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国特稿：一人户家庭激增社会堪忧 单喜临门未必幸福终身

一个人吃饭、睡觉、旅行……独居已成为中国数千万民众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独居潮？独居潮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冲击？

联合早报   孟丹丹
北京报道

“人生就是一场旅途，也许有人是两人行，我有可能就是一人行。”

黄春晓（31岁，媒体人）在30岁庆生后，特意添置了烤箱、养生壶，以及洗碗机等厨房用具，做好今后仍然一个人的生活准备。

六年前，黄春晓读完研究生后来到北京，开始一个人的北漂生活。随着事业与收入迈上新台阶，居住条件也从最初租住的10平方米次卧室，换成50平方米的一居室，她的生活中还多了一只虎斑猫的陪伴。

像黄春晓这样独自来到大城市生活打拼的独居者，在中国不再鲜见，独居已不是孤独悲情空巢老人的标签。

随着经济收入提高，人口自由流动，婚恋观念转变，以及社交网络蓬勃发展，在中国的各个年龄段都有数量可观的独居人口。即便一些有伴侣的年轻人，也因追求独立空间与自由而选择独居。

过去30年间，中国独居人口快速飙升。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多的独居者。

据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独居人口超过7700万人，比1990年增加6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69%。按照这样的趋势，到2021年，中国的独居人口将达9200万人。

新世代倾向个人主义和独立生活空间

未来30年，中国独居人口仍将持续上升。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校长讲座教授杨李唯君通过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等测算，到2050年，中国独居人口将增至1.33亿，即每四户中就有一个一人户。一人户将成为中国最普遍的家庭结构类型之一，与很多欧洲国家本世纪初一人户的比重水平相当。

中国年轻一代个人主义凸显，是独居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

26岁的夏冰冰（职业编剧）两年前与男友一起从南京到北京寻求发展。两人抵京后各自租房而居。她租住在北京东四环工作单位附近的居民楼里，男友则住在中关村的单身公寓。

没有与男友合租同居，原因是她无法忍受男友的生活习惯。

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袜子要靠鼻子闻一闻，才能判断明天还能不能继续穿，外套脱下来随手一扔，从不分正反面……我可不愿意天天迁就他。”

青年情侣各有各的独立生活空间，在中国90后群体中非常普遍。据珍爱网与贝壳找房针对“90后独居青年生活真相”问卷调查，合租对象最不能接受的是生活习惯邋遢的人，其实就是情侣。

恐婚心理高嫁观念　促使女性独居

崇尚自由与个性的中国现代年轻人主动选择独居，也有不少年轻人因终身大事没有着落而被动独居，尤其在女性独居者中，因“恐惧恋爱与婚姻”而选择单身独居的比率远超男性。

黄春晓就自称“恐婚族”。大学读书期间，她对谈恋爱一直没有太多热情，多数时间用来阅读、考证、进行自我提升。

工作后，目睹了父母关系的紧张，同事朋友为夫妻感情、育儿，以及家庭琐事争吵焦虑，更让她对婚姻能否带来真正长久的幸福产生怀疑。

“周围几乎看不到理想婚姻的榜样”，她受访时叹气说：“既然知道大概率的结果，不如一个人生活下去，努力赚钱，提升自己，也就不会有多少失望。”

此外，中国女性仍保持“高嫁”的传统观念，也是导致独居者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杨李唯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传统上，中国女性希望嫁给比自己学历高、更有钱的人，但考虑到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比中国男性高，如今女性很难找到这样的男性。因此，更多白领女性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婚姻，在婚前先发展事业，享受一些独立。

谈买房沮丧　结婚成本高　独男脱单难

女性独居者谨慎迈入婚姻大门，而男性独居者则受困于结婚成本高，脱“独”不易。

陆光远（43岁，自由职业者）2001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俄罗斯做中俄边贸生意，2015年回国，现暂居内蒙古满洲里。

他离婚后已独居五年，期间谈过一次恋爱，但由于收入不稳定，最终与女友分手。

两年前，亲友们知道他单身后，开始接连给他介绍女友，他也很想尽快结束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但令他发愁的是，结婚成本太高。

“介绍人都是各种左右打听，我准备在哪里买房，买多大的房子，如果结婚的话，家庭开支大概在多少之类的。”受访时，他提及结婚买房的事情尤其沮丧。

“现在要让我在一线城市买房结婚，即便花光所有积蓄也不够。”他叹气说。

“对自己好一些”心态 催生万亿级独居经济

独居人口快速飙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被社会接受。这些一个人生活的消费群体也同时在中国催生了万亿级的“独居经济”。

“对自己好一些”是独居者较为普遍的生活态度，他们更愿意为自己、为孤独买单。

专注于职场调研的脉脉数据研究院曾做过针对中国单身独居人口的消费调研显示，有近六成人会为排遣孤独花钱，其中逾四成每月为此花费至少1000元（人民币，下同，约合200新元），三分之一以上每月会花3000元至5000元。

黄春晓去年庆生后，第一次拿出大半个月工资用来添置烤箱、洗碗机，以及各式餐盘等厨房电器用具，她还特意买了不少装饰房间的小物件。

她说：“既然我做好了一个人生活的准备，就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不能让日子过得拧巴（意即“心里不舒服”），得对得起自己。”

与日本五花八门的“一个人经济”相比，刚起步的中国独居经济还在慢慢迎合一个人的生活需求。迷你家电、胶囊酒店，以及猫狗宠物等成为近年来消费市场的新宠，从“一人食”“一人玩”再到“一人住”等商品服务方兴未艾。

中国独特的商品销售方式——直播，也成为独居者的精神消遣，在网购中与主播以及其他用户聊天互动，也是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方式。

单人火锅成日常修炼　独乐乐不再另类

独居者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异类”或人生的失败者。

作为独居的主力军，从乡村、小城来到大城市打拼的85后、90后青年，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选择，独居已不再是件讳莫如深的事情，而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形态。

他们甚至把孤独感调侃为10个等级，其中，“一个人去做手术”“一人看电影”“一人看演唱会”被列为最不想独自做的事情，而一个人去餐厅和吃火锅则被戏谑为独居者的日常修炼。

独居者“独乐乐”，周围的舆论环境也更包容。中国女性情感作家苏芩受访时讲述她的观察说，周围不少做父母的不再催婚，逐渐接受子女一个人生活的状态，他们的观念已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转变为“只要孩子一个人过得好，结不结婚关系不大”。

在中国精神心理专科回龙观医院心理医师林中小路看来，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单身独居还是结婚成家，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老一代人中有不少夫妻的婚姻虽只剩下空壳，仍貌合神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因为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婚姻不再是寄托感情的唯一形式，他们有能力也有勇气拿掉这个壳子，决定要不要独居。

一人户如何走出孤独

独居在中国俨然成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但一个人的生活，真如人们想象般自由随意，过得如诗一般惬意吗？不同年龄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享受独立空间带来自由的同时，也要面对孤独的烦恼。

独居的六年是黄春晓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的增值期，她从最初的普通员工，做到项目主管，薪水翻了一番，工作以外的生活也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她坦言，仍时常会感到迷茫和困惑，其中最不好受的是真实的想法无人诉说。

“父母打电话的内容主要是催婚，他们总以为是我在挑剔。”说起与父母之间存在的代际鸿沟，她颇为郁闷。

上个月为了让父母开心，她带着父母一起游香山，期间不经意提及今后想去寺庙修行的念头，顿时令父亲十分震惊与生气。你总不能跟他吵，跟他说也说不明白”，她无可奈何地说：“我就把话题岔开了。”

与至亲无法有效沟通，而同龄人大多已结婚生子，生活节奏不一样，也没有多少交流的机会。此外，职场同事大多感兴趣的是两性情感、八卦与升迁，而她关注的是宗教哲学，自然也说不到一起。

“究竟为什么要来世上一遭？”一人独处时，她常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为寻求内心的平静安宁，给困惑的情绪找到出口，今年她不惜花费上万元做心理咨商。她对此解释说：“就是想确定自己的想法，让我了解自己，接纳自己。”

疫情令人反思 网络外老龄一人户

像黄春晓这样投入不菲的心理咨询费，来化解独居孤独感的年轻人还为数不多，多数年轻独居者通过社交平台抱团取暖。他们在知乎、豆瓣，以及小红书等聚集各行各业精英的互联网平台上，相互分享诸如“自我保护”“独自生活的技巧能力”等话题经验。

年轻人可以有网络社交等渠道来平息独居带来的焦虑不适，而对于互联网并不熟悉，生活圈较孤立的独居老年人，排遣孤独寂寞更为不易。

北京人陈淑媛（60岁）自儿子五年前结婚搬出去后一直独居。她性格开朗，喜欢跳广场舞，几乎从未因一个人生活而感到孤独过。然而，今年冠病疫情期间，由于无法外出，原先的生活规律被打乱，她前所未有地对未来的独居生活感到忧虑。

她接受本报采访时感叹：“三四个月几乎没人可以说话，都快成哑巴，不会说话了，有人吵吵架也好啊。”

独居是个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结果，也是愈来愈全球化的现象。有分析认为，对于未老先富的中国社会，未来庞大的独居人口或将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杨李唯君指出，今后30年，中国城市一人户家庭在各个年龄段都将快速增长，庞大的一人户将对中国传统的家庭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她说，传统上，家庭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家庭越大越好，而未来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独居，意味着家庭系统可能不再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系统。人们将更加依赖社区、朋友和政府，尤其是老年独居者，可能会因没有家人子女的陪伴而出现健康问题，更多人会在年老时没有子女的赡养。

独居日益成为普遍趋势，但庞大的独居人口会影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杨李唯君分析说，和多人户家庭相比，一人户家庭的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成本效益往往更低，这意味着独居通常会造成更高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和更大的资源需求。

传统上，家庭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家庭越大越好，而未来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独居，意味着家庭系统可能不再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系统。人们将更加依赖社区、朋友和政府，尤其是老年独居者，可能会因没有家人子女的陪伴而出现健康问题，更多人会在年老时没有子女的赡养。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校长讲座教授杨李唯君

文章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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