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后的中日博弈：一个战胜国对另一个战胜国的欺凌
编 辑 | 静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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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斐迪南·福煦与德国代表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一节车厢里签订了停战协定，标志着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北洋政府所领导的中华民国于1917年作为协约国成员参与“一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列席列强们重新规划战后世界版图的“巴黎和会”。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渴望收复主权并融入国际社会的一次尝试。
然而，巴黎和会所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无视中国诉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击破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近乎完美的西方形象，而通过“十月革命”走上崭新道路的苏联让国人转而认为俄国革命可能才是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唯一成功模式。
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也让“救亡”压倒“启蒙”，激进派打倒自由派，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由“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所著《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中国的弱势政府和强势声音
1911年之后，中国政府的疲弱加强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日本人要求本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强大来获取利益；另一种声音则是中国的青年人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反抗日本。
这个想法并不为其他国家所接受：1895年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大连与旅顺。此事进一步巩固了“满洲”在日本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他们认为，在与俄国人的战斗中，有十万日本战士洒下了鲜血，才为日本“赢得了”“满洲”。而且日本人口太多，国土太小，他们需要地广人稀的“满洲”安置过剩的人口，使他们可以安享繁荣。
在明治时代的四十四年间，日本人口从三千五百万增加到五千万。随着公共健康和卫生的改善，每年增加的人口高达五十万。移民美国愈发困难，因为美国出台了反对日本移民的政策，包括西奥多·罗斯福主政时期通过的《日美绅士协约》。门户大开、面积是日本国土两倍的“满洲”，似乎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批评流行的“满洲”梦最尖锐、最有名的是石桥湛山。他是专栏作家，后来是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东洋经济新报》（后改为《周刊东洋经济》）的出版人。石桥从现实角度批评“满洲”梦：“满洲”和日本最主要的对手俄国，有着几千公里长的边境线，戍守、平定广阔的“满洲”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若是在国际市场上按照国际标准价格购买“满洲”生产的农产品或煤炭和铁矿石，价格相对更便宜。
石桥也认为，日本应将自己的受教育人口看成是一份资产，而不是负担。他建议用节育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早在1915年，石桥就在推广美国倡导节育人士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文章。与一小部分日本的反帝主义者一样，石桥感到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殖民政策正在培养几代“反对日本、贬低日本、永久仇恨日本”的人。
石桥湛山（1884年9月25日－1973年4月25日），日本第55任内阁总理大臣。著名记者和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战前进行反战、反侵略主义活动及战后为恢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的贡献，已得到社会公认和高度评价。他主张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平相处的“小日本主义”，如今在日本依旧发挥着影响力。
日本负责与中国谈判辽东半岛控制权问题的，是大隈重信内阁。1914年初就职的大隈是著名的政治领袖，但不是寡头集团的元老。大隈长期推崇英国式的内阁，在七十六岁高龄时第二次成为首相。他极受欢迎，以创建早稻田大学闻名，这是一所培养新闻记者和政治人物的私立大学。
他任命加藤高明为外务大臣。加藤是一位经验丰富但自以为是的外交官、忠实的亲英派、前三菱公司高管，于1924年成为日本第二十四任首相。大隈以中国人的朋友知名，但如同其他亲中派，他也认为“满洲”问题是另一回事，在1911年后的乱局中应该尽力确保日本的“利权”。
正当外务大臣加藤准备谈判之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与英国是盟国，加藤亦曾担任驻英公使。他支持英国反对德国，以及攻击德国霸占山东半岛，包括胶州湾的青岛要塞港，那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
1914年8月，日军派出二万三千名士兵向青岛的五千名德国兵发动进攻，英国只象征性地派出一千五百名士兵助攻。日本占据优势，但这场原来预期是速战速决的战争，却比原计划困难得多，伤亡也更惨重。
令日军大为震惊的是，日本的军事技术居然在德国之下——他们原计划要打的是一场传统的步枪加刺刀的步兵战，就像当年日俄战争时那样，然而这次面对的却是现代化的炮兵，且首次碰到了空军。
日本媒体上的文章都在粉饰军队在战斗中遇到的困难，同时大力宣扬1905年后日本首次获得辉煌的胜利。但这场战争悄悄发起了一场重估日本军事政策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几十年，因为没有一个中央权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二十一条”、
巴黎和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爆发
在青岛战役中“战胜”德国后，日本领导人有了政治动力和自信，不仅要与袁世凯政府谈判，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利权，还要求获得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所谓的《二十一条》（日本称《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不久，一个颇具侵略性而蠢笨的外交错误，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使该条约变得臭名昭著。《二十一条》模仿俄国二十年前对清政府提的六点要求，但日本的要求更多：要求领土，要求对通商口岸的独占权，还要求在袁世凯政府中安插日本顾问。
《二十一条》，1915
首相大隈重信领导的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对后明治时代的内阁是否有能力处理好与中国新政权关系的第一个考验。在明治时代，天皇和元老们会先制订战略，然后将讨论结果委派给内阁以及官员们执行。但这一次，首相大隈重信和外相加藤高明故意没有请示元老。
根据宪法，只有大正天皇才有签署条约的权力，但今天我们甚至找不到他们请示天皇的记录。大隈故意等到12月国会关闭后才提出自己起草的对中国的要求，使草案规避了国会中七嘴八舌的辩论。国会的多数党领袖原敬是大隈的政敌，他于1918年至1921年期间担任首相。
1915年1月，加藤高明指示日本在北京的最高外交官，即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袁世凯对此保密。加藤希望此事不仅对外国列强保密，对日本其他权力中心也要保密。
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袁世凯为人精明，知道如何将手中的微弱实力最大化。他组建了一个老练的谈判小组，请日语流利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曹汝霖参加与日本公使的谈判，也借用了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力量。
为了赢得时间，曹汝霖安排与日置益每周会谈一次，每次讨论《二十一条》中的一条要求。谈判从1月开始，到5月仍在进行。然而，袁世凯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已无力抗拒，只能表示接受除第五条外的所有要求。
条约第五号的内容包括：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担任顾问；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学校等拥有土地所有权；中国警察机关须聘用日本人；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的军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允许日本拥有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的铁路建造权；福建省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如需外国资本，须先向日本协议；允认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的权力。
袁世凯无意为谈判保密，他开始使用一种弱者的武器——国际舆论。他招募了一个能干的年轻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顾维钧（Wellington Koo），让他去和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和外国媒体沟通，以博得他们对中国的同情。顾维钧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频繁会见西方人。
数周内，阴险狡诈、咄咄逼人的日本乘虚而入从中国谋取利益的形象传播开来。一俟新闻报道出现，袁世凯便开始派遣中方发言人前往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和伦敦等地，在各种外交聚会、商会和政治集会上发言。这种公众外交模式后来被袁世凯的继任者效法，演化成众所周知的“中国游说团”。
那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由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任命的保罗·芮恩施（Paul Reinsch）。芮恩施是一名学者，虔诚的基督徒，热心处理中国事务，对日本有严苛的批评。但除了对日本进行道德批判外，美国并未准备采取其他行动。
芮恩施所尽的最大努力无非是一份公开声明：“凡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业经议定或将来仍须议定之合同，并所允认各节，美国政府对于该合同与所允认各节内所有损害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按约所有权利之处，并损害中国国政主权、领土权或各国与中国邦交上名称所谓门户开放主义，一概不能承认。”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的声明仅是一纸空文，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将其付诸实施。
中国的公众舆论策略是有效的。甚至在日本，该策略为包括原敬在内的大隈的众多政敌提供了攻击他的弹药。很多大隈的批评者通过外国媒体上让他们尴尬的文章了解谈判的情况，但他们着眼于大隈内阁糟糕的策略，而不是《二十一条》的内容。
相反，他们都和大隈的看法是一样的，既然袁世凯如此难以预测，更应设法巩固日本的利益，比如在辽东半岛的利益。甚至有些外国观察家也认为，如果放在当时的外交背景下，日本的要求纯属合理。但包括元老和原敬这样的政治人物在内的各种派系，都认为大隈首相无谓地激怒了中国和美国，因此将日本隔离于国际事务之外。
原敬(はら たかし，1856年2月9日-1921年11月4日)，号一山，是日本的政治家、第19任日本首相(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岩手郡本宫村（即现在岩手县的盛冈市）出生。历任递相、内相、内阁总理大臣。打破萨长藩阀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日本第一次的政党内阁，但是在任内被暗杀。
巴黎和会，1919
很多中国政府官员都把赌注押在凡尔赛宫举办的巴黎和会上，希望该会议可以阻止日本在中国的扩张。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演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领导人的期望。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英语：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博士、文学家、政治家、美国第28任总统。
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该派谁去巴黎参加和会，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旅费问题。中国代表团总共有五十位成员，包括数名外国顾问。一些重要成员由于多年来代表各种中国政府和派系出席国际会议，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熟知。
其中包括顾维钧，他当时是段祺瑞政府派驻华盛顿的公使；还有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的施肇基（Alfred Sze），当时在伦敦担任中国公使；来自上海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王正廷，当时代表广州的护法军政府驻守在华盛顿。中国代表团的旅费来自段祺瑞出面借贷的款项。尽管代表团成员来自各方势力，但他们目标一致，都要求从日本人手里取回曾被德国占领的领土。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号称“北洋之虎”，皖系军阀首领，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1916年至1920年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段祺瑞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段严词拒绝。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逝于上海宏恩医院。
结果，中国一无所得。亚洲议题并非巴黎和会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对美国人来说。日本代表团试图将禁止种族歧视的条款纳入国际联盟的盟约，中国代表顾维钧在这一点上也支持日本，他们遭到了失败。
一些日本代表团成员威胁，如日本不被允许接手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他们将退出和会以表达不满。美国代表团担心日本的退出将使本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国际联盟分崩离析，遂支持日本的主张。
中国因为丢了山东，成为一战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由威尔逊总统任命的驻华公使芮恩施辞职，他声明：“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任威尔逊总统多次宣布的原则，他说的话已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一想到中国人会受到的打击我就感到心烦意乱、心灰意冷，这将使他们的希望破灭，摧毁他们对国家平等的信心。”
芮恩施 （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美国学者、外交官，美国当时著名的远东事务权威之一；芮恩施出使中国期间，经历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一战”中与德国断交以致对德宣战、“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他在公使任内，与中国人士交游甚广，“对中国抱十分希望”。
中国失去山东利权的消息传到北京和上海，年轻人游行抗议，导致一场后来被很多人视为代表新中国诞生的青年运动——五四运动。游行示威在北京持续了几个星期，并蔓延到其他城市。大众集会的爆发以及5月4日之后发表的大量文章均得益于新制度的发展，尤其是1919年前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
旧的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成立的现代大学吸引了大量学生。他们住在一起，互相影响。同其他拥有大型大学的国家一样，中国的年轻人发展出了一种同学友情和青年文化，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接受新理念。这些学生很容易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变成了一个突破点，使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公开涉入国家议题。
华盛顿会议、原敬与币原喜重郎
《凡尔赛条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但却无法满足中国的诉求，或者更宽泛地说，无法满足亚洲的诉求。因此，美国按照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当政时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意见，组织了华盛顿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各国海军为建造新战舰进行的昂贵的军备竞赛，以及“澄清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的误解，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的误解”。
这是一个超级大型会议。每一个与会国都派遣了多达一百至一百五十位代表，包括比利时、英国（加上来自其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的代表）、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葡萄牙和美国。
会议从1921年11月12日一直开到次年2月6日。德国和苏联都没有参加，也有些国家批评华盛顿会议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一次冒险。
华盛顿会议
中国与会代表将华盛顿会议视为纠正《凡尔赛条约》错误的机会。如同在巴黎和会上那样，谁可以代表中国是很复杂的事情。1921年4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因此美国国务卿休斯建议北京政府和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都派代表参与会议。但孙中山拒绝了，声称广州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
北京政府派出多达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其中包括顾维钧和施肇基。但外界既不清楚北京政府究竟能控制多少个省份，也不清楚究竟是谁在控制北京。尽管中国代表团获得了作为外交官的尊重和尊严，但国际社会知道他们不能代表整个中国。
最初，日本政府有很多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华盛顿会议。有人把威尔逊总统的风格批评为“道德攻击”，但他们还没有看出哈定总统的新美国政府是什么风格。
日本首相原敬支持这个会议，他认为把一战前德国占领的领土归还给中国是一次改善被《二十一条》破坏的日本国际形象的机会，同时也可以改善日美关系。
原敬也愿意利用这次机会减少军事费用。他任命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担任日本代表团团长。加藤是日俄战争的英雄，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军队实现限制军备的目的。另一个关键的参与者是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
币原喜重郎（1872-1951） 日本第44任首相（1945年10月9日—1946年5月22日），外交家。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工作。曾任外务书记官，驻荷公使、驻美大使馆参事官。1915年起任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寺内正毅内阁、原敬内阁的外务次官，其间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
根据商定的议程，华盛顿会议作出的任何协议都需获得所有国家同意；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必须得到九个国家同意。前美国国务卿、前参议员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
该方案极其抽象，九国都同意了。这些国家保证做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权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九国公约》，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这标志着中国重新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在会议上，顾维钧、施肇基与币原喜重郎及其助手佐分利贞男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们最初在巴黎和会上相识，经过在华盛顿四个月的紧张工作，又进一步巩固了彼此的关系。佐分利注意到，巴黎和会上各国只想获取本国利益，而在华盛顿，他们更像一个跨国团队，旨在解决共同的问题。
与币原喜重郎一样，佐分利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交官，曾在中国担任多个职位。他娶了外交家小村寿太郎的女儿。小村是西奥多·罗斯福在哈佛的同学，日俄战争后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的日方代表。会议期间，币原因病缺席，佐分利替他出席了很多与顾维钧和施肇基的会面。
华盛顿会议之前，在首相原敬的领导下，币原喜重郎作好了归还山东半岛的谈判计划。中日代表团一起拟定了为期六个月的归还时间表，同时中国方面将补偿日本为山东交通建设支付的资金。
英国声称，如果日本放弃在青岛的利权，那么英国也将放弃在威海卫的利权。与会各方没能彻底废除复杂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会议上的商讨为20世纪20年代随后几年设定了一些议题，比如关税自主。币原组成了包括佐分利和矢田七太郎在内的团队，在华盛顿会议后继续讨论中国问题。矢田曾说过，除非取消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与中国的问题没法解决。有一个日本不愿谈的议题就是“满洲”，包括日本在辽东半岛的权益。
华盛顿会议是成功的，但也有局限。几个拥有海军的主要国家同意停止竞相建造昂贵的大型战舰，但可以继续建造轻型驱逐舰、护卫舰和潜水舰，也可以继续发展航空母舰。在中国拥有权益的列强也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比如关税问题、邮政制度，以及山东半岛等有争议地区的问题。
涉及中国主权的重要问题，比如司法权与外国驻军和驻警问题已登记在册，但还没有解决。日本和西方列强共同的警告是，不平等条约不能完全废除，除非中国重新统一、实现对全国领土的控制，并能保证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因为中国没有统一，因此不能以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相待，这既是原因也是借口。
在未来的365天，东亚君将与各位朋友一起去分享110本曾在全球知识界产生过广泛影响、同时也曾给予我诸多刺激的名作。
希望能以此为各位读者带去新的冲击与启示。期待各位加入东评学社，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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