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政论家：徐志摩被忽视的另一面

本文作者商昌宝，原载于《同舟共济》，2017年第12期

政治热情非一般留学生能比

长久以来，一提起徐志摩，人们马上想到的标签是“诗人”， 此外，徐志摩还是个散文家，叶公超就说过，徐的“散文是在他诗之上”。

作家韩石山在《徐志摩传》中曾写过一段话：“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能不能隐隐约约地感到，把徐志摩定型为一个浪漫文人是一种偏差，把他的成就局限在文艺创作上，不管是诗还是散文，不也是一种明显的亏欠？”韩石山的言外之意是，在作家之外，徐志摩还有大学教授、媒体人、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等身份。

说徐志摩是政论家，并非空穴来风。

稍微回顾历史就知道，徐志摩出国前学的是法科，从北洋大学到北京大学，都没有变。更为关键的是，徐志摩一直崇拜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后来还正式拜梁启超为师，成为入室弟子。梁锡华在《徐志摩新传》中曾评价道：“志摩初期的政论文在行文用字方面是梁启超式的，笔锋带感情而满纸热力活力，真可说是慷慨激昂，淋漓尽致。”

徐志摩为什么崇拜梁启超，而不是文学家林纾、王国维呢？答案是明显的——他热衷于政治。到美国留学后，徐志摩主攻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和课程。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又主修政治学，并在短短时间内修完了硕士课程。在这些专业学习中，伏尔泰、罗素的著作成为他的必修课。

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美国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他与室友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 (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

徐志摩听说有一个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建立了“爱国组织国防会”，他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约了好友前往波士顿，还去了哈佛大学。他在哈佛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与他们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

在吴宓的住处，志摩经常和他们就救国之策进行激烈论争。论争结束，他们来到饭店就餐，席间，他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我记得尼采有这样一句话：‘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这话就像是为我们说的一样。咱们应该向古人学习，卧薪尝胆，为中华儿女闯出一个新世界来。”之后，徐志摩又主动加入美国人组织的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政治热情之高，不是一般的留学生能够比的。

到英国后，徐志摩首先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跟随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费边社会主义倡导者拉斯基。这期间，他不但参加了欧格敦组织的“邪学会”，而且跟随导师拉斯基的夫人亲身参与到英国大选的宣传中。他自己就在文章中讲过，一大早他们就到了选区，挨家挨户地敲门游说，虽然多数人态度比较好，表示会考虑支持工党，但是也有反对工党的人给他们脸色看，让他们吃闭门羹——试想，200多家门敲下来，一张张难看的脸看完，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热情，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这时期，徐志摩还潜心研读了韦尔斯、萧伯纳等人的著作，并结合拉斯基的思想，给老师梁启超办的杂志《改造》写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评韦尔斯之游俄记》中, 徐志摩介绍了韦尔斯在苏俄的亲身经历:当韦尔斯去参观一所小学时，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他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大家一起回答：韦尔斯。再问，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当场背诵了他的十多种著作。这让韦尔斯很不高兴，他凭直觉判断，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后来，他特意躲开苏俄接待方，独自来到另一所学校，又把那些问题一一提出，结果该校学生一概曰否。接着，韦尔斯又来到该校的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一本自己的书。徐志摩为此写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

诗歌与政论左右开弓

待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罗素回伦敦后，徐志摩急忙前去拜访，此后更是频繁交流。梁锡华在《徐志摩新传》中写道:回国后的徐志摩，“文体多了一种幽默讽刺的风味。在这方面罗素及一般英国作家的影响颇为显著。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时间能追及罗素著作中所表现的惊人智力，以及文字的明快利落”。此处可见，在徐志摩的思想底色中，罗素占据了相当大的成分。

说到底，徐志摩后来钟情于文学，不过是留学末期一两年的事。也就是说，在徐志摩的知识体系中，文学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后来他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那不过是他在文学上太有天分、太用力而已，并且遮盖住了他的其余光环。不妨来追溯一下：

回国后，尽管徐志摩已经立志投身于文学创作，但他对社会的关心和对政治的热情同样非常高。且不说他积极参与梁启超的“研究系”，单从写作文章和主编刊物这两方面看，就足以说明问题。

例如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于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法学家王宠惠、北大教授罗文干等人入阁，但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刚刚回国的徐志摩，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并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1923年冬，听说张君劢要办《理想》杂志, 徐志摩迫不及待地写下了《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这篇文章，尽管洞见还不够深刻，但行文间还是流露出对古希腊、雅典共和政治的透彻了解，尤其是他关于英国民主政治的阐述, 堪称经典，不妨来看一段：“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 (如大陆诸国) ，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这一小段文字，将英国政治生态的面貌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此外, 徐志摩还写作了《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青年运动》《论自杀》《守旧与“玩”旧》等政论文章。

1926年3月，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中国国军队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三一八”惨案，这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他不但将自己负责的《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办成了“三一八专号”，先后刊发了饶孟侃、杨世恩、闻一多、蹇先艾等人的文章，自己也写作了政治抒情诗《梅雪争春》和政论文《自剖》，其中诗歌的最后一句是：“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后文中，他写道：“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可以说，这一阶段，徐志摩在诗歌与政论上是左右开弓，两不耽误，而且相较文学，政论文章不但数量不少，质量相比同时期的政论文章，一点也不逊色。

在《晨报》被游行的暴民火烧后，徐志摩在《晨报》副刊恢复之后撰写的《灾后小言》中声明：“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和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 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民族危亡激起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性。徐志摩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顾维钧当时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汇报东北、华北局势，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他一起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

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剧作家熊佛西与他作了最后的长谈，熊后来回忆道：“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北风呼呼的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经历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

徐志摩回到上海后，与陆小曼发生过争吵。11月19日清晨，他乘“济南号”飞机去北平，却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

天不假年，徐志摩在时年34岁时不幸告别人世，否则，在现代中国转型的思想界阵营里，他不会逊色于胡适、罗隆基、储安平，他的政论家身份，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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