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卢中阳：商周都城考古中“工业（园）区”概念辨析

商周都城考古中“工业（园）区”概念辨析

卢中阳

摘  要：“工业区”或“工业园区”概念于21世纪被引入商周都城考古研究中，用以指称手工作坊相对集中的区域。然而这一经济学上的概念，在生产单位、生产目的、分工发展阶段上都与商周时期手工作坊存在显著差异。泛用“工业”概念，可能会导致考古学界对商周时期政治、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性质做出错误预判。

关键词：“工业园区”；商周时期；都城考古

21世纪初，考古学者相继引入现代“工业区”或“工业园区”（industrial zones）概念，用以指称殷墟、周原、郑韩故城、赵邯郸城、临淄齐故城、易县燕下都、侯马晋都等商周手工作坊相对集中的区域。^[1]然而，“工业区”或“工业园区”作为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内涵与表现形式上都与商周时期的手工作坊不可同日而语。

一、生产单位不同

“工业区”或“工业园区”是建立在私人劳动普遍化基础上的社会分工。^[2]涂尔干提出社会劳动分工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他认为“只有在没有环节结构的地方，分工才会存在”。他所说的“环节结构”，是指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而“分工一经产生，就很快使环节结构瓦解。”^[3]在他看来，分工与氏族社会相对立，唯有破除氏族残余，才能真正产生劳动分工。因此，手工生产专业化的定义，强调它是“超越家庭规模的活动”。^[4]桑巴特更是指出作为经济制度的手工业，“经济主体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是独立的技术劳动者。”^[5]

商周时期的手工生产单位却与前述迥然不同。周初分封鲁、卫“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有学者认为施氏为旌旗工，陶氏为陶工，锜氏为错刀工或釜工，繁氏为马缨工，长勺氏、尾勺氏为酒器工，终葵氏为锥工，索氏为绳索工，樊氏为篱笆工。^[6]赵世超先生指出，这些族氏“在制造某种产品方面较有传统”，所以就指定他们“分别为侯国公室生产绳索、酒器、陶器、旌旗、马缨或负责编制篱笆”。^[7]此外，春秋时期鲁国匠氏、晋国匠丽氏等都是世代从事手工生产的家族。^[8]以族从事手工生产还获得出土资料的佐证，张光直先生通过研究青铜器族徽，指出商代“各族群的职业明显趋向于专一化”，其中就包括“生产各种手工业品”的族氏。^[9]从周原齐家制玦作坊和庄李铸铜作坊手工生产者墓葬的人骨鉴定来看，性别上既有男人又有女人，年龄从十几岁到五十岁不等。在齐家村北可以鉴定性别的6座西周墓葬中，3人为女性，3人为男性。其中2人年龄在50岁左右，4人年龄在14岁至25岁之间。^[10]在庄李西周墓葬中，可鉴定性别的有5座墓，4人为男性，1人为女性。其中2人年龄在13岁至15岁之间，3个人年龄在25岁至40岁之间。^[11]这种性别共存、年龄不等的现象，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属于同一个家族。甚至到了战国时期，在王室控制的手工生产中仍然保持着“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的传统。^[12]

二、生产目的相异

“工业区”或“工业园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13]“工业区”和“工业园区”作为一种产业，是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总称，指“为满足社会某类需要而划分的从事产品生产和作业的各个部门”。^[14]即工业产品的生产根据社会需求而定。换句话说，工业产品不是服务于某个人，而是为了多数人的需要。^[15]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是使工业产品成为商品。马克思认为，不“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便可能成为商品。^[16]恩格斯指出，“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应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17]”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当产品超出个人需求的范畴，进入市场流通，便成为满足全社会需要的商品。

商周时期手工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统治者和共同体需要。战国以前社会基本单位是族，这些族不仅履行着“恤族”和“庇族”的职能，而且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就周代而言，不仅周王室和诸侯拥有“百工”，各级卿大夫也有自己的“百工”。如《公臣簋》铭文中虢仲命公臣司理百工（集成04184），《师毁簋》记载伯龢父命师毁监管其家内百工（集成04311）。这一现象得到商周考古发掘的证实。在殷墟遗址，不仅王族居住的小屯宫殿宗庙区内保有铸铜、玉石、制骨作坊，而且作为其他族氏聚居地的大司空、孝民屯、苗圃北地、薛家庄也都不同规模的拥有铸铜、制骨、制陶等作坊。^[18]在周原遗址，除了周王室占有手工作坊外，传统认知中作为采邑存在的周公庙、孔头沟等遗址亦均发现了铸铜、制陶等作坊。^[19]在族与族之间，也有为统治者或更大共同体从事生产的族氏。如《左传》定公四年分封鲁国的殷民六族，其族氏首领要“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使之职事于鲁”。孔颖达认为“六族之长各自帅其当宗同氏”，“合其所分枝属”，“将其族类人众”，“是以使之共职事于鲁”。^[20]另有学者通过族徽的分析，指出殷墟地区苗圃北地亚鬲、子丌族邑承担王室铜器生产，周原地区齐家的璋、爻两族负责为周王制玦。^[21]商周时期从族到国，本质上都属于血缘共同体，且直到战国时期血缘关系仍未能完全退却。而商品交换一般是从“共同体的尽头”萌生，商品经济作为血缘共同体的对立物，^[22]在商周时期不可能十分发达。作为商周手工产品大宗的青铜器与玉石器，很多都出自墓葬和窖藏，并且镌刻带有归属性的族徽和铭文。马克思指出，“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上的财宝贮藏，这说明它们有许多剩余产品闲置不用。”“他们为私人消费而创造的财富相对来说是少的，只是因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这少数人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才显得多了。”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面对这些剩余产品，“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因此，马克思称这些手工产品为“艺术品”，代替用于交换的商品。^[23]

三、分工发展阶段有别

“工业区”和“工业园区”中的“业”是指“产业”，对应英文“industry”，又可译为“工业”或“行业”。“产业”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产品生产者已经脱离农业劳动，并以付出生产劳动和技术为生。因此，恩格斯将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作为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24]桑巴特也把“受糊口观念的支配”视作手工业者的“生计顾虑”；^[25]还有学者将“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及“专业人员会得到某种形式的报酬以维持生活”，作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两个必备条件。^[26]

商周手工生产并没有脱离农业。考古学者在这一时期手工劳动者的居址、墓葬和作坊中发现了大量农具。在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作坊遗址内发现几千件石镰，其中纵二甲支、纵五癸东、纵二甲乙、横十三丙北支、大连坑、E181A、横十三、二五乙等坑位都出土百件以上。^[27]这些石镰均有使用过的痕迹，因此有学者指出：“石刀（镰）不是初造的，而是久经使用的。”^[28]在1982年到1984年殷墟苗圃北地铸铜、制陶、制骨作坊区的发掘中，发现蚌镰40多件、骨铲4件、石镰2件、石铲1件，另有石刀和石斧多件。^[29]孝民屯手工劳动者遗存中也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农业工具。^[30]有学者对周原遗址庄李、孔头沟和周公庙三处铸铜遗存中的生产工具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工具在各类工具中所占的比例，周原为7%，周公庙和孔头沟分别为17%及30%以上。^[31]在上述遗址中，农具实际的保有量可能会更多，因为当时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木质耒耜都没有保留下来。虽然如此，这些农业生产工具的发现，足以说明当时手工生产者并不脱离农业。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包括手工生产在内的田猎、备藏、修路、筑城、建桥等活动，均要求遵循“时以作事”“时用民”“使民以时”“不夺民时”，其根本之点在于这些活动都要“不违农时”。^[32]换句话说，各种活动都没有彻底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故俞伟超先生指出，商周“城市聚落内虽已集中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技术最复杂的手工业生产，但许多居住区的出土物内容，同当时一般村落遗址一样，也有许多农具，不少居民显然就近进行农业生产。”^[33]也就是说，商周时期手工生产并不脱离农业，恩格斯谈到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还未真正到来。

       结论       

综上可知，在生产单位、生产目的和分工发展阶段上，“工业区”或“工业园区”都与商周时期手工作坊存在显著差异。实际上，作为近代工业革命发祥地的英国，在18世纪以前几乎不使用“工业”一词。^[34]布罗代尔认为“工业”一词大约在18世纪才取得为我们所熟知的含义。^[35]而“工业园区”的使用也仅是19世纪末才出现在英国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36]早已有学者指出，泛用“工业”的概念，“诸如古代工业和中世纪工业，那么就是一种术语的误用。”^[37]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礼物交换或指令经济阶段，属于一种非市场经济，^[38]物品通过“互惠”与“再分配”进行流动，^[39]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无涉，更无从谈起“工业区”或“工业园区”。这种经济形式，也决定了当时上层建筑和社会性质。因此，商周时期都城考古研究中必须慎用“工业区”或“工业园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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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洪琼、何毓灵：《殷墟遗址内西周遗存分布原因管窥》，《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考古》2019年第6期；郭士嘉、雷兴山、种建荣：《周原遗址西周“手工业园区”初探》，《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常怀颖：《两周都邑铸造作坊的空间规划》，《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27、533、545页。

[2] 鲍宏礼：《产业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3] 鲍宏礼：《产业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4] 手工生产专业化界定，见Arnold, Jeanne E. and Ann Munns, “Independent or Attached Special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Shell Bead Production on Californi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94, 21(4).

[5] [德]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7页。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6-1538页；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0页。

[7] 赵世超：《指定服役制度略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8] 《左传》襄公四年、《左传》成公十七年。

[9] 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洪彬、丁晓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53-254页。

[10] 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中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11] 张君：《陕西扶风县周原遗址庄李西周墓出土人骨鉴定》，《考古》2008年第2期。

[12] 《逸周书･程典解》。

[13] 尹缙瑞主编：《工业经济学》，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14] 李晓鹏、张国彪：《中国的产业规划》，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第9页。

[15] [日]水野滋：《全企业综合质量管理TQC的引进和推行》，宋永林、陆霞译，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1页。

[18] 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考古》2019年第6期；岳洪彬、岳占伟：《殷墟宫殿宗庙区内的墓葬群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0-272页。

[19] 周公庙考古队：《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考古收获丰硕》，《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1日；种建荣、张敏、雷兴山：《岐山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性质初探》，《文博》2007年第5期。

[20]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34页。

[21]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雷兴山：《论周原齐家制玦作坊的族徽与社会机构》，《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5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03页。

[2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2页。

[25] [德]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7页。

[26] Arnold, Jeanne E. and Ann Munns, “Independent or Attached Special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Shell Bead Production on Californi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94, 21(4).

[27] 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考古》2019年第6期。

[28] 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1] 雷兴山、种建荣：《周原地区商周时期铸铜业刍论》，陈建立、刘煜：《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73-182页。

[32] 《左传》文公六年、《左传》成公十八年、《论语･学而》、《孟子･梁惠王上》、《国语･周语中》。

[33]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

[34]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37-238页。

[3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11页。

[36] 雷鹏：《产业集聚与工业园区发展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37] 张卫良：《现代工业的起源：英国原工业与工业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3页。

[38]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25页；[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2、120页；[英]C.A.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0-11页；

[39]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8-104页；[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修订译本），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22、229-277页。

作者简介

卢中阳（1981——），男，吉林长春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先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中国民族史。

本文原刊自《三代考古》2023年，感谢卢中阳老师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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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卢中阳

责任编辑/杨洪金

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