）時代，才結束了三國分立的局面，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而若非借助於宗主國——大唐的外力，又豈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660—668）次第滅亡百濟和高句麗！著者敏銳地抓住朝鮮半島統一史上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將其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從而破解了朝鮮半島統一史上的最前沿問題，實在是高明之至。

其次，在研究角度上，著者突破了中韓兩國學者各說各話的局限。因為其留學韓國前就已經有相當的專業功底，所以洞悉中國學界的研究動態（書中參考引用百餘名中國學者的論著）。同時，又因著者多次參加韓國境內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廣泛地接觸韓國學術界的專家學者，故熟知韓國學界的研究立場、觀點和方法（書稿中參考和引用50餘位韓國學者的39部專著、100多篇論文）。如此難得的主客觀條件，使著者具備了兼收中外成就，綜合百家之長的優勢，進而構建了自己獨立的研究體系。這正是本書中每個篇章乃至字裏行間充溢著新觀點、新思想、新信息的原因所在。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亦有重大突破。中國學者因受客觀環境的制約，在古代東亞史的研究方法上，往往只從本國正史以及新發現的金石資料中尋找研究答案。如我撰寫過數篇百濟人物考證文章，由於不掌握韓國或日本之本土資料，所以論文在韓國發表後，一直處於忐忑不安之中，擔心班門弄斧、貽笑大方。而拜君的研究就不存在這方面的疑慮。他旅居韓國接近五年之久，不僅有時間和條件熟讀韓國方面的史書和金石文獻，如《三國史記》、《三國遺事》、《東國通鑒》、《高麗史》、《海東繹史》、《東史綱目》、《大東金石目》、《韓國金石全文》、《三國新羅時代佛教金石文考證》等，而且有機會實踐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到韓國各地考察風土人情和文物遺址。由於中國的古韓國史料早已在著者的掌握中，所以書中隨處可見中韓兩國史料互證的明顯特征。這種研究方法的突破，無疑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此外，著者還填補了諸多中外學界研究的空白。如對蘇定方、劉仁願、柴哲威等人物的生平及在朝鮮半島的事跡考證和評價，中外學者就罕有如是專題探討研究。

作為忘年交，我同拜根興博士有著不解之緣。我調入唐史研究所工作，恰是拜君留所任職之時。彼此相處，關係極為融洽。後來我接替牛志平教授兼任中國唐史學會秘書長，早已是學會秘書處秘書的拜君，以嫻熟學會事務，給我以極大的幫助。更有意思的是，因應邀參加韓國學術會議，我不得不試著寫點有關古代中韓關係史的文章，拜君又正忙著准備赴韓國留學。陝西師範大學鑒於出國留學人員多不歸來，人事部門遲遲不願批准拜君的出國申請。我因深知拜君的為人，就以兼任所裏行政負責人之便，同人事處簽訂軍令狀：若拜君學成後另謀高就，可扣我三年工資，以彌補學校的人才流失。更巧的是，當拜君學成歸來時，我已退休一年，時被聘為西安社會科學院中韓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掛名負責人還不到一個月，因我的極力推薦，拜君亦被聘為該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這就是緣分。

我這個人比較講義氣，朋友所托，雖兩肋插刀也在所不辭。所以當交情深厚的拜博士要我為他的大作寫序時，雖明知自己不善此道，但為了不辜負朋友的厚愛，竟硬著頭皮接受了任務。

2003年3月23日

（2019年，高明士、拜根興，攝於廈門大學韓國磐先生百年紀念會）

後 記

經過四年多的海外留學生活，2002年8月末，我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轉眼又過了半年，我的博士論文修改也告一段落。當我看完書稿的最後一頁，為完成博士學業，孤身在異國他鄉的一幕幕情景和複雜情感湧入腦海：看到中國地圖時的淚眼婆娑，聽到中文時的激動雀躍，我的韓國恩師、朋友們和我的家庭給我的關愛和感召，以及說不完、道不盡的友愛和親情……

在此，首先應該提及我的指導老師朱甫暾教授。求學期間，先生擔任韓國古代史學會會長、慶北大學博物館館長，平時還要講授史學科的本科及研究生課程，應付如此繁多的日常事務及教學科研工作，但先生四年如一日，對我這個愚鈍的外國學生，不僅在生活方面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而且從各種渠道為我創造機會，使我在韓國的幾年避免了生活上的困擾，保證了求學計劃的順利實現。同時，在學業方面，先生循循善誘地講授韓國古代史課程，我幾乎每學期都去聽，受益匪淺。博士論文計劃目次的一遍遍修改補充，寫作過程中的一次次誘導啟發，最後階段一頁頁的批改和對某些用語的指正訓誡，無不浸透著先生的心血。雖然在有些方面最終仍然沒有達到先生的要求，但先生對我學問方面的教導將使我受用終生。如果這幾年我在學業上有所成績的話，應當歸功於先生的教誨和鞭策。當然，書中的不足和欠缺，以及可能出現的不能自圓其說之處，當與先生無關。在此，衷心地感謝先生，先生的恩德我將永世銘記！

看著我拍攝的一張張文物風景照片，翻閱篇篇充滿好奇和留住記憶的考察日記，憶及隨朱先生率領的慶州古跡考察團赴韓國古都慶州多達十數次的踏史考察活動（因為所學專業及參加有關學術活動等原因，我先後去過慶州30餘次，國內能夠如我者估計不會太多），佛國寺石窟庵坐佛的威嚴肅穆，新羅時代諸王、貴族陵墓護石十二生肖的惟妙惟肖，南山、狼山、明活山、吐含山秀麗而蘊含佛跡古韻的風貌，深深銘刻在我的心頭。新羅武烈王金春秋、著名外交家金仁問、文武王金法敏就曾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在這裏，他們和唐朝派遣的將領蘇定方、劉仁願、劉仁軌、薛仁貴、李等人交涉聯合，將雙方共同的對手百濟、高句麗送向滅亡的不歸路，並推動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各勢力的整合與變革以及東亞世界風雲的變幻，這些最終成為我的博士論文的主幹和不可缺少的素材。

我也聆聽了慶北大學人文學院文暻鉉、權延雄、崔貞煥、尹在碩、李玠奭教授，師範學院任大熙、李秉烋、張東翼、李文基諸教授的講課，完成必修的課程，進而對韓國史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和認識。感謝任大熙、尹在碩、韓錫忠三位教授為我赴韓留學奔波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感謝尹在碩、任大熙、李玠奭、權延雄、權惪永諸教授在學業和生活方面對我的無私幫助。和朱先生一樣，諸位老師崇高的人格將是我學習的榜樣，激勵我以後無私地去幫助他人，關心需要幫助的人。

求學的四年春節都是在韓國度過的，其中三個春節是在金善昱教授家中。金先生任職於忠南大學史學科，他全家的盛情招待，使我免除了在異國他鄉的思鄉之苦。先生還對我的博士論文提出批評意見，幫助我整理修改韓國語譯文，又作為論文的審查人之一參加了我的論文答辯。在此，誠摯地感謝金先生、金師母讓我感受到家的氛圍和家的溫馨。

衷心地感謝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科教授、著名中國史學者朴漢濟先生。先生兩次請我去他的研究室，幫助我找尋相關資料，修改我的中國式的韓語論文譯文，介紹我的論文發表，給予我學問及生活方面的指導和幫助。

另外，著名東亞古代國際關係史、隋唐史、中國古代法制史專家、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高明士教授將他的相關著作寄給我，不時地寫信告訴我論文寫作應該注意的事項，對我完成博士論文提供了相當大的支持；書中的一些觀點即是受高先生論著的啟發提出的，謝謝高教授！我的碩士導師趙文潤、牛致功教授，他們的道德文章，教會我如何為學為人。趙老師為我赴韓留學做了大量的前期聯系工作；我到韓國後，他又寫信鼓勵我戰勝生活和學習中的困難，給我以信心和鼓舞。唐史研究所的馬馳教授、杜文玉教授，師兄薛平拴教授，上官娥女士等，在我滯留韓國期間，為我及我的家庭做了許多現實的、令人感動的事情，謝謝這些師長和同人！我還要感謝著名民族史專家周偉洲教授、隋唐史專家胡戟教授，在我修改論文的過程中，他們給了我許多支持和關懷。陝西師範大學在我留學期間保留我的職位，趙世超校長及歷史文化學院蕭正洪院長也多次對我親切關照，促使我完成學業後盡快返回學校。

高明士教授、馬馳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審閱了全書的內容，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並為本書撰寫序言，謝謝兩位前輩的幫助和鼓勵。也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郭媛女士，正是由於她的努力，本書才得以很快出版。

特別感謝我的妻子李方圓。我留學期間，她無怨無悔地挑起家庭重擔，既要完成自己的教學工作和學習，又要照看年幼的兒子，使我解除後顧之憂專心完成學業。書稿修改期間，她又幫助我解決電腦問題，為我出謀劃策，使本書避免了許多可能出現的問題。可以說，我的一切成績都凝結著她的辛苦和心血。也感謝我的岳父母，在我所住小屋拆遷之時，妻兒食宿都在岳父母家，如果沒有岳父母的關懷和照顧，那將是相當艱難的事情。

我自1990年開始從事歷史研究工作，轉眼間十餘年過去了。然而，前面的路還很長很長。我當銘記師長們的教誨，並以此為契機，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為學術研究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作者謹識

2003年3月修訂版後記

修訂版後記

1998~2002年，我赴韓國國立慶北大學留學，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回國任教後的次年，博士論文《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時光如梭，轉眼16年已過，拙著早已過了出版合同期限。同時，雖然出版社已印過兩次，但各大書店早已售罄、了無存書，需要閱讀的學生只好在網上購買複印本，並多有抱怨。非常榮幸和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拙著納入“社科文獻學術文庫”修訂再版。在拙著修訂再版之際，和此前出版其他書一樣，也略對拙著出版之後的反響，以及這次修訂再版涉及內容做一交代，同時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盛情表達我誠摯的感謝之意。

記得2003年3月將書稿交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之後，北京不久就因“非典”瘋狂襲來進入緊急狀態，為防止人員相互傳染，人們的活動也部分受到限制，在當時造成一定的困擾。雖如此，本書的出版卻依然按照原計劃，我在5月底就順利拿到多本樣書，6月初收到出版社贈送的全部樣書。套用責任編輯郭媛女士的話說，她是“冒著生命危險”給我聯系印刷廠出書的。書出版後，得到學界韓昇、王小甫、陳尚勝，以及日本著名學者池田溫等教授的好評；韓國學者盧泰敦、李相勳在有關唐羅關係、唐羅戰爭的論述中，數十處引征拙著；遼寧大學、吉林大學，以及臺灣“清華大學”部分老師將拙著作為研究生必讀書目；隨後在國內出版的同一領域學術論文及專著中，拙著也成為引用或批判的重要對象。2004年暑假，我陪同隋唐史研究專家胡戟教授到北京高校、研究機構訪學，拜訪學界師友，當時還想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再買一些書，但得到的答覆是出版社已了無存書。與此同時，姜清波、馬一虹兩位撰寫有關拙著的書評也先後刊登於《唐都學刊》（2004年第3期）、《中國學術》（第21輯，2005）上，在學界引起一定的反響。2005年，拙著榮獲陝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2007年又榮獲陝西省政府第八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而陝西省政府的獎項四年評一次（2010年之前），一等獎每次也只有一個，能夠獲得這個省部級獎項，既是對拙著撰寫水準的肯定，無疑也是對我近五年海外留學生涯的最大獎賞。當然，拙著能否成為本人整個學術生涯的扛鼎之作，還有待最終確定。最後，再次感謝我的韓國指導老師朱甫暾教授，以及我赴韓留學期間給予我指導和幫助的其他先生！朱老師去年已經退休，但他仍然專注於各種學術活動，出版多部學術著作，祝老師生活愉快、安康如意。

2008年初，責任編輯郭媛女士和我聯系，問我是否考慮再版或重印。這樣，在當年10月，拙著的重印本面世。無疑，對於初入唐代東亞史研究領域、第一次出版純粹個人學術著作的我來說，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在此，感謝郭媛女士，感謝為本書撰寫序言的高明士、馬馳兩位前輩老師，以及為本書撰寫書評的姜清波、馬一虹兩位學界同好。他們撰寫的序言及書評，為本書添光加彩。不過，令人心痛的是，馬馳老師今年5月中旬因病辭世，馬一虹女士去世也已快10年了！這不由得令人感概人生之無常。

這次修訂再版，在原書的基礎上我做了幾處修訂，其中的一些問題在此也予以說明。

其一，原書中的“羅唐關係”“羅唐戰爭”等，我將其統一改訂為“唐羅關係”“唐羅戰爭”。為什麼如此？因為本書的撰作完成是在韓國留學期間，當時韓國學界談及唐朝與新羅關係，一般寫作“羅唐關係”等，因此在博士論文撰述中，我亦依照韓國學界的寫法。現在審視全書內容，用“唐羅關係”表述似更確切一些，也與書名相匹配。鑒於此，我做出上述修訂更改，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諒解。

其二，原書“附篇”中收錄有《激蕩50年：高句麗與唐關係研究》一文，該文最初發表於韓國《高句麗研究》第14輯，當時覺得雖然全書是以7世紀中葉唐朝與新羅關係為中心，但這一時期唐朝與高句麗之戰和關係亦不可回避，其從另一個側面也可反映唐與新羅關係的相關內容。但拙著出版之後，在原書議題的基礎上，我又撰寫了這一時期唐與新羅關係的多篇論文。這次修訂再版，經過衡量，最終決定將《激蕩50年：高句麗與唐關係研究》一文，由另外兩篇唐與新羅關係方面的論文替代，一者可增加本書探討唐與新羅關係的分量，二者使本書的結構更加完整集中。

其三，原書中提到入唐百濟、高句麗人，依據韓國學界稱其為“遺民”，本次修訂將其改為“移民”。2012年6月拙著《唐代高麗百濟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陽出土墓志為中心》出版，在書中我依據海內外學界研究現狀，詳細探討入唐百濟、高句麗“遺民”問題，並決定用“移民”代替“遺民”的表述，這從我隨後發表的論文、專著中可得到證明，敬請讀者注意。還有，除修改原書“參考文獻”的格式，本次修訂還增加了英文書名和英文摘要、目錄，並依據新出唐人墓志資料重新修訂附表1“石刻墓志所見7世紀赴朝鮮半島唐人軍將行跡”，以期使本書具有更多更新的資料依據。當然，原書中存在的個別錯別字，筆者在仔細檢視校訂之後，也做了相應修改，以期將可能出現的錯誤降到最少。

其四，原書中提及的一些問題，有的已引用史料予以解決，有的只是簡單提及。拙著出版後，我曾對書中簡單提及但並未解決的問題做過相應的研究，並發表相關論文。在此，將後續研究論文以“修訂者按”形式，在相應的篇章末尾予以說明，以便於讀者查找閱讀。還有，本書撰寫於2002年，初版於2003年，故而“參考文獻”中對韓國首都的稱呼依從當時名目，這次修訂一如原來稱呼，因為所引書目出版年代較早，如果標明現在的稱謂，會使讀者產生疑問。特予說明!

最後，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鄭慶寰先生以及他的團隊，正是因為他們專業並頗具創造力的勞動，拙著修訂本減少了許多錯誤並很快出版。我的學生楊青青、林澤傑將書名及目錄譯為英語，並校對了全書引用史料，我的兒子拜李贊校訂補充了書名、目錄，重新翻譯了英文摘要。對此，亦請允許我表達誠摯的感謝之意！當然，修訂本可能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敬請學界師友同人及廣大讀者不吝指正和批評。感謝廣大讀者的厚愛，筆者將繼續努力，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績。

拜根興謹識

2019年10月28日

（感謝社科文獻石志杭編輯提供基本信息）

（感謝陝西師大拜根興先生提供舊版序文）

转载自“太史政”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