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行业最难的一点：免费的都行，花钱的都难

对应六十年前的出生率变化，我们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新增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逐年下降的，分别为439万、316万和332万。但是，到2022年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会大幅加快。“十四五”时期新增老年人口将是“十三五”时期的1.5倍。

“2020年既是‘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也是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第2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老龄事业和老龄工作，很有意义”。

近日，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新增老年人口将是“十三五”时期的1.5倍，2025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

急剧的老龄化大潮席卷而来，随着“60后”逐步加入老年群体，我国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

吴玉韶在访谈中表示，“十四五”期间“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将会实现。针对“一床难求”和“养老护理人才短缺”的现状，和老人们“活得长”、更想“活得健康”的愿望，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给出了解决方案，并就我国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年来的实践进行了盘点，回答了什么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60后”，新一代

《瞭望东方周刊》：“十四五”时期将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据预测，2025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婴儿潮”的高净值人群将逐渐步入老年。这些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深刻改变？

吴玉韶：展望“十四五”，不妨先回顾历史。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我国迎来了第二次“婴儿潮”。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1959年我国出生人口是1635万，1960年是1402万，1961年下降到最低，是1200万。紧接着就是“婴儿潮”，1962年是2451万，1963年达到峰值2931万，1964年是2721万。

对应60年前的出生率变化，我们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新增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逐年下降的，分别为439万、316万和332万。但是，到2022年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会大幅加快。

根据预测，2022年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将突破14%，我国将从人口老龄化社会进入到老龄社会。2022年，我国新增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1000万，2023年达到1408万。估算起来，整个“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增老年人口可达5200万，是“十三五”时期3500万的1.5倍。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这个计算，2023年一年的新增老年人比2019、2020、2021年新增老年人总和还要多。

吴玉韶：对，不仅是数量大，这批“60”后将是新一代老年人，他们和“50后”“40后”“30后”大不一样。

我曾经在一次论坛上给他们做过画像，“60后”的新一代老年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有较强的养老储备。除了养老金以外，他们大多数还有资产和保险。

二是有较高的消费意识。以前我们常说老年人没钱、不敢消费，未来很多“60后”不仅有钱，而且有消费的潜力和意愿。第三，他们有过上高品质养老生活的期待，会主动规划，讲究生活品质。第四，不同于上几代老年人，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运用科技与信息化的能力。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以及老年群体结构的变化，对发展老龄事业和产业来讲，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发展老龄产业，最难的一点是内需不足。老年人不愿消费，很多地方养老服务大多靠政府购买服务。所以养老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免费的都行，花钱的都难”。但是“60后”进入老年以后，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他们会主动消费，愿意购买服务。这样的需求将推动老龄产业变革，真正从政府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另一方面，新一代老人们的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会明显提高。上一代老年人有个基本服务就行了，但“60”后新一代老年人要品质，要个性化，要有文化内涵，对老龄产业来讲，如何实现从外延发展、数量增长向内涵发展、高质量增长，也是一个挑战。

“家庭养老”需要“组合拳”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报告，称“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5%。这对人口老龄化有怎样的影响？

吴玉韶：城镇化对养老的影响很大。社会上有个说法，“孩子越有出息，理论上离你就越远”。因为出生县城的可能希望到地级市，在地级市的想到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的会到北上广一线城市。所以有的老人会说，“子女都是在电话簿里”，老人真要出现问题，给子女打电话求助，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

另外，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以及空巢化、少子化，给养老服务增加了新难度。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家庭户均人口为4.41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家庭户均人口就降低到3.10人；预计今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家庭户均人口会进一步降低。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老年人养老还能指望家庭吗？

吴玉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现在我们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也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好像没有提到家庭养老，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误解了，以为家庭养老过时了，今后养老不要靠家庭了。

其实，新名词“居家养老”，包括了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是指传统的家庭养老+现代的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为了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而忽视家庭养老，甚至反过来批评家庭养老过时了，这是错误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时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高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也在转型，方向恰恰是重新认识和强调发挥家庭的作用。

所以，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论社会化养老体系如何发达，家庭养老都不会过时，也不可或缺。尤其在精神慰藉和亲情关爱方面，家庭养老的优势是其他养老方式难以替代的。

2020年7月29日，民政部发布了一组数据：我国养老机构床位数429.1万张，收住老年人为214.6万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绝大部分老年人是选择居家养老的。2019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了2.54亿，算起来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连1%都不到。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简单回归到过去的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重要的基础，同时还需要社会服务、社区服务和机构养老的补充和支撑。

《瞭望东方周刊》：《健康中国行动》提出要“逐步建立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体系”。“十四五”期间，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政策？

吴玉韶：家庭养老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世界性的趋势，但现在只讲家庭养老重要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制定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使家庭不仅重要，而且成为可能。“十四五”期间，要继续出台支持家庭养老的各项政策措施。

比如“照料假”，目前已有福建、四川、山西等十多个省份出台了政策，当老人患病住院期间，用人单位给予子女假期照料陪护，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虽然多地出台了政策，但要落实到位，还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真正使好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比如“家庭养老床位”，江苏南京、广东广州、山东青岛等地正在试点，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激活社区服务，可以让老人在家就能享有专业化的照护服务，真正使家庭床位变为养老床位。

再如“喘息服务”，北京正在试点，给长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成员每月4天的“喘息”时间，由政府购买专业护理人员上门照料，或者把老人接送到机构托养几天。

还有对照料父母的子女或者亲属进行护理技能培训的政策，也特别重要，有的地方正在研究试点。

需要强调的是，支持家庭养老政策涉及方方面面，是系列政策的组合，需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需要各地进一步探索试点，才能真正实现“让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在家庭养老”的目标。

破解“一床难求”要调结构

《瞭望东方周刊》：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确保到2022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个目标节点正好也是在“十四五”时期。

吴玉韶：对于广大老年人和做养老的人来说，这是令人很受鼓舞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人在问，什么叫基本养老服务？

事实上，关于基本养老服务，不仅内涵和外延需要明确，标准需要设定，如何保障有效供给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在为老服务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有一些老百姓不太满意的地方，症结就在于“政府当做的”和“市场当做的”没划分清楚。对于老年人来讲，肯定是希望政府做的越多越好，但实际上，养老是一个庞大的民生工程，不仅是事业，也是产业，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有各自应尽的责任。

厘清“基本养老服务”的内涵、外延和标准，对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政府来讲，可以聚焦目标精准施策发挥政策更大效益，对于老年人来讲，可以明确养老预期做好养老储备减轻养老焦虑，对于企业来讲，可以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把养老产业做大。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要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针对不同经济收入、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要细分群体，科学设定标准，使基本养老服务既要公平普惠，又要可持续有效率，这是“十四五”期间值得期待的一项重要任务。

《瞭望东方周刊》：你前面提到的那组民政部床位数据显示，我们现有的床位有一半空置着，但“一床难求”的现象也很突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玉韶：现在养老床位“一床难求”主要有三类：一个是位于城市城区的养老床位，一个是公办养老机构的床位，还有一个是具备照护功能的养老床位。而空置床位主要在农村敬老院，以及一些只能提供吃、住普通生活功能的养老机构。

要解决“高空置率”和“一床难求”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必须调结构。

“十二五”时期，国家提出“到2015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因此，这个时期养老机构得到了大力发展。“十三五”时期，国家没有再提数量的要求，而是提了两个结构性的指标：一个是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占比不超过50%，一个是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30%。

宏观调控目标的变化，说明我国的养老床位要从数量增长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自2017年以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持续开展了四年的养老院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持续调结构、提质量，大力发展具有护理功能的社区嵌入型养老机构，这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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