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忍辱负重第一人——毛泽东

✰✰✰✰✰陈永胜神州红魂 2022-10-18

千古忍辱负重第一人——毛泽东

作者：陈永胜

来源：红旗文献

　　毛泽东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以来第一位“全能型”人物，称为“神”都不为过。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伟大的哲学大家、诗人、教育家、书法家、导师、伟大的社会主义探索者、实践者。

　　千古无人能出其左右。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在相当长的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沒有得到他的战友或前领导的理解和认可，而是在经历了上百次你死我活、残酷的战役，直到四渡赤水后才逐渐被确立为核心领导，被大家所拥戴，时间之久，过程之波折，令人惊讶。

　　下面重点从几次反围剿战役事件讲起，后人在写毛泽东传记的时候，主席最不愿意提起的就是那段在苏区不愉快的经历。

　　五次反围剿战争是幼小孱弱的苏维埃政权对抗强大的蒋介石武装集团，残酷可想而知，各自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不同，中央苏区一次失败都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蒋介石则不同：有的是兵力，失败了完全有能力再组织，伤不到元气。

　　反观五次反围剿战役，每一次战役都是不对称的。可毛泽东认为：强大和弱小是相对的，再强大的敌人，也有弱点。只要避敌锋芒，机动灵活，待机破敌，强弱也会相互转化的，只要我们战略得当，战术对头，发挥优势，一定会击败敌人的。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初露端倪。

　　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时间发生在1930年11月至次年的1月间，蒋介石结束了中原大战，取得胜利，转而迅速抽调兵力十万余人围剿中央苏区。当时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只有四万人，总司令是朱德、总政治委员是毛泽东。

　　毛泽东采用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采用诱敌深入、声东击西，以少数兵力牵制、消耗、疲惫敌人，主力保存实力，伺力歼敌，经过短短的三个多月，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共歼敌一万多人，缴茯各种武器一万余件，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可第二次反围剿就有所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1931年3月，国民党军调集20万兵力开始围剿，当时红军有3万人，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影响，情绪高涨，积极准备第二反围剿。

　　期间，项英受党中央王明派谴，空降来到苏区，担任中央书记和军委主席，实际主宰了在苏区的军事指挥权。

　　这种情况下，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岐，也就是围绕第二次围剿打不打的问题。

　　项英主张不打，因为敌众我寡且敌装备精良。

　　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并且指出“没调查就沒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沒有发言权”。

　　另一争论焦点是任弼时带来的临时中央的指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苏维埃根据地”，也就是换地方另开根据地。

　　很多人开始倾向项英与任弼时的意见，主张打的毛泽东意见占少数。

　　于是有人建议召开苏区中央扩大会议，解决打不打的问题。

　　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形势：虽敌人众多，但不是蒋的嫡系，內部矛盾重重，弱点多，地形不熟，官兵恐慌。而我军士气旺盛，准备充分，胜利的条件比第一次更具备。再加上军队高级干部发言热烈、信心十足、慷慨激昴，这样毛泽东主打的意见占了绝对优势，使那些主张放弃根据地的人不再坚持了。从而成就了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前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巩固了毛泽东在苏区军事指挥地位，也顺势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反围剿。

　　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形成，其核心就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

　　这种战略战术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了极大发展，以弱胜强的战例数不胜数，这也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国军事思想的宝典。

　　可惜好景不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在作战方向问题上毛泽东又同后方的中央局的领导产生了分歧。

　　其实分歧原因是深层次的，有时是超出了个人主张、意见本身的范畴。

　　一是中央顶层一直存在土、洋之分的，洋派根本看不起土派。
　　洋派人物代表：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刘伯承等；

　　土派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基层的一些指战员们。

　　二是以王明为主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有绝对领导权、发言权，来自基层正确主張和言论得不到重视和釆纳。

　　三是源于毛泽东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长期在军事上的分歧。

　　以毛泽东那种“老子不信邪”的精神，是很难与洋派达成妥协的。

　　但这次后果很严重。

　　1932年10月3日，宁都小源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以及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再次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兵错误”和“筹款待机错误”。

　　会上暂时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离开前方去后方养病。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吵，朱德、林彪、彭德怀主张毛留在指挥前线，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

　　在关键的举手表决中，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

　　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游击主义”的文章，批评他们右倾化思想，指责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刘的举措无疑是加重了对毛泽东的打击。

　　其实，毛泽东的早期战友当中，无论朱德、陈毅、周恩来等人，初期都反对过他、打击过他，后来无一不被他的军事及政治才华所折服，这是一个领袖在其成为领袖的道路上必须接受的艰难考验。

　　宁都会议的这次打击对毛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一次，但还只是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

　　任弼时当时是苏区中央局核心成员，他是中央“进攻”等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他的任务就是要为以后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的上台扫清障碍。

　　所以，毛泽东下台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虽然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役，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与，但他的战友朱德，运用了他们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发展，采取大兵团伏击战，俘虏官兵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先例。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曾特意到毛泽东的泥草屋看他，并安慰说：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毛、周并不算深交，但周深知毛泽东对战争有丰富的经验，对战略具有独特见地，是绝对不可多得的奇才！周恩来的到来无疑是对心有积郁的毛泽东莫大的一种安慰。

1934年4月，距宁都会议时间过了一年多了，“休养”中的毛泽东并未停止思考，依然关心着苏区的红军命运，思考如何应对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可有谁够听他的呢？

　　他常常一个人自喃：
　　“天道常变易，
　　运数杳难寻。
　　成败在人谋，
　　一诺竭中困。
　　丈夫在世当有为，
　　为民播下太平春。”

　　战役终于打响了，毛泽东曾找过三人团，向他们建议：红军应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具体计划是将红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在湖南境内集结，在这一地区消灭敌人，后再返苏区。

　　后来，据军史学家研究，这也可能是唯一能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正确应对策略。

　　但令人惋惜的是，他的建议还是遭到了三人团的否决。

　　最终，这场被毛泽东称为“与老龙王比宝”的战争，以红军的失败而结束，红军命悬一线，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说起毛泽东能够参加长征也是颇费周折的，甚至是幂幂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初期三巨头博古、李德、项英是不同意带毛的，可又担心留下毛泽东，项英的苏区中央书记当不稳，毛泽东有可能在根基深厚的苏区会东山再起，这是三人不愿看到的局面。

　　几经权衡，认为毛泽东在军中已无实权，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以虚心接受周恩来、洛甫的留人意见为名，批准毛随军转移。

　　毛泽东当时身患虐疾，博古又特批他享受与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这也为以后毛说服王稼祥倒戈博古、李德提供了契机。

　　伍修权几十年后说：“此举，实际上也相当于救了红军，如果主席也被留在苏区，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湘江战役开始了。这是一场被动的战役，是敌人早已设计好的，红军被迫转移途中不得不打的一场战役。虽说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及这次战役过程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但这场湘江之战却不可避免。无非是指挥得当与否，红军损失的多与少的问题。

　　但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其里面蕴含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时机把控；时间、空间如何运用、转换；情报的收集、应用；进攻与佯动、撤退路线的虚实、反复等等，这也绝不是三人团能力所能及的。

　　原本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毛泽东建议：湘南守敌比较薄弱，可适时转入湘南，打几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即可扭转战局。

　　和前几次正确建议一样，这条颇富创造性的意见被博古、李德等人无情拒绝了。

　　最终中央红军虽突破了湘江，但损失惨重，红军从开始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之惨烈，让久经沙场的毛泽东也是一声长叹。

　　哀伤的红军用这样的诗句描述：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魚。

　　湘江战役失利后，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前严重敌情和红军极度疲劳、战斗力空前减弱等实际情况，仍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紧要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建议开一个会议决定红军前进方向问题。

　　这次他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洛甫、周恩来等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召开了。
　　《杨尚昆回忆录》：“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釆纳了这个建议”。

　　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伍修权回忆录》：“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

　　后面是毛泽东的发言，他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批驳了博古为失败所做的辩解，他指出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估计政治形势，过分扩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

　　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伍修权回忆录》。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取消了三人团，最高军事首长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经历不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已领袖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对这支行进于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的红军而言，大家对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认识绝非那么信任和稳固。

　　复出后的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叫土城之战，之所以选择攻打土城，本意迷惑蒋介石，出其不意，但由于对敌军情报翻译出了错误，反而成了腹背受敌。

　　时任军委参谋的孔石泉回忆说：“当时我们也截获了国民党的情报，但是把一个旅的守军翻译成一个团的守军，导致敌人越打越多，不得已而撤出战斗”。

　　土城之战是毛泽东一生中少有的一场败仗，此战也被博古嘲笑：“看起来，狭隘的经验论者也指挥不了”。

　　但毛泽东认为打仗从来也沒有什么长胜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便可以树立威信、稳定军心；但一胜两败就不行了。

　　1935年3月10日，红军的弹药、粮食供给出现了困难，大家都主张攻打富裕的打鼓新场以获得补给，首先是由朱德提出来，洛甫主持会议讨论，会上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他认为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及打鼓新场压来，攻打打鼓新场会使红军陷入重围，有全军覆沒的危险，不能打。

　　洛甫在会议上釆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不仅把毛泽东的主张否决掉了，同时也把他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也给表决掉了。

　　夜间，毛泽东手提马灯分别找到朱德、周恩来的住处，分析敌我形势，苦口婆心说明利害关系，才在11日的会议上取消了对打鼓新场的战役。

　　实际上不攻打鼓新场不仅仅是怕陷入重围，而是毛泽东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还有一次就是四渡赤水时，林彪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撤换毛泽东，让彭德怀来指挥。

　　从中可以看出，那时毛泽东的地位、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一系列的实践检验而逐步获得大家的认同。

　　四渡赤水堪称是毛泽东的经典之作，最能反映出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可很多人说，四渡赤水主要靠的是情报准确。其实这句话有失偏颇，早在前几次反围剿以及湘江战役时，上海的情报人员都已破译了敌人的电台密码，早期的三人团们获悉的都是敌人的准确情报。可见情报在不同指挥员手里，会发挥出不一样作用。

　　就如同倚天剑、屠龙刀一样，在平庸者的手里，可能会为自已引来杀身之祸；而在高手手里，他就可能叱咤江湖，威震四方。

　　1960年5月，蒙哥马利访华，他跑了很多城市、乡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毛主席说”，例如在洛阳拖拉机厂，一负责人说：“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问医生时，医生则说：“我们是在按毛主席说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最后，他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只有毛泽东。

　　殊不知，毛主席、共产党能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信任的过程是那么的艰辛与漫长！那么的来之不易！

　　毛泽东被全国人民当做“神”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搞“个人崇拜”，我这里想说的是，你也可以搞个人崇拜，大家也都可以搞个人崇拜，关键是你可以看看全国人民有几个信你，崇拜你？

　　既使毛主席在国内威望极高的时侯，但他的一些做法依然不能得到他的战友理解和支持，甚至反目。

　　写有关毛泽东文章，总有一个绕不掉的话题，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也成为一些人诟病和攻击毛主席的抓手。

　　自对毛主席的“三七”论公开后，全国至上而下便发起了“妖魔化”毛泽东运动，抹黑化文章、言论铺天盖地，伤痕文学流行，仿佛一夜之间毛主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纵观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对待自已的领袖，诋毁一个在极弱极贫中率领广大劳动人民开创共和国的缔造者！更有甚者，拿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毛岸英说事：镀金为了当太子！真是灭绝人性的话语！让人心寒。舍身处地的想一想，领导人中有几人能够做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战场上？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黄与毛进行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对话。

　　黄炎培问：“……，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能否找出一条新路。”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何实行民主？如何让人民监督政府？如何保持江山不变色？这是摆在毛泽东眼前实实在在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长久的困扰着毛泽东。

　　毛泽东是哲学大家，也是位思想家，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文化大革命？以主席一贯的英明睿智决不是一时冲动，何况是整整十年！

　　这也是在当今学术界、思想界争议最大的问题，影响到了数亿人。想不争论、不讨论那是不可能的。

　　晚年的毛泽东常常一面读陈亮的词一面垂泪：
　　南宋陈亮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
　　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
　　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
　　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对？！
　　可见主席的孤寂、凄凉以及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失望！历史的选择，身后之事，主席也是无能为力了。只能以这句诗表达对主席的敬仰：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已，得地本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